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江瀚在四川書院學習及主講活動，此前多利用其詩文集中材料，如作於光緒十九年的《應黎蓴齋觀察主講東川書院之聘留别親故三首》，以及文集中的《送張式卿序》、《致用書院記》等，這些詩文確實能反映蜀中書院講學的風氣：
往在甲申、乙酉間，余居成都，先後識合川張式卿、新津周宇仁、渭南嚴雁峰。座中宇仁深於經，式卿邃於史，皆西川之隽也。是時蜀中開尊經書院垂十年，肄業諸生靡不頡頏，作氣勢以高自標舉，一若數千百年所僅見之才，乃聚於一時一地。[30]
此記所指乃光緒九年至十年間尊經書院造就人才之盛况。其中張式卿在江瀚日記中出現20次，嚴雁峰(嚴遨)出現18次。[31]在成都之外，川東的致用書院也頗有朝氣。
重慶爲蜀東一大都會，凡設書院三，曰東川，曰渝郡，曰字水，而以東川爲最大。蓋道屬多士講肄之地也。顧所業皆科舉學，光緒十七年合肥張君華奎攝道事，始以通經博古爲諸生倡，至前巡道遵義黎君庶昌，始分延之師，然合居一院。……於是賴君(巡道桂平賴鶴年)既名之曰致用書院，又與瀚商訂章程，仿安定胡氏之意，設經義治事二齋，增置近世有關實用諸書，自今師生共學於兹，務一革虚憍欺飾之習，踐履聖言，以端其體，討求世務，以弘其用，庶以收興學充才之效。[32]
以上兩文所記皆蜀中晚清書院講學脈絡性的叙述，而其細緻的紋理，則要在其他不同類型的文獻中尋找。江瀚日記中關於書院的記載多屬日常備忘性記録，少有議論。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所記文字稍豐：“禮成，詣間壁東川書院文昌樓行香。自癸巳春，應黎蓴齋(庶昌)丈聘，掌教於斯，四閲年矣。今雖别居，能無桑下之戀耶。”正月初四日記云：“作一箋致耘公(即賴鶴年)，並以拙撰《致用書院記》質之。”這兩則日記可作前文提及詩文之注解。而更進一步探究江瀚對書院的貢獻，還要將日記中的綫索與其他文獻比照閲讀。日記中有幾處與汪康年交往的記録：
寄汪穰卿進士書，托購字模。適李老耀來，遂以銀四百金交渠匯滬。(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四日)
寄汪穰卿函。(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接羅星潭觀察函、汪穰卿進士電。(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初七日)
寄汪穰卿書，並銀六百兩。(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但從日記來看，江瀚似乎在忙一件較重要的事，往來中除銀錢之外，“購字模”背後應有重要信息;然從日記記録中，無法知道詳情。至此，只得求諸汪康年了。
巧合的是，《汪康年師友書札》保存了江瀚的八通書札，其中前三通與上所摘録日記所示吻合。六月四日信中除托購字模外，又云：“有新譯泰西之書，亦望惠寄，需價若干，當如數奉趙也。”[33]六月十九日信就前信中所及諸事提示催促，又及“重慶所售《時務報》，均照貴館定價，劃不一二”[34]。七月十一日信最見用意所在，故全録如下：
穰卿仁兄世大人閣下：
巧日接董電，旋即奉復，想已入覽。兹由天順祥票號匯來渝平紋銀六百兩正，即希察收。所有事宜詳列于左：
一、前蒙開示鉛字價目，三號字每磅一百個，約一千六百磅，每磅價洋三角;五號字每磅一百八十個，約一千二百磅，每磅價洋四角，合計兩副共需洋九百六十元。但五號字係備夾注之用，未審宜否，或六號字方合，務祈代爲酌定，迅速裝妥，克期交天順祥帶渝。
一、印機必不可少，其價幾何?即望議定，並字模寄渝。總之，既以此事托左右，則當有全權也。
一、蜀中向無排印，必須覓一熟手前來。其工價、路資並乞費心議妥，促其速行，至要至要。
一、澳門《萬國公報》、《知新報》暨廣、漢、津、湘、蘇、杭等報，並乞代爲各購一分，自八月初一日始，按期同貴館《時務報》匯寄，共需洋若干，照算不誤。(www.xing528.com)
一、重慶擬設《渝報》，係宋芸子太史、潘季約孝廉等主張其意。鄙意必須延一翻譯西文之人，請爲物色，示知再定。
一、梁卓如所著《西洋書目表》暨貴館所有書與新譯西書，統希購寄一分。
一、農學近頗有意講求，乞爲買《述鉀養致豐收書》暨《鉀養利用撮要》及《蠶務條陳》等類。又西藥房所售肥田各料，其價若何?亦望詳示，擬購取試用。
一、前電有“鐵已故”三字，豈鐵樵竟作古人耶!爲之傍皇無似，祈速覆。
一、貴館《時務報》，敝處只接到第二十七册，兩月以來竟成絶響，紛紛來索，愧無以應，宜籌速法。
一、上月寄來紋銀四百兩，兹又匯來銀六百兩，共紋銀壹千兩整，不敷之數，俟字模、印機到渝，即行措繳。
以上各條，恐尚有未周詳處;季約兄當另有函。草草此布，祗請著安，鵠候德音不具。世小弟江瀚頓首。七月十一日自重慶致用書院泐。(八月初一到)
不經比照，難以知同一事在不同文體中表述差異之大。此種差異，首先是内容詳略，其次是語氣的緩急。就語氣而言，前二信中有如此片段：
右銘(陳寶箴)年丈開府湘中以來，政令一新。湘學會規模何似?本年未得伯嚴(陳三立)書，鐵樵亦無信至，望便中覼縷言之。
字模務望速購寄渝，至懇至懇。請代購之新譯西書及有關時務者，憑尊意酌買可也。價若干，隨即補呈，决不致誤。蓋敝學正以此提倡故也。[35]
從上海、長沙到重慶，是新學浪潮湧動的區域，然步伐之先後，存在地域差異。江瀚信札語氣之急切，正是求變革心態的流露。從江瀚日記及信札中所提及的人名來看，當時士人中有一重視新學的群體，他們之間的聯繫方式，由晤談、書信甚至發展至電報。七月十一日信札中，字模、印機的購置、西文翻譯的物色，似在爲擬設的《渝報》或其他出版事務作準備，而提及的宋芸子(宋育仁)是江瀚好友，而潘季約(清蔭)得張之洞賞識，在江瀚日記中出現25次。宣導新學，是士人志同道合的事業。江瀚對西學的關注，在本年日記中僅見一處，即六月十五日所記“翻《泰西新史攬要》一過”，若僅憑此條材料及日記中並無新氣息的交往記録，是無法見内心波瀾的;而信札則似幾乎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其中對《時務報》、《萬國公報》、《知新報》等各地報紙、《西學書目表》所録西書、農學書的描述與列舉，則更在叙述風格的差異中，顯現江瀚日記所記録自有其選擇，自有其體例。信札中提及“敝處”接到二十七册《時務報》，“兩月以來竟成絶響，紛紛來索”，聯繫下款中的“自重慶致用書院泐”，則可知“敝處”即指“致用書院”。至此再讀《致用書院記》中“增置近世有關實用諸書”、“討求世務”、“興學育才”諸語，方有言行一致、落到實處之感;而蜀學在近代新變的脈絡，也就具體可感、順理成章了。
江瀚與日本在華活動人物有較多交往，在其四年日記中，駐渝領事加藤義三出現32次。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七，“加藤義三領事面邀作東洋之游，晤語良久”。與加藤的交往，對江瀚有不少影響，他的兒子江庸、江爾鶚游學日本或許與他此時對日本的瞭解有關，而更直接的是他在與汪康年的信札中。在一通落款爲“十八日”的信中，他列舉十一事，請汪氏回復，其中二事與日本有關：
欲學東文，其道何由?曩在東川掌教，與駐渝日本領事加藤義三交誼甚厚，故極樂與東人交。上海小田君何如?想所識必多，望詳言之。
駐蘇之日本領事，其人尚通達否?望詢小田君。若可往還，有事即與面商。蓋鄙意欲在川振興一切，須東人相助處甚多也。
由“欲在川振興一切”句觀江瀚與加藤的交往，不純是私人關係，而是有更大的用意。趙熙此年接替江瀚任東川書院山長，也與沈秉堃、李耀廷及加藤義三等往來，據趙熙年譜光緒二十三年記載，該年“應加藤之請，接受日本成田安輝入院受學，字之良玉。成田曾留學美國，精通英語，因於書院設英語課，使兼任教學”[36]。加藤義三似已參與蜀中人士人的新學活動之中，而他鼓動江瀚東游之議，似乎也有回應;入民國後，江瀚有東瀛之行，此行還關係他與服部宇之吉的交往，此處暫不展開。
在與加藤的往來中，禮儀的差異也偶爾被記録下來。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記：“清晨，加藤領事面請携眷屬燕其家，婉言辭之，蓋以中外之禮不同故也。”至本月廿二日：“加藤領事之夫人請余夫婦，六鐘時偕兩兒及瑄女同往，甚爲歡洽。”前後聯繫看，江瀚似乎最終似還是没帶妻子參加加藤的家宴，而是帶三個孩子前往。不過，至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江瀚已數次與妻子“觀電影戲”，有時與子女同行，“禮”的約束似有放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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