在以問題意識爲指向的跨學科研究背景下，在對個案的研究過程中“文學”概念的界定並不成爲局限西方學者材料選擇的關鍵，宗教文學的概念在大文學觀的影響下，傾向於指“在宗教的作用下，表達宗教體驗、宗教感情以及反映宗教主體精神世界並體現出與其他文學有别的特殊感情、特殊體式的文本作品”[42]，在這樣的標準下宗教文學探討的對象不斷得到開拓，從對經典詩詞、小説、傳統經文的分析轉向戲劇、寶卷等民間文本，並且對文本的分析也並不限於對文學議題的回應，正如高萬桑在評價康笑菲的狐仙信仰研究時所説的，將對歷史、文學和人種學的研究熔爲一爐，這正是中國宗教研究領域最新的研究趨勢之一。
除了前文提及的詩賦、經文和仙傳，西方學界對小説的翻譯、作品的藝術性及比較文學的研究很早就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以帶有濃烈宗教色彩的小説《西游記》爲例，不論從宗教隱喻還是文學審美上來説它被認爲是神魔小説的最高成就[43]。相關研究如吴益泰的《中國神話》[44]、亞瑟·韋理(Arthur Waley)論述玄奘的傳記與小説《西游記》的關係的《真實的三藏法師及其他》[45]、柳存仁(Liu Ts'un-yan)的《全真教和小説西游記》[46]、浦安迪(Andrew Plaks)討論如何廣泛運用“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言手段以達到藝術上的成功的《西游記與紅樓夢中的寓言》[47]等。與此同時，《西游記》也出現了大量的翻譯作品。較爲知名的英文譯本包括較早的亞瑟·韋理譯爲《猴》的版本和余國藩(Anthony Yu)翻譯的四卷全譯本等[48]，西游記中與道教相關的如煉丹等主題在此過程中也得到進一步討論[49]。而與《西游記》同時代的其他作品，則較少能得到宗教研究者高度的關注。美國德保羅大學文學與社會科學系教授蔡霧溪(Ursula-Angelika Cedzich)就曾指出對如《南游記》等不夠知名的文本的關注應得到提升，對此類叙事文本的討論在下文還將議及。
相對於詩歌和小説，純粹的對與道教相關的戲劇的研究相對較少。曾任牛津大學教授的英國漢學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對元雜劇的特殊形式“全真劇”的研究涉及元代全真劇流行對雜劇創作的影響，以及雜劇作品裏曲折反映的全真教祖師的形象及有關宗教傳説的形成過程[50]。前哈佛大學荷蘭裔教授伊維德(Wilt Idema)的戲劇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戲劇的結構與道教之間的關係。他最近的研究分析了十六世紀出現説唱道情以來，韓湘子度化叔父韓愈的傳説這一流行的主題。利用現存的兩種韓湘子傳説的道情文本闡釋了從晚宋以來的戲曲形式的發展、包括人物角色的設置怎樣影響了這一傳説的叙事結構[51]。斯坦福大學教授韓德林(Joanna Smith)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晚明文人關帝祭祀活動中供奉戲劇表演活動的功能作出了説明[52]，這與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觀察到的演劇現象有相通之處[53]。(www.xing528.com)
受到道教研究向民間宗教與信仰轉向的影響，學界對民間文本的興趣與日俱增。獲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榮譽教授的歐大年(Daniel Overmyer)對明末寶卷這一宗教文學形式的源流、内容和性質進行了分析，揭示了其中對道教術語的運用方式和以儒家爲宗的三教思想雜糅的理路[54]。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教授祁泰履(Terry Kleeman)對文昌信仰的研究[55]、美國卡奈基美崙大學教授康笑菲(Kang Xiaofei)對狐仙信仰的研究[56]，都大量藉助了民間宗教的文本，甚至是宗教文學以外的材料來綜合分析民間神祇與民間信仰的具體狀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