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的起源及特点

众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在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一词是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所谓“新石器革命”，人类由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攫取性经济转向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性经济。这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次飞跃，它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时，首先将视线投向了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

根据考古学的划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分为文化时代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公元前5000－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时代和公元前3000－2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而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中，可以说已经具有了文明起源的因素。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着中华文明起源的诸多因素。近年，考古学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屡有新突破。从一系列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湖南道县玉蟾岩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发现1万年以前的水稻谷壳。经农学家做电镜鉴定，认为1993年发现的稻谷壳是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痕迹的普通野生稻，而1995年出土的稻像人工栽培稻演化过程中的栽培稻类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实物标本，它也是中国先民在长江流域开始农耕生活的早期遗存。至于1万年以内的史前栽培稻，在长江中游、下游有一连串发现，而距今4000－7000年间，稻谷的发现则更为普遍。在已发现的各地110多处史前栽培稻地点中，长江中游、下游占86处，既有粳稻，也有籼稻，极具说服力地证明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

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则是中国粟类作物的发源地。在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粟类遗存。磁山遗址的88座窑穴中的朽粮堆积，估算储量竟达5万千克以上。而裴卑岗文化许昌相庄遗址发现的粟粒，已接近现代种植谷种的水平，无论是种子的进化程度，还是一个聚落的储量，都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粟已是一种有着相当成熟的种植经验的农作物，其栽培史显然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由此亦可判断，黄河流域是粟类作物栽培的发源地。(www.xing528.com)

中国史前农业以栽培水稻和粟类为主。与此相联系，中国史前农具亦有自己的特色，即以来耜为主要耕作工具，以石镰、石刀为主要收割工具。至于家畜的饲养，北方主要是猪、狗、鸡和黄牛，南方主要是猪、狗和水牛。其最早记录均见于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中期诸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生活中所饲养的主要家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不仅在中国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它们的野生前代遗骸，而且其中多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即已相当普遍地被饲养了。事实说明，中国史前农业与西亚是不同的。西亚早期农业种植大麦和小麦为主。西亚使用的收割工兵是镶嵌细石刃的镰刀；而主要家畜则是山羊、绵羊和黄牛。总之，中国早期的谷物和家畜品种、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农业泉落的分布和布局，无不表明中国史前文化是独立发展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由前仰韶文化进化为后仰韶文化。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农畜产品的积累，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即有快轮制作的小件陶器；至其晚期，即公元前3000年以后，已出现了快轮成型的大型容器。后来，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极盛行，尤以蛋壳陶的工艺水平最高。

这样，在长江流域，以河姆渡文化的南方水稻农业为代表，在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半坡）北方粟类农业为代表，差不多同时形成了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两大中心。

正是这种以“南稻北粟”为特点的独立的史前农业文化，为中国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