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研究第19辑下卷：同封建纲常有关文献

在專制政體下，極權帝王最担心的不是敵國外患、官吏貪腐、水旱災害，而是廣大臣民對其是否忠誠，歷來視“謀逆”、反叛之舉爲不赦之罪，施以無情鎮壓。同時，統治者會不失時機地宣揚忠孝觀念，爲己所用。滿洲以關外少數族群而得天下，接受前明政治體制與文化思想，以天賦皇權爲依據，自居王朝正統。因此，在宣揚綱常教化方面，不遺餘力，使之成爲維護專制政體、加强極權的有效手段。弘曆表彰前明忠臣、加封關羽，要求臣下嚴避歷代君主名諱，爲此不惜改寫前代史籍，就是其維護綱常、宣揚忠孝的代表性舉措。

朱璘《明紀輯略》一書，後附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三王年號，被奏請銷燬，受到弘曆首肯。但是不久，弘曆即下令不必禁燬，並且命令四庫館，“將唐、桂二王本末，撮叙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迹，逐一登載，詮次成帙”^[91]，附載書後。其中肯綮，在于弘曆對待明末三王及其臣下的認識，有所轉變。(一)對于福王南京政權，弘曆以其“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强，則一綫綿延，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其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爲燕雀之處堂，尋至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之例絶之”。遂命“於甲申以後，附紀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則書明字以别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如此處理，“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二)對于遁迹閩、滇的唐王、桂王政權，弘曆斥爲“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昺、昰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但是二王係明室宗支，本非僞托，“與異姓僭竊及私相署置者不同”，且稱尊擅號十餘年，事迹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非實無稽，又何如爲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何(可)以正傳聞之訛異”。(三)特别是對于忠于三王、與清爲敵的明臣，除了金堡等人之外，弘曆還表彰其忠貞，認爲“各爲其主，守節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差相仿彿”。“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臣瑣尾間關，有死無貳，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爲無愧。迄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没無傳。”要求“書爲某王之某官等，概不必要斥之爲僞”，令四庫館臣“將唐桂二王本末，撮叙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迹，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即刊附《通鑑輯覽》之末。俾論史者徵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崇奬節義之意”。此時前明覆滅已有百年，滿洲統治根基穩固，弘曆將此書放過，彰顯其頗爲自信，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崇奬節義”，表彰臣下對人主的絶對忠誠。

關羽字雲長，漢末至三國時著名將領，同張飛共事劉備，“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以功封漢夀亭侯、蜀前將軍等，後戰死，謚壯繆侯^[92]。在民間，關羽被視爲忠孝節義的化身，通過《三國演義》等通俗文學的傳播與强化，享譽甚隆。這一點，正好是專制統治者所需要的，因此其封號由侯而王、而帝，不斷升等。滿洲統治者以“中國正統”自居，理應不宜錯過關羽這一典型人物。順治帝福臨，封其爲“忠義神武大帝”。弘曆認爲“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凛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指責“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遂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下令加封，稱爲“靈佑忠義神武大帝”。至此猶嫌不足，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二十六日發布上諭：“今當抄録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内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内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93]也就是把《三國志》内“壯繆”之謚，改爲“忠義”二字。弘曆如此興師動衆，不惜改寫史籍，彰顯的是其本人對于臣下“忠義”的渴求。

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庫館奏進書中，有宋人李廌《濟南集》，係自《永樂大典》内輯出者。該書卷一有《鳳凰臺》一首：“舜韶奏九成，鳯凰故來儀。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爾非鷄與鶩，出處當慎時。”弘曆對其中“漢徹”、“秦政”二詞，十分敏感，又查出《北史·文苑傳叙》内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認爲“均屬未協”。其理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其酷虐不可枚舉，號爲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絶，因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至于曹丕，以魏代漢，“躬爲篡逆，稱名亦宜”。漢武帝劉徹則不同，“在漢室尚爲振作有爲之主，且興賢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惑溺神仙，乃其失之小疵”，不能直書其名，同贏政、曹丕相提並論。弘曆藉此申發議論(十月初七日上諭)曰：(www.xing528.com)

且自古無道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爲獨夫受者。若漢之桓、靈，昏庸狂暴，遂致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毁，南朝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亦稱南朝主之名。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常(嘗)不曾爲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内，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謚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叙》改爲漢武，《韻府》删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94]

弘曆長篇大論，要求嚴行避諱，除桀、紂等無道之君外，即使千古以下之臣，也不能直稱歷代帝王之名。弘曆顯然以“中國正統”自居，“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維護封建綱常。爲此，弘曆下令對包括《北史》《濟南集》在内的四庫所收書加以修改，“一體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