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道教文獻的整理和詮釋是推進西方道教與文學研究發展的基礎之一，也是從文學研究出發探索道教對文學的影響向道教文獻内部的文本分析的思路轉變。這一發展趨勢得益於道教研究訓練的不斷完善和對道教經典的全面整理。曾任職法國高等研究院的荷蘭裔法國學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與澳裔法國遠東學院教授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歷時近三十年共同主持的《道藏通考》是此一方面的代表作[15]。該書總結和評價了正統道藏和續道藏所涉全部一千五百部經文，在斷代的基礎上對經文内容提出批判性的歷史分析，力圖還原經文創作的歷史環境，指出其在傳播性質上的重要性。對藏内文本的分析始於文獻學考察，但其研究的目的始終與道教史發展的議題相關聯，除了對《道德經》、《莊子》等文本的翻譯和研究[16]，東漢道教太平道的典籍是較早爲西方學界矚目的經典。曾任教於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彼得森(Jens Petersen)對太平經傳承過程中的真僞問題進行了討論[17]。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亨德里希克(Barbara Hendrischke)歷時長久的對太平經的翻譯和分析揭示了其所處政治和宗教環境的特點[18]。類似的還有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的郭艾思(Grégoire Espesset)對太平經百科全書的性質及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的認證，郭艾思最近的研究並對明代道藏中此前不爲關注的《陰符經鈔》進行了斷代和文學結構上的分析[19]。這種典型的對道教文獻的個案研究不僅具有文獻學上的意義，也爲理解道藏文本本身的書寫特點提供了探討的對象。
受到學術傳統的影響，法國學者在藏内經典的研究方面貢獻卓越[20]。除了前文提及的伯夷通過對靈寶經典的研究揭示的道教面對佛教而進行的快速劇烈的變化外，曾任法國馬賽大學教授的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1932—2000)對上清經典的系統研究揭示了早期上清派和上清經誕生的複雜的宗教與社會環境[21];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講席教授勞格文(John Lagerwey)對寇謙之《老君音誦誡經》的研究分析了北方道教歷史變遷中的儀式改革和思想背景[22];傅飛嵐通過對陸修靜齋儀的研究透視了五世紀道教所面對的豐富的佛道思想資源[23];法國國立科研中心教授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對《洞淵神咒經》中末世説作出研究並探討了其中儀式的意義[24]，某些研究稱法國的這批學者爲在“道藏通考”計劃中成長起來的學人[25]，這些研究爲唐代以前道教經典與儀式基於時間、地點的演變特點勾勒了大致的框架。
對宗教經典的梳理和對教派研究的深入進一步促進了以教派爲中心的道教文學研究的發展。以全真派爲例，美國田納西大學查塔努加分校教授蘇德樸(Stephen Eskildsen)對早期全真派思想、修煉方式、神秘經驗、生死觀、慈善活動和儀式作了全面的介紹[26];法國國立研究所教授馬頌仁(Pierre Marsone)通過對全真教仙傳與詩歌的分析揭示了王重陽創立全真教過程中所塑造的修道者形象和依賴的内丹修煉方式[27];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教授戴文琛(Vincent Durand-Dastès)對度脱劇和通俗小説中全真七真形象的分析揭示了清代民國小説作爲傳道媒介的角色[28];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教授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對近代北京道士活動的研究則爲現實中的宗教實踐者的生活提供了範例[29]。雖然上述的研究多是以道教史爲切入點進行文本分析，但對理解全真派文本發展過程中的豐富社會文化面向提供了例證。(www.xing528.com)
事實上，與“道教”和“文學”密切聯繫的Daoist Literature或The Literature of Daosim的英文表述常常偏向於指稱道教經典而非道教文學的現代研究範疇，雖然少數情况下學者會用Daoist Literature來概括牽涉道教教義與反映道教生活的文本，但是其目的却是通過考察不同類型的文本以獲得道教不同發展階段的狀况，而非學科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因此這類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受到宗教史研究關懷的影響，文學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爲文本提供斷代支持和社會思想背景的分析，但近來對道藏中道内人士創作的文學作品的解讀得到了中外學界的進一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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