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研究-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的合作

1．战后初期美国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契合点

如果说联邦德国的建立是美国对苏冷战的产物，那么构建稳定的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则是美国推行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欧洲特别是德国是美苏争夺的重点。相应地，美国在建立新型稳定的美欧关系时，将联邦德国作为其政策的支柱。从1947年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欧洲实行的是一种对苏“遏制”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出台杜鲁门主义的方式，在1947年正式宣布将“遏制”作为对抗苏联扩张政策的基本原则，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苏联扩张的最大危险存在于欧洲，因此欧洲成为美国执行“遏制”政策的主要区域。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推行“马歇尔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成立联邦德国等决策，都是“遏制”政策的具体体现。其主要目的就是恢复西欧国家经济、政治上的稳定，使西欧成为美国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坚固阵地。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采取了积极扶植联邦德国的政策。先是通过成立联邦德国的方式分裂德国，进而把联邦德国纳入冷战轨道。以柏林封锁为开端，联邦德国和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之间开始形成新的关系。联邦德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潜力，成为美国在欧洲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历史学家汉里德将美国于二战后在欧洲推行的遏制苏联、扶持西德的政策称为“双重遏制”(Double Containment)。“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对联邦德国予以限制是华盛顿战后在欧洲推行的双重遏制政策的核心:在苏联进行军事上的遏制，对西德实施怀柔政策。战后欧洲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均是遵从‘双重遏制’的路线，包括在国际条约的范围内西德的重新武装和重建，把北约从一个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军事组织，美国对西欧一体化的支持，以及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固定化。”^[38]

与美国对德扶持政策相适应的是，联邦德国政府执行的是亲西方政策。1949年5月，联邦德国成立，阿登纳当选为首任总理。阿登纳上台后，面临着这样的国际形势:二战的结束使德国在国际上面临两大变化。一是欧洲几个大国的衰落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打击了德国，也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完全丧失，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欧洲时代结束，美苏冷战时代开始。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首先自欧洲展开，而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处于美苏冷战的前哨。两强对峙、相争的分界线是从德国的中心划定的，因此德国的前途也自然操纵在两强手中。从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现实来看，政治上，联邦德国虽然拥有政府却不是完全的主权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以占领法规确保其在西德的最高权力。西德的临时宪法基本法明确规定，国家的建立只是为了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整个德国的统一。同时，战争使德国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头上瓦，桌上食，炉中火”，固定的工作，有实际购买力的货币收入，成为至关重要的东西。^[39]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已被破坏，德意志民族成为穷兵黩武、侵略成性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德国民众的理想和信念彻底动摇。德国二战后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使阿登纳政府必须解决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问题。一方面，恢复因战败而丧失的国家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国家安全，是阿登纳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是其长远目标。德国学者库特·宗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认为，从成立之时起，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就一直致力于达到三个目标:保护新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军事上得到保护;重新统一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40]在这些目标当中，最为重要的是首先维持联邦德国的安全利益，使它在军事上得到保护，在东西方对峙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从二战后欧洲局势来看，可以保障联邦德国安全利益的只有美国。“从一开始对阿登纳起着重要作用的安全利益，迫使他同作为西方头等军事强国的美国结成亲密的伙伴关系。”^[41]阿登纳的外交策略是，凭借冷战的紧张形势，以德国重要的战略地位为筹码赢得西方盟国的政治让步，尤其是通过与美国进行协调，得到美国的支持，通过美国的扶植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在西方联盟中站稳脚跟，争取早日成为西方国家中平等的一员，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取得实力，最后把东德统一过来，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

“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得到了联邦德国自我遏制政策的补充。”^[42]阿登纳认为，历史的教训使世人最忌讳德国在东西方之间实行纵横捭阖的民族主义政策。在冷战形势下，美国和苏联都不会让两个德国保持中立的不结盟状态，斡旋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阿登纳明确提出，“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之间。如果我们不愿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我认为，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不现实的。在任何情况下，这方或那方迟早总要企图把德国的潜力争取到自己方面去的。……对我们来说，拯救我们的政治自由，我们的个人自由，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唯一道路是:坚决同……对国家、个人、自由和所有制方面和我们一致的”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和顽强地抵抗继续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43]。同时，阿登纳认识到，作为战败国，要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联邦德国面临巨大的困难。阿登纳在1949年9月的就职演说当中就明确指出了联邦德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所受到的限制:“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行政和立法机关的建立，大部分责任和决定权将交到德国人手中，但我们还不拥有完全的自由。根据占领法规，对德国还有相当的限制。”^[44]

为了恢复主权，联邦德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求支持，这时的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联邦德国作为一个靠美国一手扶植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外交势必紧密依靠美国。阿登纳十分清楚地看出，要实现其外交目标，美国是联邦德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这是因为:第一，只有美国具有的强大经济力量能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得以复苏，美国1947年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对联邦德国后来的经济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二，只有美国具有的强大军事力量能使联邦德国免遭在阿登纳眼里具有扩张野心的苏联的侵犯，因而也只有依靠美国的力量，才能最终从苏联手中把东德统一过来;第三，只有美国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能对英法两国施加影响，并牵制它们，使它们服从美国的需要而作出有利于联邦德国的妥协，美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便充分显示了这种作用。^[45]阿登纳表示，“我的政策的出发点是紧紧依靠美国”，“我们要竭力依靠西方盟国的帮助来完成德国的重新统一”，“没有西方之间的支持，重新统一德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46]在1954年，阿登纳甚至说，最好的欧洲人在美国。^[47]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西德成为欧洲联盟中一个平等的和受人尊敬的伙伴，这将使联邦德国同西欧文化、政治传统联结在一起，防止纳粹政权的重新出现。这一政策当然绝对排斥了西德实行中立化的可能性。^[48]

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阿登纳政府一直奉行与西方结盟特别是与美国结盟并服务于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政策来获得主权的恢复，并进而谋求在西方阵营中的平等地位。阿登纳认为，一个复兴的独立的联邦德国，只有通过同美国的密切合作才能得到发展。二战后，美国是德国政治命运中的决定性因素。“西德致力于按照美国特点适当塑造自身的性质与结构，并努力营造这种关系的氛围。美国也在西德欧洲利益及其对苏关系的框架内扮演重要角色，她始终庇护着这个民主生手，谨慎地将这个国家发展成西方伙伴，以及经济上强大、政治上稳定的中等强国。”^[49]

外交家基辛格指出，阿登纳面对二战甫告结束的世界乱局，认为一个被瓜分、占领，且与历史根源切断脐带的国家，若要重新掌握其未来前途，势必需要稳定的政策。阿登纳不愿因眷恋过去，或因传统的德国与俄罗斯的复杂关系，乱了他的既定路线方向。他选择无条件地站在西方阵营，即使付出延迟德国统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国内，阿登纳在政治上的对手社会民主党人重视德国统一，认为其优先于大西洋关系，他们抵制阿登纳的亲西方政策，乐于以承诺中立为代价追求德国的重新统一。阿登纳比国内政敌更清楚，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只会在一个对德国不利的和平解决方案中出现。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会有严格的限制，也会建立某种国际控管，强大的邻国将会永远具有干预权。阿登纳认为，这样默认、接受臣服的命运，在心理上远比德国分裂来得危险，他选择与西方站在平等、整合的地位，也要替他的国家争取尊严。^[50]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阿登纳之间的个人友谊也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如美国学者毛路瑟(Thomas W．Maulucci Jr．)所指出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德美之间良好的官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对阿登纳个人品质的信赖和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点，正如阿登纳在1953年12月13日对杜勒斯所说的那样:“幸运的是，美国政府和联邦德国政府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有相同的看法。”^[51]杜勒斯和阿登纳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两人有共同的价值观，都把共产主义视为对基督教-西洋文化的一种严重的威胁。^[52]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平生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53]杜勒斯对阿登纳也颇有好感，将其视为知己。在1953年的联邦德国大选期间，杜勒斯就不顾要保持中立的惯例，公开表示支持阿登纳。^[54]在两人的通信中，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之余，还不忘互致老朋友般的问候。联邦德国资深外交官格雷韦(Wilhelm C．Grewe)认为，尽管发生过摩擦和分歧，但阿登纳和杜勒斯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真正的友谊。“1960年，当我同阿登纳一起站在阿林顿国家公墓杜勒斯墓前时，我丝毫不怀疑:他感到他个人是同死者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有过大大超过外交友谊的共同点。”^[55]而这种友谊的存在大大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冷战的经验和同德国人的进一步密切接触，特别是同阿登纳日益发展的信任关系，使他对德国有了比较积极的印象，这个认识在杜勒斯任职期间和在他作为国务卿所奉行的政策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6](www.xing528.com)

如果单从历史演变的结果来看，对二战后初期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起点进行回顾时，无疑会得出以下结论:在美苏对抗的背景下，双方除了视对方为盟友外，别无选择。然而，在当时，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方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如果不稍加注意，联邦德国有可能倒向东方阵营或走中立化的道路。联邦德国的决策者们则认识到，除非主动投身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美国是不愿意为联邦德国的安全承担过多的义务的。这种彼此之间的担心随着冷战进程的发展，虽然有所削弱，但始终存在。

2．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大力扶持

大体而言，1955年以前，美国大力推行以联邦德国为核心的西欧一体化政策，联邦德国外交的主旋律是依靠美国的扶植，取得在西方阵营内部的平等地位。阿登纳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盟友，在冷战这一特殊时代，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服务于德国的现实利益。从实际情况来看，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为联邦德国带来了不少好处。

在政治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逐步取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阿登纳政府不仅促使西方大国废除了占领法规，而且使联邦德国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与条约，逐步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最能体现联邦德国主权恢复及与西方结盟的条约是195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该协定标志着在德国战败10年后，联邦德国正式恢复了它的主权，并通过西欧联盟加入了北约。该协定还附带两个重要的宣言。在第一个宣言中，联邦德国政府同意联合国的原则，保证“永远不求助于武力去达到重新统一德国的目的，或去修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现有边界”，并且要用和平方式去解决自己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在第二个宣言中，美国、英国和法国宣布，它们只承认联邦德国是自由合法地组成的有资格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发言的政府，这表明它们的政策是不承认东德政府。另外，西方盟国还表示将通过和平方式谋求统一德国。最后，西方三大国都声明，它们将继续履行它们在西德和柏林安全方面的职责。^[57]

在经济方面，通过获取美国的援助，联邦德国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联邦德国的经济稳定，对美国来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假如联邦德国经济恶化，它就会严重依赖美国，而且，动荡的经济秩序会削弱联邦德国的政治稳定，使苏联乘虚而入。在美国的支持下，1949年年底，联邦德国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CD)的成员，又于1951年参与签署《欧洲煤钢联营条约》(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于1957年参与签署《罗马条约》。这些举措为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和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促进了联邦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美国不仅满足联邦德国减少战争赔偿和停止拆迁工业设备的要求，而且实行对西德的救济和援助计划，直接给西德经济注入活力。单就“马歇尔计划”而论，根据该计划，联邦德国在1948—1951年间，就获得了16亿美元的援助。而根据“马歇尔计划”设立的“马克对等基金”(即联邦德国工商业偿还“马歇尔计划”的款项，可作为短期信贷再投资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到1956年就达100亿马克。当时，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艾哈德把“马歇尔计划”称为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动力。在通过政府对联邦德国进行援助的同时，美国还鼓励私人资本输出联邦德国。1950—1963年，美国私人在联邦德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了8倍，1950年为2亿美元，1957年为5．9亿美元，1963年为18亿美元。^[58]

在军事方面，在美国的帮助下，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苏对峙中把联邦德国武装起来，使其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得力帮手，是美国在二战后初期的一项基本政策。“早在建立西德联邦共和国时，不得不负起与苏联争吵的主要角色的美国人，就开始考虑把西德的经济和人员的潜力纳入西方反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之中了。”^[59]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便立即着手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它纳入该组织。朝鲜战争对美国的财力造成了额外负担，同时又加剧了冷战。美国面临着如何分配自身力量的问题。美国认为，如果战争在欧洲爆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力明显不足，而美国方面又没有义务负担西欧全部的防御责任。对美国来说，西欧国家现在要得到它的援助，首要条件是对加强和扩大它们自身的军事力量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欧洲在军事上必须形成联盟，才能共同防御苏联。而加强盟国力量的可行办法之一，就是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将其纳入西方防御体系。朝鲜战争爆发3个月之后，美国就开始重新评估联邦德国在西方防御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从长远的政治角度来看，建立西欧防御体系而不把所有西欧国家中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力的法国和德国包括在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把这两个国家都动员起来。”真正有效的欧洲复兴，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军事防御体系，不能缺少具有强大工业、军事潜力的联邦德国的参与，而通过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可以发挥复苏中的联邦德国重工业的潜力。在此基础之上，美国重新检查了它的防务义务，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同苏联在欧洲大陆发生军事对抗，以北约为基础的现有力量是不够的。美国还认为没有理由让自身单独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加强北约组织力量的最有效办法，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如果美国想在建立一支欧洲军事力量中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德国的资源。”^[60]对此，杜鲁门论证说:“这种形势背后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地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只要懂得一点算术就可以证明，把德国人力加进去，对欧洲联合防御的实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61]因此，美国自1949年以后，就致力于在西方防御体系内运用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并促使其在军事上作出贡献。这完全符合美国巩固其在欧洲的利益、遏制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基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巨大的军事工业潜力、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军事传统(特别是在西方阵营中，德国是在二战中唯一与苏联大规模装甲集团交过手的国家)，成为西方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阿登纳对重新武装问题十分积极。他认为，重新武装可以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西欧国家中享有充分主权和完全平等的一员，也只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安全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对于联邦总理来说，重新恢复德国的政治地位，不言而喻是对德国愿意重新武装的不可缺少的回报，包括美国人不可改变的安全保障。”^[62]阿登纳在1949年12月说，在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德国人不能“手无寸铁，毫无防御”，“如果欧洲联邦要求德国人对欧洲的防务作出贡献，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德国人也会如同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一样参与”。^[63]针对法国，他说:“西方盟国，特别是法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个危险大:是来自苏联方面咄咄逼人的危险大呢?还是德国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危险大呢?”^[64]由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不仅涉及二战时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协商的对德处理原则，而且也牵动西方国家内部利害关系，苏联严重抗议，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也强烈反对。美国费尽心机，前后经过长达6年的苦心经营，才最终达到目的。1955年5月，美、英、法宣布结束在西德的占领制度，恢复联邦德国为主权国家，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吸收联邦德国以平等会员国的身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至此，以美国为盟主、以联邦德国为支柱的北大西洋政治、军事联盟最终形成了。

可以说，联邦德国向恢复国家主权的每一次迈进，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助。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联邦德国逐渐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中等强国。而且，通过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德国使自身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阿登纳既有坚定的原则，也是一位务实的人。他的目的不是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而是设法把西方大国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把我们的命运同盟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使西方再也不能抛弃我们。”^[65]然而，也应该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德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联邦德国的实力正在恢复之中，除了“宣誓效忠”外，其能够为美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较为有限，而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却是全方位的。这种关系模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联邦德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必将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