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楊巨源生前，其作品尤其是七律已倍受時人稱道，比如元稹《授楊巨源郭同玄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淩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32]另外，成書於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之間的敕撰唐詩選集《御覽詩》，也收録了楊巨源的詩作十四首，其中含五言詩五首，七言詩九首。[33]這些都證明了楊巨源在此時期的詩壇影響力。另外，在時人撰於元和十三年的墓誌銘序文中，還稱頌楊巨源爲“今之鮑昭”，以致“咸所推服，莫敢敵偶”。[34]“鮑昭”，乃“鮑照”之誤。鮑照，是見譽爲“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35]的南朝宋的文學翹楚，擅長樂府詩歌和七言歌行，其樂府詩作甚至被稱作“俊爽絶倫”[36]。故撰者以鮑照比擬楊巨源，愈見楊巨源的文學成就之高及其長於樂府的創作特點。由之，楊氏作品得以東渡扶桑並見收於《千載佳句》，亦非難解。
然而，有關楊氏作品東渡鄰國的携帶者，史料中却無明確記載。僅可察知與楊巨源活動時期最爲接近的日本入唐者乃是學問僧空海和最澄。空海曾專門致信於當時的越州節度使，尋求“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至詩賦、碑銘、卜醫、五明所攝之教，可以發蒙濟物者，多少流傳遠方，斯則”[37]。即除了佛典要籍，還力搜當時可資學習的外典書籍。不過，在空海携歸本國的唐物典籍中，雖有朱千乘等不甚知名的詩人作品，却未見任何楊巨源詩作的痕迹，其著作《文鏡秘府論》、《性靈集》所引用的唐詩資料内，也没有關於楊詩的記録。
既然日本方面没有楊巨源作品東傳的任何記述，那麽，王建的“舊卷常抄外國將”和劉禹錫的“渤海歸人將集去”，或可引起思考。
王建《寄楊十二秘書》
初移古寺正南方，靜是浮山遠是莊。人定猶行背街鼓，月高還去打僧房。新詩欲寫中朝滿，舊卷常抄外國將。閑出天門醉騎馬，可憐蓬閣秘書郎。
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www.xing528.com)
壁雍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絶世才。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魂空斷，寶匣初臨手自開。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由王建的詩題“寄楊十二秘書”和詩句“新詩欲寫中朝滿，舊卷常抄外國將”，可知至遲自楊巨源擔任秘書郎的元和九年(814)起，楊氏的新作就十分受人關注，而其作品中的“舊卷”則常以轉抄的形式被帶出國外。據劉禹錫的詩題“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與詩句“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可推斷楊巨源别集被渤海人携出唐土之事，應發生在他擔任國子司業期間，也就是穆宗長慶四年(824)以前。[38]
當然，王、劉二人所述的情况，是否就和楊巨源作品的東渡扶桑存有關聯，還要結合當時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漢籍流通狀况來加以探討。
自空海歸國的憲宗元和元年即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至文宗開成三年即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的三十二年期間裏，日本再未派遣過遣唐使。但在此階段的主要時期，平安朝廷對唐風文化却十分傾慕[39]，渤海使節的赴日情况也較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頻繁[40]。因此，唐土書籍經由渤海人之手再傳至日本並非無根之談。而這種情况原也有例可援。例如，《類聚三代格》記載文德天皇天安二年(858)，渤海使烏孝慎來日，獻《宣明曆》。兩年後，平安朝廷即將遣唐使携歸的《大衍曆》和《五紀曆》皆行廢止，而改施經由渤海傳來的《宣明曆》。再如，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二月、天皇與小野岑守因受白居易作於元和四年(809)的“新樂府”的影響，而於平安京神泉苑初次舉辦的花宴上作“落花篇”。針對此事，即有日本學者指出，此時期並無遣唐使的派遣，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快速東渡，很有可能要歸因於此階段來日的渤海使節。[41]當然除了渤海使外，渤海商人也是傳播唐物的重要載體，其所持的唐物時常受到日本士庶的歡迎和爭購，以致太政官要向國司發放禁制渤海人在民間貿易唐物的官牒。[42]由之可見，這一時期渤海在唐物東傳日本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何况，楊巨源的立名文壇以及“渤海歸人將集去”等事又皆發生於此階段。諸多因素交結其間，楊巨源作品的東渡扶桑，極有可能就與“渤海歸人”存有關聯。當然由於直接史料的欠缺，此處僅作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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