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联邦德国对危机的判断及关系研究

1．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判断

艾森豪威尔认为，对于赫鲁晓夫的声明，美国政府没有理由要立即进行公开答复，因为“过于热心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声明将给人以我国政府办事急躁的印象”。而且，“我们已经遵行多年的权利是明摆着的。柏林的人民没有被这个消息所吓倒;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什么公开的行动，因此，只要西方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反应的。”^[1]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对赫鲁晓夫的演讲作出评价，以使赫鲁晓夫感到他的威胁毫无用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Lincoln White)于1958年11月10日发表声明，只是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擅自逾越占领协定的界限，所有占领国都有义务保证柏林通道的畅通。他还说，必要的话，西方三国将不惜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的自由。^[2]虽然公开声明措辞平淡，但实际上，华盛顿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赫鲁晓夫的演讲。

美国的外交官和军事官员们力图解读苏联的行动，预测其下一步行动。据当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加特霍夫(Raymond L．Garthoff)回忆，危机开始后，美国政界多数人认为，苏联激化危机是政治上的攻势行动。“其目的不仅是想迫使西方退出西柏林，而且还想分化西方联盟，考验北约和美国的决心，削弱西方联盟。”^[3]苏联如果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就会危及到西方在柏林的占领权。“当时我们在华盛顿的看法是，东德警察在检查站要查看美国官员的证件，表明莫斯科企图逼迫我们间接承认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柏林享有主权，而这样一来就会威胁到西柏林的地位，因为我们西方在西柏林的存在和管辖权及苏联在东柏林的管辖权，还有四大国在柏林全市自由往来的权利，均来源于战时盟军的占领权。”^[4]美国国务院在1958年11月13日估计，苏联此举可能有多种目的，其中包括:考验西方三国维持其在柏林地位的决心和凝聚力;迫使西方就柏林通道问题与东德打交道，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东德;阻止西德成为有核国家，从而在北约发挥重要影响;使西方军队撤离西德;迫使西方同意就对德和约问题举行四大国会谈，以及就两德统一问题举行会谈。^[5]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Llewellyn E．Thompson)认为，赫鲁晓夫想制止美国和北约加强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向联邦德国提供核运载工具。据汤普森说，赫鲁晓夫担心联邦德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会使民主德国已经孱弱的地位更加糟糕。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莫斯科希望迫使西方以某种方式承认东德，从而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的演讲是“危险的举动”，是为了营造紧张气氛而精心策划的行动，不可能预测出莫斯科下一步的行动。但他同时又指出，苏联从东柏林撤出是非常有可能的。杜勒斯估计，莫斯科“随时都会将其在柏林的一些行政职能移交给东德”。美国驻柏林代表团则认为，苏联向东德移交检查权时会非常小心，因为“苏联方面非常认真地看待我们对柏林的安全保证”。因此，他们会逐渐让东德方面的人员上岗;东德将试图对西方盟国的军事交通进行控制，这也许会迫使西方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打通交通线。^[6]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官员们都认为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难并非虚张声势，而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精心策划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局势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他担心在柏林问题上的政治失败会损害美国与欧洲特别是与联邦德国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建立起来的安全关系。作为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拥护者，艾森豪威尔认为国内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稳定与发展依赖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扩张。而且，他还认为，西欧的工业中心必须作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前哨阵地，以保证欧洲国家的资源与市场掌握在美国而不是苏联手中。艾森豪威尔将西方盟国在柏林的存在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美国决心维持其在西欧政治和军事存在的标志。“这种地位的丧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它将削弱西方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位。”^[7]20世纪50年代，西方盟国一再强调，它们将把针对柏林的攻击看成是攻击它们自身。在1958年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杜勒斯对这种仪式化的声明表示了怀疑，因为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为了柏林而牺牲自己。艾森豪威尔马上用“多米诺骨牌”理论来消除了所有质疑。他说，如果柏林丢掉了，美国就会失去整个欧洲，“如果西欧落入苏联之手，西欧国家发达的工业将会加强苏联的本身已经足够强大的工业，美国如果要生存的话，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堡垒”^[8]。面对在苏联控制下的整个欧洲，美国要生存下来，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并对经济实行管制，如此一来，如果华盛顿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表现不够好的话，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就会面临致命的危险。^[9]对美国来说，柏林与西德忠于西方联盟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西方丢掉了柏林这个冷战的前沿阵地，西德与西欧对于美国保证的信心将会大受打击。后果将会是严重的，它将会刺激波恩方面转向中立主义或者与苏联达成安全方面的协议。“如果美国撤出西柏林，不仅会动摇阿登纳政府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共同市场的信心，而且还会促成西德和俄国人打交道。”^[10]这样做的后果会使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更加稳固。一个合法化的东德会在中欧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样也会增加西欧国家的不安全感。

虽然柏林局势危机四伏，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只要西方采取“坚定”的立场，显示出为保卫西方的权利不惜诉诸武力的决心，军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顾问们说:“在这场赌博中，我们不准备下小赌注，逐渐地和胆怯地增加赌注。赫鲁晓夫应当知道，当我们决定行动时，我们将压上全部筹码。”^[11]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不相信苏联会把美国逼到墙角，用杜勒斯的话来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到千分之一。艾森豪威尔肯定赫鲁晓夫在搞讹诈，他会缩回去，而不会和美国硬顶。他们还认为，尽管苏联会将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但会设法阻止东德向西方进行军事上的挑衅。^[12]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拒绝与东德进行任何微小的接触，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很难在国内和国外得到广泛的支持。艾森豪威尔认识到，在危机当中采取僵硬的立场在政治上是场灾难。“艾森豪威尔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夸张言辞所吓倒，他拒绝按最后通牒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是，他与杜勒斯——在后者1959年去世以前——都认为有必要对苏联人客气一点，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最后一段任期内没有更多政治资源可资利用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13]艾森豪威尔避免在公共场合对苏联进行威胁，也愿意就柏林地位与苏联进行谈判。关于苏联建议将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包括整个柏林，东柏林和西柏林，并且将其置于联合国的管辖之下，他愿意讨论柏林自由城市地位。^[14]艾森豪威尔还设法对军方的好战情绪予以安抚。1958年1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赫鲁晓夫真的想关闭高速公路，他们将在第1天以1个整师的兵力投入行动。艾森豪威尔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将是多么愚蠢。1个师要在顽强抵抗下打通柏林，太弱了;然而，如果仅仅为了显示力量，又太强了。1个师将迫使苏联人“要么拿出行动来，要么闭嘴”，从而把他们逼进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出路的境地。此外，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使用武力打开通道，它们能否提供兵力来保证110英里长的道路畅通无阻?如果出现企图封锁的事件，艾森豪威尔要的是试探，不是战争，因而他下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支小得多的部队。^[15]

在柏林问题上，如果没有西方盟国的支持，美国将单独面对苏联的挑战，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力图与盟国就使用有限武力达成协议。据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观察，“必须保卫柏林及其通道，甚至不惜冒军事卷入的危险，这一点在华盛顿的国会和政府人士中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只是在克服危机的方法上以及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策略上的互相谅解这一问题上，还没有确定的意见”^[16]。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希望盟国同意他们制定的军事应急计划，以便在苏联将通道的管理职能移交给东德后可以迅速作出反应。华盛顿的官员们相信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对苏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盟国就使用武力达成协议，就足以遏制赫鲁晓夫，维持西德对盟国的信心，因而也就可以通过谈判来拖延或制止更为严重的危机。英国和法国并不同意美国政府的这一观点，即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对赫鲁晓夫进行警告就可以制止苏联的下一步行动。他们拒绝事先作出承诺，并认为美国的建议中包含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www.xing528.com)

2．阿登纳政府的判断

苏联之所以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按照阿登纳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对法德友好的激烈反应。阿登纳认为，苏联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柏林问题上发难，是出于对法德关系和解的一种嫉妒心理，因为1958年9月，阿登纳与戴高乐举行了会晤。这对于想建立莫斯科-巴黎轴心的赫鲁晓夫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赫鲁晓夫指责法国迎合联邦德国，以促使联邦德国向东方发动进攻。苏联对于法德关系友好感到不满。因为苏联本来寄希望于与法国一起来遏制德国，但自从戴高乐重新上台后，奉行了一条与德国和解和友好的路线，这对苏联是个打击。在委任戴高乐担任总理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没有对此提出反对，阿登纳据此推断，这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令。在“科隆贝双宣言”发表后(阿登纳与戴高乐会晤后发表)，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1958年9月22日，他在接见《真理报》记者时，对法德进行了攻击。阿登纳认为:“无疑地，我与戴高乐会见后随即发表的公报，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帖苦味的清醒剂。克里姆林宫曾经清楚地看到，今后有可能掐住德国，一边是苏俄，另一边是与苏俄友好的法国。这是一个失算。”^[17]第二，这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7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所打的一张政治牌，其目的是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威望。“赫鲁晓夫的通知导致世界舆论的气压突降，这是人们以往很少经历过的。毫无疑问，在对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将于1959年1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前不久赫鲁晓夫又一次懂得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至少对世界各国的报界是这样。赫鲁晓夫大做广告。赫鲁晓夫站在那儿的一副神气，好像全世界的命运全靠着他，靠着他额上的皱纹，靠着他的思想。”^[18]第三，试图把联邦德国从西方阵营中分离出去。“这次攫取柏林的内在含义比初看起来的含义还要大。这是对西方是否团结一致、是否决心抵制任何毁约的一次试探。这更有试图把联邦共和国从西方联盟组织中分离出去的危险。”^[19]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很清楚，要是联邦共和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要完蛋，美国军队在欧洲就待不住，整个欧洲将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苏联人的虏获物”^[20]。

和杜勒斯一样，阿登纳也认为，赫鲁晓夫为柏林问题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我不相信赫鲁晓夫要战争。”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国内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赫鲁晓夫，至少需要给俄国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赫鲁晓夫想提高他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他自己的地位就维持不了多久。”战争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危险性依然存在。“不管怎样，危险性当然存在着，因为一种专制政治，一种专制政体，出于国内某种政治原因，对外就会采取战争行动。”^[21]

怎样才能化解这场危机?阿登纳认为，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过于急躁地公开表态。“马上头脑发热地扑到赫鲁晓夫抛出的问题上去，并公开发表种种事后证明为时过早的推测是危险的。”^[22]至于谈判，阿登纳态度消极:“无论如何存在着通过谈判取得澄清的可能性，赫鲁晓夫也大有可能撤回他的要求。但是，我认为，在苏共代表大会之前采取重大行动是错误的。无疑，将举行谈判。谈判的结果终究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预言。”^[23]正如基辛格所指出:“总而言之，阿登纳看不到，依据赫鲁晓夫提议的任何谈判会有何好处。然而，如果不得不谈判，他希望谈判能证明他依赖信任西方是明智之举。”^[24]

针对赫鲁晓夫1958年11月10日发表的声明，联邦德国政府态度强硬，在两天后的11月12日发表声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该声明首先对赫鲁晓夫的讲话进行了抨击。“联邦政府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必然有损德苏关系。不仅如此，它将危险地加剧目前已经存在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苏联必须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承担全部责任。”^[25]声明还表示，联邦德国政府信赖西方国家对柏林所作出的安全保证。“西方国家已一再作出了关于保卫柏林的保证。……联邦政府、柏林市居民、德国全体人民以及整个自由世界信赖西方国家的这些声明，信赖它们向德国人民所保证的有效保护。”^[26]1958年11月20日，阿登纳会见了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斯米尔诺夫。在会谈中，阿登纳对赫鲁晓夫的演讲予以强烈谴责。“苏联政府必须现实地看待局势:苏联所宣布的措施将会引起极为严重的局势。”^[27]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阿登纳认为，“这个照会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它想夺去柏林通往西方的可靠的联系通道，因为它要求撤走保护柏林的西方国家的军队。要是如照会所要求的那样，通往西方的联系通道被切断，要是苏占区和苏俄接管柏林的经济供应，或接管柏林居民的经济的供应，那么西柏林很快会出现像柏林东部那种令人遗憾的状况，其后果无疑是西柏林及其二百万居民也失去他们的自由。”^[28]鉴于柏林的特殊地位，阿登纳敦促西方盟国态度坚定。阿登纳于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苏联政府发出照会的当天)说，美国、英国和法国“将拒绝”苏联的照会。他在西柏林逗留了几天，于1958年12月4日呼吁西方国家要“坚定”，他还公开表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主张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29]。阿登纳向西方盟国领导人分析了局势的危险性，敦促他们采取行动。1958年11月21日，阿登纳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要求麦克米伦运用英国政府的影响力与苏联进行交涉，向苏联指出取消柏林现有地位的灾难性后果。之所以向麦克米伦发出呼吁，是因为“我感到不仅对德国人民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对全世界各国人民负有责任”^[30]。在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58年11月访问德国期间，阿登纳向戴高乐表达了他对柏林局势的担忧，希望法国采取行动。戴高乐反对对柏林现状作任何改变，表示要坚决顶住苏联试图片面改变西柏林地位的压力，这让阿登纳感到安心。不过戴高乐这么做有自己的目的，他说:“对我们法国人来说，这正是使当时忧心忡忡的德国人安心的机会，我们表示反对改变柏林的地位，这个地位恰恰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宣布自己准备要强行改变的。”^[31]美国是西方阵营中的盟主，阿登纳担心美国是否会注意到局势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