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政府对苏试探性谈判的开展及对阿登纳政府的排斥

1．美国单方面推动对苏试探性谈判

“柏林墙”事件后，美国政府已经在积极规划对苏联谈判的立场。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存在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提出苏联所不能接受的目标，且不必要进行认真谈判，只是通过拖延的战术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进行一次认真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关键:“如果能够同波恩政府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这次谈判或许可以使西柏林获得一种新的地位，使西方的存在和出入权获得新的保证，也许还可以对中欧的安全作出总的安排。”肯尼迪倾向于进行认真的谈判，以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达成临时协定。肯尼迪肯定地认为，以传统的西方计划作为谈判的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无法接受。但是，他同时也不愿意由于承认东德而使分裂永久化，因为联邦德国无法接受。^[1]1961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中对美国的谈判立场作了概括，具体而言包括四点:(1)联邦德国以及西方盟国方面接受奥得-尼斯河线作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最终边界;(2)以某种方式承认民主德国政府为当前管理东德的政府;(3)双方同意，德国的统一只有通过两个德国间的讨论才能实现;(4)华约和北约国家间讨论为两个德国相互提供安全保证，包括在德国建立一个无核地带。1961年8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一份写给肯尼迪的信中对白宫关于谈判的想法进行了归纳:“目前在规划我方谈判立场详细内容的人士之主轴思想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大幅转向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分别缔结两项和约的想法。”^[2]肯尼迪还考虑让联合国介入柏林问题的解决。肯尼迪指示国务卿腊斯克在联合国大会上要考虑到以下一些建议，并就其中的某些可以公开讨论的部分在联合国大会前或期间向公众予以说明:(1)将西柏林的通道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法庭，并遵守该法庭的裁决结果;(2)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在西柏林举行投票;(3)将联合国的某些机构或总部迁往西柏林，为西柏林变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城市提供保证;(4)限制或禁止两个德国进行核武装;(5)限制东德、西德自身和外国驻军的数量;(6)北约和华约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3]这些建议是对肯尼迪在“柏林墙”事件前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处置原则的进一步深化，由于需要联邦德国方面作出巨大“让步”，而美国政府也意识到联邦德国会反对这些建议，所以在正式谈判开始之前，美国政府对这些内容守口如瓶。肯尼迪政府没有打算在与苏联谈判中一开始就提出以上这些建议，而是要视苏联方面的立场是否有所松动和苏联是否在柏林问题上继续施加压力而定。所以，这些建议只是一些内部文件，它表明肯尼迪政府认为在哪些方面作出让步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美国政府表示要推动对苏谈判，而又不愿意公开讨论谈判的策略和目标，这让阿登纳政府感到不安，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面对谈判的具体打算。1961年8月26日，在与腊斯克的会谈中，格雷韦就询问美国对苏谈判的立场，但腊斯克不愿意正面回答。腊斯克指出，戴高乐不同意美国所提出的谈判建议，给美国方面解决危机制造了困难，他要求阿登纳出面劝说戴高乐，使他改变立场，否则“我们将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比如说，在1961年9月份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美国的草案，向苏联表示美国愿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苏联进行接触，这样就可以绕开法国的阻挠。格雷韦则表示，如果美国政府现在就希望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这就是肯尼迪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和反应，“总理(阿登纳)必须知道西方在开始谈判时有何打算”。腊斯克拒绝透露美国政府对谈判的看法，他声称:“美国政府很坦率地承认不愿意透露谈判细节，部分原因是担心泄密。”^[4]格雷韦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千方百计要把打算进行的谈判的目的弄个明白，但他对我的努力还是充耳不闻。”^[5]格雷韦转而要求美国政府澄清，美国新闻界盛传的关于美国倾向于承认东德，是否确有其事。格雷韦表示:“如果总统能与阿登纳就此事进行沟通，有助于消除误会。”^[6]1961年8月29日，格雷韦向肯尼迪当面递交了一封阿登纳写给肯尼迪的信。这封信谈到了联邦德国政府所关心的两大问题:谈判与非军事对策。关于对苏谈判，阿登纳指出，他对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愿望是理解的，在最近的四方磋商中也支持了美国的这个愿望。但他也理解戴高乐将军的担心，即生怕一旦主动提出要谈判，就会被误解为是西方软弱的表现。^[7]如果肯尼迪不这样认为，那么“有必要开始讨论谈判目标和策略”。肯尼迪向格雷韦声称，只有戴高乐才会认为西方愿意谈判就是妥协。肯尼迪拒绝公开透露美国的谈判策略，他的理由是免得影响即将在1961年9月份举行的联邦德国大选。^[8]1961年9月4日，肯尼迪在写给阿登纳的信中，对美国政府寻求与苏联谈判的立场予以解释，但仍然拒绝透露美国方面谈判的策略和目标。肯尼迪声称，他之所以寻求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是因为“公众舆论和热核战争一目了然的逻辑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预定于1961年9月14日召开的西方国家外长会议将有充分的时间来审查和讨论谈判目标。在信中，肯尼迪还提醒阿登纳注意，政府泄密对此类谈判会构成威胁，他建议阿登纳“尽可能谨慎”，防止这种局面出现。除此之外，肯尼迪还向阿登纳保证，美国已提高了军事开支，这使得“那种把美国愿意与苏联进行谈判视为软弱标志的观点显得荒谬”^[9]。

在盟国之间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国决定单方面推动对苏谈判。1961年9月10日，一位刚刚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进行采访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舒尔茨伯格(C．L．Sulzberger)，向肯尼迪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口信:赫鲁晓夫要求与肯尼迪建立某种“非正式的联系”，以便两位领导人可以在“缔结对德和约与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基础上——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解决柏林危机。^[10]1961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作了回应，他声称，只要双方下定决心达成有关柏林的和平解决方案，美苏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61年9月中旬，腊斯克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纽约举行了会晤，从而开始了美苏之间关于柏林问题的一系列谈判。1961年9月21日和27日的两次会谈主要是试探对方的立场。从葛罗米柯的表现来看，苏联的立场几乎没有松动。

2．阿登纳政府试图对肯尼迪政府的对苏谈判政策施加影响

当美国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谈判之时，阿登纳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61年9月17日举行的联邦德国大选中，阿登纳和他的执政党联盟由于“柏林墙”事件而遭受沉重打击。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丧失了绝对多数，得票率为45%，不得不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11]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的德国政策不仅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气候突变:反对阿登纳、反对联邦政府、反对联盟党。1961年9月17日的联邦议会选举表明了这一点。”^[12]施特劳斯认为，如果不建墙，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1961年定会获得绝对多数。^[13]格雷韦同样认为“柏林墙”事件给阿登纳政府带来很大的冲击，他指出:“对于德国政府首脑及其争取在九月十七日能连任的努力来说，八月十三日(以及以后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能力防止筑墙或是使筑墙失效，没有能够宣布一个能使人信服的采取对策的方针，总理多年来多次担保可靠的盟国，竟然无所作为、无可奈何——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起到十分厉害的使人消沉泄气的作用。”^[14]“柏林墙”事件后，阿登纳在国内的地位下降，这也使他的外交政策面临考验。舒尔茨伯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评论道:“由于联邦德国大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登纳的地位，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波恩外交政策的长期演变作出准确无误的预测。”文章还表达了白宫的观点:“阿登纳个人观点的基本立足点是完全融入西方，并借此实现东德的回归与自由。然而，这些年来，这样的解决方案一点也不现实，现在甚至比以前更难实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给予东德以某种形式的事实上的承认。”^[15]

在阿登纳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一封写给阿登纳的信中强烈地埋怨外交与国防领域之间缺乏合作，同时也间接埋怨了政府首脑在应付危机的规划工作中领导无方。^[16]由于党内纷争，直到1961年11月6日，阿登纳才得以组阁完毕。在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阿登纳被迫声明将在任期到一半时即1963年辞职，他还被迫更换了外交部长。取代勃伦坦诺出任外交部长的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被华盛顿认为在柏林和欧洲事务上“比总理更具灵活性”，与肯尼迪一样，施罗德也认为阿登纳的时代行将结束，他颇具政治野心，打算继阿登纳之后成为总理。在外交政策方面，施罗德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基民盟在柏林的地方党部也担心，新任外长会以牺牲对苏强硬谈判立场为代价，来改善与白宫的关系。^[17]

1961年9月22日，肯尼迪驻西柏林代表克莱在柏林发表了使联邦德国政府极为不安的言论，直接挑战到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基础——德国重新统一。克莱声称，在估计德国局势时，应该从存在着两个德意志国家出发，阿登纳政府应该接受两个德国的现实，波恩和西方国家应该赋予东柏林当局以更多的柏林通道控制权。他还说，如果德国两个部分今后设法密切彼此的联系，德国问题就会更加接近于解决。^[18]

美国一直不愿意向联邦德国透露美国的谈判立场，但联邦德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或者美国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了解到美国有可能在哪些方面作出妥协。据格雷韦判断，在美国政府内部，艾奇逊为代表的强硬派已经失势，“现在占领舞台的，是另一个学派，这一派相信谈判的必要性，也相信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愿意在谈判中为了区区的保障现状而付出十分高昂的政治代价”^[19]。至于美国政府愿意付出哪些“高昂的政治代价”，格雷韦认为:“它的目标是要把美国的同盟义务缩小为一个保障现状的最低纲领，并迎合苏联在欧洲安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缔结互不侵犯公约、保证德国的无核化、裁减军队)方面和东西方‘和平共处’(事实上接受德意志共和国并着手在较低级别进行接触、承认奥得-尼斯河疆界、取消在柏林的那些被苏联指责为‘刺激因素’的做法、尤其是宣传工具及私人团体进行的反共活动以及联邦机关及联邦政界人士在柏林的存在)方面的愿望。”^[20](www.xing528.com)

为了回应外界对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怀疑，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于1961年9月23日接受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采访，阐明了联邦德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谈及联邦德国大选的结果，格雷韦指出，正是由于西方对1961年8月13日的筑墙事件不作反应，才导致“公众普遍批评政府的西方政策——这首先对政府和执政党构成了伤害”。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特别是关于承认奥得-尼斯河线、承认东德，作为国际法教授的格雷韦拿出条约作为依据，他声明:“不承认德国现有的边界，不承认东德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政策的基本要素，至少从1952年或1954年以来，它不仅是德国的国家政策，也是西方共同的政策。1954年，联邦德国被催促加入北约时……西方承担了两项基本的政治义务:一是承认只有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才可以代表德国人民发言，相应地，不承认有第二个德意志国家;二是边界问题必须留待和平解决方案缔结时解决。因此，如果你们现在将这两个基本义务作为未来谈判的妥协条件的话，你们就应该知道，这违反了我们在1954年缔结联盟时的协定。”^[21]关于白宫构想让联合国介入柏林问题，格雷韦指出:“就我们看来，柏林是未来重新统一后德国的首都，如果联合国总部迁往柏林，对我方而言，这意味着作出重大牺牲。”^[22]

对于联邦德国政府通过驻美大使所发表的立场声明，肯尼迪没有加以认真对待。1961年9月25日，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他继续闭口不谈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也不要求拆除柏林墙;而是表示，为了实现柏林和欧洲和平，他的政府“不拘泥于僵化的公式”，也不“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23]这就暗示，美国愿意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就欧洲安全安排问题作出让步和妥协。

肯尼迪公开暗示可以让步，迫使阿登纳政府再次强调联邦德国所关注的问题，这次的重点是欧洲安全安排问题。1961年10月4日，格雷韦与腊斯克举行了会谈，他向腊斯克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强调了波恩方面的立场:(1)关于重新统一。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开立场……当然，现状不能改变，但重要的是在于维持不承认东德的现状”。(2)关于加强两德之间接触的问题。现有的接触“不应牵涉到国际承认的问题”，“如果不能增加重新统一的政治机遇”，就不必提高接触水平。(3)关于设立欧洲安全地带的问题。波恩将会“密切关注任何涉及西方军队后撤的计划”。在同一次会谈中，格雷韦总结道:“非常坦率地说……波恩注意到，欧洲安全问题已经在谈判中涉及。”而北约和华约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由于东德是华约成员国，将促使东德得到承认，波恩决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对此，格雷韦希望美国能够予以理解。同一天，阿登纳写信给肯尼迪，再次重申了格雷韦的观点。他向肯尼迪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对没有波恩参与下的欧洲范围内的安全安排问题感到不可理解:“为西欧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规定特殊的军事地位，必将诱使苏联向西欧更深入地渗透……这种特殊地位对我们来说，不可接受。”^[24]

阿登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1961年10月6日，肯尼迪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方面表明了对欧洲安全问题的态度，莫斯科认为，应该把两个德国间的边界固定化，两个德国都不得拥有核武器。对此，肯尼迪表示，美国政府将认真对待苏联的建议。^[25]

1961年10月8日，在肯尼迪与葛罗米柯会谈后两天，联邦德国驻美大使格雷韦走上美国电视台，对美苏谈判进行评价。格雷韦认为，美国对莫斯科的“试探”并没有产生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会谈不能为有意义的谈判提供可操作性的基础”。格雷韦还认为，在华盛顿继续它的“试探”行动之前，首要任务“当然应该对第一轮谈判进行评估，以取得共同立场，而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格雷韦的这番评论让美国政府十分不满。当天，美国政府新闻秘书萨林格就发表公开讲话:“说会谈失败了是不妥当的，虽然会谈尚未为谈判提供基础。”^[26]暗示对格雷韦看法的不悦。格雷韦的这次电视讲话得到了来自波恩的支持，联邦德国新闻局长埃卡特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格雷韦的评论予以支持，并且否认这些言论在内容上同萨林格所作的关于未能找到谈判基础的这一评价有任何根本的差异。虽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不满，但格雷韦认为，电视谈话充分地达到了目的。“美国公众开始认识到，像联邦共和国这样的一个盟国，它在谈判中能作出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在大使小组里，大家开始认识到，原先设想的那些影响深远的让步，是不会得到德国和法国的同意的，因此，只能围绕着更有限的谈判立场而努力。”^[27]

格雷韦的说法虽然有自我标榜之嫌，但不可否认，阿登纳政府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立场的做法产生了效果。加上美苏谈判中苏联态度强硬，迫使美国政府对前一阶段所拟订的谈判策略作出修订。阿登纳的来信与格雷韦的评论，促使肯尼迪在1961年10月13日写信给阿登纳，对联邦德国政府进行安抚。在信中肯尼迪认为，与莫斯科最初的交涉表明:“如果说就柏林问题达成临时协定的实际可能还未出现的话，那么西方至少可以在进一步探讨达成临时协定可能性的过程中，规划出谈判的公式和框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任何为西欧国家特别是在联邦德国确立特殊军事地位的主张，“这无异于邀请苏联在欧洲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这会“包含着对美国特别是对其安全的巨大危险”。肯尼迪还向阿登纳保证，美国“不打算从柏林撤军”，因为“这样做会造成责任的真空，而我认为我们是不能推诿责任的”。^[28]美国大使馆随后向总统报告:“这封信消除了总理对美国政策的不安。”^[29]

阿登纳对美国政策的不安消除了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61年10月13日^[30]，阿登纳接见了政府顾问比伦巴赫(Kurt Birrenbach)，他希望比伦巴赫到美国去一趟。“由一位人们所熟悉的人士去询问那些不直接研究美国柏林政策的人士:美国和其他两个西方大国对8月13日事件态度比较冷淡的原因何在?特别是这种冷漠的态度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31]此外，“总理也希望了解美国犹太少数民族中头面人物的看法，因为这些人在美国颇具影响”^[32]。为淡化比伦巴赫此行的官方意义，阿登纳指示比伦巴赫将独立于使馆之外，即不通过官方渠道去执行他的使命。1961年10月18日至11月1日，比伦巴赫在美国期间与许多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谈，其中包括白宫顾问小组主席麦克洛伊、总统特别顾问艾奇逊、财政部长狄龙(C．Douglas Dillon)、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Paul Nitz)、国务院欧洲司司长科勒、国务院德国处处长希伦布兰德等。除此之外，比伦巴赫还与美国新闻界、广播界人士和犹太人团体的一些领袖进行了广泛接触。

通过了解美国各方面的看法，比伦巴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与苏联进行谈判这一渠道，同苏联寻找一种“体面的和解”，并以这种方式避免美、苏两个世界大国迎头相撞。而关于同苏联的谈判，“美国政府似乎又感到柏林问题没有充分谈判余地。因此她努力在柏林问题以外寻求活动余地”^[33]。美国政府原先认为，可以在欧洲安全、德国问题以及裁军问题上找到谈判的活动余地，“然而，这种指望落空了”。关于美国下一步的打算，比伦巴赫指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它是满足于自己迄今所拥有的谈判活动余地呢，还是应对自己的西方大陆盟国更多地施加影响，以促使它们作出进一步的让步。”^[34]此外，比伦巴赫强调:“所有的谈话都表明，德国的统一不是一个美国甘愿为之作出实质性牺牲、更不愿意为之采取军事步骤的目标。”^[35]比伦巴赫建议，联邦德国今后几个月的问题便是说服西方大国，不要向苏联作出不必要的和不负责任的让步。“即使进行谈判，也不应使苏联认为，西方准备向苏联提供的东西将大大超出迄今西方国家在正式表态中已经向苏联承诺的东西。这就需要更为细致地考虑，谈判的范围究竟应当多宽，是否应包括安全和重新统一问题，抑或仅限于柏林问题。”^[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