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观众的组织程度比影院高，它不是无组织的群体，而是有组织的集团。根据主要社会关系的不同，观众集团的组成有三种情况：以家族/民族为单位的血缘集团，以村落/街巷为单位的地缘集团，由以部队等为单位的政治集团、以工厂公司等为单位的经济集团和以学校社团等为单位的文化集团构成的业缘集团。这些集团的形成动机、动力机制、运作方向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与观影文化相关的心理因素：合群本能。合群本能是原始人群居生活的现代遗形。“对于大部分通常具有较高修养的人来说，娱乐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一个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外国的王子驾车到火车站——他会沿着街道走好几个小时，与成千上万对王子感兴趣的人在一起，或者到拥挤得几乎迈不开步子的展览会上去。城市和乡村里的工薪阶层人士会在他们不多的节假日涌向某些景点，因为他们确信那里会有大群大群的人。”[29]追星、看足球比赛、赶演唱会、上网聊天等，都是合群本能促成的结果。对于中国当下乡村来说，经济发展滞后，青年一代外出，除了赶集、过年等少数机会，合群本能，特别是达到文化层次的本能释放很不彻底。
这对电影来说是个可贵的历史机遇。当个人不在群体中，他往往冷静、理性、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当个人在群体中，他因为受到了“群体心”的支配而削弱甚至失去理智，增加盲目随从群体精神的可能性，形成“我们的”情感。这种情感把“我们”的某种构成同“他们”的其他构成区别开，把本集团的共性与他集团的共性区别开，意味着个体对于集团的从属性和依附性。[30]体尝合群本能时的去个性倾向和“我们的”情感在观看广场电影之际十分明显，尤其是角色与广场集团观众合群、情感倾向能被纳入到观众们（“我们的”）情感中去的影片。这些影片也必定受到观众的喜爱，如谢晋的影片。从《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到《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再到《鸦片战争》，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与观众站在一个广场的“我们”：大家都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定义的“人民”集团，被特定历史阶段的反动势力迫害的受难者、童话般的善良者、历史主人、坚定的未来社会建设者；感情表达都是特定时代观众的情绪与愿望的展露与抚慰，因此，观众对角色的认同作用和对影片的情感移入都是水到渠成的。在相反方面，合群本能又把不“合群”的电影从广场推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电影人追蹑外国电影的脚步，兴起探索片的热潮，一时间中国电影的主角从“我们”变成了独立性极强的“我”，这个“我”对于审美水平极低的广场观众来说，显然不在“我们”之列。于是，观众纷纷退场，中国电影大呼危机。从接受的角度看，要开发乡村电影市场，电影大有“倒退”的必要。只有倒退着使电影贴近广场观众的需要和定势，才能把观众拉向电影，才能让电影进行再生产，才有可能使电影与观众在时间的进程中获得各自的效益。
观众集团的结构主要体现为首领结构。一般而言，这个结构先于观影而存在。看电影只是这个先在集团的一项活动。下面一段观影随笔，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首领结构的内容：
他放着《东方红》乐曲，打着语录幻灯，引得春秀冷落了大红花，直往二宝这边瞧。折腾个把小时，几次二宝对着话筒问，大队领导来了没有？泥麻拐就说他爹在烂马屁屋里吃夜饭。然后二宝清清嗓子说：“社员同志们，革命干部同志们，贫下——”有人说二宝给猫尿灌醉了，把干部放在中间，他想寻死。二宝把幻灯退出，插上影片，电影开始了。他接着说：“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放一个新片子《甲午风云》，讲的是鸦片战争时期，邓世昌同志……”(www.xing528.com)
忽然有人大叫，让开让开，革委主任来了。人墙立刻现出一条缝。泥麻拐的老子气势汹汹插进缝去，然后一股牛气从喇叭里吼了出来：“今天是在我们大队里放电影，嗷，我们出钱。嗷，我们人没到就放了，嗷，这革命还抓不抓？生产还促不促？”说完又从人缝里冒出来，扬长而去。几个民兵捏着红缨枪跟在后面，把地皮踩得啪啪响。
二宝赶紧关机开灯。[31]
从这段笔记可以看出，首先，好座位为首领预留着。这从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为他让道可以看出。观众在广场看电影都自带板凳，但板凳的安置并不随意。观众在集团的层次决定了他的座位等级。“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着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32]其次，首领确定电影开映时间。最后，首领通过电影搭售话语。首领结构形成的观众心理趋向，即对首领的期盼、敬佩、服从，首领在场时的安全感，以及对类似领导-被领导关系，如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的恪守，自然也是观众选择、判断电影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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