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赫鲁晓夫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8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发表声明提出,西方国家武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违反了《波茨坦协定》,因此,他们再也没有权利留在柏林。乌布利希的声明还强调:“……整个柏林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整个柏林都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范围……”柏林一旦统一,将立即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38]由此拉开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序幕。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列宁体育馆举行的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真正的危机。赫鲁晓夫说,在《波茨坦协定》的西方签字国的首肯下,联邦德国违反了《波茨坦协定》有关德国非军事化和阻止法西斯主义复活的规定。这种状况使西方三大国有可能把西柏林变成一个“国中之国”,并从那里对民主德国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施加影响。此外,西方大国还享受着经过民主德国的水路、陆路和空路通行无阻地来往于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权利,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民主德国这个国家。因此赫鲁晓夫表示,当西方大国着手武装联邦德国并把它变成其军事伙伴时,就必须结束这种继续违反《波茨坦协定》的行为。赫鲁晓夫认为,应当促使西方大国放弃它们在柏林的占领权,使民主德国首都的局势得以正常起来。赫鲁晓夫要求四大国把它们对西柏林的全部管制权都移交给民主德国。这样,柏林就能真正起到独立的民主德国首都的作用,两个集团的势力范围也就划清楚了。他声称,现在“显然已经是签订《波茨坦协定》的国家应当放弃占领柏林制度的残余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强调该是重新考虑柏林地位问题和从那里撤退占领军的时候了。赫鲁晓夫指责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支持是缺乏诚意的,只有通过两个德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才能达成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在这篇演说中,赫鲁晓夫并没有威胁进攻或封锁西柏林,他的挑战是间接的。他表示,为了使柏林的局势正常化,苏联将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移交“至今仍由苏联机构执行的功能”,在此之后,如果西方要维持与西柏林之间的空中和地面交通,就必须与东德达成协议。“让美国、英国和法国自己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关系,如果它们对柏林的问题有心解决,就得去和它缔结协议。”[39]赫鲁晓夫还警告西方:任何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举动,苏联将认为“就是反对苏联,反对华沙条约所有参加国”,苏联和华约组织将共同“保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
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要求“把西柏林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这个自由城市“将可以有自己的政府,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经济、行政和其他事务”,并由苏、美、英、法四国和两个德国共同承担“尊重西柏林作为自由城市的地位”。苏联认为,1944年和1945年间欧洲咨询委员会达成的四国协定“已经不再有效”。它要求西方国家撤销其占领权,并把所有武装部队从柏林西区撤走。苏联政府在照会中指出,美、英、法三国往来于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现行军事运输制度,可在半年之内保持不变,但西方三国如果“不利用上述期限就西柏林地位达成相应的协议,苏联政府将通过同民主德国达成协议的办法来实现既定的措施”。这就是说,美、英、法三国必须在6个月内撤走在西柏林的军队,届时,民主德国将完全对本国领土、领海和领空行使主权,苏联驻德国的军队代表和其他官方人士也将停止同美、英、法三国有关的军队代表和其他官方人士就柏林问题进行一切接触。
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西柏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毒瘤。如果不除掉这个毒瘤,就会有导致十分不良后果的危险。”苏联决定“动外科手术”,“消除柏林的被占领状态”,创造条件促进大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赫鲁晓夫保证在宣布的6个月期限内“不打破柏林已经形成的状况”,尽管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苏联准备通过正常的“协商的途径来加以消除”。
1959年1月10日,苏联进一步提出同两个德国分别签订和约的草案。该草案在前言中声称,和约是“通向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重要步骤”。正文中认为德国是由现存边界内的两个国家组成的,德国要承担义务,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来反对本条约的任何签字国。在重新统一以前,西柏林应取得一种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的地位。(www.xing528.com)
2.赫鲁晓夫的动机分析
在其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谈到了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目的是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赫鲁晓夫指出,第一次柏林危机后,欧洲局势不稳定,影响到民主德国的稳定,而西方对这种局面应该负责。“斯大林逝世后,当我们开始面临西柏林问题时,我们就认为取消封锁西柏林的协议是不公正的。西方想利用封锁造成的紧张局势来把比波茨坦协定更有限制和更片面的条件强加于东德。整个欧洲的国际形势十分不稳定,因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稳定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局势得以稳定,赫鲁晓夫认为,应该使德国分裂的现状予以合法化。“波茨坦协定被当作是盟国缔结对德和约前的暂时解决办法。我们的建议将会使这个暂时的实际局势合法化,并使它永久化。我们只要对方承认德国存在着两个不可调和的社会政治制度——东德的社会主义和西德的资本主义。”[41]从中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认为他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基本上是出于防御而不是进攻,但学者们认为赫鲁晓夫的目的没那么简单。
关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起因,西方学者过去只能确认一些大致的背景。首先,二战后苏联和西方之间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无法得到解决。东西方两大集团分别扶持建立了一个德意志国家并将其纳入己方阵营,因而两个德国现状的改变都会使对方惊恐不安。其次,军备方面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中欧建立核武库的可能性,意味着一些边界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而德国的分裂以及西柏林飞地的性质,意味着有一段可能出现突发事件的过长的边界。再次,复兴德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其中波兰对西德的行动和西方的侵略尤其持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心理。鉴于这些原因,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建议并非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或偶然“心理失常”所致,而是苏联对民主德国政策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重要步骤,说明波兰和民主德国及其支持者苏联都想把中欧现状最后固定下来。[42]“通过将注意力吸引到柏林问题上,可以转移人们对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的关注。”[43]最后,苏联实力的增长使赫鲁晓夫信心十足。经过10多年的发展,苏联最终从战争的创伤当中得到恢复,它的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台阶;相继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表明它在远程导弹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实力的增长,苏联领导人开始考虑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实力向美国施加压力,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1948—1949年,苏联被西方的超强实力所挫败。苏联在二战后初期的战争创伤和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使得莫斯科不敢用战争的手段来制止西方向柏林进行空运。十年过后,莫斯科感到有足够的实力在柏林问题上再做一次试验。”[44]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学者根据新近公布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档案进一步证实了先前学者们的大部分观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1)赫鲁晓夫的确非常关注西德的军事化问题,他担心西德军事力量的增长会进一步削弱东德的地位,试图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阻止西方继续武装西德,特别是对西德的核武装;另一方面迫使西方与东德打交道,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东德,从而巩固苏联在整个东欧的地位。(2)民主德国政府的立场,尤其是在柏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施加的压力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与东德之间有关柏林问题的分歧表明,柏林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苏联与东德关系的一次危机。(3)赫鲁晓夫制造危机也是出于巩固自己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需要。他一方面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与过去的政治对手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国台海危机期间苏联曾要求中国保持克制,赫鲁晓夫也希望借此机会表明自己对西方的立场并不软弱。(4)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阿登纳对两个德国按照西方的条件实现统一的信心增强,东德由于经济状况不佳则较为被动;但阿登纳同时又开始担心1958年以来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会导致美国承认东德,甚至同意接受某种德国中立化的方案,从而摆脱它对西德所承担的防卫义务中所隐含的风险。阿登纳甚至曾向苏联大使透露,鉴于当时美国不愿向西德提供核防御力量,自己一度几乎打算发展自己独立的核能力。前一个因素使赫鲁晓夫感到有必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新的步骤以表明对东德的支持,后一个因素则使他认为有可能在西德和美国之间制造裂痕。(5)1958年3月阿登纳通过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斯米尔诺夫(Andrei Smirnov)向苏联政府建议,东德是否可以采取奥地利的方式实现中立化。因为这个建议基本上与莫斯科关于两个德国的理论相符合,并且违背了波恩一向坚持的在自由选举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的方针,所以这个建议阿登纳小心翼翼地私下向斯米尔诺夫提出,并要求他保密。阿登纳担心这个建议一旦公开,他将遭到国内的激烈反对。这个建议毫无结果,因为在莫斯科看来,阿登纳的建议将导致苏联放弃乌布利希政权,并导致苏联从东德撤离。这个建议不值得考虑,莫斯科认为,一个中立化的东德将很难保证不倒向西方阵营,这样,将打破东西方在中欧地带的平衡。但从这个建议中,赫鲁晓夫觉察到了阿登纳的立场已经开始软化。像阿登纳这样的冷战斗士虽然在口头上继续坚持要求统一,但实际上已经秘密地准备放弃重新统一,这让莫斯科得出如下结论:西方三大国公开宣称的对西柏林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同样不是那么煞有介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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