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曆在成功發動大規模的徵訪、採進圖書之後，即開始布局查禁“違礙”事宜。如前所述[28]，弘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正式寄諭各省督撫，要求查禁“違礙”書籍。由于擔心對地方官員未能領會其全面改造存世文獻之志意，陷入“視爲具文”、“漫不經意”之積蔽，弘曆親自出面，過問一些重要“違礙”案例的處理，爲承辦官員們指示辦理路徑。在投上所好、上行下效的官場風氣的影響下，此類案例無疑具有樣板、示範作用。以下略舉二例，以見一斑。
1.屈大均例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自號八泉翁。後爲僧，名今種，字一靈。番禺人。詩文名世，同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有《成仁録》《廣東新語》《四書補注》《翁山詩略》《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29]。屈大均是著名的前明遺民之一，且志在抗清，奔走不已，是滿洲統治者的敵人，清廷必欲除之而後快。此次纂修《四庫全書》，正是弘曆君臣禁燬其著作、消除其影響的良機。當兩廣總督李侍堯與廣東巡撫德保率先奏進查獲屈大均《廣東新語》等“違礙”書籍時，弘曆立即抓住此例，嚴飭其他督撫全力跟進，實施查禁[30]。弘曆甚至連屈大均在雨花臺的衣冠冢也不肯放過，“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一月初十日，命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四百里傳諭兩江總督高晉，要求“確訪其處，速爲刨毁，毋使逆迹久留”[31]。
屈大均既成爲弘曆親自過問的典型，承辦諸員自然不敢怠慢，不僅雷厲風行，甚至變本加厲。該月十七日，高晉奏稱：“查雨花臺在江寧聚寶門外，離城不遠，屈大均所葬衣冠之處，易於訪尋，此等悖逆遺穢，亟應刨毁并碎其碑銘，庶逆迹不致久留。臣遵即密札委令江寧藩司閔鶚元親赴雨花臺，確訪其處，驗明碑碣，封記看守。其所葬衣冠，歷年久遠，必須親看，確有憑據，方可信其實在葬處。臣俟驗收潘家屯工程事畢回省，即親往看明，刨驗屬實，再行銷燬，據實奏聞。”[32]
但是，因時代久遠，“確查並無踪迹”，高晉復于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行文兩廣總督德保，要求向其後裔查明“屈大均從前往來江寧，曾在何寺爲僧”[33]。德保督促廣州知府暨南海、番禺二縣，向屈大均之孫屈自暌及族人等調查，結果屈大均“生前在於江寧何寺爲僧，有無埋葬衣冠之事，實因遠隔百年，無從查考”。德保復奏云：“兹據該司親令屈自暌等指出該犯墳塋，係葬於伊父屈宜遇墓下，當用灰印封記，飭保看守，禀覆前來。伏思屈大均造作逆書，肆行狂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雖經百有餘年，應已形消骨朽，但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未便仍留穢迹，封植依然，俾其子孫得守坵壠，歲時拜掃，相應請旨刨毁，仍剉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34]刨墳挫屍，至于其極。弘曆顧及其父雍正帝胤禛已赦免屈氏家人，對其墳不予刨毁，因此没有同意德保所奏。但舉凡屈大均著述，則一概禁燬。
2.王錫侯《字貫》例
專制社會等級森嚴，極權體制下尤甚。帝王姓名，在避諱之列，如果在著述中無意間稱引及之，就會觸犯“違礙”之例，著述即在禁燬之列。乾隆時王錫侯刻《字貫》一事，就是其例。江西巡撫海成，自上任後于徵訪圖書、查禁違礙非常積極。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前後，海成因“新昌縣民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候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爲狂妄不法”，上摺要求“請革去舉人，以便審擬”[35]。弘曆開始以爲“不過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説，自有應得之罪”，僅令大學士、九卿議奏。但是翻閲《字貫》之後，立即找到了違礙之處：
及閲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36]
令弘曆大發雷霆的違礙頁面，見上圖所示[37]。可見該書將弘曆祖、父及其本人名字“玄”、“燁”(缺末筆)、“胤”(缺末筆)、“禛”(缺末筆)、“弘”、“曆”六字，雖然標注“御名”，而且注明取代用字，但是仍然把諱字刊刻出來，因此觸犯龍鱗，從而掀起一場文字大獄。其實不難看出，此書刻製粗劣，足證王錫侯乃底層困苦之讀書人，不過據以兜售謀生而已，豈敢有意冒犯聖諱?
弘曆認定王錫侯“大逆不法”，决定將其“照大逆律問擬”，並且採取系列措施：(一)令海成親自馳往其家，“將所有不法書籍字迹即行封固進呈”;(二)將王錫侯“迅速鎖押解京，交刑部嚴審治罪”，限於十一月内解到;(三)其他“應行緣坐之人，亦着查明，委員分起解京”;(四)所有書版及已經刷印成帙者，並着查明，解京銷燬;(五)令各省督撫留心訪查，“如有此書刷印本及翻刻版片，均着即行解京銷燬”[38]。總之，弘曆意圖連人帶書，徹底抹去。此案不僅株連王氏家人，而且波及巡撫海成。因僅奏將王氏革去舉人審擬，海成也被弘曆痛斥，以未能親自檢閲爲由，駡其“雙眼無珠，茫然不見”，並無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天良盡昧，負朕委任之恩，着傳旨嚴行申飭”。(www.xing528.com)
兩日後(十月二十三日)，弘曆傳諭海成及各省督撫，重申其查辦應行銷燬書籍，“原因書内或有悖理狂誕者，不可存留於世，以除邪説而正人心”，“是以舊人著作尚且應查，豈有現在刊行者轉置不問之理”?也就是凡存世書籍，都在稽查之列。弘曆又指責海成没能早爲查出，“及至爲人首告，始行具奏”，認定“海成從前查辦應燬書籍，原不過以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且摺内尚稱其書並無悖逆之詞，是海成視大逆爲泛常，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天良澌滅殆盡。着再傳旨嚴行申飭，仍將此案遵奉昨降諭旨實力速辦，毋再稍存欺飾，更干重戾”[39]。
十月二十六日，弘曆下詔，定王錫侯以大逆之罪，斥海成以昧盡天良：
廟諱御名，凡爲臣子者，皆所敬悉，至先師孔子之諱，尤衆所共知。何至遍爲告語，乃該犯膽敢逐一羅列，筆之於書，實係有心顯斥，反明列先師之諱於前，以遁其迹，此非大逆不道而何?其妄作《字貫》，駁書之罪，轉不足論矣。况此頁係序文後之凡例，開卷即見，海成豈得諉爲不知?乃摺内尚稱其無悖逆之詞，是直視大逆爲泛常，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實屬昧盡天良。海成着交部嚴加議處。[40]
十一月初六日，弘曆下詔，責“海成係滿洲世僕，經朕加恩簡任巡撫，乃於此等大逆之書恬不爲怪，具稱其語無悖逆，實屬昧盡天良，負恩蔑理，莫此爲甚，因交部嚴加議處。今據吏部議請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革職送京;同時，“江西省藩臬兩司同辦此案，其處分均重，將來亦難姑寬”，均受株連[41]。
隨着案情的發展，又查出《字貫》内有侍郎李友棠古詩一首;王氏家譜内，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鏡》《唐人試帖詳解》内有原加尚書銜錢陳群序文。弘曆大怒，認爲“李友棠身爲大臣，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贊美，即屬喪心蔑理，伊復何顔忝列搢紳”?于是將其革職。史貽直、錢陳群均已身故，則不復深求[42]。
十一月十八日，弘曆發現兩江總督高晉所奏應燬書單内，並無《字貫》，因此認爲“外省查辦書籍，不過以空言塞責，並不切實檢查”。又于海成上奏續查《字貫》板片及新刷二部，發現其凡例内廟諱、御名一篇，已另行换刻，與初次奏到之本不同。弘曆因此認定王錫候“自知悖逆，潛行更改”，海成則“已見其初刻，尚稱其書無悖逆之詞，實屬天良澌滅，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又懷疑高晉“止查舊人著作而於現在刊行者轉置不問”，因此警告各督撫“一體遵照妥辦，毋稍疏漏干咎”[43]。
是月二十五日，弘曆諭江蘇巡撫，至史貽直、錢陳群家，令其子史奕昂、錢汝誠，將家藏王錫侯之書，如數上繳[44]。至二十八日，將王錫侯“從寬改爲斬决”[45]。次年(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弘曆諭江西巡撫郝碩，將知府郭聯奎、署知縣王賓王等相關官員之責任，查明定罪[46]。至正月三十日，以“因此一事而通省罷斥多員，又非朕不爲已甚之意也”，將所參各員，不予革職治罪，“止須交部分别議處”;同時聲明：“此係朕格外加恩，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内，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禀報督撫嚴拿重治。”[47]
綜上可知，王錫侯《字貫》一案，發生在弘曆下令大規模禁燬圖書(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上諭，見前文)之後的第三年。其時弘曆正欲擴大禁燬成果，不僅要對存世古書(所謂“舊人著作”)予以查禁，還要對當代著作(所謂“現在刊行者”)進行審查，不留任何漏網之書。《字貫》一案，正逢其時，遂爲弘曆所用。其嚴詔峻詞，雷霆手段，足以震慑地方官僚;處理時又松緊有度，達到了警示、市恩的政治效果。此案表明，弘曆能于公文之字裏行間、上呈書之板本異同内，發現問題，進而吹毛求疵，呵斥問責，令地方大員人人悚然，普通士民不敢隱瞞。海成因係滿人，在弘曆眼裏，不過家奴而已，所以言辭峻厲，幾同謾駡。弘曆在繼位前曾歷練政務，長期浸淫於公文案牘，所以能深明官場積弊，體察實情;又長期接受漢文教育，學養深厚，所以能分文析字，無限上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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