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理人理论”之争
是否接受东德人员代替苏联人员在检查站执行检查职能，并不会因此导致对东德的承认，是西方三大国关心的头等大事。1954年8月，作为一旦苏联将柏林通道控制权移交给东德的应急措施，美、英、法三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就已经秘密制定了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西方预料到苏联最终将结束它对东德的占领状态，同意苏联一旦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就采取共同行动。该计划授权西方军事人员将东德在检查站的官员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尽管要做出抗议的姿态，但西方的军事人员，不管是单独旅行还是集体旅行，是乘坐汽车还是火车，都要像之前向苏联人出示证件一样向东德卫兵出示证件。盟国官员认识到，“代理人”的做法会纵容东德和苏联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但他们一致认为，这是避免放弃不承认东德原则的最好办法。[32]这就是“代理人理论”(Agency Theory)，但联邦德国方面对这个“代理人理论”并不知情。
如果想让联邦德国政府在公众知道之前了解到西方三大国的计划，那么应该越早越好，但美国政府并不打算这样做。1958年11月14日，当新闻界问到，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在有关柏林的问题上与东德官员打交道时，国务院对此予以断然否认。1958年11月17日，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就此事询问杜勒斯时，杜勒斯对于现行的不承认东德的政策表示怀疑，因为“东德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不喜欢它”。杜勒斯表示，他并没有与东德官员谈判的强烈愿望，而只是把他们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仅仅是进行一些必要的接触。而这“并不需要有很深的政治含义在其中”。杜勒斯声称，这个“代理人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因为美国政府还没有就此“与英国和法国充分交换意见，如果联邦德国政府对此很关切，那么联邦德国政府的意见当然会被考虑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杜勒斯没有说实话，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格雷韦他本人也赞成“代理人理论”，而且，在1954年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了这一提法。[33]杜勒斯并没有拒绝“代理人理论”，艾森豪威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在1958年11月24日告诉杜勒斯，他认为阿登纳是不切实际的，阿登纳在不给予民主德国承认问题上的态度过于僵化。艾森豪威尔表示，他不支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推翻民主德国。杜勒斯也表示，他同意不使用武力来统一德国。总统表示:“如果苏联知道我们将愿意与民主德国官员在工作人员一级进行接触，局势在发展到临界点之前就会被冻结。”当杜勒斯问到应该怎样对待联邦德国的士气问题时，艾森豪威尔重申，德国问题只有在同共产主义阵营签署和平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得以解决，在接受德国分裂现状这一点上，阿登纳“有点不合逻辑”。与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认为，阿登纳的目标是征服民主德国。总统又表示:“我们不能让东德人阻止车队通行，但可以让他们例行正常的检查，比如查找违禁品。”[34]
这时，英国向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在实际上承认东德。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勃伦坦诺(Heinrich von Brentano)显然不同意英国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稍后，他告诉布鲁斯，备忘录的内容让他惊讶。美国虽然也不赞成英国备忘录中的观点，但在进行批评时措辞谨慎，以免引起英美关系不必要的紧张。虽然英国继续鼓吹与东德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接触的必要性，但由于意识到盟国的不满，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Selwyn Lloyd)收回了这一文件，声称该文件只供讨论所用。
联邦德国方面对这一理论持谨慎批评态度。格雷韦对“代理人理论”表示了部分理解，他认识到“唤起世界舆论来关注是谁在旅行文件上盖章是相当困难的”。对杜勒斯倾向于接受“代理人理论”也表示理解，他建议“在考虑发表声明接受东德官员作为苏联的代理人时”，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方必须向我们保证柏林通道的范围与流量维持在现有水平上”。[35]在1958年11月25日向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所作的汇报中，格雷韦认为:“这种理论能够防止由于一些表面的标记如制服、印章等等而引起冲突——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民主的公众舆论面前，很难成为发动一场升级为大规模核战争的武装冲突的足够理由。”[36]格雷韦还指出了“代理人理论”的两个弱点:一是无论是对方还是自己的舆论界，都会把这种做法理解成让步的开始;二是民主德国的机构会不遗余力地否认自己的“代理人”身份，造成既成事实。[37]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勃伦坦诺同样也不打算直接挑战“代理人理论”，但他的理由是，这种代理人关系不可能出现，因为苏联和东德之间不可能出现这种关系。一旦苏联撕毁二战时协议，宣布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乌布利希将很快要求“所有的德国人进出柏林的旅行都要得到民主德国方面的许可，这将在实际上割裂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导致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崩溃”[38]。勃伦坦诺对由此而对柏林通道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他暗示，即便西方盟国愿意与东德打交道，他们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苏联政府将把西方的抗议转交给东德方面，这是麻烦的根源。勃伦坦诺认为，如果苏联和东德方面愿意像西方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代理关系的话，那么“代理人理论”是可以被接受的，西方这样做的同时还是要拒绝直接与东德政府打交道。[39]
联邦德国政府自己的做法也让它在反对“代理人理论”时显得底气不足。联邦德国在反对西方盟国“代理人理论”的同时，与民主德国重新签署了贸易协定，这让美国副国务卿墨菲(Robert D．Murphy)困惑不解，他向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抱怨说，联邦德国政府在做它不允许别人做的事情。对于美国方面的抱怨，格雷韦争辩说，在西方与民主德国打交道与两德之间签署贸易协定没有可比性，因为后者是非政府性质的，协定不具备官方性质，而西方盟国与东德之间的任何人员接触都大大有利于东德。[40]基辛格在其著作中谈到“代理人理论”时认为，联邦德国在该问题上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树立了举行技术会议的先例，特别是在进入柏林的问题上。只要西方认为进入柏林的权利是没有谈判余地的以及只是把东德人作为苏联的代表而和他们打交道，它就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41]
在与杜勒斯1958年11月17日的会谈中，格雷韦向杜勒斯表达了波恩方面对“代理人理论”的立场。联邦德国政府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维持通道畅通的话，与东德官员的接触是必要的，但波恩方面对此并不感到满意，这将对联邦德国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不安，因为联邦德国一向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官方接触意味着对东德政权的承认。[42]由此可见，阿登纳政府虽然认为“代理人理论”包含着让步，但反应并不激烈。之所以给予了部分理解，原因在于，波恩方面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理论已经在西方三大国之间达成了一致，而只是以为西方内部将会就这一理论进行进一步磋商。
尽管联邦德国政府通过其大使表达了对“代理人理论”的忧虑，美国政府也答应与盟国继续就此进行磋商，但美国并没有认真考虑联邦德国政府的意见，也没有恪守与盟国进一步磋商的承诺。1958年11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对“代理人理论”进行了公开解释。他说，把守出入柏林的边境关口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政检查人员和军事检查人员可以被看做是苏联占领当局的“代理人”，因此他们的检查职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理论使整个波恩大为哗然，包括政府、议会、报界和公众都是如此。人们对杜勒斯产生了怀疑，怀疑他是否准备软下来向苏联的压力屈服。”[43]美国驻波恩大使布鲁斯写信给杜勒斯报告说，杜勒斯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暴;他的印象是，“在波恩，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倍感震惊”。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参议院议员黑肯诺普(Bouke B．Hickenlooper)也告诉杜勒斯，他想让国务卿知道“代理人理论”对柏林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西方有任何可以被理解为对东德承认的举动，那么对美国在德国的地位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44]从先前联邦德国政府对“代理人理论”温和的批评来看，波恩对美国再度提出“代理人理论”并非没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有预料到杜勒斯会在答应就该理论进行进一步磋商的情况下就予以公开。所以说，波恩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代理人理论”的内容和实质，而是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搞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
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代理人理论”也不乏批评。美国在西柏林、波恩和巴黎的外交和军事官员们尤其担心联邦德国对盟国政策的信心遭到削弱。这些官员们相信，联邦德国是忠于西方的。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如果西方在一场危机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就会大大降低联邦德国对西方的忠诚度。柏林代表团就认为苏联正在设下陷阱以迫使西方承认民主德国，还认为，即使与民主德国方面微不足道的技术性接触，也会败坏美国的名声，松动联邦德国与西方的联系，从而使联邦德国内部的中立主义倾向得到加强。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我们采取任何此类方法(‘代理人理论’)，就会使我们在德国的声望受到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45]北约驻欧洲盟军总司令诺斯塔德将军希望华盛顿采取“不接触的政策”，建议公开声明“我们无意承认或与民主德国打交道”。[46]
1958年11月27日，苏联的照会明确表示将让东德全面控制柏林的通道，等于完全否认了苏联和东德之间存在代理关系，这使得“代理人理论”无法立足。联邦德国方面立即推动西方抛弃这一理论。西柏林市长勃兰特(Willy Brandt)告诉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布鲁斯:“如果西方现在接受民主德国当局代替苏联执行检查职能，那将是灾难性的。”苏联的照会已经令杜勒斯的“代理人理论”黯然失色，这让勃兰特感到如释重负。他认为，应该让莫斯科知道，任何干扰柏林通道的行为都将“导致美国与苏联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意识到西方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说:“盟国不能单独与苏联谈判柏林问题而是应该把谈判范围扩大到整个德国问题。”为了遏制东德人外逃和西方在柏林的秘密活动，勃兰特认为苏联可能不会同意西柏林与联邦德国间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还认为，苏联可能打算把西柏林隔离起来，但出于担心会遭到世界舆论谴责而没有这么做。[47]1958年12月8日，勃伦坦诺对美、英、法三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强调，应该正确理解苏联照会中的含义，并作出适当的反应。西方盟国的计划过早地为苏联所了解，他对此感到遗憾。他认为，苏联的照会和公众对“代理人理论”的批评，应该促使西方对它们的应急计划予以修改。布鲁斯告诉他，应急计划正在修改之中。英国大使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声称，英国政府虽然并不打算承认民主德国，但现有的应急计划仍然是适用的。法国大使没有作任何表态。[48]
由于来自波恩方面和政府内部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认识到以“代理人理论”为基础的应急计划已经不合时宜，必须进行修改。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在重新检查了美、英、法三国应急计划之后，在助理国务卿科勒的领导下，向杜勒斯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已经从根本上抛弃了“代理人理论”，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路线。报告指出，以“代理人理论”为基础的应急计划的问题在于，如果西方将这一计划实施，苏联只需要否认与东德存在代理关系就可以让西方陷入窘境，应该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拥有主权。该报告认为，一旦苏联向民主德国方面移交了通道控制权，民主德国方面将以维护领土主权为理由，提出对西方运输车队执行检查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应该不予理睬。如果遭到阻挠，西方应该用有限的军队来恢复交通。如果这样还不奏效的话，就有必要逐步采取行动，直至一场全面战争。英国和法国可能不愿意参加地面行动，但它们可能会支持对柏林进行空运。在这种情况下，空运必须保证柏林的驻军得到充分的补给，维护盟国的保证。[49]1958年12月2日，杜勒斯指示国务院的官员在该报告的基础上，拟就一份文件以供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讨论。同年12月10日，还在住院期间的杜勒斯收到了国务院的文件，并给予了首肯。这表明，“杜勒斯已经认识到，苏联的照会和波恩方面的敏感，使得‘代理人理论’在政治上变得不现实”[50]。(www.xing528.com)
“代理人理论”并不是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根源于1954年西方三大国的应急计划(Contingency Plan)。阿登纳政府对这一应急计划并不知情，对于“代理人理论”本身，虽然认为它存在弱点，会导致西方对东德的实际承认，但并非一开始就义正词严地坚决加以反对，而是希望在西方内部的进一步磋商中，逐步予以修正。然而，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没有信守进一步磋商的承诺。可以说，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更多的是集中在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上，而不是问题本身。
2．米高扬访美所引起的风波
尽管杜勒斯担心如果在柏林问题上不够坚定，会动摇联邦德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盟，但他和艾森豪威尔都认为，波恩在与东德接触问题上所持的僵硬态度妨碍了外交解决。认识到华盛顿不可能把解决方案强加给联邦德国，因此，他们希望联邦德国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和富有想象力，比如考虑与东德建立邦联。由于相信一个强大的西德最终将很容易地统治或吸纳东德，杜勒斯希望西方可以提出建议，以表现出灵活性。问题在于，正如他对英国大使加西亚(Harold A．Caccia)所说的那样，“除了坚持我们在柏林的存在外，阿登纳反对一切建议”[51]。言下之意是，除非阿登纳改变态度;否则，西方在谈判中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
阿登纳的态度并没有出现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希望的转变。1958年12月11日，阿登纳写信给杜勒斯，先是很高兴地告诉后者，在1958年12月7日的柏林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遭到惨败，接着表示担心:“柏林的西方三大保护国在苏联的危险面前表现出任何迟疑和踌躇，都会在柏林人中间引起恐慌。”阿登纳还反对组织空运，因为空运已经不能满足西柏林人民提高了的生活水平，而且与1948年的情况不同，现在西柏林人可以选择离开柏林。他警告说:“任何不安和恐慌都会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他并不反对与东方阵营进行谈判，只是担心在苏联的最后通牒压力下进行谈判，好比给所有的谈判悬挂了“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苏联必须撤回最后通牒。应该让苏联明白，要达成新的协议就必须表现出诚意。阿登纳相信，只要西方表现得够强硬，苏联是会撤回最后通牒的。他希望在与苏联的最终谈判中将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分开，“将两者联系起来，或者会损害柏林的自由，或者会使整个德国问题成了换取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牺牲品”。杜勒斯当然明白，阿登纳担心的是，西方在与苏联的谈判中，会在诸如承认民主德国、德国重新统一、德国东部边界等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柏林地位的改善。[52]阿登纳还告诉他的顾问们说:“我们要让全世界对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柏林问题上，而不是重新统一问题上。”[53]正如汉里德所指出的，阿登纳认为“没必要在柏林问题上迎合美国的要求，特别是这么做意味着需要在重新统一问题上让步。华盛顿除了在柏林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外别无选择，但美国可以选择在德国问题上灵活一些，阿登纳下定决心要防止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做交易，或至少让这种交易复杂化以让其不容易实现”[54]。由于美国和英国倾向于与苏联进行谈判，加上在柏林问题上可以让步的空间极为有限，阿登纳很快放弃了要把柏林和德国问题分开解决的立场。[55]1958年12月12日，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对联邦德国的立场进行了系统阐述。格雷韦在讲话中指出:西柏林的自由和不受侵犯对整个自由世界来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赫鲁晓夫关于将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不能在最后通牒下进行谈判;柏林问题只有通过德国的重新统一才能予以解决。[56]
对于联邦德国政府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很恼火，“他并不在乎现在就去询问阿登纳，他对事情怎么办，究竟怎么看……他说，他想对阿登纳说，他必须扩大他的军队，和把更多的收入投进去”[57]。尽管艾森豪威尔本人在苏联的最后通牒之前就打消了承认民主德国的念头，他现在似乎认为可以通过承认民主德国而解决柏林问题。有两点可以解释他对阿登纳感到恼火的原因:一是承认东德可以使美国从柏林问题抽身，二是联邦德国政府不负责任地阻止他这么做。不管美国官方是如何谈论德国分裂的危险性，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现在已经准备将无限期地容忍德国继续分裂下去。
尽管对波恩的僵硬立场感到不满，但华盛顿还是暂时设法将双方的分歧掩盖起来。1958年12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西方之间的再度出现了“团结一致”的局面。美国、英国和法国在12月14日的声明中重申“决心维护它们在柏林的地位和权利以及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美、英、法三大国并发表声明，单方面废除苏联的义务，以及由苏联占领区的德国机构来取代苏联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在1958年12月16日的公报中完全赞同西方三大国的观点。公报强调指出:“柏林问题只有在同苏联就整个德国问题达成协议的范围内才能解决。”公报还谈到了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表示西方大国同以前一样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58]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美国的态度颇为强硬，“杜勒斯成功地说服了北大西洋联盟信守强硬政策”[59]，这与先前他所表现出来的妥协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次会议所发表的声明来看，基本上迎合了联邦德国政府的强硬立场。“巴黎会议给人的印象是盟国之间意见一致，坚定而有决心，这种情况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达到过。”[60]笔者认为，并不是美国政府的立场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而是为了维护西方盟国间的团结，以便在与苏联进行谈判之前营造出西方团结一致的氛围。
为了取得公众的支持，并至少延缓危机的到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西方应该就德国问题寻求外长级别的东西方谈判。苏联同样也在寻找机会与美国进行谈判。1959年1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展开对美国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从表面上看，米高扬此行的目的是讨论贸易问题，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充当赫鲁晓夫的特使，就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试探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政府很重视米高扬的来访。“华盛顿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次访问‘对柏林局势可能带来一个明确的突破，而其他紧张局势也可能得到缓和’。”[61]1959年1月5日，杜勒斯与米高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内容涉及柏林、德国问题，欧洲安全和裁减军备。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预计在1959年1月16日至17日会见米高扬，进行进一步会谈。阿登纳高度关注米高扬的美国之行，他担心美苏会在其他盟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达成妥协。作为应对措施，阿登纳立即派联邦新闻局长埃卡特(Felix von Eckardt)前往美国，以探察美国公众的情绪;几天之后，外交部部务司长迪特曼受命作为阿登纳的特使去美国，向杜勒斯传递信息，并且观察米高扬的活动。在写给杜勒斯的信中，阿登纳竭力劝说美国政府取消艾森豪威尔与米高扬之间的会谈。“我认为，面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予米高扬以美国总统接见的荣誉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这样做，会大大加强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地位。”在这封信中，阿登纳还把迪特曼的使命预先通知了杜勒斯。[62]
阿登纳担心美国背着盟国与苏联达成妥协，并非杞人忧天。在米高扬逗留期间，苏联又采取了其他步骤，其明显的意图就是希望迫使西方进行谈判。1959年1月10日，苏联以照会的形式向西方国家递交了一份对德草案。实质上，苏联的照会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大部分重复了1952年和1954年提出过的建议。但是，1959年的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表明苏联的立场更加强硬了:第一，在1952年，苏联要求德国东部边界线要根据波茨坦会议的条款进行调整，似乎还留有活动的余地，而现在则被固定在奥得—尼斯河线(Oder-Neisse Line)上;第二，在1952年，苏联的建议是以同统一的德国签订和约为目标，而现在莫斯科则要求与两个德国签订和约了，不管这两个德国是结成邦联还是独立存在，这个事实似乎表明，苏联政府把德国的重新统一无限期地拖延了。[63]对阿登纳政府来说，形势是严峻的。联邦德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苏联照会。1959年1月12日，勃伦坦诺在基督教民主党团的会议上说，苏联的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任何谈判都应以西方1958年12月31日照会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然而，尽管波恩对于苏联准备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的传闻表示忧虑，据说普遍的情绪还是赞成提出反建议的。”[64]阿登纳认为，与盟国进行紧密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很明显，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国，我们在苏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局势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冷静和思考。绝不允许我们作出轻率的决定。”[65]很显然，阿登纳所指望的盟国主要是美国。那么，美国是什么态度呢?美国政府的态度再一次发生了让波恩担心的转变。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对苏联的安全担忧给予一定的理解。杜勒斯从来都认为与解决德国问题相关的是，必须对德国军备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他告诉米高扬:“苏联将会得到保证，不会让德国的军国主义再生。”他还坚持德国重新统一与欧洲安全之间的联系。杜勒斯一方面强调美国不会从柏林撤出，另一方面暗示米高扬，美国愿意达成妥协。“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只要是合理的，我们能够予以改变。”[66]在1959年1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承诺，任何形式的德国重新统一方案，都必须给予苏联以安全上的保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勒斯说，自由选举是自然而然但并不是德国统一的唯一方式，美国的态度不能归结为“要么举行自由选举，要么就不要重新统一”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公式:他说他不想去推论重新统一的其他方法，但这种其他的方法是很多的。[67]基于这样的言论所表现出来的美国方面的灵活性，杜勒斯认为，米高扬应该愿意撤回苏联的最后通牒并愿意准备与西方进行谈判。他把苏联仍然坚持先前的要求看成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并且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进行讨论来作为苏联人挽回面子的一种方式”，要让苏联人愿意谈判就要“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68]
杜勒斯公开屈服于苏联提出的邦联建议，让阿登纳和勃伦坦诺又惊又怒。他们用“稍显愤怒的语气”告诉布鲁斯(David K．E．Bruce):杜勒斯的言论在德国所引起的反响将是巨大的，对阿登纳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重新统一只有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才能实现的政策，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赞成与东德政权进行谈判。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整个东德实际上只是苏联管辖范围的延伸，任何形式的邦联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现在，由于你们已经为其他可能的方式重新统一德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些思想幼稚的、准备与东德进行谈判的人将会得到鼓励。”意识到先前的担心会变为现实，即米高扬有可能说服美国以牺牲德国利益为代价与苏联谋求妥协，阿登纳和勃伦坦诺指责美国违反了1954年的巴黎条约。[69]布鲁斯无法安抚他们，阿登纳要求杜勒斯对其讲话的实质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解释。1959年1月14日，迪特曼在格雷韦的陪同下会见了杜勒斯。在会见中，迪特曼转达了阿登纳的意见，即美国政府不应该给予米高扬高规格的接待，杜勒斯“婉言拒绝”了联邦德国政府的要求。“迪特曼的使命，就其旨在不使米高扬见到总统这一点来说，是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格雷韦认为:“这次会见已经列入了美国为米高扬访问制定的日程，是不可能取消的，而阿登纳的论据也不能使华盛顿的任何人相信有必要取消这次会见。”[70]格雷韦的任务则是促使杜勒斯对他1959年1月1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说明其意义。在阿登纳政府的质问面前，美国人试图为自己辩护。杜勒斯对格雷韦解释说，他在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曾承认，除了选举以外，从理论上说，重新统一还有另外的途径，比如东部和西部所有德国各州组成一个邦联式的共同体，或者苏占区并入联邦共和国——举个例子，假如1953年6月起义成功的话，就会实行后一种办法。就实际的政策而论，他坚持认为，自由选举是最好的最合乎逻辑的办法。[71]美国副国务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告诉格雷韦，自由选举在逻辑上并非统一的唯一道路。杜勒斯指的是美国“在1865年重新统一的方式”和“在东德发生一场成功起义”的可能性。麦钱特还坦率地说，在这场危机中，阿登纳不会得到杜勒斯一向给予的全力支持。他力称，杜勒斯要避免任何极端立场，并且“设法让俄国人坐到谈判桌上”，德国人的最佳贡献就是“提供一些新点子给我们”。[72]征得杜勒斯本人的同意后，格雷韦作了如下声明:“国务卿再次证实，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试图通过自由选举导致德国的重新统一。正如杜勒斯在他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的那样，从理论上讲，有种种可能的方法，然而通过自由选举实现重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办法，并且符合1955年最高级会议上商定的公式。”[73]从表面上看，面对联邦德国政府的压力，杜勒斯作了让步，重新回到坚持以自由选举来重新统一德国的立场，但这只是战术性的撤退，可谓前进一大步，后退一小步。仔细推敲，先前西方所商定的立场是自由选举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唯一方式，具有排他性质，而现在，在杜勒斯的解释之下，自由选举成了德国实现重新统一的最好的和最合乎逻辑的办法，从而为美国提出其他德国统一方案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基辛格认为:“阿登纳恼火之后，杜勒斯退却了……然而，杜勒斯的退却大体上是战术性质的撤退。信念并没有变，性格也不会变。”[7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