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宏观层面

从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进程来看，由于贸易与投资活动面临的不同风险，以及二者对通信条件的不同需要，^[11]国际投资相对于国际贸易具有后发性。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在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并未引起充分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无论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古典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的新古典理论，都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为基础，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国际投资的必要性。^[1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猛发展的国际投资引发了学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Mundell）在传统赫克歇尔—俄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上，放松了商品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假定，从而提出了贸易与投资替代学说。简言之，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税等贸易障碍使得国家之间相同资本要素的回报率不同，并最终导致了资本的国际流动。在贸易壁垒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13]此后，安德鲁·施米茨（Andrew Schmitz）和彼德·汉姆伯格（Peter Helmberger）两位学者放松了蒙代尔模型中假设条件，提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互补学说。^[14]虽然此后经济学界围绕贸易与投资关系的争论仍然存在，但大体上都是沿着上述两个模型之间展开。^[15]

以诸多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带有局限性，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并得到了事实的部分确证。例如，世界银行200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一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例，与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图1-1）。

图1-1　代表性国家外资流动与货物进出口的关系(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2.

此外，鉴于改革开放之后在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和贸易出口方面的突出表现，^[16]中国也被普遍认为是衡量投资与贸易关系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上述一体化理论也在诸多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得到确证。例如，江小涓（2002）以定性为主、实证为辅的方法对1991—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资本形成、技术进步、竞争力提高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17]冼国民等（2003）三位学者进一步将数据的时间跨度提前至1983年，并通过计量模型研究论证了我国出口与FDI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出口每增长1%，就导致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2439%。^[18]张鹏（2008）则以1985年至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进行了模型分析，同样得出了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外贸增长的推动日趋增强的结论。^[19]

上述现象客观地展示了本书所称的宏观层面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赖，它不仅表现为贸易流向和投资流向的高度一致性、时间上的同步性，也表现为二者互补共存、互动发展的格局。^[20]在这方面，作为密切关注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向的权威国际机构，UNCTAD再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其独特的敏锐度。继在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率先详细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影响之后，UNCTAD发布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不但继续揭示了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投资的关联促进作用日益深化的趋势，^[21]还进一步从宏观层面就当今世界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现象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UNCTAD指出，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不但意味着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线性影响，还意味着因行业而异的贸易扩大和投资扩大效应。UNCTAD的结论是：“第一，贸易最终将会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第二，从总体上看，国际直接投资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结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22]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关国际组织研究成果不同程度的确证，并被作为WTO“贸易与投资工作组”开展工作的前提性基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