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错误校订[1]-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下

楊 傑

　正史之校勘，代有其人，有清以降，更是成果累累。關於《宋書》，除清人札記而外，近人專著即有張元濟《宋書校勘記》、王仲犖《宋書校勘記長編》、丁福林《宋書校議》以及單篇論文十數篇。新近又見陳爽先生《<太平御覽>引<宋書>考》一文(以下簡稱“陳文”)^[2]，在將《御覽》所引900餘條《宋書》文字與今本《宋書》逐一比勘的基礎上，或掘剔訛誤，或出檢異文，或蒐考遺佚，對於今本《宋書》的刊謬補缺，可謂大有裨益。然智者千慮，難免一失，細審之下，其中亦不乏以不誤爲誤、以誤改誤之例。今不揣謭陋，略作辨析如次。

1.《宋書》卷一四《禮志》：“晉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中華書局，1974年，第367頁)

陳文：“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有脱文，當據《太平御覽》與《册府元龜》補足。理由：《太平御覽》引作“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册府元龜》作“咸寧三年，復行其禮。惠帝元康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第84頁第7例)

今按：《宋書》此段，言鄉飲酒禮於晉之行，文從字順，並無疑礙。《晉書》卷二一《禮志》載此文全同《宋書》。^[3]《晉書》雖爲唐人所修，但其所據當非《宋書》此文，而是别有來源，即唐代所存“晉史十八家”^[4]，皆六朝著作。《晉》、《宋》之同，説明《宋書》所載爲六朝舊文，原貌如此。《通典》卷七三《禮三十三·鄉飲酒》所述，除個别文字差異外，亦與《晉書》、《宋書》同。^[5]至於《御覽》、《册府》所引，皆非史文原貌。咸寧乃晉武帝年號，與“惠帝”不得連屬，《御覽》引文顯有脱訛，然可證“惠帝”亦“復行其禮”。《册府》之例，分帝紀事，此處所引，原文分屬兩條：“咸寧三年”仍屬晉武帝，故繫於“(武帝泰始)六年”條下，因已有“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故此言“復行其禮”以避複;而“惠帝元康九年”則另立一條，上無所承，不可言“復”，故《册府》編者補“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九字，以足其意。是知，《御覽》所引有脱漏，《册府》之載已經編纂者循例剪裁，皆不可據以校訂今本《宋書》。

2.卷一四《禮志》：“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遍輒”二字，各本並脱，點校本據《晉書·禮志》及《通典·禮典》補)(第367頁)

陳文：“每講經遍”，“講”下脱“肆”字，“遍”爲“通”之訛。理由：“講經遍”語義難解，《太平御覽》卷六一五引作“講肆經通”，《宋書》有“講《論語》通”、“講《尚書》通”、“講《禮記》通”等例。(第85頁第8例)

今按：綜合文義、文例及他引三方面證據，判斷“遍”爲“通”之訛，是;僅據《御覽》引文，遽謂“講”下脱“肆”字，或失草率。其一，如陳文言，《宋書》每有“講《論語》通”、“講《尚書》通”、“講《詩》通”、“講《孝經》通”等例，此處概而言之作“講經通”，正合其例，且文義顯明，不煩增字;又考諸史文，常有“講肄經典”、“講肄舊典”、“講肄經義”、“講肄經旨”云云，皆動賓短語，若作“講肄經通”，末以補語繫之，反與常用文法有乖，且全然不見他例，是爲不辭。其二，《晉書》卷二一《禮志》及《通典》卷五三《禮十三·釋奠》並叙此事，“講”下皆無“肆”字^[6]，是可證《宋書》所據六朝舊文原即如此，唐人所見亦不衍。其三，《御覽》卷六一五所引衍“肄”字，實本於《初學記》。通考《御覽》，引《宋書》此事凡二，一見於卷五三五《禮儀部十四·釋奠》作：“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7]，正與今本《宋書》同;再見於卷六一五《學部九·講説》作：“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8]，考《初學記》卷二一《文部·講論第四》“奠聖”下引沈約《宋書》，恰與之無異^[9]。兩相比較，顯是卷五三五直接引自其時所見《宋書》，而卷六一五則間接轉引自《初學記》。前者雖“經”下有脱文，然“講經”連言，可知“講”下無“肄”字;後者“講”下之“肄”字，蓋《初學記》編者所增(又或其所據《宋書》已衍)，《御覽》隨誤也。

3.卷二九《符瑞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從景陽樓上層出，状如煙，回薄良久。”(第836頁)

陳文：“回薄良久”下，疑有脱文。理由：《太平御覽》引《宋書》於“回薄良久”下有“詔改景陽爲景雲樓”句;《南史》卷二《宋孝武帝本紀》有云大明元年五月“改景陽樓爲慶雲樓”。(第85頁第10例)

今按：《符瑞志》此條之後一條云“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黄紫雲從景陽樓出，隨風回，久乃消，華林園令臧延之以聞。”^[10]若上果言改景陽樓爲景雲樓，則此似不當仍以“景陽樓”稱之。又，《符瑞志》記本朝祥瑞數百，一般不載因此而改名之事。^[11]如《南史》卷二《宋孝武帝本紀》載：“(大明元年春五月)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栱間有紫氣，清暑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爲慶雲樓，清暑殿爲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12]徵諸《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其“連理類”有云“大明元年二月壬寅，華林園雙橘樹連理”^[13]，與《南史》所載雙橘連理事當即一事，然不言改稱連理堂事;其“嘉禾類”有言“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尾中”^[14]，與《南史》所載清暑殿生嘉禾事相應，亦不言改稱嘉禾殿事。若獨於此景陽樓出紫氣事下言詔改，反似與其他二例有乖。《南史》此條當别有所據，而並非來自《宋書·符瑞志》。至於《御覽》此條所引“《宋書》”，蓋非沈約《宋書》。《御覽》所引“《宋書》”，單據《御覽》卷首所列引書目録，便有“沈約《宋書》、徐爰《宋書》、王琰《宋書》、孫嚴《宋書》、王智深《宋書》”^[15]五家，故據《御覽》等校史補字，尤須審慎。陳文於此亦有所討論。^[16]總之，《御覽》所引“詔改”云云，既不合沈約《宋書·符瑞志》文例，又有違後一條中之稱名，且不排除源自别家《宋書》的可能，則今本《宋書》“回薄良久”下仍當以不補爲宜。

4.卷四一《后妃·文元袁皇后傳》：“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第1284頁)

陳文：“三五十匹”前脱“帛”字。理由：《太平御覽》卷八一八引作“帛三五十匹”。(第85頁第11例)

今按：此句先言“求錢帛”，後言“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三五萬”謂錢，“三五十匹”謂帛，文意甚明，不煩增字。《南史》卷一一《后妃·文元袁皇后傳》言：“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17]延壽編史，每好倒用數字，如《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18]之“二三”，《南史》卷三四《沈懷文傳》更作“三二”^[19];又如《梁書》卷五一《何胤傳》“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之“兩三”^[20]，《南史》卷三〇《何胤傳》倒作“三兩”^[21]。是此“五三萬”、“五三十匹”前無“錢”、“帛”二字，正本於《宋書》，且李公亦不以爲異。《御覽》引此事凡三：卷一四二《皇親部八·劉義隆袁后》引沈約《宋書》曰：“上待后恩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十匹。”^[22]卷八一八《布帛部五·帛》引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每就上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23]卷八三五《資産部十五·錢上》引《南史》曰：“宋文袁皇后家本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疋。”^[24]按之原書，察其異同，是知卷一四二所引乃《宋書》之本，而卷八一八、八三五所引則分别於《宋書》、《南史》略有改動，頗疑其“錢”、“帛”二字乃爲顯明文義所增，不得據以補原史也。

5.卷六三《殷景仁傳》：“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第1681頁)

陳文：“同升之美”，當作“同列之美”。理由：《太平御覽》卷二一九引作“同列之美”;此四人非同時升遷爲侍中，故不可謂“同升”。(第86頁第15例)

今按：侍中一職，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宫廷，與聞朝政，實爲親信貴重之職，晉以後一度相當於宰相。“同升之美”，言四人同處侍中之高位，而非同時升遷方可謂“同升”。若同處一職，而非高位，亦無所謂“美”，作“同列”反未達一間。《南史》卷二七《殷景仁傳》叙此事，《藝文類聚》卷四八《職官部四·侍中》引《宋書》，《通典》卷二一《職官三·宰相(并官屬)》、《册府元龜》卷四五八《臺省部二·德望》載此文，皆作“同升之美”(其中《南史》、《藝文類聚》用本字，《通典》與《册府》分别用異體字“昇”、“ ”)，是爲明證。^[25]《御覽》卷二一九《職官部十七·侍中》引作“列”^[26]，蓋“升”字異寫“昇”、“ ”之形訛，不可以爲據。

6.卷七一《王僧綽傳》：“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第1850頁)

陳文：“年十三”下脱“父曇首卒”四字。理由：《太平御覽》所引《宋書》有“父曇首卒”四字;無此四字，“致後文‘流涕哽咽’、‘悲不自勝’等語不知所由”。(第86頁第16例)

今按：《御覽》卷一五三《皇親部十九·公主中》引沈約《宋書》此條全文作：“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父曇首卒，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27]比較《宋書》與《南史》文字，可知《御覽》此條標注文獻名有誤。《宋書》卷七一《王僧綽傳》曰：“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禄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28]《南史》卷二三《王僧綽傳》曰：“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29]引文“衆”前無“弱年”二字，“好學”下無“有理思”三字，稱“文帝”而不稱“太祖”，“拜”前無“下”字，這幾處文字，皆異於《宋書》而同於《南史》。由此判斷，《御覽》此條所引實採自《南史》，編者誤標作“沈約《宋書》”。然《南史》今本亦無“父曇首卒”四字。考《册府》卷三〇〇《外戚部·選尚》曰：“王僧綽，弘弟曇首之子。年十三，文帝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噎，帝亦悲不自勝。”^[30]《册府》雖不標注文獻出處，但從異文可以判斷，該條實出自《南史》。是知，不獨今本，宋真宗時所見《南史》亦無“父曇首卒”四字。又《南史》劉宋部分的編撰以《宋書》爲依據，而今本《宋書》亦不見此四字。綜合以上版本、他引與史源三方面證據可以確定，“父曇首卒”四字，非《南史》原有，而是《御覽》編者自爲增補。增補的原因，在於史書此語在文意上存在明顯的跳躍，即陳文所指王僧綽的“流涕哽咽”和太祖的“悲不自勝”均顯得突兀、不知所由。表面看來，“父曇首卒”四字的補入，使得史文前因後果、意義連貫，實際上却尤顯破綻。《南史》之王僧綽傳緊承其父王曇首傳之後，曇首本傳末有言“子僧綽嗣”，接下來便是僧綽本傳“僧綽幼有大成之度”云云，至“文帝引見”，不過二十餘字，若言及其父，直作父如何如何便可，何須復又標舉其“曇首”名，反倒重複啰嗦，此其一。其二，《宋書》卷六三《王曇首傳》曰：“(元嘉)七年卒，太祖爲之慟。”^[31]卷七一《王僧綽傳》曰：“(元嘉)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逹，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虚自退若此。”^[32]據此可知，王僧綽於元嘉二十八年遷侍中時爲二十九歲，王曇首卒於元嘉七年，則其時僧綽方才八歲，那麽年十三拜見太祖時實距父卒已逾五載。《御覽》作“年十三，父曇首卒，太祖引見”云云，與史實相去甚遠，而愈可見“父曇首卒”一語爲編者未及深考而妄補。

類似的增補，還發生在宋人對於《宋書》此句的徵引上。《册府》卷七七四《總録部·幼敏第二》載：“王僧綽，左光禄大夫曇首之子，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喪父，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33]《册府》雖不標注文獻出處，但從異文可以判斷，該條出自《宋書》無疑。可以想見，《册府》編者同樣出於連屬文義的考慮，在“年十三”下補了“喪父”二字，較《御覽》之補《南史》，雖繁複之瑕可免，而失實之隙難縫，不可不識。事實上，雖然獨觀《王僧綽傳》此句的確有些讓人費解，但若聯繫其父王曇首本傳，亦非不可解。據本傳知，王曇首是劉宋初期的一代名臣，曾追隨、輔佐文帝多年，亦深得文帝的信任和賞識，然不幸於三十七歲英年早逝，文帝“爲之慟”，直以爲“我家衰”，兩度追官進爵，後文帝被弑，世祖更以王曇首“配饗太祖廟庭”^[34]，是知其與文帝之間情誼篤甚。知此背景，再來讀《王僧綽傳》此語，便可對僧綽的“流涕哽咽”略有體悟，這種“流涕哽咽”，是在父卒五年之後首度面見圣上，一時間，對聖上的崇仰，對父親的思念，對父親和太祖間往昔深情的追憶，對父親死後太祖不忘垂愛的感念，種種情愫，澎湃於胸，加上作爲功臣之子，對聖上多少會減一些畏懼而增一分親近，年僅十三歲的王僧綽，百感交集，情不能已，終於“拜便流涕哽咽”;此情此景，亦勢必勾起太祖對其父的追思，對當年共度崢嶸的回憶，對如今物是人非的感慨，對眼前忠臣之子的憐愛，“悲不自勝”亦在所難免。

7.卷九三《隐逸列傳·宗炳》：“高祖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第2278頁)

陳文：“三十餘年”下脱“豈可於黄門折腰，爲趨走吏乎”句;《南史》隨誤。理由：今本《宋書》“宗炳答語語義含混，高祖善其對亦不知所由”;《太平御覽》卷五四〇引沈約《宋書》作：“高祖領荆州，辟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可於黄門折腰，爲趨走吏乎?’高祖善其對。”(第86頁第18例)

今按：今本《宋書》不誤。高祖問宗炳不起之故，宗炳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表面僅僅陳述了自己長年隱逸的生活現狀，實際上藴含了自己安於此、樂於此的心情和不想改變、無心出仕的態度，平和之中盡顯婉拒之意。高祖自能體察其弦外之音，同時亦對其委婉的方式、謙和的態度很是欣賞，故而“善其對”。“豈可於黄門折腰，爲趨走吏乎”，則明顯態度傲慢，語氣强硬，宗炳果若如此不可一世，高祖怎可能“善其對”?可以想見，此語必非宗炳所言，《宋書》並無脱文。《南史》卷七五《隱逸列傳·宗少文》曰：“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35]亦不見“豈可”云云，恰可爲證。《册府元龜》卷七七九《總録部二十九·高尚第二》所述，亦止於“三十餘年”^[36]，並是其證。《御覽》引文所衍，蓋後世淺人妄增，不足據。

除上述應當予以匡正七例而外，尚有不能遽定是非者一例，兹亦謹陳漏略，以俟達雅。

8.卷四七《劉敬宣傳》：“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第1409頁)

陳文：“灌”下脱“像”字。理由：《太平御覽》卷六五七所引作“爲母灌像”，《册府元龜》卷八三四、《南史·劉敬宣傳》皆作“爲母灌像”。(第85頁第13例)

今按：此句先言“敬宣見衆人灌佛”，又言其“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灌即灌佛(以香料浸水洗浴佛像)，“灌”下承上而省言“佛”，文意顯明，不煩增字。通考《御覽》，引之者凡三，皆互有異。其一，卷二一《時序部六·夏上》引沈約《宋書》作：“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入寺，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因泣下悲不自勝。”^[37]此乃意引，如省言“晝夜號泣”云云，並據文義補“入寺”二字，又略去“見衆人灌佛”句，由於有此删削，故在“爲母灌”下補出“佛”字以足其意，是此條不足證。其二，卷七一七《服用部十九·鏡》引沈約《宋書》云：“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拔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勝。”^[38]此乃節引，除補敬宣之“劉”姓及省“晝夜號泣”云云外，所引文字與今本《宋書》全同，當爲《御覽》編者據其所見《宋書》直接引録。覈之《册府》，亦有可徵，《册府》卷七五二《總録部二·孝第二》及卷八四三《總録部九十三·知人第二》並引此事，皆作“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39]，是知“以爲母灌”爲宋初面貌無疑。其三，卷六五七《釋部五·像》引《宋書》曰：“劉牢之子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40]較之今本《宋書》，其於“以爲母灌”，前脱“以”字而後增“像”字。究其來源，既有可能是《御覽》編者間接轉引自其所據唐代類書中的沈約《宋書》，但同時也有可能此“《宋書》”並非沈約《宋書》，因爲畢竟北宋初年《御覽》編纂時尚有徐爰《宋書》、王琰《宋書》、孫嚴《宋書》、王智深《宋書》等别家六朝人所撰《宋書》存世，且《御覽》對其皆有徵引，此處“《宋書》”並未指明何家，則不能排除來自别家的可能。此外，徵之《南史》，其卷一七《劉敬宣傳》叙此事云：“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41]表述文字幾與今本《宋書》全同，恰唯“以爲母灌”作“爲母灌像”。再結合其卷七一七《服用部十九·鏡》引沈約《宋書》作“以爲母灌”，則又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即此條所引，實源出《南史》，《御覽》編者標注文獻出處時有所疏忽，故而誤作《宋書》。如此，三種情况皆有可能，而只有在第一種情况下才能認爲《御覽》此“爲母灌像”文是保留了唐時沈約《宋書》的原貌。然而，既不能排除後兩種情况的可能，即不能確定《御覽》卷所引“爲母灌像”來自沈約《宋書》，又加上如前分析，單言“灌”乃承上省言，義已顯，其後並不煩增字，故綜而論之，今本《宋書》“灌”下是否脱“像”字，尤有可商，是否當校補，尚在疑信之間。

古人云“校書如掃塵”^[42]，不當之處，祈請方家郢正。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注释】

[1]本文蒙武師秀成先生教正再三，兹謹深致謝忱。

[2]陳爽《<太平御覽>引<宋書>考》，《文史》2015年第4輯，第79—98頁。

[3]〔唐〕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670頁。

[4]詳見〔宋〕王應麟撰，武秀成師、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卷一二《正史》“晉史十八家”條，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543頁。按：唐房玄齡等修《晉書》，以南朝蕭齊臧榮緒《晉書》爲藍本，又參考諸家晉史而成。官修《晉書》行世後，諸家晉史逐漸亡佚。

[5]〔唐〕杜佑著，(日)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韓昇譯《北宋版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册第509—510頁。

[6]〔唐〕房玄齡等《晉書》，第670頁。〔唐〕杜佑著，(日)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韓昇譯《北宋版通典》，第3册第148頁。(www.xing528.com)

[7]〔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第2426頁。

[8]〔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2765頁。

[9]〔唐〕徐堅等《初學記》，《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影宋本，綫裝書局，2001年，第330頁。

[10]〔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頁。

[11]本卷所載劉宋改稱事僅有元嘉二十四年“改連理所生處康亭村爲木連理”一條。

[12]〔唐〕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第60頁。

[13]〔梁〕沈約《宋書》，第859頁。

[14]〔梁〕沈約《宋書》，第832頁。

[15]〔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首，第6頁。

[16]陳爽《<太平御覽>引<宋書>考》，第92頁。

[17]〔唐〕李延壽《南史》，第320頁。

[18]〔梁〕沈約《宋書》，第2104頁。

[19]〔唐〕李延壽《南史》，第890頁。

[20]〔唐〕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736頁。

[21]〔唐〕李延壽《南史》，第791頁。

[22]〔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695頁。按：此條“不過”下脱“三五萬”三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有補正。

[23]〔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3639頁。

[24]〔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3730頁。

[25]〔唐〕李延壽《南史》，第738頁。〔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66頁。〔唐〕杜佑著，(日)長澤規矩也、尾崎康校，韓昇譯《北宋版通典》，第2册第7頁。〔宋〕王欽若等《宋本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第1122頁。

[26]〔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1042頁。

[27]〔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745頁。

[28]〔梁〕沈約《宋書》，第1850頁。

[29]〔唐〕李延壽《南史》，第589頁。

[30]〔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第3526頁。此卷宋本不存。

[31]〔梁〕沈約《宋書》，第1680頁。

[32]〔梁〕沈約《宋書》，第1850頁。

[33]〔宋〕王欽若等《宋本册府元龜》，第2799頁。

[34]〔梁〕沈約《宋書》，第1680頁。

[35]〔唐〕李延壽《南史》，第1860頁。

[36]〔宋〕王欽若等《宋本册府元龜》，第2833頁。

[37]〔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103頁。按：“乃”原誤作“及”，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改。

[38]〔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3177頁。

[39]〔宋〕王欽若等《宋本册府元龜》，第2675、3190頁。按：陳文謂卷八四三“灌”下有“像”字，核其所據，實爲明本，今按之宋本，恰絶於“灌”而無“像”字。此事又見引於卷七五二，“灌”下亦無“像”字，宋、明本皆然，陳文失考。

[40]〔宋〕李昉等《太平御覽》，第2936頁。

[41]〔唐〕李延壽《南史》，第473頁。

[42]〔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雜誌二》引宋綬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