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苏“试探”政策陷入僵局与德美关系的紧张

1．美苏谈判停滞不前与美国酝酿新的“让步”

由于法国反对，联邦德国态度消极，直到1961年年底，肯尼迪仍然无法让盟国一致支持他的“试探”政策。美国政府内部有人提出，即便盟国之间无法取得一致，美国也要单方面推动对苏谈判。1961年12月19日，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蔡斯在提交给腊斯克的备忘录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蔡斯指出，推动对苏谈判刻不容缓，因为“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西方的共同立场已经不存在了，除非“我们采取坚定的步骤，这种情况将会继续”。就现在的形势来说，西方可以活动的余地很小，只有对谈判采取积极的态度，才能使形势稳定下来。因为，“只要苏联采取比较小的单方面行动，我们的活动余地就会消失。而面对苏联的单方面行动，我们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蔡斯还认为，不能让法国对美国的对苏谈判政策拥有否决权。蔡斯要求立即推动对苏谈判的观点代表了肯尼迪政府外交决策者的普遍看法，但在谈判该在何层次展开的问题上，蔡斯与其他人存在意见分歧。蔡斯认为，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在莫斯科进行谈判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谈判最好是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因为这样才可以作出最积极有效的反应。而科勒、麦吉和国务卿特别助理波伦(Charles Bohlen)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谈判最好是由汤普森来进行，因为这样可以降低谈判的规格，并使谈判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85]肯尼迪倾向于先让汤普森与莫斯科方面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有进展，再举行美苏两国副外长级的会谈。^[86]

在一系列会谈开展前，华盛顿指示汤普森“不要把‘试探’看成是表演，而要认真地努力推动实质性问题”。在1961年11月与阿登纳的会谈中，肯尼迪承诺，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不会涉及“宽泛的问题”，如欧洲安全、互不侵犯条约、对东德的承认、加强两德间的接触等。为避开这些问题，汤普森得到指示，不完全拒绝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告诉对方，他“将会把苏联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向华盛顿报告。汤普森受命，在第一次谈判中，主要讨论柏林通道问题。^[87]

1962年1月2日至3月6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5次会谈。在1月2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汤普森提出了成立国际通道管理机构来对通往柏林道路进行监督的建议。该计划早在“柏林墙”修筑前就已经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酝酿，在企图让联合国介入柏林问题的建议遭到联邦德国的否决后，美国政府决定抛出这个计划作为对柏林进行国际保证的替代品。然而，该计划没有得到苏联的积极响应，葛罗米柯只是一再重复苏联的主要要求:所有西方国家军队都应撤出柏林。^[88]1962年1月12日第二次会晤时，葛罗米柯以书面形式明确拒绝了美国的计划，并重新提出了在西柏林驻扎一支苏军的要求。

汤普森报告，与苏联的会谈缺乏进展，对此，肯尼迪越来越不安。1962年1月15日，肯尼迪写信给腊斯克，信中表达了他焦急、矛盾的心情。肯尼迪一方面希望可以通过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难道我们不可以立即允许汤普森在谈判中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吗?”另一方面，又担心一旦消息泄露，联邦德国政府会指责他搞妥协。“如果德国方面首先知道的话，我们很多立场是不可以说出来的……我们不能在与苏联人的谈判中过于坦率，而且，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盟国参加谈判。”^[89]1962年1月17日，邦迪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中，也对在莫斯科的谈判缺乏进展感到不满。邦迪认为正是由于盟国之间无法取得一致，才削弱了美国的谈判立场。“我们的愿望是强烈的，但我们的愿望不代表盟国的愿望。”他还表示，与苏联达成妥协是可能的，“但关键是不要让德国方面指责我们搞妥协”^[90]。很显然，邦迪所指的妥协，是指那些“宽泛的问题”，包括那些华盛顿向波恩保证过不会讨论的问题。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与他的主要助手们开会讨论莫斯科谈判。肯尼迪问道:“在德国，是否存在支持给予东德更多承认的倾向?”国务卿特别助理波伦说，他认为有。^[91]1962年2月1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罗斯托写信给腊斯克声称，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都表示，在与莫斯科的会谈中，应该提出其他问题，如核武装、北约与华约间的互不侵犯条约等。^[92]在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肯尼迪本人在内，都急切希望能够推动莫斯科的谈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可以把谈判的范围扩大一些;为了能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可以在其他方面进行让步。把谈判范围扩大并不难，肯尼迪担心的是，联邦德国方面会指责他搞妥协。

尽管担心会受到联邦德国政府的指责，但肯尼迪还是决定采取行动对莫斯科谈判予以推动。1962年2月15日，肯尼迪写信给赫鲁晓夫，在信中，肯尼迪抱怨道:“汤普森与葛罗米柯之间的会谈正变得越来越程序化，双方只是在交换外交信息，重申立场。”在谈判进行的同时，苏联还在不断地对西方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进行骚扰，肯尼迪要求苏联终止此类行动。作为回报，肯尼迪暗示，东德可以参加美国所提议建立的国际通道管理机构。肯尼迪还暗示他愿意把莫斯科谈判的讨论范围扩大。“我们都认识到新的形势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我深信，想必你也这么认为，如果我们双方在柏林问题上达成某种临时协定……就会使我们在其他许多问题上达成协议成为可能……包括，德国边界、东德主权、禁止两个德国拥有核武器、北约与华约等一系列问题。”^[93]

联邦德国政府觉察到肯尼迪政府可能会在莫斯科谈判中采取新的步骤。1962年2月19日，格雷韦在与肯尼迪的谈话中指出，波恩有这样一个印象，即莫斯科谈判“快要走进死胡同……然而，联邦德国并不认为与苏联会谈的实质性范围应该扩大……因为他们(苏联)很显然并不准备进行认真的谈判，只是希望西方单方面让步，以便他们将来可以加以利用”。联邦德国同意它的盟国美国探讨一切合理的可能性，为柏林危机找到一条出路。但阿登纳政府“很难同意将探讨的范围延伸到所谓的‘边界问题’上”，阿登纳“非常清楚这意味着‘欧洲安全’，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会改善西方的处境”。^[94]1962年2月20日，阿登纳在向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所作的演说中，呼吁美、英、法和联邦德国举行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评估局势。他还说，放弃汤普森-葛罗米柯会谈的时间已经到来。^[95]阿登纳还多次会见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多林，一方面向他保证，联邦德国不会与苏联进行双边谈判;另一方面，希望美国在莫斯科的谈判中不要把谈判范围扩大到“将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和承认东德主权包括在内”。对于阿登纳的担心，多林予以安抚，他深信:“在‘扩大谈判范围’计划出台之前，美国会征求联邦德国方面的意见。”^[96]

事实并非如此，在没有征求联邦德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肯尼迪采取了下一步行动。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与柏林工作小组准备了一份名为“原则性文件”的草案，主张向苏联提出新的谈判建议，包括:第一，建立东西德的混合技术委员会，制造文化和技术性联系，促进双边互利的经济交流;第二，制定和完善核不扩散条约;第三，北约与华约之间就互不侵犯发表适宜的宣言。这些建议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美国政府原来的设想是北约和华约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考虑联邦德国政府先前不接受这一建议，因此作了变通，试图以“北约”和“华约”各自发表宣言来代替正式条约。这应该说是个很巧妙的措辞，但这一修改后的建议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接下来的各个场合，肯尼迪政府仍然主张北约和华约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该草案还指出，为了落实这些建议，美、苏、英、法应召开副外长级别的预备会议。另外，草案还建议，再度向苏联提出建立一个国际通道管理机构，与上次的建议不同，这次明确表示东德代表可以参加这一机构。1962年3月9日，肯尼迪指示腊斯克，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应努力推动草案中所提到的各项建议，以达成临时协定。肯尼迪还担心会遭到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对，他还交代，不必将草案以书面形式递交给苏联方面，因为他“不想让盟国对建议内容感到惊讶，特别是在没有事先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97]1962年3月11日，肯尼迪再度向腊斯克发出指示:“你知道我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寻求与苏联达成临时协定。”^[98]

华盛顿决定向波恩表明，它准备扩大谈判范围，这次不是征求意见，而是通报美国的决定。至于美国准备将谈判扩大到哪些领域，没有详细加以说明。1962年3月11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助理国务卿科勒在瑞士洛桑会见了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腊斯克询问施罗德:“汤普森-葛罗米柯会谈前景暗淡，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发生危机呢?”没等施罗德发表看法，科勒就提出建议，由于关于柏林的会谈仅仅集中在该分裂城市的通道问题上，美国当下正在考虑把会谈范围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腊斯克认为:“不管我们能从与苏联的谈判中得到什么，我们的利益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施罗德回答道，北约与华约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将导致对东德的承认。如果能够避免承认东德，他个人赞成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他同时也指出，他与波恩政府都不会支持扩大美苏会谈的范围。^[99]感觉到施罗德的态度不够坚决，美国方面产生错觉，认为只要稍加努力，波恩能够接受美国的新建议。

腊斯克并没有将美国的新建议在接下来与苏联的谈判中全盘托出，而是先集中在欧洲安全安排问题上作为试探性的步骤。对此，苏联反应也很冷淡。1962年3月下旬，利用在日内瓦举行裁军谈判之机，腊斯克与葛罗米柯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尽管腊斯克把全面的安全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提了出来，但这一次又暴露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无法达成一致。会谈唯一的成果是，苏联同意就柏林问题继续讨论。1962年3月22日，葛罗米柯对腊斯克说，美国政府“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心实意地努力达成谅解”。腊斯克在1962年3月底得出结论:“自维也纳会议后，苏联方面立场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

不管是在莫斯科还是在日内瓦，美苏之间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谈都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进展。当然，肯尼迪希望通过谈判以达成关于柏林的临时协定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也愿意向苏联进行妥协，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会谈，谈判最终还是陷入了僵局。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苏联立场强硬。不管是美国作出何种让步，苏联方面都一再坚持以前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这与“柏林墙”修筑后，柏林局势暂时得以稳定有关。柏林局势的稳定使苏联并不急于与西方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而美国越是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莫斯科就越是认为可以从美国那里取得更多的让步。其次，腊斯克不够积极。肯尼迪虽然一再督促腊斯克努力推动谈判，但从谈判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腊斯克在执行肯尼迪的指示时打了折扣。国务院的看法显然与肯尼迪之间存在分歧。1962年3月10日，助理国务卿科勒在发给腊斯克的电报中，建议他在提出新建议时要谨慎，免得给予苏联以“我们急于达成协议的印象”^[100]。基辛格也认为，腊斯克没有全力推动对苏谈判。“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的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101]最后，顾及联邦德国的态度。肯尼迪多次指示腊斯克，在向苏联提建议时，尽量避免采取书面形式，以免建议内容泄露，引起盟国的猜疑和不安。这种小心翼翼的做法，当然会被苏联认为缺乏诚意。波恩方面对谈判高度关注，一再对谈判进程发表消极看法，从而暴露了西方之间的分歧。这也削弱了美国的谈判立场，毕竟美国所拟议的让步首先是联邦德国方面的让步。

2．“四月泄密”事件与德美相互指责

肯尼迪希望腊斯克继续与苏联的会谈，美苏双方准备在1962年4月中旬重启谈判。要想使苏联对达成临时协定感兴趣，要想使谈判取得成果，美国政府感到，必须再拿出几样新东西来。如果说先前提出的新建议中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试探的话，那么这次美国政府不仅准备将新建议全抛出来，还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在此之前，为避免波恩公开反对，美国政府决定先让阿登纳对美国提出的新建议表示支持。与以往的方式不同，这次采取了异乎寻常的粗暴做法，而阿登纳政府的反应也超乎意料的激烈，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1962年4月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科勒在华盛顿会见了联邦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格雷韦，科勒透露，美国出台了一份使用了某些“苏联说法”的文件。1962年4月9日，该文件被交给格雷韦，要求波恩在48小时内表态。其内容是:腊斯克打算向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F．Dobrynin)提出的新建议。格雷韦收下这些文件时，“对于这个短促得离奇而且无法办到的限期表示保留”，然后把文件内容立即发回波恩。这一套建议使得波恩“不仅因为这种最后通牒式的期限，而且也因为建议的内容而陷于震惊”^[102]。这份文件到底有哪些内容让波恩方面感到震惊?该文件是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与柏林工作小组准备的一份名为“原则性文件”草案的第五个修订版本。与原来的版本相比，增加了两点新内容:(1)关于柏林问题。建议成立一个国际通道管理委员会来保证柏林通道的畅通。管理委员会的组成采取5-5-3的方式，即5个西方代表(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德国和西柏林各推一名代表)，5个东方代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东柏林各推一名代表)，以及3个中立国代表(瑞士、瑞典、奥地利各派一名代表)。(2)关于德国问题。建议成立东、西德等量代表组成三个混合技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在促进德国重新统一方面发挥作用。^[103](www.xing528.com)

波恩方面对这份文件给予了高度重视。1962年4月12日下午，阿登纳召集了联邦议院所有各党的主要政治家进行协商。这一方面表明阿登纳对这次事件非常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准备把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公开。在会上，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和国务秘书卡斯藤斯(Karl Carstens)向到会者通报了文件内容。对于美国的建议，存在着不同评价。阿登纳、勃伦坦诺^[104]和克罗内(Heinrich Krone)持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勃伦坦诺和克罗内“不但表示了担心，而且认为这样的做法十分危险，是美国政策的一个转变。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同苏联达成协议，那么搬家的车在柏林就会忙不过来:柏林将成为一座死城”。而施罗德和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则持谨慎保留的态度。^[105]

尽管在内部没有取得一致看法，阿登纳还是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1962年4月13日，阿登纳在波恩会见了美国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保罗·尼采和驻联邦德国大使多林。阿登纳表示，他对最近“从美国国务院得到的关于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谈判的信息感到震惊”。他反对肯尼迪政府所提出的建立国际通道管理机构的计划。虽然该计划可以对柏林通道予以保证，但它包含了对东德事实上的承认。拟议中的管理委员会由3个中立国家瑞士、瑞典、奥地利的代表组成。阿登纳认为，这样的组成方式“不太可能”，他担心苏联可以轻易地向这3个国家施加压力。阿登纳指出，是肯尼迪而非赫鲁晓夫作了让步。这样，使莫斯科“收下我们的让步，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在谈判中不需要作任何让步”。阿登纳要求，暂停“试探性”谈判，以便对过去的谈判进行总结和检讨。不过，阿登纳并不愿意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他强调:“在德国认为立场可以改变之前，美国方面任何人都不要透露是德国要求进行这样的重新审查。”在这次会谈中，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阿登纳说:“如果来自美国的消息为公众所知晓的话，一定会引起极度的不安。”^[106]这是否在暗示公众有可能知道美国建议的内容?

同一天，格雷韦在华盛顿也在与美国官员进行交涉。格雷韦约见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科勒等人。格雷韦的论调与阿登纳是一致的。他说:“德国认为有必要就文件内容进行磋商。”如果文件现阶段就提交给苏联，阿登纳政府将会感到不满。“该文件在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向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格雷韦认为，文件似乎接受了苏联两个德国的理论，这就否定了重新统一的可能性。联邦德国方面对于把西柏林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没有指明它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感到不满。格雷韦同样对国际通道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提出了质疑。另外，关于成立东、西德之间混合技术委员会以增进交流的建议，格雷韦也表示联邦德国政府无法接受，因为“与苏联的立场过于接近”。科勒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辩解。他说，他的政府认为，要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会谈，本周内就要进行，为会谈准备文件是必要的。针对联邦德国对国际通道管理委员会组成所提出的质疑，科勒告诉格雷韦:“我们会与瑞士、瑞典、奥地利保持良好的接触。”科勒最后表示，不管怎么说，谈判必须取得进展，因为“我们想看看是否有达成临时协定的可能性”^[107]。

随后发生的事情使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就在格雷韦与科勒会谈结束后不久的当天晚上，科勒给格雷韦打来电话，对在联邦德国新闻传播工具上公开发表了美国的建议提出抗议。德意志广播电台在1962年4月13日晚间(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对美国的建议予以披露，次日早上，好几家德国的日报以及《纽约时报》驻波恩记者也接着发表了报道。^[108]

1962年4月14日，格雷韦与科勒再度会面，讨论泄密事件，双方的谈话充分显示了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信任。在会谈中，科勒指责波恩方面故意泄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都很震惊。格雷韦在表示遗憾的同时，肯定地表示这绝不是一次有意的、应该由联邦德国政府负责的泄密。格雷韦还对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抱怨，他说，美国在与联邦德国磋商时采用的方式太过戏剧性，整整两周，波恩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突然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联邦德国方面认为，比较稳妥的方式应该是事先进行沟通，而不是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答复。^[109]

在格雷韦和科勒就泄密事件举行会谈的当天，阿登纳写信给肯尼迪，正式就美国的建议予以答复。阿登纳在信中明确表示，他不能接受美国的新建议，并呼吁肯尼迪暂停与苏联的谈判。他说:“时至今日，与苏联就柏林问题开启谈判的持续努力已经失败。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建议不仅在柏林问题上，也在德国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这一让步超出了在此之前对苏联所作的一切让步。我尤其反对这些建议中的某些条目，我恳切地要求你，亲爱的总统，从现在起，考虑中止谈判，以利用这段时间来重新审查所有与柏林有关的问题。”这封信的态度坚定，但语气十分缓和。称呼用的是“My dear Mr．President”(我亲爱的总统)，落款是“Yours very sincerely Adenauer”(你至为真诚的阿登纳)。②从这点可以看出，阿登纳煞费苦心，既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愿激怒肯尼迪。

阿登纳“言真意切”的来信并没有平息肯尼迪的愤怒。1962年4月19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公开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肯尼迪表示，德国应该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而且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应如此。这显然是指责波恩通过舆论来对华盛顿制造压力的办事方式不够光明磊落。肯尼迪还对波恩拒绝考虑并接受美国的建议表示不满。他说，政府如果不努力去弄清楚能否取得一项协议，那就是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③

面对肯尼迪的公开指责，阿登纳也在公开场合对美国的立场进行抨击。1962年5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阿登纳强烈谴责美国关于成立国际通道管理局的构想:“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予肯定的答案吗?我可不以为会。”^[112]阿登纳还对美苏之间的“试探性”谈判给予了悲观的评论:“我对东西方谈判会取得结果不抱丝毫希望。”^[113]

对阿登纳将分歧公开化的做法，肯尼迪十分愤怒。在1962年5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宣称，他将继续进行“试探性”谈判。如果有谁对此有反对意见，那么最好是“告诉我们”，因为如果进行这样的公开辩论，同苏联进行任何谈判都将大大增加困难，尤其是如果在讨论中的东西成为官方正式的谈判立场之前就展开公开辩论，害处就更大。他将很高兴听取别人的建议，提出如何不应谈判的建议，那是并不困难的。^[114]

谁该为“四月泄密”事件负责，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格雷韦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阿登纳是幕后策划者。^[115]尽管阿登纳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联邦德国政府也坚决否认它应该为这一事件负责，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泄密事件是有意为之，而主谋正是阿登纳。笔者之所以认为阿登纳应该为这一事件负责，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向新闻界故意透露某些事件的内幕，可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作为一名老练的政客，阿登纳深谙此道。在这次事件之前，他就多次运用这一策略，令他的美国盟友不胜其烦。1961年11月，肯尼迪就曾抱怨:“德国人和法国人显然是企图把事情搞乱。西德人和法国人向那些对他们持友好态度的记者故意泄密。……国务院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警告。他们不但照旧让这些失密现象毫不减少地继续下去，而且还企图通过半真半假的报导和歪曲了的观点来破坏美国的政策。”^[116]其次，可以向美国施加舆论压力。美国的建议包含着对苏联的巨大妥协，特别是要联邦德国方面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一旦联邦德国公众知道美国建议的内容，就会形成对美国极为不利的舆论氛围。最后，借此压制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在阿登纳最后一次组阁时，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党内的反对派通过逼迫他将勃伦坦诺解职的方式，表达了对其外交政策的不满。而继勃伦坦诺担任外交部长的施罗德力主与美国改善关系，与阿登纳把法德关系放在首位的做法有明显分野。在1962年4月12日开会讨论美国新建议时，施罗德就持谨慎保留的态度。阿登纳意识到，外交部不会采取强硬姿态来对待美国的建议。以唤起民意的方式，可以压制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

这次“泄密”事件达到了它的目的。波恩成功地顶住了华盛顿要求联邦德国让步的压力，使美国的新建议胎死腹中。格雷韦认为，1962年4月的“大泄密”，“如果是有目的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目的，因为它已迫使肯尼迪改变了方针”^[117]。本来美国打算在1962年4月16日将建议提交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由于联邦德国的反对和舆论的压力，未能如愿。

波恩虽然阻止了美国向苏联提出这一建议，但损害了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波恩政府这种无休止的抱怨泄露给了报界，而它又不断地要求新的保证，这就激怒了华盛顿。”肯尼迪政府决定借此机会迫使波恩撤换格雷韦。“西德驻华盛顿大使威廉·格雷韦的迂腐而冗长的唠叨，使白宫真正感到头疼，以致华盛顿不得不传话给他的政府说，召回他将会改善两国的联系。”^[118]从1962年4月中旬开始，在华盛顿的大使级工作小组内，美国不再向格雷韦通报美苏会谈的情况，而是通过美国驻波恩大使多林来转达。^[119]格雷韦的去职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