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代的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但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一般來説，邊疆遜于内地，前明統治區域則高于其他地區[2]。奉天爲滿洲龍興之地，但其文化水平，遠遠不及關内，清初諸帝以保持原貌、不予開發作爲代價，對之進行政策保護，期望能避免漢化，葆有滿洲傳統。弘曆下令不準奉天府徵繳圖書[3]即其體現，可見其禁燬舉措，主要針對前明統治區域。
自唐宋以降，東南地區(包括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就是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區域。弘曆于下詔求書之始，即對作爲“人文淵藪”的江南地區格外關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二十九日，即弘曆下詔限期採訪圖書的次日，弘曆用“四百里傳諭”的方式，指示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浙江巡撫三寶等如何“採訪遺書”：
昨以各省採訪遺書，奏到者甚屬寥寥，已明降諭旨，詳切曉示，予以半年之限，令各督撫等作速妥辦矣。遺籍珍藏，固隨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淵藪，其流傳較别省更多，果能切實搜尋，自無不漸臻美備。聞東南從前藏書最富之家，如崑山徐氏之傳是樓，常熟錢氏之述古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寧波萬〔范〕氏之天一閣，皆其著名者，餘亦指不勝屈。并有原藏書目，至今尚爲人傳録者，即其子孫不能保守，而輾轉流播，仍爲他姓所有。第須尋原竟委，自不至湮没人間。縱或散落他方，爲之隨處踪求，亦不難於薈萃。又聞蘇州有一種賈客，惟事收賣舊書，如山塘開鋪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於古書存佚原委，頗能諳悉。又湖州向多賈客書船，平時在各處州縣兑賣書籍，與藏書家往來最熟。其於某氏舊有某書，曾購某本，問之無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爲諮詢，詳加物色，因而四處借抄，仍將原書迅速發還，諒無不踴躍從事。
弘曆要求高晉等“恪遵朕旨，實力購覓，並當舉一反三，迅速設法妥辦，以副朕殷殷佇望之意”[4]。弘曆在此道詔書中展現出來的對江南社會情况(尤其是江南藏書實際)的諳熟，令人吃驚，顯然得益于弘曆本人的好學與勤政、數次南巡[5]以及清廷密折制度的高效[6]。對慣于因循敷衍的官員而言，高踞權力塔尖的弘曆，是一位無法不對其竭力辦事、小心侍對的雄主。
弘曆在詔書中提到的藏書家，俱是一時之選：
傳是樓主人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官禮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主持纂修《大清一統志》《古文淵鑒》等書，同納蘭性德編梓《通志堂經解》，著有《讀禮通考》《憺園文集》等[7]。
述古堂主人錢曾(1629—1701)，字遵王，號也是翁，又號貫花道人，常熟人。得錢謙益絳雲樓燼餘之書。有《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懷園集》等多種[8]。
天籟閣主人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號鴛鴦湖長等，秀水人[9]。擅畫山水，其藏書與鄞縣范氏齊名。
曝書亭主人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醧舫、金風亭長、小長蘆釣魚師等，秀水人。康熙十八年應鴻博徵，試一等，授檢討，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上書房，與修《明史》《一統志》等。著有《經義考》《曝書亭集》《日下舊聞》，編有《詞綜》《明詩綜》等。
小山堂主人指仁和趙昱、趙信兄弟，並稱二林。趙昱(1689—1747)，原名殿昂，字功千，號谷林。有《愛日堂集》《小山堂書目》等[10]。趙信(1701—?)，字辰垣，號意林。有《醯略》《同林唱和集》《秀硯齋吟稿》等[11]。
天一閣爲鄞縣藏書世家范氏的著名藏書樓，創始人爲明代范欽(1506—1585)，字堯卿，號東明。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随州，仕至兵部侍郎。(www.xing528.com)
以上數家，均爲東南藏書大家，圖書之富，稱甲一時。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各家往往聲氣相求、互通有無，構織起江南地區的圖書流通網絡，對傳世文獻的流通、刊布與傳承，居功至偉。弘曆對此如數家珍，可見他對東南士風與藏書文化極爲熟諗。令人稱異的是，弘曆對蘇州書賈情况，也非常了解，甚至具體到“山塘開鋪之金姓者”。東南大吏在接受任務的同時，無不倍感壓力。
至該年閏三月初三日，弘曆又用“三百里傳諭”的方式，指示兩淮鹽政李質穎：“至淮揚係東南都會，聞商人中頗有購覓古書善本弆藏者，而馬姓家蓄書更富，凡唐宋時秘册遺文，多能裒輯存貯，其中宜有可觀，若能設法借抄副本呈送，於四庫所儲，實有裨益。”“止須派總商内曉事之人，如江廣達等，令其因親及友，廣爲訪借……查訪藏書内流傳已少及現在並未通行各書，向其家借出，繕録副本呈送，其原書速行給還。”[12]兩淮鹽政駐節地揚州，向爲東南形勝之地，富商雲集，藏書大家頗衆，康熙、乾隆時馬曰琯(1688—1755)、馬曰璐(1695—1769後)兄弟最爲知名，人稱“揚州二馬”。曰琯字秋玉，號嶰谷、沙河逸老，原籍安徽祁門，因祖上做鹽商致富，遂居于揚州。有《沙河逸老集》《嶰谷詞》等。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槎、半查，又號南齋。有《南齋集》。馬氏藏書處曰小玲瓏山館、叢書樓。馬氏兄弟刻書達二十餘種，號稱“馬版”[13]。曾以數萬金購得徐乾學傳是樓、朱彝尊曝書亭藏書，所藏達十餘萬卷。曰琯子馬裕，字元益，號話山[14]。面對接踵而至的清廷徵書，馬家主要由馬裕出面周旋。
由于弘曆嚴旨催促，地方大員不敢怠慢，一面專門設立蘇州書局，“委員專司其事”[15];一面對弘曆提到的藏書大家，派人逐一清查。結果發現，徐氏傳是樓，於雍正二年“不戒於火，書籍悉遭焚燬”[16]。錢氏述古堂，房屋早經售易，書籍散失，僅能購得《述古堂書目》與《絳雲樓書目》[17]。項氏天籟閣，“歷年久遠，明季已燬於火，子孫並無讀書之人，所有藏書，早經散失，莫可稽考”。朱氏曝書亭，“久經坍廢，書亦散佚無存，但爲時較近，尚易踪迹。其族孫現任嵊縣訓導朱休度，曾經覓送過三十二種，内選取一十二種，已在前二次進呈書目之内”。趙氏小山堂，“家業日替，舊藏書籍或已售賣，或已遺失”。范氏天一閣，“閣中書籍尚未散失，但收存已久，半多殘缺不全”[18]。只有揚州馬氏，因有雄厚財力作支撑，没有太大波折。于是，馬氏藏書就成了弘曆眼中的重中之重，成爲屢被“徵訪”(實爲榨取)的對象。
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五日，兩江總督高晉上奏，自馬氏“借”得一百一十八種，開列書目進呈[19]。至二十日，高晉再奏，自馬家借得六十八種發局校閲，“其堪備採擇者，計五十九種”，開單進呈[20]。同日，兩淮鹽政李質穎上奏稱：“奴才欽奉上諭，傳該商到署，宣示德音，善言詢問。該商欣喜踴躍，即將書目呈出。奴才查其全目共一千三百八十五種，内督臣高晉選去一百三十三種，又已經選定尚未取去知會奴才查辦者六十二種。今奴才悉心採擇，又選出二百十一種，開叙目録，向其家借取抄繕。超馬裕禀稱：商人受皇上培養深恩，淪肌浹髓，今蒙購訪遺書，商人家内所藏，苟有可採，得以仰邀睿覽，已爲非分之榮，何敢復煩抄繕，致需時日，只求將原書呈進，便是十分之幸了。”[21]
不過，弘曆很快發現有問題。同月二十八日，弘曆傳諭高晉、薩載、李質穎等，指出：“至昨閲單内所開各書，亦多係近代人詩文等集，其於古書善本，尚不概見。馬裕家夙稱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或原辦時，尚係地方官往彼詢訪其家，未免心存畏懼，又憚將善本遠借，故所開尚爾不精不備，亦未可知。併著李質穎善爲詢覓。如單外另有佳本，仍開目録續奏，以便檢核借用，務期多多益善。”[22]緊盯馬家不放。
四月初六日，李質穎復于馬家選出三百七十種[23]。在接到上揭弘曆諭旨後，李質穎派員密訪，於四月十九日上奏云：
至馬裕家藏書總目，共一千三百八十五種，奴才前奏業已聲明，合計前後共送過七百七十六種，下剩六百九種，俱係通行共見之書，無可再加採選。奴才恐其或有善本另藏，未嘗載入目内者，亦經詳細密訪。據各商總咸稱：“馬裕爲人小心謹飭，今所送之書目，乃其家因卷帙繁多，虞其遺失，逐一登明，以便查考，係伊家原有之藏書私賬，所以纖悉不遺，俱開在内，江廣達等閑時常到其家，曾見此書目”等語。奴才竊思初次奉到上諭之時，傳諭該商，即欣然將書目呈出，及至借抄之際，又再三禀請，恐稽時日，求將原書呈送。是其感激天恩，樂於從事，出自中心之所誠，然合之衆商總之言，亦屬確情，似無别有秘藏之事。[24]
經過弘曆三次下旨督辦，馬氏藏書最終被地方大員採選七百七十六種，是“進呈”圖書最多的藏書家。據統計，《四庫全書總目》著録馬氏藏本三百七十三種、五千五百二十九卷，未及採進書之一半;其中經部五十七種，史部一百二十三種，子部四十三種，集部一百五十種[25]。
在採進馬氏藏書的示範下，對其他藏書家圖書的徵訪、採進，也頗爲順利。如浙江巡撫三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三日奏進者，“計鮑士恭家有六百二十六種，吴玉墀家有三百五種，汪啓淑家有五百二十四種，孫仰曾家有二百三十一種，汪汝瑮家有二百十九種，共一千九百零五種”[26]。又二十八日上奏云：“臣查范氏收藏書籍，據開不下數千種，第歷年久遠，不無殘缺，更有與臣前奏單内各書重複者頗多，除檢去外，現實有書六百零二種。又慈谿鄭大節家藏書，雖遠遜於范氏之多，其中亦有未曾習見之書可備採擇者，亦復抒誠願獻，現查有書八十二種。再，曝書亭家藏之書，久已散落各方，今據嘉興縣知縣王士澣廣行購覓，找獲得有六十九種。以上共書七百五十三種。”[27]弘曆所期待的徵訪、採進圖書的局面，自此打開。
綜上可知，弘曆把徵繳圖書的重點區域鎖定在以江、浙爲主的東南地區，又重點瞄準江南藏書大家，揚州馬氏、鄞縣范氏等則是重點關注對象。事實證明，弘曆這一重點突破的策略極爲奏效，打開了徵訪、採進圖書的局面，爲大規模禁燬圖書、纂修全書奠定了文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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