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中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德美的亲密关系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雷德福计划”所带来的冲击

德美关系首先因美国计划裁减驻德部队而蒙上一层阴影。1956年6月，阿登纳在华盛顿访问期间，美国政府就曾暗示可能会削减驻欧洲和联邦德国的部队。杜勒斯对阿登纳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使国防预算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军事情况，但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杜勒斯没有进一步说明。^[66]1956年7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酝酿一个“雷德福计划”。依据美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Arthur Radford)提议的“雷德福计划”(Radford Plan)，美国将从当时280万兵力中裁减80万人，以配合核防卫新战略。^[67]该报道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根有据。当时的陆军参谋长泰勒(Maxwell D．Tayler)承认，“这篇文章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刚刚讨论过的那个建议的几个部分”^[68]。据分析，美国政府抛出这一计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财政方面的原因。美国面临着庞大的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开支，为了平衡预算，不可能同时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投入同样的资金。通过削减常规部队的人数，美国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装备核武器。二是军事方面的原因。现代化核战争的特征在于不需要调兵遣将，即使裁减了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仍然可以保持火力，甚至可以使火力增加多倍。^[69]该计划的直接影响是，美军驻德部队将大量裁减。

在阿登纳看来，“雷德福计划”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在军事方面，如果美国过于依赖核武器，其后果是美国不愿意动用核武器来保卫联邦德国。阿登纳指出:“裁减常规武器已经接近这样的程度，一旦发生冲突就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大概会导致不堪设想的灾难。我认为，把增加原子武器和裁减常规武器联系在一起，是危险的。”^[70]地处东西方对峙最前沿的联邦德国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来自东方的进攻，在东方的进攻面前，“如果实现雷德福计划，美国将会袖手旁观不能进行干涉，因为干涉意味着一场原子战争”^[71]。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因素，更是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阿登纳认为，美国保持现有兵力的意义，“不仅仅在军事方面，相反，它是美国恪守盟约义务的保证”^[72]。“他希望华盛顿尽可能地驻军德国。在他看来，这些美国部队不仅对抵御苏联是重要的，而且也是美国安全保障的抵押。”^[73]早在1951年的一次茶会上，有记者问阿登纳他为什么这样重视驻军，阿登纳回答说:“如果有50万外国军队驻扎在德国，这比任何条约的安全保障都大……没有人能在24小时内撤走或消除50万大军。”^[74]他担心此项行动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孤立主义，以及置欧洲防卫于次要地位的后果。“依我看来，《纽约时报》文章所报道的美国削减80万武装部队人员的措施，意味着撤销美国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是否真的想撤退到‘美国堡垒’中去呢?孤立主义潮流是否再次占了上风呢?实行宣布的措施肯定将意味着削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大西洋区域内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是多余的。”^[75]再加上此计划事先并未与联邦德国政府磋商，因此当阿登纳在国会辩论兵役立法时强调美国在未来仍将信守它在欧洲的义务时，消息曝光，让阿登纳深感困窘。

对于美国的撤军计划，阿登纳很是忧虑，他立即派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克雷克勒(Heinz Krekeler)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他的忧虑，并委托国防军总监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singer)将军到华盛顿了解情况。豪辛格在与美国国防部的重要官员举行会谈时表示，在欧洲建立一道强大的地面屏障作为全面战略威慑的一个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Wilson)向他保证美国无意大量削减欧洲驻军之后，豪辛格才返回德国向阿登纳提出相应的报告。^[76]豪辛格带回的信息是，“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原则仍有效，除了战略武器，常规力量仍是不可缺少的。接着，在1956年12月的北约理事会(North Atlantic Council)上，雷德福向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ss)表示，并不存在“雷德福计划”。^[77]“雷德福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围绕该计划的争论却明显暴露出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战略利益上的不一致。联邦德国作为一个依靠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前线”国家，在安全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是担心美国在关键时刻不敢动用核武器，从而无法制止甚至纵容东方对联邦德国的侵犯;二是担心美国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地处美苏对峙的最前沿，在任何规模的核战争中，联邦德国都将蒙受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这种安全上的两难选择使波恩对美国的任何战略调整都极其敏感。

2．“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发的信心危机

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干预英法在苏伊士(Suez)运河的军事行动，使联邦德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可信度产生怀疑。联邦德国的利益虽然并没有因该事件而受到直接影响，但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苏联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付英国和法国时，美国刻意与英法保持了距离，并没有提供核声援，这使美国所提供的核保护伞的可靠性大打折扣。美国在苏伊士事件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与苏联一道向自己的亲密盟友施加压力，这无疑给同样依赖于美国保护的联邦德国敲响了警钟。阿登纳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1956年10月31日^[78]，在接见北约武装力量驻欧洲司令美国将军格仑瑟(Alfred Gruenther)时，阿登纳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政府干预苏伊士运河事件的不满。他说:“由于美国人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态度，由于他们同俄国人勾勾搭搭，我对美国人很恼火。”^[79]对于阿登纳的态度，当时在场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认为:“老头子不像人们一般印象中的那样，总是十分克制。他故意向格林德尔(格仑瑟)发泄不满。阿登纳对美国人同俄国人合伙，背叛英国人和法国人满腔怒火。他认为，西方的团结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且，归根到底，由于美国人对俄国人谨小慎微，才加剧了西方当年秋天的瘫痪状态。”^[80]在谈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影响时，基辛格认为:“苏伊士危机结束了西方盟国的天真，此后，西方盟国再也不能全然相信自己声称利益相契合这套话。”^[81]此事件还加深了阿登纳对美国的疑虑。基辛格写道:“感受到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国划分界限的震撼者，并不只限于苏伊士事件的当事国。阿登纳总理是战后欧洲美国的最佳友人，对杜勒斯亦极为钦佩。他也把苏伊士事件中的美国外交作法，视为美、苏可能在全球和解中以欧洲的代价去达成协议之前兆。”^[82]通过这场危机，阿登纳还认识到，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抵制美国单方面的行动。

3．两国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步伐问题上的分歧(www.xing528.com)

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rearmament)的步伐上，美国和联邦德国也出现了分歧。按照1955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定的目标，联邦德国要成为防卫欧洲的盾牌。1958年12月以前，建立12个陆军师;1959年12月以前，建立60个空军中队和拥有118艘舰艇的海军部队，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兵力规模要达到50万人。计划还拟订了组建国防军的时间表:第一年9万，第二年达到25万，第三年达到50万。美国方面急切要求执行这一计划，以使联邦德国国防军能尽快分担美国的防务。由于过于仓促，加上美国不断催促，到1956年夏天时，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计划全面失灵。营房未能及时修缮，人员虽然征集起来了，但处于“四无状态”:一无军装，二无武器，三无管理，四无地面设施。^[83]鉴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步伐与盟国特别是美国方面的期望相差甚远，联邦德国在北约组织的代表受到指责。^[84]

阿登纳不得不撤换了第一任国防部长布兰克(Theodor Blank)，由施特劳斯取而代之。与布兰克相比，施特劳斯主张放慢重新武装的步伐，彻底修改建军方案。他认为，在3年内组建50万人的军队是不现实的，以联邦德国的实际情况，5年内只能组建35万人。阿登纳同意了施特劳斯的新计划。艾森豪威尔虽然对联邦德国政府的困难表示理解，但还是委婉地表示希望联邦德国能够尽快分担美国的防务负担。在写给阿登纳的一封信中，艾森豪威尔指出:“尽管为了要在欧洲建设一种有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但是要增加美国的负担是有困难的。”^[85]根据施特劳斯的回忆，在北约的巴黎总部，他经常因为修改了联邦国防军的组建方案和工作进展迟缓而受到其他与会者的指责，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北约武装力量驻欧洲司令格仑瑟的继任者美国将军诺尔施塔德(Lauris Norstad)。^[86]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步伐严重滞后，在美国不那么迫切需要联邦德国分担防务负担时，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尚可以暂时被掩盖起来，一旦美苏对抗加剧，或美国国内要求削减国防支出的压力加强时，这一矛盾又会暴露出来。

4．欧洲安全和裁军问题

美国与联邦德国产生分歧的另一个领域是欧洲的安全安排和裁军问题。1955年以前，西方国家的一贯立场是将克服德国的分裂作为讨论裁军和安全问题的前提。从1955年起，西方国家逐步地偏离了这一立场。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在欧洲建立中立地区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赫伯特·H．汉弗莱(Hubert H．Humphrey)在1956年9月15日声明，有关重新统一德国问题毫无结果的10年谈判表明，现在是考虑采用可能较快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的时候了。他提议在欧洲建立一个缓冲地区，同时必须使缓冲地区内双方的武装部队保持均势。1956年12月21日，汉弗莱在一次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他说，在可能缔结的欧洲安全协定中，美国部队撤出西德和苏联部队撤出东德必须是协议的主要内容。1957年1月初，他又就此多次向公众发表了意见。汉弗莱的提议得到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F．诺兰(William F．Knowland)的响应。1956年12月14日，在一次记者联谊会上，诺兰也谈到了建立中欧中立地带的想法。按照他的设想，这个中立地带应该包括奥地利、芬兰、瑞典、瑞士、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以及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应该分别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它们的边界应由大国给予保证。^[87]艾森豪威尔显然并不反对汉弗莱和诺兰的计划，1957年5月8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原则上同意在欧洲建立一个有监督的中立地区。与此同时，英国方面以工党领袖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为代表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

波恩对这一发展越来越感到不安，联邦德国方面主要担心关于中立地带的计划会使东西德现有的边界得到国际法上的承认，从而使德国的分裂固定化。“根据波恩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东西方之间如果就裁军问题达成广泛的谅解，而没有在事先或至少在同时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争端，特别是解决德国问题，这将使德国分裂的现状永久固定下来。”^[88]阿登纳对建立“中立地带”的计划尤其反感，他认为，这些想法既不现实也很冒险。^[89]因此，“联邦政府必须注意，绝对不能在维持现有地位的基础上或者以德国中立化作为基础进行裁军。联邦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反复不断提醒我们的同盟者注意，他们所承担的实现重新统一德国的义务”^[90]。

在此背景下，阿登纳于1957年5月底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努力说服华盛顿不要提出在中欧建立中立地区的计划，回到一贯的立场上去，以免被外界认为美国在德国问题上放弃了一向坚持的政策。阿登纳的努力取得了成效。1957年5月28日，阿登纳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公报发表了，这个公报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在达成一项全面裁军协议之前，必须解决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艾森豪威尔还向阿登纳保证，美国无意采取任何有损于德国重新统一的裁军措施。^[91]阿登纳之所以能说服艾森豪威尔放弃在中欧建立中立地区的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的国务卿杜勒斯也不支持这一计划。^[92]阿登纳敏感地认识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间在建立欧洲中立地区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长期以来，我觉察到白宫的政策同国务院的政策不是经常一致的。杜勒斯执行一条强硬的——我的意思是说——较现实的路线。1957年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治态度的分歧，在建立欧洲中立地区的问题上明显地公开化了。”^[93]德美联合公报中所使用的措辞被写进了1957年7月29日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四国的柏林宣言，从而从一个德美协议变成了一个对英、法政府也具有约束力的四国协议。在柏林宣言中，再次阐明了裁军—安全—德国重新统一之间的关联。但是，“至于这个关联在裁军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是否具有持久的价值，那是极为可疑的”^[94]。虽然华盛顿在欧洲安全和裁军问题上接受了波恩的意见，并且以协议的形式予以保证，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一保证是脆弱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束缚美国在外交上的灵活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美苏开始走向缓和，裁军问题开始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主题，而先前占据主要地位的德国问题逐渐被置于次要位置。如果美国执意将裁军问题与德国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会堵塞美苏缓和的道路，而且会让英、法等国感到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美国是否会坚定地信守对联邦德国的承诺，成为考验两国关系的又一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