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美双方需要互相支持
阿登纳感到，在下一阶段的美苏谈判开始之前，他应该与肯尼迪进行面谈，以当面向肯尼迪表明自己的立场。1961年10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写信给肯尼迪，他写道:“几乎可以肯定总理(阿登纳)想与你会谈，而且他随时都准备与你会谈。”邦迪提醒肯尼迪注意，这样的会谈蕴含的不利之处在于，阿登纳可能通过会谈再度左右美国的政策。几天之后，邦迪改变了初衷:“现在看起来，邀请阿登纳来访是推动柏林问题谈判的最佳途径……我们也许可以迫使他接受合理的谈判立场，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他的领导作用，而不是一味顺从。”[37]
肯尼迪政府要想与莫斯科的谈判取得进展，必须取得阿登纳的支持和让步。1961年10月24日，肯尼迪会见了从波恩返回华盛顿的格雷韦。格雷韦告诉肯尼迪，尽管在波恩正在举行关于组阁的谈判，但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格雷韦还向肯尼迪递交了阿登纳的一封信，在信中，阿登纳要求与肯尼迪举行会晤，以便决定“是否存在与苏联谈判的基础”。阿登纳还列举了一系列联邦德国政府认为不能谈判的项目:联邦德国的安全利益;柏林同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巴黎条约中规定的共同的德国政策的基础，包括以和约形式最终解决德国东部疆界问题的保留条件。[38]这实际上宣称，联邦德国政府不同意美国在对苏联谈判中所打算作出的那些让步。格雷韦提到，美国支持两个德国增加接触和脱离接触计划，波恩对此很关注。肯尼迪否认美国政府支持此类观点。在这里，他显然没有说实话。肯尼迪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总理认识到现有建议中包含的危险”，他“很乐意看到联邦德国政府提出它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建议。也许，我们除了将自己的观点摒弃之外，还会承认我们所考虑的的确错了”。[39]对于这次会谈，格雷韦感到:“对改善我们的关系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波恩有关西方谈判的立场的想法，一定使总统不那么高兴，虽然他在他十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已大大降低了他自己的期望。”[40]
尽管前一阶段与苏联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肯尼迪仍然寻求与莫斯科在柏林问题上达成谅解。美国的一份情报提到，在1961年10月中旬召开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与葛罗米柯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苏共代表大会后，苏联领导人将相对温和地处理柏林和德国问题。”赫鲁晓夫还暗示，可以撤回在维也纳设定的必须在一年内缔结和平条约的期限。这就“清楚地表明，莫斯科愿意通过谈判而不是单边行动，来寻求它在柏林和‘两个德国’问题上的目标”[41]。
1961年10月发生的另一件事让肯尼迪相信，苏联政府是可能采取灵活立场的。1961年10月25日，民主德国警察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查理检查站拦截了一辆美国军车，肯尼迪派驻西柏林的代表克莱立即派10辆坦克开赴现场。美军士兵端着刺刀包围守卫被拦截的汽车，随后，该车被放行。1961年10月27日，又一辆美国汽车被民主德国警察拦截，10辆苏军坦克开到查理检查站与美军坦克相对峙，双方距离只有30英尺。[42]如理查德·瑞乌斯(Richard Reeves)所说:“这是核时代美苏第一次如此近地对垒:兵对兵，枪对枪。”[43]在没有通知克莱的情况下，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渠道进行了沟通。肯尼迪承诺，如果苏联在24小时内撤回坦克，美国将在柏林问题的会谈中采取灵活立场。苏联领导人答应了肯尼迪的要求，危险的对峙得以结束。这次事件不仅没有使美苏关系恶化，反而使双方看到了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希望。
然而，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的压力也很大。在国内，肯尼迪受到公开和非公开的谴责，说他不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路线对付苏联。肯尼迪与他派驻西柏林的代表克莱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后者也反对关于柏林问题的任何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决定先征求阿登纳的意见。1961年11月6日，波恩内阁危机结束，阿登纳再次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第二天，美国马上邀请他访问华盛顿，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清楚地表明:在同联邦德国新任总理举行会谈之前，他暂时不打算制定美国任何新的政策。[44]
赫鲁晓夫显然也了解到肯尼迪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决定加以利用。1961年11月9日，赫鲁晓夫写信给肯尼迪，说:“我必须说的是，我们对东西柏林边界上所发生的意外同样感到不安……我不想与你发生争执，从你捎来的口信看，你也不愿这么做。”赫鲁晓夫还不失时机地对阿登纳进行攻击，他声称:“不过分地说，联邦德国阻挠了美国执行其政策的自由，尽管这种政策在美国看来是合理的，符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你和我都同意，为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德国问题解决方案建立并保持联系……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阿登纳所反对的。”[45]没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的策略取得了成功。
赫鲁晓夫分化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另一个步骤是企图与联邦德国进行双边谈判。196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上，赫鲁晓夫接见联邦德国驻苏联大使克罗尔，表达了愿意改善与波恩关系的愿望。11月9日，赫鲁晓夫再度会见了克罗尔。赫鲁晓夫告诉克罗尔，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德苏两国人民的和解。克罗尔对与苏联进行谈判十分热心，在没有请示波恩的情况下，11月11日，克罗尔自作主张向赫鲁晓夫提出他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包括:(1)四大国间缔结柏林协定，以保证柏林的自由、生存能力、通道畅通，以及西方三大国在柏林的存在;(2)苏联和东德之间签订的协议应该尊重盟国的权利;(3)柏林和西方及东德签订协议以处理技术性问题;(4)四大国之间成立裁军委员会讨论和平条约问题;(5)一旦柏林协议达成，有关各方应该就在柏林停止敌对宣传达成谅解;(6)前面所有安排应该有助于改善苏联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第二天，克罗尔还将自己的计划透露给美、英、法三国驻苏大使。[46]克罗尔私下与赫鲁晓夫进行接触，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且，克罗尔的建议与波恩一贯所奉行的立场相左，一旦这个建议被理解为波恩的官方立场，将会使外界认为联邦德国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阿登纳不希望单独与苏联进行谈判，不允许此类行动破坏盟国间的团结，削弱德国与美国等盟友间的联系。阿登纳立即采取行动，把克罗尔从其莫斯科任上召回，并通过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克罗尔向赫鲁晓夫提出的主张“并未得到联邦政府的授权”。[47]格雷韦奉命向华盛顿的大使级工作小组解释，波恩拒绝克罗尔提出的建议，并声明这只是克罗尔个人的观点。赫鲁晓夫分化美国与联邦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
2．短暂的“蜜月”
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双方都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力图为即将举行的会谈定下基调，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氛围。阿登纳表示，对于迫使他举行谈判解决柏林问题的任何压力，他将坚决抵制，除非苏联在谈判条件方面完全让步。1961年11月16日，阿登纳告诉一群美国记者，在未来与苏联进行谈判之前，必须就柏林问题达成一致的谈判概念。基于“柏林墙”的存在，他希望对苏联支持东德合法化的外交努力予以遏制。[48]他要求以拆毁“柏林墙”、保证进入柏林的自由和承认西柏林与西德的联系这三点作为解决柏林问题的主要先决条件。“这说明阿登纳博士对于英美商讨解决柏林问题的必要性是多么不满。”[49]阿登纳意识到把拆除“柏林墙”当成与苏联谈判的前提可能无法为美国所接受，在他的授意下，1961年11月18日，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又表示，取消“柏林墙”并不是同苏联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只是西方要一再提出的要求。[50]肯尼迪的策略则是大谈谈判的必要性。1961年11月16日，肯尼迪在西雅图发表讲话，他提醒人们注意，柏林问题的谈判虽然不会取得胜利，但也不会导致失败。他还指责那些鼓吹“走战争道路，把谈判等同于让步，把僵硬态度当成坚定性”的人，认为他们与主张投降的人一样，都没有能力担负“遥遥无期的斗争的重负”，他们对美国“长远的生存能力和取得成功的能力”缺乏信心。[51]肯尼迪此番讲话显然是对阿登纳和戴高乐反对谈判的立场进行批评。
双方的顾问也献计献策。格雷韦向阿登纳提出一条原则，即:西方愿意作出让步的程度，应以苏联愿意作出让步的程度如何为转移。[52]这实际上是要阿登纳坚持“没有对等的让步，决不让步”的原则。邦迪则向肯尼迪进言:“德国领导人应该被告知，你已经决定坚定不移地推动谈判的进行。”为此，肯尼迪应该提出如下理由:(1)如果不谈判，事态将会进一步恶化;(2)我们的谈判立场只要是合理的，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会得到最有力的支持;(3)盟国之间在谈判立场上不能达成一致是不明智的;(4)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如果不贯彻这一政策，其结果就是“德国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情绪高涨，整个欧洲局势更趋于紧张”。[53]从接下来会谈的过程来看，双方顾问的建议得到充分的贯彻。
1961年11月20日，肯尼迪和阿登纳在肯尼迪的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只有译员在场。阿登纳首先发言，谈及“克罗尔事件”，他说:“尽管克罗尔的行为有欠妥当，但是是赫鲁晓夫主动进行接触的。”肯尼迪不失时机地敦促阿登纳尽快与美国形成一致的对苏谈判立场。肯尼迪同意阿登纳的评价，并补充道，他与阿登纳会谈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赫鲁晓夫下次向克罗尔问起西方、联邦德国、美国的立场，克罗尔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该怎样回答”。接着，肯尼迪谈到有必要继续与苏联的谈判，因为西方盟国不能“让赫鲁晓夫大谈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而不予回应”。阿登纳对谈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肯尼迪过去的“试探”做法“是好的尝试……但是否继续管用，尚未可知”。谈判要想取得成功，要达到如下目标:“保持柏林自由地位;保持柏林通道的畅通;维持联邦德国与柏林的经济、财政以及其他联系。”如果西方外长能就上述立场达成一致，就可以重启与苏联的谈判。肯尼迪指出，法国一直不支持美国所进行的“试探”政策，他要求阿登纳帮助说服戴高乐参与制订共同立场。阿登纳表示，他愿意为此作出努力，对于肯尼迪所托，他将尽力而为之，与过去几年相比，劝说戴高乐困难要小得多，因为“法德两国人民之间已经建立起真正友好感情并能相互理解”。但阿登纳补充道，他不希望其他盟国“孤立戴高乐和法国”。[54]这无疑是在向肯尼迪表明，联邦德国与法国关系良好，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联邦德国可以从法国那里得到预期的支持。
1961年11月21日，先是腊斯克与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和驻美大使格雷韦举行会谈，讨论柏林问题。联邦德国方面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关于柏林的占领权。施罗德告诉他的美国谈判对手，“联邦德国方面认为最好是维持占领权作为其他各项权利的来源，没有理由去改变三国的占领地位”。苏联接受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存在“基于占领权，没有理由抛弃它”。(2)关于柏林通行权。波恩希望在与莫斯科达成的协议中“包括联邦德国的民用人员通行权……只有将其包括在占领当局的通行权在内，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3)关于两德间接触的问题。施罗德表示:“这是一个联邦德国持相当谨慎态度的问题……联邦德国并没有对东德施加真正的压力，因此盟国必须把这一问题掌握在自己手里。”[55]
稍后，阿登纳与肯尼迪举行了会谈，腊斯克、施罗德、格雷韦作为陪同人员，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谈中，腊斯克提到了“让国际民事人员介入柏林通道管理”的可能性。对此，施罗德表达了联邦德国政府的担忧，担心因此导致对东德事实上的承认，“如果联合国以这种方式介入，联合国秘书长就有了责任，他与东德会谈的必要性就增加了……这就构成了事实上承认东德的因素，这是很危险的。”腊斯克又谈到联合国在柏林问题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阿登纳并没有拒绝将其作为讨论的主题，但补充道，不应因此削弱已经在西柏林运转的联邦德国机构的权利。[56]在其他陪同人员退场后，肯尼迪与阿登纳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私人会谈，在私人会谈中，肯尼迪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对阿登纳进行了一系列“试探”。肯尼迪询问阿登纳德国重新统一的现实性。他引述了美国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李普曼在文章中写道:“在苏联的反对面前，西方要想取得德国重新统一变得不可能。”阿登纳很巧妙地回避了肯尼迪的问题，他告诉肯尼迪，他听说过李普曼，但没有看过上述文章。肯尼迪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联邦德国是否有可能抛开美国与苏联单独谈判。他问道，是否存在波恩与莫斯科在合作的基础上，达成重新统一的机会。阿登纳当然明白肯尼迪指的是什么，这次他给予了正面回答，他告诉肯尼迪:“在未来的好多年里，德国都不存在亲东方的危险。”这一回答显然让肯尼迪感到满意。随后肯尼迪又问阿登纳，联邦德国是否愿意恪守它在1954年的承诺，放弃发展核生化武器。阿登纳指出，正是他发表了这一声明，他否认联邦德国有意放弃这一承诺。[57]
1961年11月22日，肯尼迪和阿登纳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任务是商讨联合公报。肯尼迪在会谈中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东德承认。阿登纳坚决反对在这一问题上妥协，他声称:“如果东德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获得实际承认，这将是苏联的巨大胜利。”阿登纳要求，在美苏谈判期间，应加强波恩与白宫的电话联系，肯尼迪承诺会进行安排。[58](www.xing528.com)
联邦德国方面认为阿登纳此次美国之行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正如格雷韦所说:“的确，三天的紧张会谈，并没有互相出难题，双方显然都努力向对方表示出谅解，达成明智的妥协。”[59]会谈实际上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争取一个有限的柏林协议，并继续为此目的而同莫斯科进行探索性会谈。双方达成一致，联邦德国同意进行美国对苏谈判，但在谈判中只涉及柏林问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不错的结果，格雷韦指出:“这样一个妥协，对肯尼迪来说，意味着摆脱了他所讨厌的柏林问题同德国问题的联系。对我们来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根据，可以防止别人牺牲我们而在欧洲安全、裁军以及承认现状等方面慷慨地作出让步。”[60]由于阿登纳的反对，肯尼迪还暂时放弃了让联合国介入柏林问题的计划。
肯尼迪也积极评价他与阿登纳的这次会晤。在最后一次会谈中，肯尼迪告诉阿登纳，他对德国方面表现出来的对美苏谈判的充分理解非常满意，并表示，与阿登纳的会面是他成为总统以来最有价值的一次会议。[61]1961年11月22日，在写给麦克米伦的一封信中，肯尼迪形容他与阿登纳的会晤“总体上是成功的。他(阿登纳)明确赞成谈判，他会尽力促使戴高乐也这么做”。肯尼迪发现，“阿登纳很开通，很友好，他的助手给我留下好印象。这次会议比去年4月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时要好得多”。肯尼迪也承认，关于德国边界问题，双方仍然存在分歧。“他不想在谈判柏林问题时解决这一问题。”肯尼迪乐观地认为，一旦与苏联就柏林通道问题达成协议，“德国方面就会在其他问题上更加灵活”。[62]
美国新闻界普遍认为，德美之间的信任危机已经得到解决。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馆1961年11月21日的报告援引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该文章声称，肯尼迪向阿登纳表示，他对莫斯科的“试探”政策不会导致承认东德，不会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不会提出脱离接触计划，不会同意削弱柏林与联邦德国的联系。11月23日，詹姆斯·罗斯托(James Rostow)在该报发表了题为《肯尼迪和阿登纳遵循强硬路线》的文章，该文章认为，阿登纳从肯尼迪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保证。[63]
3．信任关系再度遭到破坏
阿登纳访美后所营造的德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仅仅只维持了3天。1961年11月25日，肯尼迪会见了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Alexis Adzubei)，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话中，肯尼迪追述了美苏在二战期间的结盟关系，表示他不赞成德国拥有核武器，肯尼迪说:“只要德国军队被纳入北约……对所有人来说都安全……现在，如果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德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发展导弹，有一支强大而好战的军队，那么我就理解并分享你们的担忧。毕竟，与你们一样，我们在欧洲打过两场战争。”[64]关于德国问题，肯尼迪表示:“我看得很清楚，只要苏联认为两个德国的存在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就会有两个德国。”这无异于认为德国重新统一政策不现实，而且他还加了一句话把这个意思加以强调:“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西柏林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本世纪在中欧就会有和平。”[65]
肯尼迪的谈话让联邦德国政府感到震惊。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报纸Christ und Welt写道:“很多年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把对德国的如此深的不信任表达得如此直白。”[66]联邦德国政府顾问比伦巴赫认为，肯尼迪的讲话令人吃惊，“毕竟联邦德国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过去几年的事情已经表明，它把苏联看做是自己最危险的对手。而在这里，却重新冒出了这样一种想法:联邦德国有朝一日可能会改换门庭，从而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起来的欧洲安全体系重新成为问题”[67]。1961年11月29日，副总理艾哈德代表生病的阿登纳在联邦议院宣读了政府的声明，该声明对肯尼迪谈话的论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关于肯尼迪认为德国重新统一不现实的说法，其中说:“在和平与自由当中重新恢复德国的统一，仍然是德国政策不可动摇的目标，即使我们今天还不能指出这一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声明还再次强调了对于美苏谈判的看法。联邦德国政府“完全”赞同美国总统关于“三大切身利益”及保卫这些利益的声明。但是，联邦政府“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谈判只有当双方都有愿望达成合理的妥协时，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不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谈判，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但改善不了局势，反而会更进一步加剧紧张”。关于“欧洲安全”，声明明确表示它“同柏林危机无关”，它“唯有同德国恢复统一联合起来才可以讨论”。关于肯尼迪所提到的联邦德国核武装的问题，“按照联邦政府的意见，建立北约核打击力量的计划，应尽快实施”[68]。
从美国方面继续传来不和谐的声音。1961年12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邦迪提到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重要性，但马上话锋一转，说:“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69]格雷韦认为这篇演讲表明，美国政府对阿登纳的政策仍然缺乏信任。
在好不容易恢复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后，肯尼迪政府为什么要在此时抛出有损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讲话呢?笔者分析，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为了抵消外界认为肯尼迪向阿登纳妥协的印象。在阿登纳访问美国之后，普遍看法是阿登纳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如历史学家D．C．瓦特所说:“阿登纳博士访问华盛顿结束时发表的最后公报与其说是美国总统的一次胜利，还不如说是德国总理的一次胜利。”[70]肯尼迪急于向外界表明，他并没有对阿登纳言听计从。其次，出于软化苏联立场的考虑。在前一阶段的对苏谈判没有取得成果的情况下，肯尼迪希望继续推动对苏试探政策，以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达成临时协定。苏联一向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肯尼迪与阿登纳两人相谈甚欢之后，肯尼迪担心苏联谈判立场强硬。所以，肯尼迪作出姿态与联邦德国保持距离，而与苏联寻找共同点。最后，肯尼迪希望通过发表谈话淡化他对阿登纳的承诺。为了让阿登纳支持美国继续对苏谈判，肯尼迪在会谈中作了很多保证，比如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支持，这些保证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承担的义务，如果严格履行这些保证，将制约美国在外交上的灵活性。为此，肯尼迪通过有意发表对联邦德国不利的言论，从原来承诺过的立场上后撤一步，保持在这一问题上的灵活性。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肯尼迪1961年11月28日在写给阿登纳的信中[71]，只是敦促阿登纳劝说戴高乐同意美国的谈判立场，而对他与阿朱别伊之间的谈话没有作任何解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72]阿登纳在1961年12月2日的回信以及他处理回信的方式也颇耐人寻味。在回信中，阿登纳对肯尼迪与阿朱别伊的谈话只字不提，只是表示他将尽力劝说戴高乐参加对苏谈判。按照常规，回信应该由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馆递交给肯尼迪，而这封回信是直接交给美国驻波恩大使多林(Walter C．Dowling)的，联邦德国外交部和驻华盛顿大使格雷韦对信件的内容并不知情。[73]两人信件写得都极为客气。肯尼迪对阿登纳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心，阿登纳则感谢肯尼迪在他访美期间给予他的盛情款待。笔者认为，要么是阿登纳对肯尼迪的政治手法见怪不怪，要么是两人早已在私下达成了谅解。
4．法德联合对美国的谈判政策进行抵制
在与美国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之际，戴高乐成了阿登纳最有力的支持者。肯尼迪在1961年11月28日写给阿登纳的信中曾经要求阿登纳出面作戴高乐的工作，促使他支持美国的对苏“试探”政策。[74]阿登纳向肯尼迪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说服他。”[75]1961年12月9日，阿登纳访问巴黎，与戴高乐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阿登纳确实努力地说服戴高乐参与对苏谈判，不过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兑现对肯尼迪的承诺，而是另有打算。阿登纳指出，如果说戴高乐无意参与当前的外交行动，他是非常理解的。“不过我的印象是，美国似乎已经领悟到在外交上寻求解决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在四国领导下来加强大陆欧洲的影响。转眼之间联邦共和国将孑然孤立地面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且谁也无法真正了解英国人的打算。”[76]为了避免美国和英国主导谈判而使联邦德国陷入孤立，阿登纳认为:“如果观点不同，那就必须尽力说服会谈伙伴相信自己的观点。必须参加一道干而不应该让盎格鲁撒克逊人搞单干。”他还表示:“所以我认为法国一定得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错误观点，以正视听。”[77]阿登纳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戴高乐对与苏联谈判持积极态度;二是法国应该在西方国家内部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戴高乐应该相应地授权他的外交部长进行活动”。戴高乐对参与对苏谈判仍然持消极态度，但对于阿登纳的第二个要求，戴高乐保证“法国在这个事件上一定出场”，并且，“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联邦共和国不在场，法国决不接受任何条件，决不参加任何涉及德国和涉及欧洲的谈判”。[78]应该说，戴高乐很准确地理解了阿登纳的意思，即在四大国讨论柏林问题时，法国如果反对谈判，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抵制美国和英国的妥协倾向，不要让联邦德国孤军奋战。
很快，在四大国讨论柏林问题时，联邦德国就得到法国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北约理事会全体成员12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之前，美、英、法、联邦德国四个与柏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外长一起开了两天的会，以达成一个能向北约理事会提出的一致看法。在这次会议上，以美国和英国为一方，法国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力图不使自己和联邦共和国过分出头露面”。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不要谈判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施罗德强调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上互有分歧。波恩同意华盛顿的观点，即认为谈判是必要的，但又承认法国方面提出了有力的反对这样做的论据。接着，“他把解释这些理由的任务交给他的法国同僚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去做，而德姆维尔则以其特有的准确性和冷静态度承担了这一任务”[79]。德姆维尔认为:“谈判的危险在于它会导致让步，或者谈判一旦破裂，形势较之以前会更糟糕，因为再无其他手段可资利用。”施罗德对法国的立场表示理解，他表示:“消除这种危险的最好手段是参加谈判，西方坚定一致地把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尽可能狭窄的基础上。”[80]腊斯克和霍姆极力主张谈判，起码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试探性”接触作为前奏。德姆维尔虽然并不反对继续进行外交级的“试探”，但当被问到法国驻莫斯科大使是否也将参加时，他又马上说不。他说，如果四个大使都进行“试探”，这就差不多是一次谈判了。德姆维尔暗示，最好由美国和英国大使来进行会谈。“他这样是对他所谓赞成‘试探’的主张实行酒中掺水。”[81]法国政府的意思很明确，如果美国和英国愿意谈判，那是它们的事，法国政府不反对，但不会参与。
对美国来说，巴黎外长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不仅没有达成原先设想的一致看法，而且法国对谈判的消极态度表面上有所改观，但实际上一如既往。腊斯克对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在会议结束时，他恼怒地表示，当他考虑到这样一种混乱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感到可怕。[82]肯尼迪在戴高乐那里也碰了钉子。他通过电话，企图强迫戴高乐接受一份巴黎外长会议的联合公报，其内容有:“北约理事会同意，在西方各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外交接触。”戴高乐对此反应强烈，他表示，此类任何公开表明或暗示法国支持开展对苏谈判的提法他都不同意。[83]
对联邦德国而言，这次会议的结果显然值得欣慰。戴高乐兑现了他在1961年12月9日与阿登纳会谈中的承诺，对联邦德国的立场支持有加。法国和联邦德国两国外长进行了巧妙的外交配合，通过法国外长之口，说出了许多联邦德国政府想表达而又不方便表达的观点。而法国虽然仍然反对谈判，但又表示不反对美国在莫斯科的“试探性”接触，这使得阿登纳对肯尼迪总算有个交代，似乎正是在阿登纳的努力下，戴高乐的立场有了松动。在美国面前，阿登纳竭力为法国的立场进行了辩护。1961年12月18日，在与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多林的会谈中，阿登纳指出巴黎外长会议上的争吵不仅仅是法国的责任，有关各方都有责任。阿登纳表示，戴高乐立场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对此应该有耐心。多林得到的印象是:“阿登纳无法想象他与戴高乐之间产生裂痕，他努力对法国的行为予以合理的解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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