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的战略困境与威慑目标

二战后，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奉行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massive retaliation)，即苏联在任何地方对美国的利益发起挑战，都会遭到美国用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军事手段的全面报复。从理论上来说，“大规模报复战略”排除了进行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实行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对苏联进行威慑，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战略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苏联没有相应的对美国实施同样威慑和打击的手段，即美国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战略优势;二是必须假定苏联的行为不符合逻辑，它针对美国的挑战是直接的，采取的手段是激烈的。但这只是建立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基础上。首先，美国不可能永远拥有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随着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在战略力量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美苏之间在核力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其次，苏联不一定非要直接挑战美国的重大利益，它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加以适当控制。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意识到，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应付局部战争方面效果堪忧，但由于不愿意放弃“大平衡”原则，政策调整的空间便十分有限。即使通过更多地强调战术核武器和欧洲常规力量的盾牌作用来提高有限战争的能力，但美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3]因此，如果苏联以壮大起来的核力量为后盾，在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地带，采取渐进的方式来蚕食美国的利益，就会置大规模报复战略于尴尬的境地。“艾森豪威尔那种要么不打要么打全面战争的孤注一掷的战略，意味着苏联每一次有限的挑战都使华盛顿面对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值得牺牲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和居民的危险去保卫受到苏联统计的目标。”^[4]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置美国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地点。

对于赫鲁晓夫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动机，学术界已经作了比较深入透彻的分析，在任何一种分析中，都不包括赫鲁晓夫想通过发动战争一劳永逸地消灭美国这个主要对手。所以，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难，并非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从赫鲁晓夫所采用的手段上来看，他没有直接把美国逼到墙角，而是留下了充分的谈判余地。赫鲁晓夫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向美国彻底摊牌的意思。我们看到，美国从危机一开始，就作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制订计划，一旦形势恶化，将不惜发动全面战争。然而，在声明要用大规模报复的手段来保卫柏林的同时，美国又要竭力设法避免它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引起的后果，它只有答应让步才能做到这一点。危机期间，当美国的决策者一再声称要给赫鲁晓夫以下台阶的余地时，实际上，美国又何尝不希望苏联领导人留下回旋余地。很显然，为了不至于发生全面战争，最好的出路就是与苏联进行谈判，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见，“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威慑对手的同时，也束缚了美国自己的手脚。需要指出的是，肯尼迪已经意识到“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局限性，在其上台后大力倡导“灵活反应”(flexible reaction)战略，加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弥补“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能应对有限战争的缺陷，但美国对该战略的依赖根深蒂固，肯尼迪政府进行的战略调整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在短期内完全以新的战略取代之，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将美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的话，那么对美国的欧洲盟国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在保障美国安全的同时也适合于向盟国提供安全保证，战略的制定者在制订该战略时，故意模糊了边缘利益与重大利益之间的区别，以使苏联在涉及美国利益的任何地方发动挑战都有所忌惮。实际上，美国以及它的盟国都清楚，盟国的重大利益并不等同于美国的重大利益，美国不会只是为了保卫盟国的利益而甘愿冒核战争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国希望美国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它们担心，这样会鼓励苏联在欧洲采取行动。“有时，它们担心美国在危机时刻不愿意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欧洲;有时，它们又担心美国保卫欧洲的意愿太强烈，行动太过火。大多数欧洲决策者们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常规战争)中的恐怖大屠杀记忆犹新，所以更寄希望以核威慑来杜绝战争。”^[5]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大规模报复战略”也会带来两难选择:如果任何一场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话，位于东西方对峙最前沿的联邦德国将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主要目标;如果美国宣布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就会纵容苏联对联邦德国发动侵略。权衡之下，“大规模报复战略”更容易为联邦德国所接受。因为这一战略在实践中主要是一种威慑战略，可以达到制止苏联冒险改变欧洲现状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联邦德国政府虽然对因柏林问题爆发核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但大体上还是希望美国保持强硬的立场，以免让苏联领导人误认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失效。(www.xing528.com)

当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发起挑战时，美国和联邦德国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美国表面上一再强调“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是有效的，它将坚决依照这一信条应付苏联的挑战，但在政策实际执行的层面上，却是逐渐抛弃这一战略，以免陷入自己所造成的无路可退的尴尬境地。联邦德国虽然不希望美国作出过度反应，从而将德国领土变成核战场，但事实上却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推动:敦促美国维持强硬立场，不与苏联进行谈判，就会导致美苏关系渐趋紧张，其结果就是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两国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由此可见。尽管联邦德国在西方阵营中有发言权，但美国不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屈从于盟国的态度。所以，即便是冒着使“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对手那里失效、在盟友那里遭到质疑的风险，美国仍然要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甚至作出让步也在所不惜，而不是联邦德国所期待的立场坚定。不管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肯尼迪政府，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主要对策都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即便其谈判政策得不到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支持，美国方面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由此可见，在西方阵营面临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时，美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