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弘曆对遗民著述的禁燬态度

滿洲入關後，要面對以官員、士人爲主的龐大的遺民群體。該群體仍心懷前朝，對清廷暴虐統治多有反抗，或揭竿而起，武裝抗爭;或形諸詩文，傳遺子孫。清高宗弘曆藉修《四庫全書》之機，遍徵天下典籍，對“違礙”圖書予以禁燬，遺民著述自然成爲重點禁燬對象。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六日，弘曆在一份上諭中，公告了他對前明遺民著述的禁燬態度。弘曆把錢謙益、金堡、屈大均等視爲貳臣一類，錢氏“在明已居大位”，金、屈二氏則“遁迹緇流”，弘曆從品行上攻擊他們“不能死節，靦顔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狺”，“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對其作品“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66]。弘曆的理由冠冕堂皇，實際上是因爲錢、金、屈等人均有抗清行爲，所以在必禁之列。以下略舉金堡、函可爲例。

1.金堡例

金堡(1614—1680)，原名金俊，字道隱，又字衛公，號性因，又號蔗餘，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知臨清州。明亡後，起兵抗清，勢孤而敗。復任職于永曆政權，授禮科給事中，以直臣著稱。後被黜，留居桂林，與瞿式耜一起抗清。桂林城破，削髮爲僧，取名性因。又名今釋，字澹歸，號舵石翁。居韶州，辟丹霞寺，任住持。晚隱平湖卒。著有《遍行堂集》等^[67]。其師函昰，爲道獨上人弟子，係曹洞三十二傳法嗣^[68]。同屈大均相類，金堡作爲前明遺臣、抗清志士，屬于滿洲政權的對立面，在弘曆發起的聲勢浩大的纂修全書的運動中，其著述自然難逃被禁燬的命運，而且還是由弘曆親自點名實施。

乾隆四十年(1775)閏十月十八日，弘曆下諭給兩江總督高晉、兩廣總督李侍堯、江蘇巡撫薩載、廣東巡撫德保：

朕昨檢閲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内，有僧澹歸所著《遍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資刊行。因查澹歸名金堡，明末進士，曾任知縣，復爲桂王朱由榔給事中，當時稱爲五虎之一，後乃托迹緇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齒，而所著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高綱身爲漢軍，且係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爲怪，匿不舉道，轉爲製序募刻，其心實不可問。使其人尚在，必當立置重典。因令查閲其家收存各種書籍。今於高綱之子高秉家，查有陳建所著《皇明實紀》一書，語多悖謬，其書板自必尚在粤東。着傳諭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板片及所有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又，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係江寧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經刊布，外間必尚有流傳。該督撫等從前未經辦及，想因曲本蒐輯不到耳。一併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69]

弘曆發現各省所呈應燬書籍内，金堡的《遍行堂集》竟由前韶州知府、漢軍人高綱爲之作序，因此大怒，下令追查高家所藏書籍，又查出陳建《皇明實紀》及《喜逢春傳奇》兩種“違礙”圖書，是以下令上述督撫，嚴加查禁。弘曆對身爲“八旗大臣子孫”的高綱尤爲痛恨，駡其“天理難容，自然敗露”，其子高秉則因“匿不呈繳”，所以交刑部審辦^[70]。一場文字之獄，由是而起。

次日，弘曆又傳諭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指出陳建《皇明實紀》，又名《皇明通紀》，可能有兩副刻板，要求仔細查繳;至于金堡《遍行堂集》，“語多悖謬，必應燬棄，即其餘墨迹墨刻，亦不應存”，也就金堡所有文字，均在燒燬之列。弘曆猶覺不足，下令“將所有澹歸碑石，亦即派誠妥大員前往椎碎推仆，不使復留於世間”。至于金堡創建的丹霞寺，弘曆也不放過，認爲“謬種流傳，實爲未便”，于是“着李侍堯等即速詳悉查明，將其寺作爲十方常住，削去澹歸開山名目，官爲選擇僧人，住寺經理，不許澹歸支派之人，復爲接續”，要把金堡從文字到傳人，徹底消滅乾淨^[71]。至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三日，江蘇巡撫臣薩載上奏，蘇州書局内現有收繳的《遍行堂集》正、續集各一部，但是没有高綱序文，猜測另有一個板本^[72]。

弘曆因金堡一案，遷怒于爲金堡作序的原韶州知府高綱，並殃及其子孫。經查，高綱之子(高 )在江南河工效力的革職道員李奉瀚處，其妻及子女則在其岳父原寧國府知府翟照廷處。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初九日，兩江總督高晉，遂奉命將高 一家拿獲，李奉瀚也因此附參，聽候部議^[73]。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十六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上奏對金堡著述及所創丹霞寺等的處理情况：(一)將《遍行堂集》(正集、續集)查出進呈，板片則委員解赴軍機處。(二)密令廣州知府李天培，馳赴韶州府，會同南韶道李璜，前往丹霞，悉心查辦。“凡金堡所有墨刻墨迹，逐一查出，現存碑石，摹搨進呈，一面椎碎拋棄，不使片紙隻字，復有留存。并將其支派僧衆悉行逐出，令地方官選擇誠實戒僧住持。”(三)派同知全保、高要知縣高暎至東莞陳建家，搜查圖書及板片。其裔孫陳與屏等呈出《明通紀》四部，無板片;另有陳建所著《學蔀通辯》十九部、《治安要議》三十部，均有板片。(四)省中書賈、寺僧呈出《丹霞志》一部、《遍行堂隨見録》一本及金堡墨刻各種。《丹霞志》内“詩文語録，諸多悖逆”;據徐乾學所撰塔銘，知金堡尚有《嶺海焚餘集》《梧州詩》二種。(五)查出丹霞寺有下院兩處，一名會龍庵，在韶州府東門外;一名龍護院，在南雄府城内。恐有金堡碑記字迹及其支派僧衆，均“一體查辦”。(六)丹霞寺墨刻内有尚可喜、耿精忠兩位藩王重修省城光孝寺碑記，係金堡撰文。所豎之碑，“業已一并椎碎”。(七)據《丹霞志》載，海螺巖有金堡埋骨之塔，刊刻銘誌，“委員查辦，不使存留”。(八)派員對志乘“調集磨勘”，如有記載之處，“提板鏟削，以清穢迹”^[74]。(www.xing528.com)

至此，在弘曆嚴旨督辦之下，舉凡金堡之尸骨、著作、碑刻，均遭銷燬，同時禍及多人及多種圖書。其著述也成爲各地督撫查辦禁燬的重點對象，不斷被查出送燬。丹霞寺五百僧人，雖在方外，也慘遭殺戮^[75]。極權君主爲鞏固其統治，無所不用其極，嚴令一下，便是無數冤魂。

2.函可例

函可(1616—1659)，俗姓韓，名宗騋，法名函可，字祖心，號剩人，廣東博羅人。父日纘，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韓宗騋與曾起莘，一同歸依道獨上人，分别賜名函可、函昰。明亡後，函可北上，親睹南京失守，遂作私史，被執，充軍沈陽。後其弟宗麟、宗騄、宗驪，均因抗清而死。沈陽譴謫士人頗衆，函可因品格高尚，爲衆所敬，先後在普濟、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等七座大刹闡揚佛法，收徒約六七百衆。著有《千山語録》，《千山詩集》二十卷及《補遺》一卷^[76]。

乾隆四十年(1775)閏十月二十三日，弘曆諭盛京將軍弘晌、府尹富察善：

朕檢閲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内，有《千山和尚詩本》。語多狂悖，自應查繳銷燬。查千山名函可，廣東博羅人，故又稱爲博羅剩人。後因獲罪，發遣瀋陽。函可既刻有詩集，恐無識之徒，目爲緇流高品，並恐瀋陽地方，或奉以爲開山祖席，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著弘晌、富察善即速確查，從前函可在瀋陽時，曾否占住寺廟，有無支派流傳，承襲香火，及有無碑刻字迹留存，逐一查明，據實覆奏。將此由三百里傳諭知之。^[77]

弘晌、富察善遂于十一月十一日上覆奏辦理情况。據《盛京通志》載：“千山和尚名函可，字祖心，别號剩人。來至瀋陽，自普濟歷廣慈、大安、永寧、慈航、接引、向陽等寺，故後於遼陽之千山雙峰寺建有小塔。”弘晌等遂據此先於省城各寺廟嚴密搜查，獲得《函可語録》，内有詩句，注稱其《剩和尚語録》刻板存遼東香巖寺，《普濟剩和尚語録》刻板存都京西長安街雙塔寺、三元庵等地。弘晌等即馳赴遼陽千山各寺廟查勘，發現均已殘破不整，並無承襲函可支派僧人。但是，雙峰寺却有函可碑塔並語録、詩句、手録戒儀字迹，承襲函可支派僧人法貞、默慧、默兆、默群、默喜、契寬、契先、契和等，“細察伊等情形，實皆愚蠢，均屬務農山僧”。弘晌等“恐其另有支派流傳，以及皈依僧衆收徒聚會情事，覆加密訪居民鄉保人等，僉稱並無前項情事”;“又赴香巖寺搜查所存《剩和尚語録》刻板，無從起獲，嚴加訊究，實因年久，遺失無存”。弘晌等認爲：“函可係獲罪發遣之犯，膽敢放蕩詩詞，肆意狂悖，殊與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現在承襲伊支派僧人法貞等，雖委係務農山僧，若不即令還俗，惟恐日後出有不肖僧徒，假借名色，轉相糾結，招徒聚會，以致煽惑滋事，關係非淺。”因此，“應請將法貞等先令還俗，並將雙峰寺所建碑塔，盡行拆毁;《盛京通志》内所載函可事迹，逐一删除;其存三元庵之語録刻板，請敕在京該管衙門查起銷燬”。此外，“嚴飭奉省旗民地方官，在於所屬各寺廟内，留心嚴密查訪，如有函可語録、詩句、字迹以及支派承襲之人，俱照奴才等現在奏請辦理，以杜其漸”。並將查出的《函可語録》、戒儀並碑記、詩句等抄録包封進呈^[78]。

至此，函可在盛京遺存，蕩燬無遺，其著述亦在各省必予禁燬之列。例如，浙江巡撫李質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初八日上奏之《第十九次查繳應燬各書清單》，即有“《千山詩集》一部。刊本。是書釋函可撰”一條^[79]。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二十四日，弘曆上諭中云：“錢謙益、屈大均、金堡等所撰詩文，久經飭禁，以裨世教而正人心。今各省郡邑志書，往往於名勝、古迹編入伊等詩文，而人物、藝文門内并載其生平事實及所著書目，自應逐加芟削，以杜謬妄。至從前各省節次繳到應燬書籍，經朕發交館臣覆勘，奏定應行銷燬者，俱經該館陸續咨行各省，自可遵照辦理。”弘曆要求各督撫：“將省志及府縣志書悉心查核，其中如有應禁詩文而志内尚復採録并及其人事實書目者，均詳悉查明，概從芟節，不得草率從事，致有疏漏。”^[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