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典当业的鼎盛及其实践

清代的典当业在明后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渐趋鼎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开业者须先呈报申请、领取当帖。

随着典当业实力的增强和当铺数量的增多，早在明朝天启年间政府就有向当铺征税的动议，但并没有实现。清初政府即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五两，北京则按铺面大小进行征收，康熙三年（1664年）又重申了每年五两的当铺税，这一时期政府每年征收当税十一万多两，并一直延续至清末。为便于监督和征税，从雍正六年（1728年）开始规定：“凡民间开设当铺，均须呈明地方官转布政司铃印颁帖，按年纳税报部，因无力停歇者，交帖免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政府又重申了这一规定。这里的当帖也称为典帖或行帖，即营业执照，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到民国时期仍然沿用。

第二，从当铺的资本额、数量、规模和类型等方面来看，清代典当业的发展都是空前的。

从当铺的开设资本来看，在宋代开设一家当铺仅需三百到五百贯，明代的小当铺所需资本只有银一千到三千两，大当铺的资本也不过一万两左右。而到清乾隆年间，开设当铺的平均资本已经达到了银八万两左右。到咸丰年间，在北京开设一家小当铺也需要资本一两万两，大当铺的资本则达到了四五万两。就当铺的数量而言，由于当税的征收和当帖制度的实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留有许多关于当税与当铺数量的记载，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整理。可以看出，清代的典当业以山西、直隶、江苏、浙江等省份最为兴盛。康熙初年全国的当铺有两万多家，以山西省为最多，有4695家，其次是广东，有2688家，再次为直隶、福建、甘肃、贵州等省。康熙中后期以直隶的典当业最为发达，到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的当铺数量重新超过直隶而跃居全国第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直到民国时期。乾隆前期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各省典当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和嘉庆年间，广东、福建等省的典当业发展很快，而山东、河南等省则呈下降之势。

从当铺的类型来看，清代典当业呈现皇当、官当、民当多头并举的局面，但寺库质贷业大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官营典当业在宋、金、元时就相当普遍，入清之后又重新复兴。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清政府开始建立“滋生本银”制度，其中有很大部分的生息基金被用作当铺的经营。清代的官营当铺大致分为内务府开设和各级军政衙门拥资开设两种。前者由内务府拨出帑银，制定专门的机构或人员经营，当铺的收入由皇帝及其家族使用，或者将当铺赏给自己的宠臣。后者的收入主要供各级官吏、官兵公用。官当在清代的开设十分普遍，京城内外，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无论内务府还是各省、府、县衙门，大多数都经营数量不等的当铺，尤其是雍正和乾隆初期颇为繁盛。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广西巡抚鄂宝提曾运银四万一千两开设典当，并且规定以二分取息。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月四川总督阿尔泰奏“川省兵红白事件赏需银，……奏请将川省各营交商生息之项，全数征回，归还原本。……而重夔州二处，向无民当，营中自行开设，生息充赏，仍令照旧开设。……而重夔二当本银四万一千九百余两，每年息银仅获五千三四百两，较之钱局悬殊。……不若将营员所设官当概停，其当本银……酌留一万九千余两交钱局随卯带铸”。嘉庆以后，内务府的“皇当”逐渐收缩以致歇业，而各省各旗所开的当铺则有相当一部分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代当铺的经营业务不仅有抵押放贷和信用放贷，而且还接受存款，存款来源除民间和商人的款项以外，还有不少来自官款和社会性基金。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七月，山西巡抚明德奏“查晋省当商颇多，亦善营运，司库现存月款，请动借八万两，交商以一分生息。五六年后，除归旧努本外，可存息本银七万余两，每年生息八千六百余两，足敷通省惠兵之用。……得旨允许”。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谕“各省存公款项，交典当商生息名色，本不应有，但闻商人等向俱乐于承借官项，以其轻于民间之三分利息也”。社会性基金主要包括书院、水利、神庙、社仓、义社和善举等临时款项的存典生息。据研究，清代仅山西一省投入典当生息的资金就不少于九十八万两，其中社会性基金约二十一万两，官款约七十七万两。(www.xing528.com)

此外，典当业的信用形式在清代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信誉较好、资本雄厚的当铺可以发行钱票或银票。如李宏龄在《晋商盛衰记》中所言“清乾嘉年间，晋商在长江各埠设典当四五百家，皆自出纸币，作现生息，每当只四五万资本，而上架二十余万，不贷客款分文，以纸币供周转，绰有余裕”。

第三，地区性的典当行帮继续发展。

关于清代典当业的投资与经营情况，成书于乾隆末年的《晋游日记》中说，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说明当时的典当业大多为山西人与徽州人所开设与经营。陆国香在《山西之当质业》一文中曾记述说，“清代天津、北平、山东、河南、张北等地，其典当几乎全系晋商所经营，……在前清末叶，上述各地之典当亦有他省人投资而转让者，惟掌铺伙友等仍以晋人充当”。清代至民国年间，在北京、天津、内蒙、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市，晋商所开设与经营的当铺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在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的典当业，山西人也具有一定的势力。在江南各省，大体上仍然恪守着“无徽不成典”的习惯，大多数当铺均聘任徽州人代为经营。

第四，当铺开始部分地承当起了调剂货币流通、稳定金融市场和弥补国家财政的功能。

政府将大量官款“发典生息”，实际上是将国库存银重新投入经济中进行流通，虽然政府的账面存银并没有减少，但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量却得到了增加，从而通过信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在一些地区政府还试图通过当铺调节银两和制钱流转速度，从而影响其市场供给量及比价，以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乾隆年间，白银大量输入，钱贵银贱，银钱比价向制钱一边倾斜。由于典当业放款零星且取赎较多，每天收支铜钱的数量常常超过钱庄和银号，是社会上经手出纳和积存铜钱最多的行业。为了防止囤积钱文，减少铜钱头寸、加速流通，同时增加白银的使用量，借以缓解钱荒。乾隆三年（1738年）御史明德上疏，提出限制各当铺存钱数，“大当只存钱七八百串，小当只许存钱一二百串。其余概令拨出市卖，违者照例治罪”，并要求“嗣后当铺除银六钱以下仍准当钱，六钱以上惟许当银”。乾隆九年（1744年）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又提出疏通钱法七条，其中两条涉及当铺。一条为“放款于当铺，收钱交官局”，另一条为“各当铺积钱送局一并发市”。当然，由于这些措施当时还处于尝试和争论之中，推行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对于调节当时的银钱比价并没有取得成效。此外，当税收入、官款“发典生息”的利息收入，以及当铺的各种捐税、报效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弥补了国家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