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道士趙道一有感於儒、釋兩家均有“通鑒”，惟道教獨闕，遂搜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迹”，纂成《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簡稱《仙鑒》)[75]，輯録自遠古至宋代“得道仙真”745人，嵇康赫然在列。繼踵其後，元人張天雨《玄品録》、明人張文介《廣列仙傳》俱予收録，由此，嵇康宛然“仙真”了。[76]
《仙鑒》本“搜之群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77]而成，故“所據之書匪一”[78]，“嵇康”條拼合痕迹較爲明顯。開篇叙述嵇康與孫登之交遊，繼之以晚唐五代“伶倫授曲”傳説，又迻録《晉書》本傳有關仙道者，結末附顧愷之《嵇康贊序》“洛陽屍解”説。由於拼合而成，具體内容難免有重疊或歧説，當然也可以看作互證或補充。嵇康與孫登之交遊見諸六朝史傳[79]，《仙鑒》所述與諸書略有不同：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群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别去，登乃冲升。(《仙鑒》)[80]
自《神仙傳》以來，孫登一直被目爲“仙者”[81]，其告誡嵇康之語在唐代已有敷演之文。[82]此處預言嵇康必將遭戮，證其“兆動初萌，妙鑒奇絶”(晉庾闡《孫登贊》)[83]。《仙鑒》記述嵇康被殺的原因，亦與他書不同，擺落了吕安家事的牽連以及魏晉易代的政治背景，虚構了晉文帝宫人故事，將嵇康被殺歸之於不肯教授琴曲：
帝(晉文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宫人曲，康不肯教。帝后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屍。(《仙鑒》)[84]
“葬後開棺，空不見屍”，屬於仙家“屍解”的程式話語。嵇康“屍解”説經過東晉葛洪《神仙傳》的載録，顧愷之《嵇康贊序》的轉述，南朝宋顔延之《五君咏》的推揚[85]，至唐宋時期已經深入人心。在流播過程中，嵇康與西漢劉安、楊王孫、西晉郭璞、唐代羅公遠等人前後關聯，構成一條代不乏人的“屍解仙”譜系[86]：
道中有屍解，劍解、火解、水解，唯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異韓、彭與糞壤並也。(唐高彦休《唐闋史》卷上“丁約劍解”條)[87]
按上經，屍解有四種：一者兵解，若嵇康寄戮於市，淮南托形於獄……(北宋陳景元《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引唐人李少微注)[88]
雖死，神則不滅，名爲屍解。如楊王孫、嵇康、郭璞皆捐軀返真之道。(南宋青元真人《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89]
翌日道衆下山視之，膏血不流，可謂純陽之體，嵇康、羅公遠之流乎。(元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内傳》載宋明一故事)[90]
至明代，嵇康“屍解”説進入雜劇題材，有鄧玄度的《竹林小記》演譯“嵇叔夜挾伎登仙”故事，“文彩燁然，盡堪藻飾”[91];又有小説家言，如明末清初徐道《神仙全傳》敷演孫登、王烈以“代屍法”度脱嵇康故事，文辭更爲詭誕：
頃之，竹林諸友携酒訣别……乃與諸友從容話舊。司刑者驅衆下手，康銜須受戮。人叢走出孫登、王烈，登以短柱插地，烈挈康走。回顧司刑，徑揮刀斷柱，提上小截奔走，衆若不見者。康問烈何爲，曰：“此代屍法，隱身符也。”康始悟，隨入山修道。[92](www.xing528.com)
肇端於兩晉的嵇康“屍解”説至唐宋已經固化，雜劇、小説未能增入新的内涵，“嵇康得仙，竟作劍解”(宋人章惇語)[93]作爲一個文化因子進入人們的知識體系中。
《仙鑒》“嵇康”條由“北山學琴”開啓，至“靜室撫琴”收束，以琴貫穿始終。有關嵇康琴藝的師承淵源，六朝時即有異説，常謂其能通冥靈，妙得鬼神之助。即如東晉裴啓《語林》所暗示，嵇康曾經得到蔡伯喈的點撥[94];又有晉荀氏《靈鬼志》謂嵇康夜宿華陽亭，《廣陵散》乃由亭鬼所授[95]，此爲“華陽亭”故事一系[96];另一系爲“黄帝伶人”故事，如南朝宋劉敬叔《異苑》，謂嵇康受報於黄帝伶人：
嵇康少時，白日夢見丈夫，身長一丈，曰：“我是黄帝時伶人，骸骨在君舍東，令薦露。能爲葬埋，當求厚報。”康覺後求骨，果見白骨，脛長一尺餘，遂收葬之。至其夜，夢此人來，受《廣陵散》。(〔南朝宋〕劉敬叔《異苑》)[97]
晚唐李良輔《止息序》[98]、五代竇儼《大周正樂》[99]、南宋施宿《嘉泰會稽志》[100]等均從此説。“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101]至宋代成爲一種通識。《仙鑒》在晉唐舊説的基礎上踵事增華[102]，伶倫授曲的故事情節更爲委婉：
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説，取我等骸骨遷别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絶。”康聞知大悦，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探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别造棺，就高潔處遷埋。(《仙鑒》)[103]
嵇康這一形象呼應了北朝道書《洞神八帝元變經》中的“道士化”傾向，祝念“乾元亨利貞”咒以劾鬼，帶有明顯的符籙派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嵇康夜見伶倫八鬼，驚懼不安，已與六朝時期流傳的嵇康形象完全不同：
嵇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余，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吾恥與魑魅爭光。”(晉荀氏《靈鬼志》)[104]
其剛烈無畏之氣，千載之下令人凛然。這種震懾鬼神的氣魄，自晚唐以來蕩然無存，嵇康形象變得世俗、平庸，這與“鬼帝”説不見於唐宋流傳恰相印合。
自中唐道經《上清衆經諸真聖秘》稱引“五方鬼帝”[105]，以至北宋末年，嵇康“鬼帝”説寂爾無聞，唐宋道書未見稱引。北宋政和年間，宋徽宗崇信道士林靈素，在林靈素的慫恿下，徽宗大肆擴張道教神仙譜系，將道教分爲五宗，五宗之外别立一宗，自稱“昊天上帝元子，爲大霄帝君”(《老學庵筆記》卷二)[106]。爲了恢弘門庭，林靈素搜羅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包括帝王將相和文章之士，所署仙職既有新創也有承襲：以宋真宗爲赤脚大仙，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屈原爲海伯，蕭何爲昴星，蔡邕爲修文郎，嵇康爲中央鬼帝，李白爲長庚星，杜甫爲文星典吏，蘇軾爲奎宿、紫府押司等。(《玉芝堂談薈》卷七)[107]以此爲契機，一度銷聲匿迹的嵇康“鬼帝”説再次浮出水面，以道教神仙的面目進入人們的視野。隨後不久北宋亡國，林靈素飽受誤國之責，他與宋徽宗所創立的神仙譜系也灰飛煙滅。
宋徽宗和林靈素搜羅的歷史人物身份龐雜，其中不乏文章之士，這些文士作爲一種“談資”誘發了明人的談論興趣。其中以王世貞《藝苑卮言》影響最大，他在《文章九命·證仙》篇臚列了東方朔、王粲、嵇康、杜甫、李賀、白居易、韓愈、蘇軾等“衆仙”，篇末評論説：“自古文章之士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108]認爲秉承“冲美特秀”之氣的文章之士，本身就不屬於人間，而應屬於仙界。清人王晫在《更定文章九命·神仙》中進一步擴充了“神仙謫墜”的規模，並對王世貞的評論進行了精煉的概括：“慧業文人，終歸天上”[109]。胡應麟《玉壺遐覽二》“録其當時受封於太上者，或前身爲某仙官者”，收録了“中央鬼帝”嵇康[110];屠隆《鴻苞》搜羅歷代文星下凡者，同樣收録了嵇康，謂“已上諸公，或生天界，或登仙山，或主冥府，或爲散仙，所證不同，要各自其功德福業所感召”[111]。在明清文壇領袖的推波助瀾下，“慧業成仙”成爲一個談議的話題，在交互遞轉的談論中，文章之士與道教神仙發生關聯，嵇康形象在世俗層面完成了邏輯上的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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