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録抄》之“異姓不爲後而爲後亦可，繼父不祭而祭亦可”明顯是合併《隨筆》之“異姓不爲後而爲後亦可”條和“繼父不祭而祭亦可”而來。“新舊《唐書》異同”條，自“新書房玄齡字喬”至“新書則不知其例”句取自《隨筆》之“新舊《唐書》異同”條，而其後的文字則截取自《隨筆》“《新唐書》硬删文義强用僻字”條。《日録抄》之“傳疑”條則更爲隱晦，是將《隨筆》之“姚泓、駱賓王、黄巢諸人不死之疑”與“長編二事”兩條合二爲一。
另外，《日録抄》絶大多數條目皆來自《隨筆》，或完全抄襲，或略作更改，然亦有兩則爲《隨筆》未見者，即“《通鑒》載吴越事與《五代史》不符”與“《舊唐書》訛舛”條，然此二則同樣另有出處。“《通鑒》載吴越事與《五代史》不符”則之内容則最早見於楊慎《丹鉛總録》。歐陽脩、司馬光記吴越政事的立場大相徑庭，在明清時代應廣爲人知，不獨《丹鉛總録》，明代張岱的《夜航船》、清代淩揚藻的《蠡勺編》均有類似記載。其事恰可歸入《隨筆》中的“不符”則，而《隨筆》未載，後人在依照《隨筆》僞造《日録抄》時，正可將其事收入，與《隨筆》原有“不符”條諸目並列亦不覺其異。事實上，在《日録抄》中，此則正與“金人《南遷録》與《大金國志》不符”、“周處事，史與碑不符”等編於一處。而“《舊唐書》訛舛”則所舉諸例皆見於杭世駿《與趙誠夫書》。所不同者，杭世駿的論述更爲詳盡，更具學術之嚴謹性與邏輯性，而《日録抄》僅言其大概而已。如論及薛仁貴家族的籍貫，杭世駿説：“《薛仁貴傳》稱絳州龍門人，至子訥、孫嵩，乃稱絳州萬泉。按《地理志》，河中府萬泉縣，本泰州武德三年析稷山、安邑、猗氏、汾陰、龍門置州，廢絳州龍門縣。武德二年徙泰州來治，五年析置萬春縣，貞觀十七年州廢省萬春入龍門。絳州、龍門、萬泉可以互言，若施之薛氏兩傳，令後人溯其地望，將何從焉?”内容之豐富、考據之精湛遠非《日録抄》寥寥數語可比，亦可看出其提出此問題的本意，不在指出《舊唐書》記載之訛舛，而在討論史書的書法。况且杭世駿在《與趙誠夫書》中説得很清楚，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是爲了助趙氏讀書，正如其言：“僕於《舊唐書》，怪其頗有牴牾，欲效吴縝《糾繆》之例，掎摭其疵病，輒念劉氏一代史才，不當以纖悉之未善爲樸學自衒之口實。隨事觀理，遂忘攻擊，此書終不敢以苟作。然有所疑者數事，吾子方卒業《舊史》，蓄而不以告，亦失先聖所以啓助之意。”[9]另外，杭世駿生於康熙三十四年。毛際可在世時，其尚爲童稚。若《日録抄》果爲毛際可的著作，毛氏又怎能抄録尚未問世的作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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