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指出的，《文選》的出現乃實際書寫活動下的産物。即以我們的研討對象“賦”來講，選臣們該如何選?又會怎麽編?當與之前該文體的“寫—讀”情狀(或現象)相關。所以在解讀、詮釋《文選》賦體分類所以成立的條件和意義時，回溯賦的發展歷史是必要的;而其中漢代文學侍從嘗擔任的角色尤其引人矚目。
所謂文學侍從，或稱“言語侍從”，指的是一批環繞在擁有權勢的領導人身邊，提供諸類文字服務的文士;漢代賦家多從此出。[8]劉勰(465?—520)嘗以“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播)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云云，勾勒賦自萌發、漸漸壯大的歷史;文中提到的“枚(乘)馬(相如)”、“王(褒)揚(雄)”和“(枚)皋(東方)朔”，即有漢典型的文學侍從。[9]
説到這群賦家，史籍或稱他們是“諸侯游士”，或者稱爲“天子之賓客”;他們時而又被説成是“四方游士”，或者是“天下之娱游子弟”。[10]稍加分析，前二語强調的是他們依附對象的不同：或爲諸侯國君，或爲廟堂天子;要之，一切端視主君好文與否。故吴王劉濞(216—154B.C.)、梁孝王劉武(184—144B.C.)，還有武、宣二帝等尚文統治者，便先後開啓了賦的昌盛局面。[11]至於後兩種稱法，前者表述了他們的策士性徵：舉凡承應對、出謀略，適時諷諫，憑藉辯才游説解難，還有貫徹君王意志等等，蓋均屬爾等分内事歟。[12]後者透露出供給娱樂乃賦家所以被招徠的根本緣由。《漢書·枚皋傳》載皋“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宫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武帝)有所感，輒使賦之”，還有《王褒傳》載“上(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宫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云云，即陳述了諸文學侍從待詔製作，以稱君上心意情懷的狀况。[13]
大體看來，無論之前的游宦諸侯封國，抑或後來蟄伏於朝廷宦署，文學侍從貢獻辯才和文字娱樂的職能並無重大改變。然武、宣兩朝内外政策的大幅變革和强勢舉措，不只吸引賦家先後湧進中央，而朝廷氣象之一新終將促成某類辭賦需求量産生變化。對此，且讓我們從《漢書·公孫弘傳》末的贊語講起。該文述及爲一洗“四夷未賓，制度多闕”這外、内均窘迫的家國情勢，武帝不計較出身，亟攬人才，“求之如弗及”。造成“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各類能人薈萃朝中之盛况。若：“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云云;就因爲衆賢的襄佐，武帝終能“興造”出“制度遺文”爲“後世(所)莫及”的恢弘“功業”。又宣帝既欲繼武漢武而“纂修洪業”，遂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終而重現了能臣輔弼之盛事，若：“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云云。[14]瀏覽諸類人才的名目，像是“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曆數”、“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和“受遺”等等(以上武帝朝，還有屬宣帝朝的“儒術”、“文章”、“將相”和“治民”)，兩朝文治武功的興隆情狀，教人依稀可感。其間和辭賦家或文學侍從相干的，主要是“文章”、“滑稽”、“應對”和“協律”這四項;除却“應對”指向少數被賦予軍國和治理重任的賦家外(若引文點名的“嚴助、朱買臣”)，多數文學侍從被歸屬在“文章”、“滑稽”項目下，他們基本上和繫屬“協律”者更有關聯，其職能主要被(朝廷)設定成稱頌、歌咏那盛德帝王的宏圖大業![15]
在此，且回頭看看前面的兩段引文，其一是《枚皋傳》載：
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宫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其二是《王褒傳》載：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宫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前、後兩則紀録，分别叙述了枚皋、王褒等文學侍從伴游武、宣二帝的行踪和事迹。歌咏環繞“游觀”、“放獵”等形色享受，的確是枚、王等所以伴隨的理由，然枚皋也參與了“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等隆重祀典(若太一、五畤和后土的祭祀，還有泰山封禪)，以及巡行地方，還有解民於水火的治水要事;此等事殆亦屬枚皋應詔頌咏的範圍。[16]此外，王褒的崛起本就關乎朝廷亟需頌贊人才的背景。話説宣帝朝“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當)〔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這時“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益州刺史王襄聞訊，遂“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來歌頌益州風化之美，且還“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待諸頌歌輾轉傳唱太學，宣帝曉聞，王襄即“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17]照此看來，王褒的仕宦道路是專門就宣帝的特殊需求鋪設的。那麽他應詔上京後，除作賦愉悦君上之耳目外，適時頌揚當朝德業(或者愉悦和歌咏並行)自是不可缺的。[18]
《漢書·武帝紀》贊語有云：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焕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且留意這段贊述的論點：有漢政權承接的是“百王之弊”的頽勢(殆指西周盛世銷亡後直到暴秦，那禮壞樂崩、每下愈况的漫長歷史)，經過“高祖(的)撥亂反正”與“文景(的)務在養民”，家國天下安定且日益富庶後，武帝始得從事諸“稽古禮文之事”的復興工作，像是“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 ，禮百神”等等。要緊的是，這些大體可用“紹周後”一辭來稱説的連串舉措，終使史上的政治典範，亦即所謂的“三代之風”得以復現世間;而完成這項文化任務的武帝自然當被禮贊稱頌，猶若《詩》、《書》嘗頌揚曩昔諸聖王盛世一般!職是，歌咏當朝便成爲賦最被看重的功能。又當宣帝重現武帝朝故事時，他念兹在兹的，也該是承繼包括其先祖武帝在内的治世且受到世人、後代的歌頌。《漢書·劉向傳》所載“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劉向本名)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云云，蓋即指向(或至少得包括)此等歌咏事情歟。[20]要之，就像從前周朝憑藉《詩》、《書》諸經典來禮贊先公、先王之典型，漢人亦當以當朝盛行的賦(也是文士尤擅長的文體)，來咏唱自家政治的盛美容貌;而是類論述講的最地道的，莫過於《漢書》的主要述作者，同時也是漢賦的重量級作家：班固。
讓我們讀讀班固《兩都賦序》首段文字。是篇序和《兩都賦》正文，恰恰就是《文選》的第一篇選文。該文云：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悦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録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21]
整體讀來，很清楚地，全文要旨在闡述漢賦擔負起了從前《雅》、《頌》的功能，那就是“潤色鴻業”!從行文面看，同樣清楚地，班氏就是在經營從《詩》到賦的歷史叙述：自周德衰敗後，古詩(指《詩三百》)便隨之沉寂;漢初朝廷既專務休養生息，亦不暇顧及歌咏事宜。直到武、宣兩朝“崇禮官，考文章，内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發起系列“興廢繼絶”的文化建設，加上二帝先後施政，造成“衆庶悦豫”且招致“福應尤盛”的情狀(若：“《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黄龍之瑞，以爲年紀”云云)，終使藉賦來稱頌當朝盛美的事情得以實現。且於當時，獻賦甚至成了群臣的共同運動：不僅僅“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等“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連侍從行列外的“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亦“時時間作”。總之，他們時而“宣上德而盡忠孝”，時而“抒下情而通諷諭”，一篇篇“雍容揄揚”而足“著於後嗣”的賦作累積至成帝朝(51—7B.C.)竟達“千有餘篇”;如此盛况終使漢賦追平(甚至超過)從前經典的業績，達成“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的輝煌成績。這麽讀來，《兩都賦序》的確爲賦之禮贊功能等同曩昔經典這一論點，作出最最明白的表述。[22]
許結嘗就制度面觀察漢賦現象，進行了長期研究。他發現：漢代賦家主要身分爲統屬禮官系統的郎官，他們和該時樂府諸職事以及朝廷各項禮制之建置，若郊祀、建都等等都有密切關係。這便造成漢賦的描述終將環繞著天子的系列典禮。[23]許先生的考述正與前文討論相應證。我們有理由相信，就是受到漢代武、宣朝繼武周文禮樂故事的影響，文學侍從遂以稱頌舉揚當朝盛美爲要事;這樣的發展必定左右了賦的書寫行動，甚至左右了後來(包括《文選》在内)的賦體分類工作。
在本節末尾，我們還可略談的是：在朝廷追繼周文的政策下，頌咏成了賦尤重要的功能，如斯發展將會造成賦家學養産生怎樣的變化?司馬相如的情况或能提供説明。案相如本具策士性格，史籍稱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云云，即可驗證。[24]然因緣際會，他成爲首批接受正宗經典儒雅教育的賦家。[25]爾後恭逢武帝改制諸事，他遂能憑學養(當然也包括他的文辭才能)從事禮樂製作，若：嘗配合樂府製作祭祀歌辭，還有臨終“遺札書言封禪事”，以待天子參酌等等。[26]故在賦的鋪寫中，援經術以文飾之自是他所擅長者。
且讀讀司馬相如名作《上林賦》末尾的高潮處，也就是賦文所鋪寫的，關於天子狩獵車駕理應馳騁的園囿樣貌。只見相如汲取經學資源，像是經典、篇目名稱，還有特定辭彙等等，藉著辭語的雙關性寫下這樣的語句：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戴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説，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27]
這般鋪叙，實爲諷頌、勸勵天子當憑藉經術治理家國天下歟。而相如此番構思和巧筆，想必頗合心懸復興禮制、再造盛世念頭的武帝的口味吧!
事實上，武帝朝的改制促使詔令、吏事等皆須援經術文飾。[28]經學儒術遂成爲謀取朝廷禄位的必要學養。所以像是鄒魯諺語：“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或是《尚書》博士夏侯勝對弟子的諄諄教誨：“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這些話語，都明白指出當時的仕途要津就在能否通經爾。[29]由是該時士子，包括具策士性格，或擅常辭賦者，遂將先後投身此道。若：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主父偃(?—126B.C)“(原本)學長短從横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眭弘(?—78B.C)“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云云。[30]那麽“不通經術”者若枚皋，或者像東方朔般“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始終未能植根經術者，此等賦家非但“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將終身與施展抱負、晉身富貴無緣，即便居文學侍從行列，亦將久被主上倡優蓄之，難積極參與諸隆重典儀的製作情事(如司馬相如曾做的事)。[3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