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學術背景下“宗教”概念的反思從其誕生之時起就持續著，也影響了海外研究者對中國宗教性質與分類的認識，楊慶堃等對中國宗教性質的討論時至今日依然啓發著研究者重思中國宗教現象的表現形式[30]，正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席文(Nathan Sivin)在對西方道教史研究中指出的“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理解中國傳統宗教從而造成的概念上的不斷轉變正反映了道教和民衆宗教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31]，近來的道教研究將道教視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研究視野也從傳統的宗教、哲學、歷史向藝術、宗族、社會關係等領域進一步延伸，使得更多的文本得以被納入道教的發展脈絡中討論[32]。
除了歷來備受重視的仙傳，神話、民間傳説等都曾被用以追溯或探討文本與中國社會歷史的真實或是象徵關係。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黎惠倫(Whalen Lai)對以河伯爲代表河神的形象演變的研究展現了神話層累的特徵[33];美國理海大學宗教研究系講座教授吉瑞德(Norman Girardot)强調在比較宗教學視域下展開對道教、中國神話等的研究，對創世神話、道德經及早期道教中的神話主題作出了宗教學的分析[34]。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東亞文化研究所主任雷米·馬修(Rémi Mathieu)對中國的神化研究亦有所涉及，在人類學方法的引入和對六朝文學中鬼怪問題的解釋方面貢獻尤多[35]。在承認中國的神話傳統的基礎上，對神話的歷史性質和歷史史料中的神話原型，以及這種性質在三教背景下的展現方式依然是具體課題討論的重點。
西方學界對神話與傳記或仙傳的研究關係最爲密切。但是其探討的方式更加偏向於對傳説主題和意象的分析，對神仙的内涵或仙傳的概念的探討較少。早期的研究如馬伯樂(Henri Maspéro，1883—1945)對《紫陽真人内傳》或是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關於《漢武帝内傳》的研究[36]，都顯示了研究者對文本中宗教内容的敏感，在這些研究中文本的道教與儀式背景被進一步揭示出來。此外，在對列仙傳的翻譯過程中，康儒博(Robert Campany)、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等也對其中的主題和意象作了深入的討論[37]，《列仙傳》與《神仙傳》大約奠定了西方學界對中國南方道教神仙形象的基本印象，一些對神仙形象發展的研究文章也是從此出發進行探討，如美國肯塔基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教授馬修(Matthew Wells)對葛洪傳記的研究就體現了對這種思路的繼承[38]。(www.xing528.com)
對民間神仙信仰的研究體現出向某些特定神靈集中的傾向，例如宋元以降最爲著名的神仙吕洞賓和包括吕在内的八仙信仰的研究近年來不斷得到發展。胡法心(Frazeen Baldrian-Hussein)的研究較早揭示了吕洞賓在傳教過程中展現的多元身份，這與傳統的傳教者的形象出現了分歧[39]。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中心教授洪怡沙(Isabelle Ang)對吕洞賓信仰也進行了全面梳理，追溯了其信仰的特徵和轉變[40]。二十世紀以來海外學界對八仙的重要研究被翻譯並收録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一書中[41]，包括關於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方面的代表成果六十餘篇，作者包括中外道教、民間信仰、民間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專家和學者。葉慈(Walter Yetts，1871—1957)、阪内榮夫、小野四平、森由利亞(Mori Yuria)、康豹(Paul Katz)等學者都從宗教學的角度對八仙文本進行了分析。該書體現了東西方學界就普遍關心的道教文學議題展開交流的可能，對於理解和貫穿與八仙有關的文本，並進一步完善對八仙形象的誕生和發展的認識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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