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生
人们常说“我手写我心”。的确，一个人思想的深浅、境界的高低，会在其作品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正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然而，生活是立体的、变化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多变的。我们仅凭作品就去判断人品，或只凭人品就去评判作品，认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恐怕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如钱锺书所言：“以文观人，自古所难。”
就拿元好问《论诗》而言，其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来讽刺批判潘岳，这是否恰当合理，本身就值得推敲。更何况，我们据此得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之结论，更是轻率武断。其实，文章、书画等作品，不仅和作者的学识、修养、人格、思想有关，更与创作时的背景、心境、目的等紧密相关。因而，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是一致的还是背离的，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心画心声之惑，文品人品之辩，套用“文章千古事，得失几人知”这样一句话，似乎更合理。
纵观历史，文品人品高度统一者，大有人在。陶渊明的率真独立，李白的豪侠潇洒，杜甫的忧国忧民，欧阳修的与民同乐，苏东坡的豁达豪放，辛弃疾的正直激愤，李清照的坚毅婉约，鲁迅的犀利冷峻，汪曾祺的简单素朴，杨绛的淡泊恬静……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一得到印证。恰似扬雄《法言·问神》所言：“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画形，而君子小人见矣。”
然而，孔子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老子更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见，以言取人，以诗观人，往往失真。这样的例子，从古代到现代似乎数不胜数，并且又似乎以潘安、赵孟頫为最。但是，潘安、赵孟頫真的就是作品与人品相悖的典型吗？元好问的指责是正确合理的吗？以一个人政治上的污点而贬损其作品，甚至人品，这种唯道德论的观点，真的是对的吗？(www.xing528.com)
且不说潘岳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复杂、有争议的人，单是研究其创作《闲居赋》的背景、心境，就能证明元好问指责其“文章与为人相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方面，有很多学者已对其做了严密考证和详尽论述。当然，对赵孟頫书写的《闲居赋》也应该结合具体时代背景、创作时的心境等加以客观看待。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前人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呢？恐怕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后人对前人的了解，往往来自文字材料，而这些“现时”显现的材料，常常遮蔽了当初的“历时”展现的过程，“以人废言”的事也就在所难免。故，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史家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至今仍未过时。
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曾说：“人正像河流一样，时而清，时而浊，时而冰凉，时而温暖；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人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
评判作品与人品，或许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地简单化处理，更不可一味地辩论“一致或相悖”，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几人知”！
点评：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典型三段式议论文。论点是我们不能仅凭作品就去判断人品，或只凭人品就去评判作品。考生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予论证，最后点题，首尾呼应：“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地简单化处理，更不可一味地辩论‘一致或相悖’”。文章可贵之处是，举例翔实，资料丰富，如“陶渊明的率真独立，李白的豪侠潇洒，杜甫的忧国忧民，欧阳修的与民同乐，苏东坡的豁达豪放，辛弃疾的正直激愤，李清照的坚毅婉约，鲁迅的犀利冷峻，汪曾祺的简单素朴，杨绛的淡泊恬静”，孔子和老子的名言，以及潘岳、赵孟頫等文品人品的不一致事件，等等，考生似乎胸有成竹，娓娓道来，其涉猎之广，阅读面之宽，让人不得不击节叫好。（李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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