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崛起關外，其先實爲金人後裔，元時屬斡朵里萬户府。其後建州女真等部，内附明朝，其首領分别擔任建州衛指揮、建州左衛指揮等。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自稱建州國汗。建州最尊之稱曰“满住”，後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實則“滿洲”初非地名而爲酋長之尊號。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定“满洲”爲族名、國名。次年，改國號爲清，改元崇德[55]。自元滅金至建立國號之前，滿洲及其先人，一直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的版圖之内，接受中央王朝的官職，並受中央政府的節制與管轄。
對于滿洲早期臣屬中央王朝(尤其是明朝)的史實，清帝極爲忌諱，曲爲護飾[56]，對開國史實多有篡改，對明人著述中涉及滿洲史實者，也特别留意，凡涉“違礙”，必予禁燬。弘曆以稽古右文、纂修全書相號召，爲其大規模改寫史實、禁燬史籍提供了契機與便利。弘曆深知，“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實扶植綱常，爲世道人心之計”[57]。爲此，弘曆多次親自指示史書删改、禁燬事宜。以下略舉數例。
明臣黄道周[58]，弘曆稱其“立朝守正，風節凛然”，“不愧一代完人”。至其《博物典彙》一書，弘曆認爲“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其中有一篇涉及清朝開國事迹，“於李成梁設謀惎害，具載本末，尤足徵我朝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逞狡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實録》，我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師直爲壯，神戈所指，肇造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爲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因所紀事實可與《實録》相印證，有助于樹立本朝形象，弘曆“因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開國方略》後，以昭徵信”[59]。館臣遂于《皇清開國方略》卷一内，以“臣等謹按”的方式，引黄氏此書爲證，“深斥當日撫臣之憑陵肆虐，自啓釁端，爲罪不容誅也”。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一書，弘曆早歲曾見之，“以其舉有明一代之事，仿袁樞《通鑑紀事》之體，逐事貫穿始末，俾覽者瞭然，而逐段所論，四六文頗佳”。四庫館抄書進呈，弘曆“詳加披閲”，對書中所載“李自成攻陷京師，挾太子、二王東向永平，吴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鋭出戰，擊殺數千人;大清兵繞至三桂之右，所向披靡，自成遁走，三桂復率大兵追賊，連戰于保定、真定;賊西度固關，入山西”，認爲“其言不足傳信”。爲此，弘曆專門予以辨白(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二十一日上諭)：
當流賊攻陷京城時，吴三桂以一旅偏師，頓兵山海關外，而賊方以太子、二王爲奇貨，載之馬上東行，且欲招致三桂，執其父襄，脅令作書以誘其子。其時三桂之懼賊，不啻風鶴皆驚，一軍膽懾，其所以迄〔乞〕兵復仇，皆藉本朝兵力。及我睿親王奉命統率義師入關討賊，我兵奮勇衝殺，賊人望風披靡，自相蹂踐，自成遂棄京師西走，而英親王復率師驅逐。是賊之狼狽竄死，《實録》所載甚明。是李自成之竄敗，皆係本朝滿洲兵力。使三桂彼時果能辦此，伊尚將攘爲己有，安肯復請本朝兵乎?此自成之敗，非三桂之力更爲彰明較著者也。而谷應泰乃稱三桂頓兵山海關，悉鋭出戰，擊殺數千人，追奔逐北。似此則自成之敗，敗于三桂，而非敗于本朝。谷應泰係漢人，猶及明末，未免意存迴護，故爲左袒，而非當日實在情形，不足傳信。[60]
弘曆不願把擊敗李自成的功勞記在吴三桂身上，而是記在睿親王多爾衮名下，當成“本朝”的武功。他的根據是“《實録》記載甚明”，其實《實録》早已根據需要有所改寫。弘曆下令：“著軍機大臣詳查《開國方略》所載入關殺賊實事，將書中此一節重行改正，以昭正論信史。”[61](www.xing528.com)
在弘曆指示下，四庫館臣對《明史紀事本末》作了删改。此書之四庫本，記事至李自成攻破京師、諸臣殉難而止，其後内容則被删除，上揭弘曆所引的文字，亦因此不見。至于四庫本《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二，則記其事云：
(夏四月)乙卯，大軍入山海關，吴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走。丁丑，攝政睿親王軍次連山。……己卯，師至山海關，吴三桂率衆出迎。……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衆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我軍對賊布陣，不能横列及海。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吴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障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陣獲晉王朱審烜，獲駝馬緞幣無算，俱給賞隨征將士。是日，進吴三桂爵爲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櫜鞬、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内軍人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62]
在館臣筆下，大敗李自成的將領變成了睿親王多爾衮，且指揮有方，如有神助。“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尤具神化、斧鑿之痕。吴三桂僅率衆“分列右翼之末”，其功勞自然不值一提。但此種記述，無法解釋下述事實：明朝降將頗衆，何以獨有吴三桂能進爵平西王，統率萬人大軍，充當逐鹿中原之前驅?
前明進士李清[63]，撰有史著多種。其《諸史異同録》一書，業已選入全書之内，繕成七分。但弘曆抽查時發現，“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閲之殊堪駭異”。清世祖即順治帝福臨，爲康熙帝玄燁之父。《諸史異同録》内順治帝與明崇禎帝相提並論，而後者爲亡國之君，因此大觸忌諱。弘曆欲罪此書，首先對李清的人品加以攻擊：“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閲多年，乃敢妄逞臆説，任意比擬。”其次則欲加之罪：“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今其身既倖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燬，以杜邪説而正人心。”此書因此從七閣《全書》内抽出銷燬[64]。
記載明季政治得失的著作，對清代統治而言，具有借鑒、資治的作用。弘曆對這類書，往往留存，而改寫、抽燬其中“違礙”之處。例如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弘曆因此指示：“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天而永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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