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美联德关系与同盟困境

联邦德国是美国在二战后出于冷战需要一手扶持起来的国家，可以说，二战后初期联邦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向主权国家迈进的每一步都与美国密切相关。冷战背景下，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美国希望联邦德国与自己一道参加对苏冷战，作为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扩张的前哨阵地。联邦德国则希望美国可以提供安全保证，使其免遭苏联的威胁和侵略。双方以共同的安全利益为基础，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为纽带，再以相互渗透的经济利益予以深化，加上以条约的形式互相承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同盟关系。

全方位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毫无芥蒂，德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本身就潜伏着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就美国来说，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扶持联邦德国，并将其拉入西方阵营，并非出自对二战后德国的同情，而是有非常现实的政治考虑。除了对付苏联需要联邦德国这个帮手外，另一个目的是消除德国对世界的威胁。为此，美国精心设计了一套条约体系，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联邦德国纳入其中加强控制。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担心联邦德国会脱离西方阵营。从联邦德国的角度而言，德国是美苏冷战的牺牲品，正是在美苏相互争夺之下，德国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的马前卒，德国的命运被掌握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手中。因此，联邦德国对美国也深怀戒备，担心美国背着它与苏联达成交易。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充分体现了同盟所面临的困境。“同盟会带来两个彼此关联的担心:背信弃义和再结盟，或者称作抛弃(abandonment)和牵连(entrapment)。”^[6]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由地区性问题而引发的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但它不仅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还对德美同盟关系构成了挑战。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以整个东西方关系为背景来看待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柏林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上的得失关乎冷战的全局，它考验着美国对抗苏联的决心。如果美苏能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妥协，就会为两国关系的全面改善提供契机。问题是，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不仅仅是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事情，美国的盟国联邦德国的利益更是与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密切相关。由于对联邦德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盟关系的持久性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国政府相信，除非它在柏林问题上表现得当，否则联邦德国对北约的信心将会遭到很大削弱，而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双重遏制”政策就将破产。从而，美国在二战后所努力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保持德国作为西方集团的一个心甘情愿的成员，不仅对德国的前途关系重要，它对世界和平甚至是更为重要。”^[7]美国担心，如果对苏联作出太多的让步，例如承认民主德国，将会导致联邦德国脱离西方的危险。对于联邦德国来说，柏林问题与德国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结盟所带来的一个重大政治利益是美国承诺支持联邦德国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即不承认东德，维护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按照有利于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美国对德国重新统一所承担的义务是德美同盟重要的实质内容之一，联邦德国政府虽然一再表示它全心全意地忠实于西方的事业，但它又担心美国出于对压倒一切的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改变其德国政策。“阿登纳基于美、德两者国家利益一致的基础，以国家前途为赌注。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易是，联邦共和国将加入大西洋防卫体系，盟国则将德国统一视为东西方外交关系上完整的一部分。因此，就阿登纳而言，柏林危机绝非只是道路交通程序的问题，它考验着联邦共和国西方政策是否明智之举。”^[8]

形成德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增强美国与苏联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的谈判实力。但是如果这一同盟本身矛盾重重，就会使美国在与苏联讨价还价的时候底气不足，从而鼓励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不利于危机的解决。如果美国要想加强对苏谈判实力，必须加强自己与盟友之间的凝聚力，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对盟友予以迁就。联邦德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要想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就得寄希望于与美国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但同时又担心对美国一味地退让会让美国完全不顾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因此，两国都有一样的担心，担心遭到盟友背叛而被抛弃或因为盟友的利益受到牵连。在面对这一同盟困境时，两国都需要进行权衡。尽管担心因为联邦德国的利益而被卷入与苏联的冲突，但出于维持同盟的需要，美国应该照顾到联邦德国的利益，以免联邦德国背叛。在危机中，我们看到，尽管对联邦德国的反复、立场僵化感到不满，美国还是多次对联邦德国予以迁就。就联邦德国来说，尽管需要德美同盟来提供安全保证，但是如果在这样一场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的危机中得不到支持的话，这个同盟的重要性就将大打折扣。正如基辛格所说:“如果任何西德政府承认德国领土的强迫分割是永久性的，它在国内所得到的支持就不能不受到损害。一个联盟如果要求德国人民付出这种代价，它在德国人眼里就要失去意义。”^[9]危机中，联邦德国一再用拖延、出尔反尔的方式来破坏美国对苏联谈判，甚至不惜将两国矛盾公开化。

在面临战略困境时，美国起主导作用。在面临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决定着美国在对苏谈判时所能迈出的步伐。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全力推动对苏谈判，希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危机。危机初期，联邦德国反对谈判;危机后期，法国反对谈判。对这些反对的声音，美国要么予以说服，要么置之不理。在西方与苏联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国甚至抛开盟国，与苏联进行双边谈判。“尽管波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了美国，但它要破坏业已商定的美苏最高级会谈却是无法办到的。”^[10]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就需要作出让步，而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任何让步必须征得联邦德国的同意。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苏谈判方案，美国都要将联邦德国的态度考虑在内，要估计到联邦德国可能作出的反应。关于这点，苏联学者认为:“波恩反动统治集团不仅拒绝苏联的建议，甚至竭力阻止西方就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或遇万不得已，也要强迫西方国家接受他们的显然不利于谈判的立场。”^[11]事实证明，如果将一些联邦德国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强加给波恩，就会造成联邦德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结果就会使美国在西方阵营内的协调显得困难重重，拖延甚至阻碍对苏谈判的开展。

在同盟中，决定一国讨价还价能力的是它的实力。美国之所以重视联邦德国这个盟国，联邦德国之所以能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影响，首先取决于它在西方阵营中的重要地位。经济上，联邦德国由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它的经济总量在整个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跃居第二位。联邦德国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中主要的成员，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发言权。政治上，联邦德国通过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与西方结盟，为自己争取到了国家地位的恢复。军事上，随着1955年加入北约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已经成为西方防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计划，其陆军将最终拥有12个师，这将是西方阵营在与苏联对峙最前线所能依靠的仅次于美军的第二大力量。作为西方阵营在欧洲遏止苏联扩张的桥头堡，联邦德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联邦德国这个前沿阵地，北约面对苏联的进攻，只能打一场大西洋沿岸的保卫战。外交上，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英国希望能够得到联邦德国的支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联邦德国更是美国和法国争向拉拢的对象。总而言之，和二战后初期相比，联邦德国已经不再仅仅是西方阵营中的一个被监护人，而是一个有了相当实力的欧洲大国，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在西方阵营中的发言权，美国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必须听取联邦德国政府的意见。

法国的支持，也加强了联邦德国与美国进行协商时的地位。出于促进法德关系的考虑，戴高乐对阿登纳政府采取了大体上支持的政策。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后，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强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为此，就要取得与联邦德国的合作。第二次柏林危机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赢得联邦德国友谊的机会，从危机一开始，法国就表示了坚决不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立场。这一立场与美国、英国相比，要强硬得多。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支持，让阿登纳很满意。在巴黎召开的最高级首脑会议因为U-2事件而流产后，阿登纳写信给戴高乐，感慨地说:“由戴高乐将军主持巴黎的会议，我多么幸运啊!多亏他个性坚强有魄力，西方国家才避免作一次首先要德国付出代价的重大让步。”^[12]“柏林墙”修筑后，美国和英国主张与苏联进行谈判，而法国反对举行任何谈判。法国与美英之间的分歧，对联邦德国是有利的。格雷韦对此评价道:“这种力量的对峙，成了我们得救的一条出路: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孤立，几乎无法顶住美英方面那种愿意作出广泛让步的势头。”^[13]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形势的转变，阿登纳仍坚持其既定的外交路线，即寻求西欧各国的协同一致，因为他相信，唯有如此，才能使苏联放弃侵略西欧的意图，保障联邦德国以及西欧各国的自由安全。不过，他亦将以美国为主轴的国家外交重心，逐渐转移为同时与法国关系的开展上，这多少是出自对美国的柏林和德国政策的疑惧，以及对美苏之间缓和敌对作法的不满。^[14]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阿登纳加强法德关系的决心，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就柏林问题发生争吵后，阿登纳写道:“总的感觉是令人沮丧的，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如昨天戴高乐向我建议的那样，要更加密切和法国的联系。”^[15]

第二次柏林危机明确显示出，联邦德国政府外交政策所强调的唯一代表权、不承认民主德国以及坚持“哈尔斯坦主义”^[16](Hallstein Doctrine)已成为影响德美双方，甚至是联邦德国与西方关系的负面因素。在危机当中，联邦德国对美国表现出不信任，担心美国与苏联达成交易，因而不断寻求美国重申对柏林和德国问题的保证，这种态度也是德美关系紧张的原因。“波恩政府这种无休止的抱怨泄露给了报界，而它又不断地要求新的保证，这就激怒了华盛顿。”肯尼迪对此有形象的比喻:“这简直像一个妻子每天晚上都问她的丈夫:‘你爱我吗?’而当她的丈夫不断重复说爱她的时候，她却还要问:‘你真的爱我吗?’接着，还派侦探去盯他的梢。”^[17]联邦德国一再要求将德国重新统一作为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前提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欧洲局势缓和的障碍。“和平和东西欧人民的接近都要求缓和，缓和又要求均势，而均势又要求德国继续分裂下去。持续不断地大声要求德国的统一，一再声称德国问题‘悬而未决’，只会引起相反的结果。这样做只能干扰缓和，而对改善欧洲形势和德国形势都起着阻碍作用。”^[18]联邦德国在统一问题上遇到了一个难以靠自身力量来克服的矛盾:如果东西方紧张状态不缓和，任何一方也不能允许依照对方的条件来统一德国;但如果东西方紧张关系得到减轻，就要求德国现状不仅被双方所默认，而且合法化。这就是说，“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已成为欧洲缓和的组成部分。德国被分裂的不正常状态构成了被分裂的欧洲的正常化的条件”^[19]。“柏林墙”的建立及其后续发展显示，来自东欧的“威胁”减轻，暂时消除了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加速两个德国在各自的集团内政治、军事及经济的整合，更加深了德国的分裂，使得德国统一的前景更加模糊。由于美国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不愿意为德国重新统一承担义务，还迫使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检讨依赖西方实力来统一德国的传统政策。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危机当中认识到:“西方政策中已经成为传统的公式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20]“从长期观点来看，德国人必须要自己掌握分裂中国家的命运，而不能只是期待美国人。”^[21]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地醒悟，将柏林留为德国首都的要求动摇了。事实上，这种醒悟不仅使我自己，而且也使其他人在认识上开始一个根本的转折，迫使我们对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人民(和分裂的欧洲)命运作新的考虑”^[22]。新的考虑就是后来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所制订的谋求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缓和的“新东方政策”。“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23]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虽然挫伤了德美关系，促使联邦德国对以美国为重点的外交政策作出调整，但并不意味着德美同盟的完结。危机期间，双方在出现分歧时基本上比较克制，积极通过协商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危机后期，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之后，并没有走向破裂，双方立即采取措施予以修补和维持。这也说明，支撑德美关系的基础虽有所松动，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基于冷战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另外，在德美分歧公开化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抓住机会对美国和西方持续施加压力，从而使德美之间的分歧没有进一步加深。关于这点，肯尼迪政府班子成员邦迪和基辛格都认为，赫鲁晓夫错过了继续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制造严重分歧的机会。^[2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冷战仍然是冷战时期德美关系发展的最深刻的背景。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既有分歧又有合作的关系充分说明，冷战并不是单调的美苏之间的对抗，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分歧与合作也是决定冷战强度、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1]Frank A．Ninkovich，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Question since1945，New York:Twayne Pubulishers，1994，p．1．

[2]［德］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孙克武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1页。

[3]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4]［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8页。

[5]［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

[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75页。

[7]［美］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64页。(www.xing528.com)

[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23页。

[9]［美］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62页。

[10]［苏］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五卷(下)，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37页。

[11]［苏］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五卷(下)，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636页。

[12]［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13]［美］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梅兆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474页。

[14]陈郴:《冷战时期的德美外交关系与第二次柏林危机(1956—1961)》，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4期(2000年5月)，第27页。

[15]［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9—1963断片(四)》，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9页。

[16]笔者注:“哈尔斯坦主义”曾经是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在国际法上只有联邦德国政府是唯一代表德国的政府。任何一个国家(苏联除外)，如果它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即被认为对联邦德国采取不友好态度，后果就是联邦德国和它断绝外交关系。该外交原则于1955年提出，以当时的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的名字命名。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勃兰特执政时代，因推动“新东方政策”，才逐渐放弃“哈尔斯坦主义”。

[17]［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32页。

[18]［德］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马灿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19]［德］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马灿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20]［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21]Andreas Hillgruber，Deutsche Geschichte 1945-1986:Die deutsche Frage in derWeltpolitik，Stuttgart:Kohlhammer，1995，S．156．

[22]［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8页。

[23]［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24]［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盛冰、朱立群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524页;［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