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較其他文獻而言，所記更貼近現實生活，故而有助於對過往情景的復現。
趙熙(1867—1948)，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光緒壬辰進士。他是江庸關係親密的長輩，江庸1939年在四川鉛印一種《趙堯生師近賜詩畫册》，應是長幼、師生之間深入交往的記録;在江瀚日記中，趙熙是頻頻出現的人物，共出現165次。據謝國楨《錦城訪書小識》所示，四川省圖書館藏趙熙日記一册，起於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是由蜀入京任國史館協修時所寫，至次年春間而止。[16]從謝國楨的摘抄日記内容來看，趙熙日記中夾雜詩作，且詩興更濃，若將趙、江兩人日記並觀，自可見當時情景。但眼下在無法看到趙熙日記的情况下，只能用江瀚日記所録對彼時語境略作還原。宣統元年九月十八日，江瀚“詣堯生，面商游事”。次日即有江庸隨侍出游記録：
凌晨，堯生同鐵華、師仲來，遂挈庸兒隨。出平則門，八里莊小憩，騎馬至回村，復跨驢抵白象庵，步行上石景山。登頓殊勞，啜茗天空寺。旋躋絶頂，有石塔焉。回香殿已廢，天啓元年宦寺所立碑猶存，有松甚古，數百年物也。堯生有詩。歸途復游摩訶庵，觀明神宗母孝定李皇后畫像，即所謂九蓮菩薩。趙懷玉、法式善、王軒、董文涣均題詩其旁。返寓，有暮色矣。
趙熙詩爲《游石景山詩九首》，分寫“出城”、“八里莊”、“白象庵”、“至石景山”、“下至半山”、“石景山道中，以松枝贈癭公，訂戒壇之約”、“由天空寺歸至八里莊”、“摩訶庵”、“以石景山松枝贈昀谷”。[17]江瀚的詩作中宣統元年作《和趙堯生侍御登石景山詩》：
勞勞車馬黄塵陌，惟有西山不厭看。與客初來登石景，去年曾此渡桑乾。遥峰鳥道高秋出，廢院虬松白日寒。宦豎豐碑隨處在，應憐民力勝朝殫。[18]
詩中所寫“勞勞車馬”、“廢院”、“虬松”、“宦豎豐碑”物象皆在日記中出現，然就寫景及對游程記録而言，自然不及趙熙詩詳細。趙熙詩後附録江瀚的和詩，詩中有兩處自注[19]，當爲最初版本，江瀚後將其收入集中，自注被删，而“隨處在”改作“隨處有”，似受杜詩句法影響導致。這次石景山之游，並未就此結束。江瀚九月二十一日云：“堯生有書來，盛稱余和詩。”十月初二日日記云：“題堯生《石景山紀行》詩後一律，並以送受卷詩質焉。”在江瀚詩集中依次有《送沈愛蒼方伯之貴州任》、《題堯生石景山紀行詩後》，可視爲登游餘波。江瀚此年詩作中有《居庸關》、《宣化》、《張家口》三首，排在《和趙堯生侍御登石景山詩》之前，易混爲同一行程中紀游之作，查江瀚日記，則可據記録斷定是八月出游所作。廿四日日記：“同堯生，胡鐵華至西直門站。……居庸疊翠，洵非虚語。酉正抵張家口，住寶通公棧。夜，沽白酒，與堯生論文。”廿五日日記：“晨起，偕趙胡二君出大境門，即龔定盦集所説大禁門也。……堯生獨登山，余及鐵華未能從焉。”江瀚的日記可作爲其詩作的注釋，顯示其作詩的緣由及詩作之間的關聯;更可由此推及趙熙詩作，成爲趙詩的注解或關聯文本。趙熙所存日記僅見一册，則與其交遊密切的江瀚日記中所記，在梳理建構趙詩的細緻時空脈絡時，能發揮不少作用，也就是説趙熙生活的一側面，留在江瀚的日常記録之中。
記録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覺中也爲他人留存了雪泥鴻爪。再回到前文提及的喬茂萱。
喬樹柟(1850—1917)，字茂萱，號孟仙、損庵，四川華陽人，原籍浙江紹興。喬茂萱在江瀚日記中至少出現150次，在今人視野中，似不及其孫喬大壯(1892—1948)出名。然在清末民初之際，他與多件要事有關，據馬其昶所撰喬氏墓表，其中有二事足以體現其風節：
……至戊戌八月，皇太后臨御，誅軍機用事者六人，而楊鋭與君同舍，劉光第又陳公用君言薦之朝者也。不避罪譴，趨哭棺殮。……其初爲御史，即追論：同治時以兵夷張積中黄厓，坐死千數百人。積中，學道君子，被惡名，宜湔洗。事下，山東巡撫格不行。……[20]
前一事較爲人熟知，然不知背後喬氏“不避罪譴”及與四川富順劉光第的關係;後一事則與張積中所在的太谷學派北宗于同治五年遭受的“黄崖山慘案”有關，喬氏與張積中似有較深交往，故後來奏請昭雪此冤案。當然江瀚日記中所録喬茂萱，多爲交往的簡要記録，無驚聳之事，然喬氏其人無詩文集及其他著述傳世，藉此聊以留存其印迹。江瀚宣統元年日記有一條特别記録：“聞茂萱之孫奇變，亟往慰之，已往觀音院矣。”據馬其昶所撰墓表，喬樹柟“一子前卒，孫曾劬、曾佑，皆官教育部”[21]。曾劬即喬大壯，宣統元年喬大壯十八歲;聯繫其日後與周恩來的關係，以及焚燒祖遺田契之事，此“奇變”或許與之相關，然不知其具體内容。
就江瀚日記所録掌故而言，或者蜀中家族之間關係而言，還有不少可發掘者，如“楊小魯”在江瀚日記中出現120餘次，其中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廿五日云：“遂寧韓副貢廷傑交到楊小魯昆仲函，均補學官弟子員，深可喜也。”三月廿五日云：“媳婦自雙江鎮至，小魯同至。”七月廿二日云：“夜訪小魯、稚魯，久談。”小魯、稚魯，即楊尚楷、楊尚模，楊宣哲子，二人與楊尚昆同族，三則日記中已見江瀚與二人的關係不同一般;更進一步查檢可知，江庸娶楊宣哲女楊瓊英。楊尚楷是江瀚門人，其妻陶先畹有詩集《繡餘集》，有江瀚、江庸、胡適等序，陳三立、吴敬恒等題詞。江庸有詩作《壽楊筱魯八十》，其中有句云“舊好新姻兩世盟，兒爲吾婿婦君甥。從師正似魚千里，有弟差同魯兩生”[22]，正是江、楊兩家親密關係的寫照。
江瀚日記所記與俞樾及俞陛雲的交往，主要在光緒二十四年與二十九年。所記之事有日常拜訪、唱和、請作序諸事，其中不少片斷能顯現俞樾在蘇州的生活情狀。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江瀚先投書俞樾，請求指正近作[23]，次日即在沈旭初寓所遇見俞樾。二月初八日，江瀚日記有記載：
訪蔭老不值，見其文孫階青孝廉。春在堂新懸楹聯云：“計蒲柳衰齡加入兩閏年自謂老夫八十歲;稽蓬萊舊籍遇有六恩榜人稱前輩廿三科。”
關於俞陛雲之事，亦附帶提及，如四月廿四日日記：“賀蔭老文孫階青探花及第之喜。旋賦七律一章詒之。”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拜訪俞樾，並作長談，十一日“蔭叟饋食珍，並托帶文孫階青編修函件”。同月，江瀚至京，二十九日，“晤俞階青太史大學堂”。七月江瀚回蘇州，十七日日記：
蔭老以近刻《文編》見示，來書有云：“一時名公巨卿，及正失歸一節之奇，咸有見於此者，不得以文之鄙陋而棄之也。”語似謙而實任。
俞樾此年已八十三歲，然處理雜事干淨利索，江翰有兩則日記對此作風有歆羨之意。七月廿一日：“昨以拙著《北游草》質曲園。今晨即撰序見遺，可謂工且速矣。”七月十四日日記：“寫一緘與曲園，告以將行，旋其作答，足見老輩之勤也。”
俞樾不知是否有記録日記的習慣，目前所見有1940年“江蘇省立圖書館”校印的《俞曲園先生日記殘稿》，乃光緒十九年記德清祭掃之事，在此之外，其一生活動，留存於較爲細密的春在堂編年詩或文之中。而在詩文之外，在自己的文字之外，俞樾也生活在他人的日記中，如江瀚的日記，又如莫友芝日記，據張劍整理本後的人名索引，俞樾出現12次，而在曾國藩日記中，俞樾出現的次數則更多。這些旁人記録的“碎片”，或許可以粘合俞樾編年詩文中的“縫隙”。
江瀚的日記“爲他人作記録”的史料價值，還可舉出多人，如嚴修(範孫)在日記中至少出現60次，而這些内容，剛好出現在《嚴修日記(1876—1894)》(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記録之後，故可作補充。宋育仁在江氏日記中出現63次，柯劭忞出現34次，而羅振玉有120次之多。此外陳衍、曾習經、冒廣生、王國維、伯希和、服部宇之吉等皆有次數不同的記録。以冒廣生(鶴亭、鶴汀)爲例，在江瀚日記中有20次記録，多爲見面交往，然在早年出版的《冒鶴亭先生年譜》(冒懷蘇編著，學林出版社，1998年)因資料限制，未提及江瀚;而據年譜末附人名索引，提及江庸31次。
就江瀚日記已經顯示出的可多次開發的“資料庫”價值而言，再次證示清代以及民國初年的文獻有其獨特性。這種獨特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其一，就具體人物而言，有多種形式的著述留存於世，如詩文集、學術著作、筆記、日記、書信、自編年譜、自傳、家譜、檔案等等，因而有較完備的直接文獻體系;其二，具體人物的言行著述等被多人、多種形式、多種視角記録，形成較爲完備的相關文獻體系。兩種特徵的存在，提示這一時段的相關專題研究，必須具備文獻整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運用長處，已經在近年出版的“年譜長編系列”初步展現;然而如何進一步從更大範圍建立文獻之間的聯繫，以及如何對文獻内部特定專題的深度發掘與建立關聯，仍要大力推進。
不同日記的比照閲讀，應是日記研究中最有趣味的方法，其妙處大約有二：其一，能多視角還原日記所記事件的情境;其二，能呈現不同記録者記録的差異。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江瀚乘船到南京，以下摘録江瀚與繆荃孫同日日記，以作比照：(www.xing528.com)
(二月初八)午正抵南京下關，當坐馬車入城，寓大行宫馬路口斌賢棧。旋即具衣冠出門，晤繆筱珊編修、陳伯嚴吏部，談久之。(江瀚)
江叔澥自皖來，送《梓州舍利塔銘》，仁壽二年。新出土也。(繆荃孫)
(初九日)旋詣筱珊，同登秦淮河小舫。伯嚴偕歐陽笠齋踵至。放舟青溪，叩吴園，未得入，因裴回於其下之橋頭，柳桃沿岸，風景絶佳。入城飲金陵春番菜館，其地距釣魚巷最近也。(江瀚)
約江叔澥、陳百年游秦淮，並晤歐陽勵齋。(繆荃孫)
(初十日)筱珊、伯嚴同游清凉山，觀南塘保大井欄，字已模糊，登掃葉樓，望莫愁湖，遂飲於此。復訪顧石公廣文于烏龍潭之深柳讀書堂。過橋即薛廬，慰農年丈所築也。石公豪於飲，堅留小酌，乃同至小倉山尋隨園遺址，在簡齋墓憑吊良久。午出酉歸。(江瀚)
詣江叔澥談，與百年同登掃葉樓，訪南唐井欄。再過薛廬，石公留小飲。後訪隨園先生墓道而歸。(繆荃孫)
(十一日)晚，踐伯嚴秦淮舟上之約，晤俞恪士、張伯純、陳伯弢，皆舊識也。飲極歡。酒罷，筱珊先行。(江瀚)
石公、百年招飲，江叔澥、吴楝卿、俞恪士、張百純、傅苕生、陳伯陶同席。[24](繆荃孫)
日記比照，可見人情世界的往來脈絡，而往來的“推動力”也可梳理，先是江瀚訪繆荃孫、陳三立，送繆氏塔銘拓本，繆氏約江、陳游秦淮，次日訪江氏，與江、陳同登掃葉樓。陳氏連續參加兩天活動之後，亦有禮節性招待，約江氏等在秦淮河舟上飲酒。
與繆氏日記所録相比，江瀚這幾天的日記略有興奮、新鮮之意，無論秦淮河、清凉山風景，還是袁枚墓，以及諸景點舊迹的方位，日記記録皆有層次;而繆氏或是因爲久居此地，只是慣例性記録，無帶情感性文字。
陳三立(伯嚴)在繆氏的日記中作“陳百年”，以江氏日記對照，可知人名隨手記録中出入的幅度。陳三立所作兩詩《春晴同江叔澥太守繆筱珊歐陽笠儕觀察泛舟青溪看桃花吴董卿大令有詩紀興次韻報之》、《同叔澥筱珊登掃葉樓訪薛廬顧石公遂携石公及梁公約過隨園故址用前韻》[25]，詩題中所提吴董卿、梁公約不見於江、繆二人日記。江瀚詩中有《繆小山編修招同陳伯嚴吏部游清凉寺訪井欄保大三年字飲于掃葉樓復過薛廬》、《吊袁簡齋墓》，後詩云：
隨園亭榭淪春草，落日荒凉剩故墳。
消受山林文字福，古來才士盡輸君。[26]
日記中所寫在“簡齋墓憑吊良久”，似是有所觸動，情動於衷，發言爲詩。上詩所記感慨當是紀實。
江瀚從四川到湖南、安徽、江蘇，再到北京、山西，所結交官員及文人學者衆多，在某些地方雖是過客，但也有浮光掠影式記録，如光緒二十四年所記長沙文人群體。其時皮錫瑞亦在長沙，江、皮二人日記可作比照。如江瀚正月初二日記：“晚赴公度廉訪席，同座湘綺、楚頌(易順鼎)既袁叔瑜農部、張伯純貳守、皮鹿門孝廉、梁卓如教習。”可謂群賢畢至。皮氏日記亦録此會，同時記載一些論時務的言論。
(二月初五日)鹿門以所著《經訓書院自課文》見貽。(江瀚)
江叔海以所著《吴門銷夏記》見示，隨手雜拾，罕有獨得之見，經學並無師承。此人以布衣到掌教，而所學止此，恐未足饜湘人之心也。[27]
(二月十一日)復與喬(茂軒)踐秉三庶常之約。皮鹿門、鄒沅湘、梁卓如、張伯純共飲。(江瀚)
下午赴熊秉山飲席……在坐江叔海、喬茂萱、梁卓如、鄒沅湘、張伯蓴，談時務，多駭俗之語。[28]
對照之下，可見江氏日記並未有意識地記録論時務之事，而這些却能反映其時風氣;其次，皮錫瑞對江瀚的學問，尤其是所作《吴門銷夏記》所表現的學無根柢有批評之語，而這與吴汝綸在致江瀚書札中對《吴門銷夏記》的好評有差異[29]。私下記録的苛評與禮節性交往中的客套，於此或可掂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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