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者對奇書之命名也有詳細的分析及獨到的見解。如王齊洲論奇書命名的原因時説：
在一般讀者心裏，所謂“奇書”，只不過是説這幾部書寫得有些奇特，比别的書更對讀者追新獵奇的胃口而已。其實，事情遠没有這樣簡單，“四大奇書”的命名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重要的文化意義。[66]
王氏所説的文化内涵也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重新確立文化經典的訴求”。[67]當時的文人們對走進市民百姓階層的通俗文學趨之若鶩，通俗文學也成爲了他們重新確立文化經典的重要範本，因此王氏認爲奇書之稱並非僅僅因爲奇特而已，而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重要的文化意義”。
譚帆在這個大背景下，進一步論證四大奇書成爲明代小説經典的具體原因：
文人以新的視角和評價體系觀照“四大奇書”，是這四部作品成爲中國文學史上之經典作品的外部條件，這種突破文體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説文體卑下之觀念無疑是“四大奇書”乃至通俗小説作品能成爲文學經典的必不可少之因素;而文人對“四大奇書”的廣泛增飾修訂又使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趨於完善，其思想性、藝術性的提升是“四大奇書”成爲文學經典的條件。[68]
簡而言之，評價體系之轉化，促進了小説經典之生成;文人對小説文本的改訂，則使小説品位得以提升，創造出小説文人化的道路，形成題材通俗、叙事文人化的特徵。(www.xing528.com)
小説文人化的提倡應首推美國學者浦安迪。浦氏顯然也不同意奇書純粹爲奇特而已，相反經過文人的創造及修訂後，具有相當深度的藝術性及思想性：
所謂“奇書”，按字面解釋原來只是“奇絶之書”的意思，它既可以指小説的内容之“奇”，也可以指小説的文筆之“奇”。然而，我認爲古人專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爲四奇書，是有深意在焉的。[69]
浦氏所謂的深意，指的是這些作品無論在結構、修辭以及思想哲理方面皆呈現出一種超越其他作品的深層次意義，因而四大奇書也引起了他的關注，並加以研究。浦氏提出了“文人小説”及“奇書文體”兩個概念，一反五四以來鄭振鐸、胡適及魯迅倡言的“通俗文學”觀念，使“四大奇書”的藝術性質重新受到了學界的關注，並重新定義了“四大奇書”的藝術特色。
筆者認爲，浦氏對“奇書”的肯定，可説是直接繼承並深化了明清小説評點家的觀點;這是浦氏對古典小説的一大貢獻，其成就實與古代小説評點家不遑多讓。綜合而言，兩者對“奇書”的肯定及建構主要可分爲兩個部分：整體性分析及細致性的文本閲讀(以下簡稱“細讀”)。前者比較着重整體性的研究，如全書的大結構分析;後者則比較着重細讀，如一字一詞、一句一段的細讀評點。浦氏的研究體系以整體性分析爲主，而古代小説評點家則做到了整體性及細致性的兼收並蓄(主要透過讀法、回前總評、回末總評、夾批、旁批、眉批、圈點等無所不包的評點方式來體現)。整體性方面的評論研究，浦氏之於古代小説評點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呈現出更有系統、更具深度的研究成果。而明清小説評點家除了關注整體性的藝術，同時也十分着意小説作品帶給他們的閲讀樂趣，這方面則是透過細讀體現出來的。可以説，浦氏是“以雅爲奇”，側重發掘文人小説的特點;金聖嘆等小説評點家則是“以趣爲奇”(或“以樂爲奇”)，側重發掘小説文本所帶給讀者(包括評點家自身)的閲讀樂趣。因此，小説評點家對“奇書”作品的要求除了需要表現出有别於二三流小説的深層次意義，同時也包括箇中的閲讀樂趣。這是浦氏在重新建構“奇書文體”之時，不太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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