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道教經典的關係大約是最早從學科合作的視角出發爲西方學界所關注的研究方向之一。編輯《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的法國遠東學院德裔學者索安(Anna Seidel，1938—1991)就曾指出在1950至1990年間西方道教研究的學科分類中“在許多領域，要想有所進展，就只能與别的學科合作”，其中她列舉了與道教研究關係密切的學科分支，“中國文學”中的詩歌即位列其中[5]。在索安的追述中，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的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Schafer，1913—1991)與他的弟子們是西方道教與詩歌研究的先行者。薛愛華通過對道教的詩歌語言學和現象學的分析揭露了道教的神秘主義對中國美學的影響，並通過對中古文學的系統研究展現了宗教與文學之間細節化的關係。此外，比薛氏稍晚的前法國高等漢學研究院院長德裔美國漢學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主要研究漢末以及魏晉南北朝的詩和樂府，他運用“知人論世”的方式對嵇康、阮籍、曹植等的生平與創作進行美學分析，認爲其中的神仙傳統可作爲突破日常禁錮的幻想[6]，運用闡釋學的方法爲六朝詩歌的宗教背景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個案。
薛愛華的影響主要延續到其學生柯慕白(Paul Kroll)和伯夷(Stephen Bokenkamp)等[7]。現任科羅拉多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和系主任的柯慕白的研究始於對孟浩然詩歌的系統性考察[8]，他此後的研究特别集中於和道教有關的唐代的著名詩人，如從詩作内容出發的對唐詩中的司馬承禎的研究和對李白生活與詩歌中道教内涵的考釋[9]。他認爲對於李白，道教不只是詩歌的靈感，而“意味著包含於上清派與靈寶派的宗教領域中的神聖經典、嚴肅實踐和神聖玄義”[10]。他對上清經典的熟識也爲其重思《真誥》等宗教文本中的詩歌創作過程提出了新的思路[11]，柯慕白最近的研究更傾向於將道教作爲文化的一部分，檢視唐代詩歌創作所處的更爲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
現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的伯夷師從薛愛華和對上清經典頗有研究的德裔法國學者司馬虚(Michel Strickmann，1942—1994)[12]，並從九十年代開始由唐代律賦轉向“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的道教、道佛交涉史、靈寶經和道教文學的研究”[13]。伯夷通過對碑文、經文中的概念、寺院建設方式、佛道經典的互涉的分析，對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佛教影響早期道教”的理論提出了修正。對李白的黄山煉丹經歷、桃花源記在道藏中的變體、中國詩學中的隱喻傳統也都曾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總體而言，薛愛華及其弟子的道教文學研究的普遍特點是對上清和靈寶經典的熟識，因此可以在詩歌美學與道教儀式、經典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從細節上觀察道教活動與文學表述之間的内部聯繫。(www.xing528.com)
道教經典與中古詩賦的早期研究者大多接受古典文學的訓練出身，在西方比較詩學框架内由對中國古典詩歌作品的譯介到對翻譯、闡釋的理論進行反思，涉及的對象主要集中於詩賦高峰時代的經典人物和作品。揭示了六朝至唐代文學創作豐富的道教背景，以及這種道教環境對詩歌美學發展的建設性意義。但伴隨歐美漢學界社會史和人類學研究範式的轉向，對詩詞與道教關係的研究反而被逐漸邊緣化，對道教與文學的研究開始向更少爲人關注的朝代和通俗材料轉移[1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