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於宋元明選本的陸游閑適類作品，是以恬淡、嘆老嗟悲、老境爲尚。南宋朱熹是較早評論陸游作品的代表：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因舉陸務觀[題城南堂]詩“春寒催唤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45]
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46]
上引《題城南堂》並列兩個片段，皆從聲音(催唤聲與讀書聲)寫生活情味，生活充實却又有樂在其中的悠閑。爲什麽是“不費力”?可從其對立面考之。朱熹曾評黄庭堅“費安排”，莫礪鋒指出黄“在章法、句法上煞費苦心，結果有損自然之趣”，而朱熹本身主樸素詩風，陸游書寫閑情逸致或鄉居生活的詩正合其論詩主張。[47]王士禛《池北偶談》“朱文公書”引“詩須是平易不費力”條並謂：“朱文公於詩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48]邃，深遠之意。朱熹謂陸詩“不費力”，自然而爲，推許其詩不在章法和句法上推敲而獲得語意俱足的效果。朱熹另一條評論談到陸游《舍北晚步》從温柔敦厚處寫人生哀樂，詩曰：“漠漠炊煙村遠近，鼕鼕儺鼓埭西東。三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敝屣，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首四句從炊煙、淡靄建構煙霧瀰漫的山村閑適景緻，頸聯説此身無伴，但“伴”著他的還有村民和大自然景色，陸游實際上寫哀樂參半的宦游生活，末句“浮生”意境呼應首四句的氛圍——人生就如煙波淡靄，飄浮不定。朱熹評此詩時轉引蘇軾論柳宗元《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49]藉此推許陸游在困惑裏仍可把身心安頓於自然閑適中。就此而言，朱熹所論與宋元明選本編纂陸游閑適詩的特點相同：從閑適詩裏看陸游如何以不激不厲的態度直面人生哀樂，達至老境。朱熹評語有否影響後人選陸詩方向?就筆者所見，宋元明陸詩選本的編者，没有轉引朱熹評語，但是朱子乃前賢，可潛移默化地影響文人選編角度，而不一定要形諸於他們的詩話筆記中。[50]
另一方面，宋元明選本關注到陸游閑適詩有用字奇麗、新麗、意象綿密的特色，其實這點已爲宋元文人肯定。楊萬里《千巖摘稿序》説：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51]
元代王禕(1323—1374)承楊氏之言：(www.xing528.com)
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智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抑去唐爲已遠。[52]
據程碧英研究，“敷腴”即“膚腴”，指向肌膚豐滿[53]，即就用字言，辭麗不可少。就美感言，陸詩予人圓潤感覺，具現“敷腴”特點應指向陸游閑適類作品。李致洙舉《臨安春雨初霽》“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解釋“敷腴”一義，評此聯“清新秀麗，詩意也更豐富……寫聽覺上的美感經驗，對仗工整，節奏明快，色彩鮮明”[54]，大意即謂設色雅麗、對偶工切、詩意豐富流轉爲“敷腴”的内涵延伸。我們注意到宋元人稱許陸游詩“敷腴”之際，陸游也批評南宋詩壇重雕琢用詞的習氣，而忽略詩意鍛鍊，其“琢雕自是文章病”(《讀近人詩》)是對江西派及其後學的反撥，“文章最忌百家衣”(《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評用事自然之重要，“區區圓美非絶倫，彈丸之評方誤人”(《答鄭虞任檢法見贈》)[55]言如只重字面圓美之姿而忽略詩意積淀，便傷於淺俗。可見，寫詩要予人自然“不費力”之感，不易掌握，陸游詩也有“輕滑流易”、因對偶工切帶來句意相近、重複淺近之病。[56]所以，無論是朱熹“不費力”還是宋元“敷腴”之評，二者背後强調的還是在陸游閑適詩詩意深刻一點上。
陸游詩“不費力、敷腴”的另一面——失於淺的毛病，明代詩評曾反覆討論。李東陽(1447—1516)言陸學白居易，“更覺直率”[57]。白詩婦孺能解，陸詩用字下語“直率”，在後人看來，有些詩句缺乏深意。胡明指出明人從“白話化傾向”一點上連繫白、陸。[58]蘇穎添則舉明代沈周(1427—1509)爲例，謂其學陸游律體的詩被俞弁(1488—1547)評爲“造語粗淺，亦多佳句”，又引唐時升(1551—1636)指明人眼中陸詩佳句只局限在村居意境。[59]可以説，明人體認和學習陸游閑適詩的角度頗窄，只重平易曉暢，忽略“不費力、敷腴”一面。如果考慮到明末毛晉本付梓前後，明人大多從李、曹、潘選本中學習陸游村居山野景色作品，或許會有愈學愈淺的傾向。
明人重新肯定陸游閑適詩的價值要從“後七子”領袖王世貞(1526—1590)與公安派性靈説談起。王世貞謂“廣大教化主”乃白居易、蘇軾、陸游三人，“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60]。廖可斌指出，王世貞素來喜讀白、蘇詩，自萬曆四年(1576)始，强調詩人性情之真對創作重要，重視作品從自然中悟出生趣。[61]上引情事景物兼備之論其實針對七子專尚氣格宏大的格調觀而言，萬曆十年(1582)，王世貞更言“有真我而後有真詩”[62]。聯繫上述兩段評語，他是從性情之“真”體認陸游詩取資於生活的特點。其後公安派袁宗道(1560—1600)《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説“模寫事情俱透脱，品題花鳥亦清奇”[63]，推許陸游從自身生活經驗曲盡人情自然，通“喜怒哀樂、嗜好情欲”，這也是袁宏道藉以批評復古派後學模擬風氣的主張。[64]再進一步看，袁中道(1570—1623)爲潘是仁《宋元詩集》寫的序：“宋元承三唐之後……爲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出手眼，各爲機局……取裁吟臆，受法性靈，意動而寂……”[65]以氣運論詩，並從“性靈”(即從創作主體個性出發)角度讚賞宋元詩人以真摯性行寫詩，公安派標舉的“真”包括感情上與刻畫上的真實[66]，陸游自然也在此列。明人在修正七子格調觀與反對復古派後學剿襲模擬的觀點下，從“真”的角度賦予陸游閑適詩的意義所在。
由南宋評論確立的“陸詩不費力、敷腴特點”發展至明代，有兩種方向：一是抨擊陸游閑適詩益開後學淺易之途，一是肯定其“真”。清人也注意到明代學詩者止愛陸詩“讀之易解，學之易成耳”，而不復鍛鍊深思[67]，即未能體會陸詩詩意深刻一面，被其平滑流暢的用辭和章法迷惑。後代學詩者以爲學會形式上的用字下語，便能成就好就，與宋元體認陸詩“不費力、敷腴”的觀點愈走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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