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形成期

新石器时代诸多文明因素的持续积累，终于在龙山时代出现质的飞跃，诞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等等，中华大地的多种文化交汇、融合，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考古研究的成果证明，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期。

礼乐制度作为中华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是与中华文明一起诞生的。礼乐制度的核心，从现有考古发掘资料看，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分化日趋激烈，原始氏族平等一致的原则改变。社会成员分裂为贵族和平民，贵族中又分成地位高低不等的级别，少数贵族统治着占人口80%以上的平民，从而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社会结构。因此，龙山时代已确立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确立是贵族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尊卑贵贱、上下隶属关系，建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原则。龙山时代实际乃是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

龙山时代还具备了文明的又一要素；都市及大型聚落。在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是发现了多处龙山时代的城址。经过确认，至少有20多座，面积从1万至100万平方米不等，以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者居多。著名的城子崖古城，面积20万平方米，在城外方圆20余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40多处龙山遗址。有趣的是，城子崖并非一座孤立的古城。从城子崖往东北，又有邹平丁公、临淄酮林、寿光边线王等几座古城，各相距40－50千米，每座城似乎都处在附近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形成一个以城为中心的聚落网。与此相类似，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湾、洒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和湖南沣县城头山等5座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似乎在这一地区也存在一个以城为中心，而又以石家河为最大中心的聚落网。除了城址，一些没有用墙围护的大型聚落，亦具有某一地区中心的性质，此可以用良渚文化聚落遗址予以说明。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大致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的中心聚落，是以余杭莫角为中心的遗址群。这是一处面积达30万平方米、由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高出附近地面5－8米，其上又筑有三处较小的高台，并发现大面积夯土基址，经过火烧的土坯和大型木构遗存，是一处巨型宫殿、宗教建筑群，抑或大土台本身就是一处台城遗址。而以莫角山为中心的3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50多处遗址。其中，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墓地出土过大量玉器。寺墩遗址中部筑成土台，周围有壕沟环绕。

第二级中心聚落大多有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随葬品有玉器、精致陶器；赵陵山、福泉山甚至还有殉葬人。葬制以及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与余枕良渚一致，只是数量和精美程度有差别。如玉器上的神徽图像，良渚有繁简两种形式，而其他地点往往只有简化形式。(www.xing528.com)

第三级聚落则是一般村落遗址，居址附近有公共墓地，大多只是随葬陶器、石器的小墓。中原陶寺遗址面积选400多万平方米。其大墓不但随葬器物丰富，而且有许多王室重器。在其周围2500平方千米范围内，分布陶寺文化遗址60多处，十分密集。遗址面积多在1万至数万、10万平方米，个别达数十万至一二百万平方米，聚落间亦显示等级性。总之，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一般构成网状三级结构，似乎已经形成具有政治、宗教统辖关系的“都、邑、泉”格局。

龙山时代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都、邑、聚”三级聚落以及都城性质遗址中宫殿、王陵、其他礼制性建筑和礼器群的存在，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区内，以各种史前文化类型为特征的众多早期国家已经形成，这同史籍记载的黄帝至尧舜时期“万邦”林立的情景符合。毫无疑问，中华大地在龙山时代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

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但中华在上述文明起源中心并不彼此孤立，相互封闭。自仰韶时代以来，各史前文化区系间已有频繁的接触、碰撞、交流、渗透，并且呈现互相认同的演变趋势。这种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与认同，在龙山时代达到高潮。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陶寺文化，包含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广大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由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射中原，致使中原最终处于铸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中枢位置，并且发展为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的中心。

在龙山时代，中国已有铜制品和铸造工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从此，中华文明以独特的路径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