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爲建州女真後裔，同蒙古人相類，均屬北方少數族群，其人口規模、文化水平均無法與關内漢人相提並論。滿洲統治者對文獻中涉及華夷之分、輕視少數族群的内容，即使僅僅涉及遼、金、元等前朝史事，都極爲敏感，視爲審查、禁燬的對象。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上諭中云：
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删，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慝，方爲盡善。[87]
作爲金人後裔，弘曆對南宋人之著述，自然要嚴加甄别。至于元朝，因係蒙古人所建立，同滿洲建立清朝頗爲相似，弘曆大有同類之感;而且蒙古諸部又是清統治者最爲藉重的政治、軍事同盟，號稱滿、蒙一家，所以對明人詆刺元人的地方，也感同身受。弘曆上諭文字，辭氣柔和，其實難掩其查檢、禁燬之實質。何種圖書内容屬“悖於義理”?其實全憑弘曆君臣之解釋。
同宋、金並峙的遼國，由契丹人所建。南宋人葉隆禮，奉宋孝帝之命，撰《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四庫館臣引錢曾、蘇天爵之説，以論其書：(www.xing528.com)
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有良史風;而蘇天爵《三史質疑》則謂隆禮不及見國史，其説多得於傳聞，譏其失實甚多。今觀其書，大抵取前人紀載原文，分條採摘，排比成編。……蓋隆禮生南渡後，距遼亡已久，北土載籍，江左亦罕流傳，僅據宋人所修史傳及諸説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蘇天爵所論，深中其失，錢曾蓋未詳核也。[88]
館臣對該書失實及體例未一之處，均有所論列。弘曆即本館臣之説，發揮議論，指責此書“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説部書，按年臚載，抄撮成文，中間體例混淆，書法訛舛，不一而足”。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一)“書既名《契丹國志》，自應以遼爲主，乃卷首年譜，既標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實内或稱遼帝，或稱國主，豈非自亂其例?”(二)“是書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爲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三)“大書遼帝紀元於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號分注於下，尤爲紕謬。夫梁、唐、晉、漢、周僭亂之主，享國日淺，且或稱臣、稱兒、稱孫於遼，分注紀元尚可。若北宋則中原一統，豈得以春秋分國之例，概予分注於北遼之下?”(四)“又引胡安國論斷，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被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殺戮，而己受爵賞。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蔑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忘天經，誠所謂胡説也!”[89]弘曆自稱“詳加披覽，經指駁者數十條，館臣乃請撤出此部書”，但“朕以春秋天子之事，是非萬世之公”，“既有成書，紀載當存其舊，惟體例書法訛謬，於綱目大義有乖者，不可不加釐正”。于是下令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並將此旨書於簡端，以昭綱常名教、大公至正之義”[90]。
上例中弘曆所在意者，一是“以遼爲主”，不能“自亂其例”;二是不能失“君臣之體”，欲明上下之分;三是“中原一統”的北宋，不得以春秋分國之例視之;四是胡安國有“華夷之見”，所以“右逆子而忘天經”。弘曆對華夷之防的警惕性，由此可見一斑。此書在弘曆詔令下遭到删改(《四庫總目》稱“今並仰遵聖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論焉”)，四庫本已非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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