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泄密”事件使德美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但很快，华盛顿和波恩都意识到这样下去的危害性，双方都不希望使这场公开争论尖锐化，于是立即采取措施修补受到损害的两国关系。1962年5月9日，联邦德国政府新闻局长埃卡特设法把阿登纳在柏林言论的调子降低。他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对于解决柏林问题提出过一系列建议，原则上同意建立监督柏林通道的国际机构，并承认美国政策的指导作用。阿登纳只是想以疑虑的口气纠正过分乐观的情绪。[120]美国方面也给予了积极回应。美国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报导，暗示华盛顿方面准备对通道管理机构方案作修改，以便照顾到德国方面的反对意见。[121]1962年5月14日，美国驻波恩大使多林同阿登纳进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长谈，阿登纳将双方分歧的公开化归咎于新闻界不负责任的歪曲理解，多林接受了他的这种解释。多林询问阿登纳是否同意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基本政策，阿登纳表示认可。这次谈话使双方的气氛开始有了改善。[122]次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中谈到这次谈话时宣布，“隔阂经完全消除”。1962年5月16日，在美国政府那里已经失宠的格雷韦被召到白宫，肯尼迪交给他一封向阿登纳表示和解的信。在信中，肯尼迪首先表示他满意地看到，自从阿登纳和多林的谈话后，双方的关系又重新开始回到了去年11月时的状况。肯尼迪还把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归结于下属之间出现了一些误会。“我们对他们是不应该苛求的。”肯尼迪还表示双方的共同之处远大过分歧。他保证，在任何建议提交给苏联之前，都会与联邦德国进行认真讨论。[123]1962年5月17日，腊斯克接见了格雷韦，美国国务卿向后者表示，他们对阿登纳在柏林的言论已经进行了全文研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提出责怪的理由。[124]
正如两国关系的紧张来得突然一样，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重新修好的速度也令人惊讶。在这其中，波恩方面采取了主动步骤。而美国之所以积极响应，除了从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着眼外，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就是希望联邦德国不要与法国一道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予以否决。此时，欧共体内部正在进行关于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讨论。1962年5月21日至23日，美国副国务卿鲍尔(George Ball)出访欧洲，正是为了英国加入欧共体一事进行游说。1962年5月23日，在腊斯克的指示下，鲍尔绕道波恩与阿登纳进行了会谈。[125]“鲍尔的访问，进一步表明了肯尼迪在这个时候的担心，这种担心也促使他把同波恩的争执尽可能迅速地埋葬掉:他担心阿登纳和戴高乐的合作越来越密切，结果是堵塞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从而也就阻碍了西欧联合体的形成，而这个联合体，在肯尼迪和他的智囊们的心目中，则是他们的‘大西洋方案’中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洲支柱。”[126]在1962年5月25日阿登纳写给肯尼迪的信中，也谈到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多林大使最近向我提起过你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的关注。”[127]可见，肯尼迪在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的确有求于阿登纳，这促使他对阿登纳“既往不咎”。
1962年5月到6月，美苏之间的试探性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一如既往，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第二次柏林危机逐渐走向它的消退阶段。经过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谈判，不管是美苏也好，还是它们的盟国也好，都已疲惫不堪。由于看不到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的希望，双方之间的谈判完全成了例行公事。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的磋商相应处于停滞状态。在这期间，两国继续采取行动修补关系。1962年6月21日至23日，腊斯克对波恩进行了访问。“其主要目的都是要在这一年春天接二连三的摩擦与紧张之后缓和一下气氛，显示下华盛顿同波恩之间重新恢复起来的和谐。”[128]作为德美关系受到损害的“替罪羊”的格雷韦在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几个月后，于1962年9月打道回府。他不无心酸地说:“在局面闹僵了时，把一位大使拿来当作牺牲品，好把蒸汽发出去，这对当事人来说固然是不愉快的，但从别的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合法的手法，对任何玩弄这种手法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有所指责。”[129]
在柏林问题处于进退两难的僵局之下，苏联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柏林问题的关注。美国与苏联之间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虽然一直持续到1963年年初，但由于立场相差太远，已经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第二次柏林危机在没有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渐渐趋向消退。1963年1月，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要结束这场危机，持续4年多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宣告结束。
几乎是在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的同时，联邦德国与法国于1963年1月22日在巴黎签署了《法德友好条约》。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前，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由和解走向友好，两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找到了共同利益，并在此进程中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柏林危机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法德友好的步伐。危机为戴高乐赢得阿登纳的信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在危机期间，由于对美国政府的失望，阿登纳不得不将戴高乐当成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可以说，《法德友好条约》的签订，既是二战以后法德两国关系发展的标志，也是阿登纳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的表现不满的产物。(www.xing528.com)
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后，美国政府继续采取措施修补德美关系。1963年2月，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造访西柏林。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访问了西柏林，面对西柏林市民，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称自己是“柏林人”。[130]肯尼迪总统的这次西柏林之行，有两重意义:一是表明美国和西方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胜利者;二是表明美国与联邦德国已经尽释前嫌，因第二次柏林危机而受到创伤的德美关系得到完全修复。笔者认为:就第一个意义来说，这场危机并没有胜利者，肯尼迪在危机结束后访问西柏林，有捞取政治好处的嫌疑;就第二个意义来说，尽管表面上德美关系得到修复，但裂痕已经产生，德美关系很难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亲密合作状态。
柏林局势的稳定也使柏林问题不再成为德美分歧的主要根源。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结束，苏联和民主德国改变了以前的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的主张。1964年6月12日，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规定“双方将西柏林看做独立的政治单位”。1965年初，苏联政府表示筑墙后的西柏林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1967年4月1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西柏林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单位，是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的;在任何情况下，西柏林都不会属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就意味着苏联和民主德国放弃取消西柏林占领制度的立场，承认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驻军的权利。从此，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再没有发生过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后，需要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不再使柏林成为各自推行欧洲缓和政策的障碍。1969年9月，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表示愿意就柏林问题进行会谈。1969年11月初，美、英、法决定同苏联就柏林问题进行会谈。1970年3月26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在西柏林开始了历时17个月之久的柏林问题谈判。苏联为争取联邦德国议院批准1970年8月签订的苏德《莫斯科条约》，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三国作了让步。1971年8月21日，四大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于同年9月3日签订了有关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1972年6月3日，协定正式生效。[131]该协定包括3个部分、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四国“互相尊重各自的和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形成的局面不得单方面加以改变”。苏联政府声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公路、铁路和水路的平民与货物运输将畅通无阻。关于西柏林的地位问题，协定规定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于联邦德国管辖。但联邦德国可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的利益，可以对那里的常住居民实行领事服务，联邦德国签订的国际协定也可适用于西柏林。[132]
1971年的“四方协定”是对冷战时期柏林分裂现状的确认，在这一协定下，柏林问题暂时被冻结起来，而柏林问题的真正解决则是在两德统一之后。在国际和国内形势推动下，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柏林墙”开放后，德国的重新统一被提上议事日程。德国重新统一后，柏林分裂的状态也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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