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賦的分類其實並非始自《文選》。歷史上頭次對賦進行類屬分别，蓋成帝詔命劉向(77—6B.C.)等整理圖書所致。《漢書·藝文志》即謂：“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32]，前引《兩都賦序》亦言：“故孝成之世，論而録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故成帝朝嘗集結、整理諸賦，《藝文志》“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以及“雜賦”的分類，可能就是該時工作的一部分。[33]然而“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與“雜賦”的區隔究竟何在?顧實嘗略加考述，分别作出：“蓋主抒情者也”、“蓋主説辭者也”、“蓋主效物者也”，以及“蓋多雜詼諧”云云諸判斷(或者揣測)。此等叙述，蓋就先秦至漢諸臣僚、游士的諷諫筆法，或游説風格(甚至是可能形成的派别)立論。至於它正確與否?[34]由於文獻殘缺，蓋也因該分類並未被後人承繼、發揚，我們大抵僅能就此面向推説了。
翻開《文選》目録，首項文體：賦共被分出十五項子目，前四者統屬皇朝典儀名目。它們的標題和選文是：冠首的“京都”類，篇目有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南都賦》，還有左思(250?—305)的《三都賦》;其次是“郊祀”類，篇目有揚雄(53B.C.—18)的《甘泉賦》;再來是“耕藉”類，篇目有潘岳(247—300)的《藉田賦》;最後則是“畋獵”類，篇目有司馬相如的《子虚賦》、《上林賦》，揚雄的《羽獵賦》、《長楊賦》，還有潘岳的《射雉賦》。此外，爾後的類别項目大抵以諸被賦名物爲名，其中與朝廷典制密切者尚有“宫殿”類，選文有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及何晏(195?—249)的《景福殿賦》。[35]
大略掃描，上述賦作幾爲兩漢、西晉篇什。略考史籍，我們發現這兩個朝代都以周文爲典則，進行過相當程度的禮樂制作。《漢書·禮樂志》明言：“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案有周朝廷既能損益前代典制來周備制作禮樂，遂得創建“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虚，四十餘年”的盛世，職是“民人歸本，户口歲息”，政府“刑辟”寬緩，且任“賢良”作牧，民間“家給”亦“既庶且富”，恰恰需要“庠序禮樂之教化”的漢家朝廷來斟酌效法之。事實上，整部《禮樂志》就是在記叙：在“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這共識(也是集體憂患)下，貫穿文(203—157B.C.)、景、武、宣、元(75—33B.C.)、成帝諸朝，衆儒臣若賈誼、董仲舒(179—104B.C.)、王吉(?—48B.C.)和劉向等先後勸勵君上改制的歷史。[36]若斯考量、若斯舉措，也見於《晉書》禮、樂二志的文字中。且有意思的是，《晉書》對本朝禮樂的記述，就是從接續(或接棒)漢家“歷東、西京四百餘年”來未輟的興廢、復古行動來開展的。且看《禮志》述及的：“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顗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還有《樂志》叙述的：“及(魏武帝)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咏神靈，贊揚來饗。”以及：“〔晉〕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調聲韵，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種種記載，都讓我們看到透過近承曹魏、遠紹漢代的方式，晉室上下確實想創造足繼周文的禮樂盛世。[37]由是，該時咏贊朝章典制光華的賦篇自然不會少，最終亦多被《選》臣所擇録矣。[38]
那麽這類歌頌朝廷典儀盛美情狀的賦，它們的精神内涵爲何?還有書寫筆法大致如何呢?且讓我們就揚雄的賦作略加觀察。説到揚雄，他不但是成帝朝尤出衆的文學侍從，也是賦史上集大成的賦家。對諸前輩若東方朔，他嘗不假辭色地批評：“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39]相對地，蜀先輩司馬相如却深得他的青睞。《漢書·揚雄傳》謂：“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對東方朔的評論，透露出揚雄的天性、學養和自持。本傳稱：“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40]若斯爲人、行事，蓋深受儒學經術涵濡所致。至於他對相如的傾慕，乃緣彼者“作賦甚弘麗温雅”，每能激發揚雄偉壯的感懷。而相如賦作能夠如此，當然來自他能淋漓鋪説當朝聖王(武帝)的弘麗事迹歟。職是，同樣是作田獵賦，揚雄遂能串講諸經傳記載的優勝劣敗往事，若《羽獵賦序》“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云云，從而拈出“裕民之與奪民也”，乃王者游獵得當與否的關鍵。[41]另於《長楊賦》，他還援《詩經》諸句式用以叙述諸漢先帝的典則功業，若關涉高祖(256—195B.C.)的：“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關涉文帝的“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還有關涉武帝的“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 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云云，以供沉溺田獵的成帝來追思和反省。[42]總之，鎔鑄經義乃至善用經籍故事，甚至是詞語句式，確實讓揚雄的田獵賦更往足繼經籍典常的方向邁進。[43]
王思豪嘗將諸漢大賦和《詩經》諸頌德詩歌(主要是《大雅》)相比對，他得出這樣的看法：在漢人漢德繼周的集體意識下，有漢賦家遂戮力擬效，甚至是直接置换《詩經》諸語句，積極打造出看來明顯在仿效經典的賦篇;且其鋪叙主要集中在關乎天命及建都一類根本課題。[44]援王先生的論述，我們在討論漢賦的形式和意義時，或許該把視野聚焦到它的擬經文法和政論主題上。即就京都賦該類來看，誠如《文心雕龍·詮賦》的歸納説法，此等賦皆言“體國經野”大事，亦即關係京城配置及各行政區劃分等要務[45]，且其行文主要由諸帝王光輝行事的叙事綫連接成，而不時援取經籍典故和詞句，更是必要的陳套。京都賦名篇《東都賦》就是這麽寫成的。班固透過擬設人物“東都主人”之口，向主張還都長安的“西都賓”(亦屬虚構)揭示洛陽理當爲天朝都邑的道理，長篇議論遂由光武帝(5B.C.—57)和明帝(28—75)，這兩位和東都崇高地位至相關的帝王其燦爛事迹所構成。關於前者的，主要是光武投身革命、拯民於水火，且取法先代中興聖王毅然遷都的舉措。若：新莽(45B.C.—23)篡漢，生靈塗炭，“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云云，還有：“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云云。光是這些字句，班固即汲取多部典籍資源，像是《尚書》、《詩經》與《周易》等來遣詞造句。[46]至於明帝部分，班固則參照自天子登基來形色符應禮制的行動來進行叙述，若：巡狩、恪遵典則營造都城苑囿、順時蒐獵講武，乃至升明堂祭祀光武帝、臨辟雍行大射禮，最後在歲首朔日的三朝會上接受四方萬國朝貢，爾後遂施行諸務本政事來造福百姓，且於學校庠序諸典禮上得到“盛哉乎斯世”的歌頌![47]要之，或者援用經典故事，或者銷融經義鋪説當朝聖君行事，班固的《東都賦》實際上已成爲洛陽頌：它乃咏唱造成東都昌盛的兩位帝王其斑斑事功的頌歌，同時更是漢人爲自家打造的，用以禮贊當朝的經典，猶若《詩》、《書》贊述從前的偉大朝代般。
檢視《文選》其他京都賦作，我們發現：擬效經典來鋪叙當朝史迹，使之猶若聖典的筆法，殆可謂衆賦的共同書法。非但張衡亦步亦趨仿效《東都賦》爲之的《東京賦》，亦主就光武、明帝兩朝神聖功績來進行歌頌[48]，左思的《魏都賦》也根本就是對魏武帝(155—220)與文帝(187—226)二者的禮贊：只見賦文歷歷細數前者營建鄴城宫殿、臺省和苑囿，且於武事暫歇後遍行蒐獵、藉田諸禮，終而促成文帝受禪等事迹，還有後者登基改制、勤勉政事，從而造成文治武功齊備，衆賢能齊聚朝廷，國威遠邁蜀、吴的功業。[49]再看歸屬“耕藉”類的《藉田賦》，針對晉武帝的親耕活動，潘岳極盡誇贊該典禮諸節目，且大力宣揚武帝是舉兼具固國本與彰孝行的深遠意義。要之，賦家亟欲禮頌君王聖德的用意不在話下。[50]此外，輯録“宫殿”類的《景福殿賦》，何晏乃就魏明帝(206—239)巡狩許昌，須整建殿閣事，極力申揚諸設施無不符應先聖典則，若：後宫圖象歷代賢妃以爲規箴，苑囿池沼重現了靈囿故事，且設有臺觀觀稼以戒淫逸等等;故斯賦堪稱揚舉明帝追繼聖君職志的頌歌。[51]最後，甚至連賦體外的《石闕銘》，作者陸倕(470—526)亦就梁武帝(464—549)豎立象闕華表事，娓娓叙説諸武帝聖迹，如：應天順民滅除暴齊，即帝位後汲汲興革禮樂法制、興復諸文教設施，乃至整建國門、營構石闕，既提振東晉、南朝長久未遑古禮的頽勢，亦促使京師復現周、漢帝都的光輝。[52]且看《東都賦》末，東都主人嘗發如斯感歎：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咏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53]
言下之意，這位虚構人物在感歎世人未曉稱頌當朝光耀的文章的重要性，也就是自己甫説完的，關涉神聖東都的長篇大論其意義。有趣的是，在《東京賦》末，深深被安處先生高論感動的憑虚公子(又來兩位子虚烏有人物)，口中却不由得發出這樣的贊美：
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兹?走雖不敏，庶斯達矣。[54](www.xing528.com)
很清楚地，他從安處先生的言論中曉聞了漢德足以繼武、甚至超越前代盛世的大道。總之，這兩則寓言式的講法恰恰表述出：頌贊當今天子行事及諸典制禮儀光彩的賦作，即擬仿曩昔經典而作的當世典誥歟。本節一路來討論的諸篇賦作(含一篇銘文)無不符應該特質，不論它頌揚的是漢德、魏德，抑或是晉德、梁德。若斯情况，也正反映有漢武、宣二世以來賦的發展態勢。[55]
大致談完了諸環繞帝王事迹、朝廷禮制的賦作，且讓我們再瀏覽《文選》目録，看看尚未討論的類别品項。它們依次是：“紀行”類，篇目有班彪(3—54)的《北征賦》、班昭(49?—120?)的《東征賦》，還有潘岳的《西征賦》;“游覽”類，篇目有王粲(177—217)的《登樓賦》、孫綽的《游天台山賦》，還有鮑照(?—466)的《蕪城賦》(再來是已討論的“宫殿”類);“江海”類，篇目有木華的《海賦》、郭璞的《江賦》;“物色”類，篇目有宋玉的《風賦》、潘岳的《秋興賦》、謝惠連(407—433)的《雪賦》，還有謝莊(421—466)的《月賦》;“鳥獸”類，篇目有賈誼的《鵩鳥賦》、禰衡(173—198)的《鸚鵡賦》、張華(232—300)的《鷦鷯賦》、顔延之(384—456)的《赭白馬賦》，還有鮑照的《舞鶴賦》;“志”類，篇目有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歸田賦》，還有潘岳的《閑居賦》;“哀傷”類，篇目有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向秀(227?—272)的《思舊賦》、陸機(261—303)的《歎逝賦》，潘岳的《懷舊賦》、《寡婦賦》，還有江淹(444—505)的《恨賦》、《别賦》;“論文”類，篇目有陸機的《文賦》;“音樂”類，篇目有王褒的《洞蕭賦》、傅毅的《舞賦》、馬融的《長笛賦》、嵇康(224—263)的《琴賦》、潘岳的《笙賦》，還有成公綏(231—273)的《嘯賦》;最後是“情”類，篇目有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還有曹植(192—232)的《洛神賦》。[56]面對這些時代起訖從先秦到齊、梁間，主題内容可謂五花八門的賦作，我們當秉持何態度、立基何立場審視之呢?諸前賢的論述或可提供指導。
比方張蓓蓓嘗闡發《楚辭》對漢代文學的影響。她以爲騷體的抒情性及它成功書寫的諸主題，多可供後來賦家參酌、汲取;故收録《文選》裏的賦遂多以騷體行文，若：《鵩鳥賦》、《長門賦》、《幽通賦》、《思玄賦》、《歸田賦》、《北征賦》和《東征賦》等抒情、遂志篇什，還有《甘泉賦》、《洞蕭賦》、《舞賦》和《長笛賦》亦用騷體成文。且賦與騷如此緊密，實可溯及宋玉諸賦(像《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和《風賦》)與屈騷間的祖述關係。[57]朱曉海嘗就先秦、漢初諸賦，闡説具諸子學養的賦家如何透過賦文的巧言鴻論，引介其學術主張與治世論述，還有賦家此舉必然要做的妥協及常遭受的挫折;輯録《文選》的《神女賦》和《風賦》均被朱文討論。[58]又朱先生亦針對東漢中期以降，賦史屢屢出現的以嫌惡(或次級的、負面的)事物爲題的賦進行研討;《文選》所收的《鷦鷯賦》、《蕪城賦》，以及《恨》、《别》二賦即屬朱文論説範疇。[59]此外，鄭毓瑜亦就屈騷典型論説漢晉辭賦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書寫型態，亦即：在仕途挫折的沉痛中，從諷諫他人轉向説服自我，職是援騷勸慰、勉勵自家孤高、廉潔的德行，遂成爲一種寫作傳統;而《思玄賦》、《鸚鵡賦》和《鷦鷯賦》等《選》文均被鄭文述及。[60]諸前輩高見皆信而可徵，論點亦各有照見;整體看來，諸文所論均指向賦史反映的現象，那就是：賦乃伴隨文士宦游生涯尤重要的文體，無論他們遭逢的是怎樣的際遇。要之，稍稍檢視《文選》選録的賦作(且輔以李善注徵引的文獻)，我們即可看到這樣的情狀：爲權臣(或爲外戚，或爲大將軍，或爲諸侯王等)所延攬，位居幕僚司文書職事，擔任參軍、主簿或紀室一類掾屬職位，往往是賦家的共同命運。[61]即便懷有高材逸志，應主上使唤製作賦作始終是不可免的任務;當然文才的飛揚，也每每使他們受到贊譽，榮享文壇盛名。[62]又縱使逢遇承平時代，他們的仕途每有波折，也常被不爲常人理解的憤懣或煩惱所苦。[63]再者遭逢亂世，他們或於顛沛流離中爲自己打氣，然壯志難酬的憂患總令他們心焦。[64]面對上述情狀産生的形色賦篇，只見《選》臣們務實地以嘗被賦文鋪叙的名物分出項目，且將所選諸賦輯入其間，以資當世、後代的文士鑒賞，或者斟酌、法效歟。
《文心雕龍·詮賦》嘗將賦分爲“京殿苑獵，述行叙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還有“草區禽卒，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這大、小兩類。而劉勰此舉，爲的是歸納二者的筆法特徵：前者有首引的序言及歸結的亂詞，體裁鴻大;後者則擅叙物貌來體現情懷，用心之巧、下筆之精令人歎服。[65]那《文選》的編類是否也涵有賞析、寫作面的指引呢?大致説來，我們的確可在同類項選文中看到某主題的延續，若《洛神賦序》明言：“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66]也就是《高唐》、《神女》二賦對曹植斯賦有所啓迪。另在“音樂”類，我們非但看到主題綿亘未輟的現象，持續作斯類賦中尚未被賦名物，甚至激發了作賦的重要念頭，如：馬融即因“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67]。且針對該類賦的襲用套式，力圖改革以提升品質，也成了繼續書寫的理由。像嵇康《琴賦序》即表述了這個意思：
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68]
要之，主題既得流布且具特定套數，還能激起後來賦家“聊復備數”，補作其餘，甚至進一步革興、改良之，使賦作得暢“達禮樂之情也”;“音樂”類諸賦誠十足體現《選》臣標舉的踵事增華、變本加厲，亦即文學將隨發展愈加圓熟的歷史觀![69]
相對上述這些發展甚久的類型，《選》臣對後來蜂起的賦作亦不偏頗而多有取擇。像郭璞的《江賦》即東晉南渡後的産物。《晉中興書》即謂：“璞以中興，三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斯賦遂與“文甚儁麗，足繼前良”的木華《海賦》合爲“江海”一類。[70]然須注意的是，縱使《選》臣不計新舊，爲賦分類達十五項之多，標榜俗趣的賦却不見選録。畢竟，《文選》豎立的是皇朝典制，儒雅風流的品味終須維持住。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晉人束皙(261—300)嘗“與司(當作“同”)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因)所咏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71]，也就是他補作了《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和《由儀》六首笙詩。對此等詩歌，《選》臣可以爲了復興禮樂的精神，既就《補亡詩》專立類别(遂名曰“補亡”)，且置諸詩體衆類之首以表推崇之意。然束氏所爲《勸農》及《餅》諸賦，蓋因“文頗鄙俗”，便絶無選録《文選》的可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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