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忠憤類的《示兒》在宋元明陸詩選本層面流傳不廣，我們發現在《示兒》經典化的過程裏，不是單靠選本形式，而是與陸游人品及其相連的《南園記》有關。
陸游對家國的忠誠形象與當時主戰派的代表人物范成大密不可分。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使金而歸，於淳熙二年(1177)爲蜀帥，陸游任其幕府一員，二人同樣站在抗金位置。[68]在這樣的背景下，陸游晚年爲韓侂冑起用確引來騷動。韓侂冑因禁朱子之學，向被宋儒視爲奸臣，陸爲韓作《南園記》，很快便作爲傳奇一則寫入宋元筆記，如劉塤(1240—1319)《隱居通議》記載：“務觀恥於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耶?’務觀爲之動，竟爲侂冑作記，由是失節，清議非之。”[69]戴表元(1244—1310)借用王理得渭南遺文傳抄，在《題陸渭南遺文抄後》中批評好事者指稱陸晚年家貧，牽於幼子之累，故以文字取妍韓氏。戴氏爲此説流行不止而感到傷悲，譽陸游乃南渡以來問學行義之人，謂陸如要爲子孫謀，當在盛年，何待七八十歲後?作《南園記》乃陸游不得固辭之舉。戴表元擔心《南園記》的傳抄進一步削弱陸游“問學行義”一面，故希望王理得删去是篇。[70]
那麽後人如何解釋陸游作記一事?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批評家分析《南園記》時兼附《示兒》詩，以彰顯陸游晚年易簀之際的忠誠形象。葉紹翁《四朝聞見録》轉引《南園記》軼事，指出該記“無諛詞，無侈辭”，最後並列《示兒》末二句，“則公之心，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71]。如果説筆記書寫或許帶有很大的隨意性，那麽明代張元忭《書陸游傳後》可以更好説明。張説：“《渭南集》〔應爲《劍南集》〕有《示兒》詩，其恢復之志，垂老不忘如此，亦可悲矣。《宋史》謂其晚年爲韓侂冑作《南園記》，見譏清議。予獨謂不然。”認爲時宰要求，難以推却;張氏曾於《西湖志》見此記而細味之，信然無諛辭。[72]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示兒》是陸游書寫個人遺憾與訓勉兒子的話，乃陸游接受史的重要部分，宋明詩評家以此詩爲陸平反;《南園記》於明代廣泛流傳，並非因爲與韓侂冑有關，而是在地方志裏作爲相關勝景的文獻資料，具紀實作用，考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寫到陸所作《南園》、《閲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這裏似乎又把放翁晚年失節一事全然抹去。[73]可知《南園記》在明代已成爲名勝簡介資料，而《示兒》却一直作爲陸游人格高尚的證據。
文人記憶中的陸游總是跟現實有著差距，其“南園”失節的歷代書寫，都因爲詩歌與軼事傳鈔而變得傳奇。雖然宋元民間和正史關於陸游晚年失節批評頗多，但臨終有《示兒》詩可以讓他死後逃離儒者的道學視野。接下來要考察的問題是，詩評家對陸游《示兒》及其相關書寫忠憤之作的評價如何?
陸游忠君形象鮮明，在南鄭前綫僅留七月，未曾使金，其忠憤詩却比任何宋人作品更受詩評家關注。[74]除《示兒》外，其晚年在山陰所作《晨起》(“齒豁不可補”)也廣受注目。[75]《示兒》和《晨起》(“齒豁不可補”)是以書寫忠憤爲鵠的，後世詩評對這兩首作品非常重視，間接指出陸游書寫忠憤的兩種方法，一以直抒胸臆，一從超然窮達處入。這裏擬從當時陸游詩流傳的角度入手討論。
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冬，陸游臨終作《示兒》，稍後已有轉引唱和。江湖詩人葉茵從友人處借得《示兒》文本，其《友人見借放翁絶筆》謂“放翁今已矣，猶有未刊詩。閲稿無三豕，還書欠一鴟。聽兒弦誦罷，留客笑談時。發越吟邊思，心香答所知”[76]。詩寫得簡單，若然换一角度，可知《示兒》在宋末雖已流傳，但當時仍未刊，故此，有機會讀到它仍是珍貴體驗。[77]劉克莊則體認《示兒》詩的忠憤表述。錢仲聯注釋《示兒》引錢鍾書謂“陸死後二十四年宋和蒙古會師滅金，劉克莊(1187—1269)……《端嘉雜詩》第四首就説：‘不及生前見虜亡，放翁易簀憤堂堂，遥知小陸羞時薦，定告王師入洛陽。’”[78]“易簀憤堂堂”乃讀《示兒》後的印象，劉克莊感受到的是無修飾的、盛大的、具氣魄的“憤”，這是陸游寫忠憤的第一種方法：直抒胸臆。
在《示兒》詩流傳的過程裏，它常常與宋遺民林景熙(1242—1310)的古體詩《書陸放翁詩卷後》連在一起。林詩譽陸游上接老杜，其生活形態兼具閑適(“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碗建溪茶”)與雄豪(“詩墨淋漓不負酒，但恨未飲月氏首”)兩面，末聯寫到“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79]，把宋遺民不忘大宋的精神價值的全面崩潰連結陸游的臨終遺願——“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時異事殊，北定中原的是蒙元，而非大宋，林景熙借用《示兒》詩句並回答之，用平實筆調道出蒙元入主的事實，意深辭婉，宋遺民的悲痛應該比陸游更甚。林景熙作爲宋遺民的主要一員，他與謝翱等人尋回宋帝骸骨，樹以冬青，這段歷史的重要意義不下於陸游各種主戰論述、上書論都邑札子事，因而後人常把《示兒》與林景熙詩並讀。明代胡應麟(1551—1602)讀陸、林詩，評曰：“〔《示兒》詩〕忠憤之氣，落落二十八字間……林景熙收宋二帝遺骨，樹以冬青，爲詩記之，復有歌題放翁卷後云，〔引林詩末四句，〕每讀此未嘗不爲滴淚也。”[80]陸與林的“對話”超越了六十多年的隔閡，胡應麟再讀二詩時又距約二百年，並讀的反應仍是令人激動的，這組《示兒》及其後代回應《示兒》詩的系列，可説與當時《樂府補題》成爲懷愐故宋的兩大媒介，前者情感激昂，後者極度隱晦，《示兒》的内容及陸游生平確容易引起易代詩人的共鳴。(www.xing528.com)
除《示兒》引起後人的反覆回應和抄寫外，放翁晚年手書《晨起》(“齒豁不可補”)詩，得到的關注頗多，宋元人把這些詩獨立成卷，珍而重之。《晨起》詩卷乃陸游書寫晚年老而益壯的心態，元代王宥引《晨起》(“齒豁不可補”)謂“當齒豁髮脱之時，猶未忍以餘年付之酒杯”，陸游乃“老當益壯”者，在晚年生活恬淡之際仍希望把理想實現，王氏再引陸詩末聯：“‘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則又超然窮達之外，惟知道者可與語此。”[81]這又歸結陸游書寫忠憤的另一種模式，即是在超然窮達之外見其忠憤，《晨起》“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句，既合晚年恬淡的生活情味，又可以貫徹其忠憤的一生志向。
《晨起》(“齒豁不可補”)成爲後代流傳的中心，至正十一年(1351)，逯公謹《宋渭南公晨起詩卷》：“放翁先生暮年所作，可謂老而益壯者矣。其孫樞能珍藏之，抑亦有所觀感焉。”[82]手鈔本及其手書已成爲文人的“文化資本”，對文人之間的交往甚有作用。劉克莊曾説：“余爲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録詩稿一卷潤筆。”[83]作爲“潤筆”，當指向手録詩稿具文藝和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陸游手書及手鈔本所代表的時代意義。由至正十一年始，陸游手書的《晨起》(“齒豁不可補”)一直被元明人反覆題咏和收藏，如至正辛丑陳脩謂：“適故宋權奸握國軸之時，故假《晨起》一詩，以發忠憤之氣。”百年後，“其孫樞家藏親迹以示人。楮墨之間，儼若典型之具”[84]。明初邵寶《跋陸放翁詩卷》：“予讀放翁《晨起》詩至‘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之句，心蓋戚戚焉。嗚乎，年不我與久矣……是卷爲徐陶陸氏家藏，今收者光遠。”[85]《晨起》詩卷系列，讓人感到的是“心有戚戚然”，與閲讀《示兒》詩是兩種不同的感受，同樣書寫忠憤，一從超然處入，一從激昂處入，乃放翁寫忠憤的兩種類型。
陸游詩情激昂值得進一步討論。范成大謂陸游：“詩人多事惹閑情，閉門自造愁如許。”寫情不從含蓄處落墨，乃陸之特色。[86]吕肖奂曾指陸游是外向型詩人，不耐沉潛，其哀愁與愛國慷慨激昂一樣，乃最爲本真的個性流露。[87]既然此乃陸之“真”性情，其豪誇寫法當爲人接受。不過，豪誇寫法會否影響讀者的想像與體會?陸游雖曾經歷三次戰亂(1141紹興和議、1161—1164隆興和議、1206—1208開禧)，俱非在前綫，於前綫僅有之經驗只在乾道八年(1172)於南鄭(陝西漢中)王炎四川宣撫使幕府的七個月。[88]有評論認爲豪誇寫法是爲了表現中興希望，鼓舞人心[89]，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讓從没涉足北方的江南人想像邊地景况。紹興年間周煇(1126—1198)説自己：“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髣髴云。”[90]陸詩原題《夜讀唐諸人詩多賦烽火者因記在山南時登城觀塞上傳烽追賦一首》，寫於淳熙四年(1177)，追述南鄭前綫所見，首二聯：“我昔游梁州，軍中方罷戰。登城看烽火，川迥風裂面。”[91]梁州即南鄭，罷戰後烽火不絶，風吹裂面之感突顯前綫艱辛，所記烽火形態幻滅，描摹細緻，如星般閃爍、或如閃電般出現，怪不得周煇説讀此詩後如親臨其境，可見放翁詩從藝術刻畫上建構北方寫實一面。[92]可以想見陸游在南鄭時的“志盛氣鋭”，都化爲詩歌屢傳恢復的决心，到晚年仍有耿耿不忘的北伐志向。
陸游詩詩情豪誇、敵我分明的叙述在易代容易受到青睞，然宋型文化是内斂和理性的[93]，放翁表現的主觀情緒往往與時代審美觀(宋型文化、中正平和的儒家詩教觀)相異，有些評論專注其人格高尚一面，有些注意其忠憤作品的兩種寫作模式。無可否認的是，其《示兒》詩的傳播首先是與《南園記》一起作爲翻案論據，其後才逐漸剥離獨立於《南園記》之外，成爲南宋愛國表徵。陸游愛國情懷至晚年不減，元明人注意到其手書《晨起》詩的文化價值，體認其所傳遞的積極入世、堅守志向的時代特色。
以上從詩選和詩評角度考察陸游詩在宋元明的接受，選本從寬泛的角度呈現陸詩價值，詩評則具體仔細，特别是在陸游詩經典化的過程裏，詩評家的討論補充了宋元明陸游選本的不足。毛晉《劍南詩稿》付梓，加上錢謙益(1582—1664)及其摯友程嘉燧(1565—1643)推動重視詩的社會意義以及偏嗜陸游詩，逐漸在天啓(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引起追慕宋元詩風氣。[94]在《劍南詩稿》全稿上選録陸游詩，可以重新審視其價值，但在清人看來，某些只重單一風格的選本却帶來流弊，賀裳謂天啓、崇禎間，忽尚宋詩，於宋詩中只見陸，“止愛其讀之易解，學之易成耳!”[95]這種學陸詩淺直一面的風氣，其實乃非宋詩典型。康熙二十四年(1685)楊大鶴《劍南詩鈔》專取平熟、嘆老嗟卑之作，惹來多人批評，唐詩派的沈德潛謂其“恐非放翁知己”[96]，錢泰吉(1791—1863)説得厚道，謂不敢知陸游會不會許楊大鶴爲知音，但提議讀陸詩當以乾隆《唐宋詩醇》爲本，參澗谷、須溪選本，其面目才“不爲流連光景之詞蒙翳晦塞”[97]。清人關心的是，時人没法辨清選本的去取標準，才力不及者却只會愈學愈淺。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日本江户地區，市河寬齋《陸詩意注》成於文化六年(1809)，其編次和作品皆依毛晉《劍南詩稿》本。[98]市河特别關注陸游“質樸、自然、雅致、清新”作品，可以説，陸游詩對日本江户文人的影響，是體現在其“平淡、質樸，流露出對自然生命的最大關懷”的一點上。[99]在此寬廣的視野下，可知宋元明人所强調的閑適類作品一直是後世和域外陸詩傳播的關注點，這類作品因爲貼近生活，所以容易受人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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