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回忆录：第23章退出量化宽松

2013年1月17日（周四），夕阳西下时分，天气十分寒冷，我和几位客人在马丁大楼的主席餐厅聚会。这个餐厅正好可以俯瞰到国家广场的西侧。大楼内只有几位餐厅服务人员以及安保人员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显得空空荡荡的。

餐厅里的长桌可以容纳8个人同时就餐。通过落地窗，我们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以及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五角大楼，还可以时不时地看到闪烁着亮光的飞机沿着波托马克河方向缓缓降落到里根国家机场。

这次聚会是欢送即将卸任财长一职的盖特纳。除了盖特纳之外，我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包括三位前财长（鲁宾、萨默斯和保尔森）、两位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以及一位美联储前副主席（唐纳德·科恩）。4年前，我为保尔森举行欢送晚宴时，参加的客人也是这一群人。

我们坐下来吃饭之前，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保尔森和萨默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中国的发展情况，他们两人当时刚刚访问过中国，刚从那里回来。沃尔克和鲁宾说话的声音比较低。沃尔克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依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多德–弗兰克法案》纳入了“沃尔克规则”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现在已经85岁高龄了，但精神矍铄，时不时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74岁的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财长一职，亲自处理过亚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在回归华尔街之前，他曾经是萨默斯和盖特纳的导师。他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亲历者，因为他在这次危机期间正担任着花旗集团的资深顾问。

我、盖特纳和科恩聚在一起聊天。科恩对离开美联储之后的发展情况似乎感到满意，他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着一个职务（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智库），同时也是英国央行内部一个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委员会的成员。科恩虽然没有担任过哪个联邦部委的一把手，但是他的资历是不容置疑的，他在政府部门的任职时间超过了在座的任何一位，他还一直是我和格林斯潘不可替代的顾问，格林斯潘姗姗来迟，他说安排的活动太多，给耽误了。他那时已经86岁高龄了，虽然他走路的速度慢了一些，但是其他事情上可没有放慢脚步。他的社交活动还是非常活跃，并且仍然在经营着他的咨询公司，而且正在写一本新书。

大家在席间一起向盖特纳敬酒。我们这位贵宾的情绪十分振奋，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开着一个又一个玩笑。他担任的这个职务备受关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但他似乎总能表现出一股幽默。他这种幽默究竟是为了缓解压力而装出来的，还是真的心理强大到对外界批评置若罔闻呢？我一直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他那副轻松随意、无动于衷的神态是装出来的，那么他的演技的确令我折服。虽然他看似年轻，其实自从1988年加入财政部国际事务司以来，一直在公共部门任职。他在财长位子上干了将近4年之后，多次毫不隐讳地表示打算辞职，觉得再干第二任的话，就太亏欠家人了。奥巴马总统说服他干到第一个任期结束。现在，第一个任期已然结束，奥巴马总统只得默许他离开。

虽然大家谈得起劲，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次聚会也是有点尴尬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挺复杂，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政策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而且我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履历。沃尔克、鲁宾以及格林斯潘对于美联储在这场金融危机期间以及之后采取的很多政策心怀不满。（我记得曾经在这个餐厅与鲁宾吃过一顿气氛非常紧张的午饭，当时他试图说服我放弃量化宽松政策。）萨默斯对于我们的一些行动也持有批评意见，至少在白宫内部曾经这么讲过，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的共同阅历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虽然我们存在分歧，但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做出过积极的贡献，这一点令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最高层级的决策过程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这个过程给参与者带来的压力几乎从不间断，但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十分重要，想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就令人备感激动。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接受公众与政客的监督，苦苦挣扎地解决异常复杂的难题。我们都领教过其中的挫败感。此外，通信技术发展异常迅猛，先是出现了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的有线电视，后来又出现了博客和推特。这些新的通信技术不仅加强了公众和政客对决策者的监督，还有可能导致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口若悬河的观点压过了冷静的、理性的观点，导致个人攻击压过了深刻分析。在这个充斥着偏见的世界上，我们都知道一旦一位经济决策者变成了某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会给他带来什么，虽然他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人们依然将其视为美国人民希望与恐惧的化身，而且他会被媒体刻画成一个连亲人朋友都认不出来的卡通人物。

这些都是重要的决策工作蕴含的压力，我们都很清楚，但很快我们发现，我们都体验过的那种挫败感的主要根源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政府失灵”。最初，这套政治制度设计出来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各方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协商，审慎决策，但如今，这套制度已经瘫痪、失灵了，在很多时候已经沦为某些政客自我炫耀和卖弄的舞台，助长了盲目的意识形态和敌视情绪。这套制度似乎要把所有错误的路子尝试一遍之后，才愿意走上正确的路子。在座的客人里面，有几位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担任过公职，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这些资历较浅的人保证说，肮脏的政治和政府僵局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一样悠久，鲁宾还谈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国会与政府在债务上限和预算问题上的争论。看一看当前国会与政府之间围绕财政问题的争论，真是与当年没有什么区别。

晚宴接近尾声时，我开玩笑地说道，很快就剩下我一个从政府领工资的人了。晚宴结束后，我和我的几位安保人员开车把萨默斯送到他住的宾馆，那时，他辞去白宫的职位已经有两个年头了，他想等我退下来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这一愿望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他在回答我提问的时候，说他支持当前的货币政策，包括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收购数千亿美元的国债。我不知道谁会接替我，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或她会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

2013年2月5日，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见了奥巴马总统，我把2009年获得第二次提名时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即第二个任期在2014年1月份结束之后，就不再考虑干第三届了。在华盛顿这个“高压锅”里，我已经待了十多个年头，已经受够了。总统表示理解。我们短暂地谈了一下接替我的潜在人选。他告诉我他的候选人里面有萨默斯、耶伦和科恩，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想对他的选择施加过多的影响，因为如果我支持其中任何一个人，就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其他人。我对总统讲，我相信这三位人选都很有资格，而且都很可能继续沿用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

当我们为盖特纳举行欢送晚宴时，每个人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政府失灵问题，因为当时联邦政府已经在财政悬崖上摇摇欲坠了好几周。我之所以用财政悬崖这个词，是因为很多财政措施的到期日恰巧都是2012年12月31日。如果国会在12月31日还拿不出个结果来，那么联邦政府就达到了债务上限，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也将终止，自动减赤措施将开始生效，届时，联邦政府将掉下悬崖。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将对经济复苏构成沉重的打击。（人们普遍认为我是第一个提出“财政悬崖”这个词的人，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一年前在国会做证时的确曾经提出过这个说法，但在我之前，一些人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过这个说法。）

国会与政府在最后时刻设法避免了这种最糟糕的局面。2014年1月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法案，将自动减赤机制的生效时间推迟到3月1日，并延长小布什时期的减税政策（但部分高收入者除外），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之前两年内实施的工资税削减2%的优惠政策停止实施。虽然达到了债务上限，但财政部就像在之前遭遇类似僵局时所做的那样，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会计方法，把联邦政府的支出能力又延长了一段时间。

虽然最糟糕的局面已经成功避免，但国会与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大大地加强了财政因素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阻碍作用。增税和削减支出可能会严重抑制需求的增长，而且僵局引发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再次陷入僵局的可能性）重创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后来估计2013年的财政僵局可能会导致当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1.5个百分点，这对脆弱的美国经济而言，无异于难以承受之重。

盖特纳财长任期的最后一天是2013年1月25日。国会在2月14日宣布通过一项法案，同意将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期限延长至5月18日，从而使得新任财长杰克·卢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可以同国会商讨制订一个更加长期的解决方案。杰克·卢在2月28日正式宣誓就职。杰克·卢是一位非常聪明和精明的律师，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都有过长期任职经历，其背景也非常多样化。他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以及其他多个职务）。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他再次担任该局局长，后来又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在加入奥巴马政府之前，他还担任过纽约大学负责行政事务的副校长以及花旗集团的高管。我经常与他共进早餐或午餐，就像之前经常与约翰·斯诺、保尔森和盖特纳这三位财长那样。杰克被誉为财政专家，但他很快熟悉了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我们也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2014年2月26日，我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了一场听证会，发表了一年两次的报告。当时，我们正在开足马力地实施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12月才宣布每月收购850亿美元的证券，直到就业市场形势出现重大改善为止。在我看来，持续收购证券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虽然过去三年来就业人数大概总共增加600万人，但比危机之前的就业人数相比少了200万人，1月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7.9%的高位，1 230万人找不到工作，其中，失业时间超过半年者达到1/3以上。

我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必须加快经济复苏的进度，不然很多长期失业的人恐怕再也无法回归职场了。财政界的一些决策者非但没有帮助经济复苏，反而在努力帮倒忙，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告诉参议员们说“仅仅靠货币政策难以挑起所有担子”。没错，国会在削减联邦预算赤字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在正常时期，这的确算一个积极的进展。然而，在我来看，解决预算赤字问题的方向出现了错误。正如我很久以来一直强调的那样，联邦财政赤字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医保支出。我们需要提高医保体系的效率，并确保社会保障项目等一些关键的福利项目的支付能力，我们还需要提高美国经济的增长效率，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承担老龄化社会的成本。但是议员们并不去思考和处理这些长期性的问题，而是一味地关注如何削减短期支出和增加税收，这样做反而会让原本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

我在听证会上虽然没有这么讲，但连我自己都不禁怀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用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去抵消财政逆风（以及其他逆风）的做法还能维持多久。在1月29—30日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1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继续实施当前的宽松政策，其中投反对票者是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他是在托马斯·赫尼希离任之后接任现职的。但这个投票结果没有反映出委员会的担忧和疑虑，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最新一轮的资产收购就像赌博一样。我相信不设上限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效果肯定比之前的努力有效得多，但如果美国经济因为美国财政紧缩政策或者欧洲危机卷土重来等美联储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再次趋于停滞，我们该怎么办呢？美联储大规模收购证券的行动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令我的很多同事内心难安，我特别担心可能会失去杰里米·斯坦恩、杰伊·鲍威尔以及贝齐·杜克这三位美联储理事的支持。在2013年没有投票权的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也深表担忧。杰里米和杰伊的提名被一如既往地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2012年5月得到了批准。他们二人的宣誓就职标志着美联储理事会6年来首次凑足了理事。

我对他们二人的任命一直表现得非常热情。他们将有助于提升美联储理事会在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自从凯文·沃什离开之后，我们在这类知识上就出现了欠缺。杰里米·斯坦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是行为金融、股票市场以及货币政策等。他在奥巴马政府刚刚上台的那几个月里，曾经担任财政部和白宫的顾问，我非常了解他本人以及他的工作，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经济系主任时，就曾经想把他挖过去。杰伊·鲍威尔曾经在老布什政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后来成为投资公司凯雷集团的合伙人，他是共和党籍，但肯定不属于茶党分子。（奥巴马总统故意把他跟民主党的杰里米·斯坦恩放在一起提名，是为了增加参议院顺利批准提名的概率。）他离开凯雷集团之后，加入了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2011年，他为了让议员了解不提高债务上限的风险，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他立场温和，善于凝聚共识，因此颇具美名。

杰伊和杰里米同时到的美联储理事会，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我经常同时见他们两个。他们都表示支持美联储的工作，但都没有完全适应我们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杰里米在一系列演讲中谈到了他的担忧，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他特别担心我们购买证券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冒险行为。这不是一个新的论点，但杰里米谈得更加详细和深入。杰里米认同我长久坚持的一个观点，即预防金融不稳定的第一个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有针对性地监管，而不是货币政策，但他也不想仅仅依靠监管。他认为金融风险可能很难探测到，只有更高的利率可以“填补金融体系的所有裂缝”，并减少刺激过度冒险行为的因素。我也认同更高的利率可以填补金融体系的所有裂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提高利率可以影响广泛的金融和经济决策，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金融市场上使用这个工具可能会引发广泛的经济问题。

杰伊和贝齐主要是在美联储内部表达自己的担忧。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则像杰里米一样，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表达自己的担忧。但这4个人绝不是鹰派人物，他们一致认为经济复苏仍然需要我们从货币政策方面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但他们担心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对我们在未来退出宽松政策的能力表示怀疑，同时他们还担心一旦美联储出现亏损，无法向财政部上缴盈利，那将会给美联储带来政治风险。

美联储通常是很赚钱的，因为我们通过收购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获得的利率远高于我们为银行准备金支付的利率（当时是0.25%），而且以流通的货币^[1]为表现形式的那部分债务不用支付任何利息。扣除运营费用之后，我们将利润上缴财政部，从而减少了联邦赤字。我们美联储在危机期间和之后上缴的盈利其实多于危机之前的盈利，这反映出我们持有的证券资产比危机之前大得多，而且我们的贷款计划的收益也多得多。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经济走强，通胀压力加剧，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短期利率，而且为银行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可能暂时性地多于我们持有的证券带来的利息，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我们连续好几年都不会给财政部上缴盈利。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不太可能，但我们必须提前研判到这一风险。我在新闻发布会和国会听证会上都曾经提到过这一风险，而且美联储工作人员还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评估了美联储给财政部上缴的盈利可能出现的变动情况。

当然，利润不是货币政策的重点。当利率开始上升时，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开始生效了，经济终于实现了强劲增长，并开始创造就业机会。更强大的经济体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催生的公共福利远远超过了上缴盈利减少对于联邦预算的暂时影响。此外，作为附带的好处，更强的经济会通过增加税收收入等方式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这种效应可能会抵消我们的上缴盈利下降的影响。然而，话虽这样讲，一旦美联储在一定时期内上缴的盈利减少，恐怕将会面临一系列政治和公共关系问题。我们还向银行支付利息（许多是外资银行）。虽然存在这方面的忧虑，但不能因此而选择错误的政策。

因为这三位理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都有投票权，因此，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将是我难以承受之重。米歇尔·史密斯甚至将他们称为我的“三个朋友”。我需要找到一个办法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正如杰伊告诉我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匝道”。事实上，我们之前已经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声明中提到了类似于“出口匝道”的说法。我们的声明中说我们打算考虑收购证券的“潜在效果和成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证券收购计划没效果，或者引发的风险过多，那么即使我们没有实现推动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的目标，我们也将停止收购证券。为了安抚这三位朋友，我继续强调指出非常规政策的潜在风险，包括在2月26日那次听证会上也这么讲。我明确表示，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的好处大于风险，但我也强调指出人们需要关注这一计划的潜在风险。我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就是想让公众以及不安的同事相信我们没有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必要时能够及时折返。

我预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下一次会议，也就是3月份的会议上深入讨论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成本和风险。随着会议的临近，我努力接触每个人。我见了所有的理事。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还给杰里米、杰伊和贝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评论一下我打算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开场白。我对他们讲，尽管我在证券收购问题上与他们存在分歧，但我会尽力接纳他们的倾向性意见。我对他们说：“如果我没有理事会的支持，那么我这个美联储主席的位子是坐不稳的。”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在9月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在6月就有这个可能。

与此同时，记者和交易员兴奋地猜测宽松政策将在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减少”。媒体使用的这一措辞暗含着我们收购债券的计划会逐步削减，而不是突然削减。虽然我之前也曾用过这样一个措辞，但不是特别喜欢用。我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采用其他措辞。“逐步削减”意味着一旦收购进度放缓，我们就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走下去，不停地削减。相反，我想传递的信息是削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速度可能会存在多种变化，至于具体怎么变化，则取决于就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收购证券的风险是否超出了它的积极作用。然而，如同往常一样，对于媒体选择使用的词汇，我基本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

无论外界怎么称呼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明确地与外界进行沟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避免1994年收紧货币政策时的那些失误。在格林斯潘主席的领导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以及之后大幅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后来，低利率政策维持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决策者发现了经济过热的早期迹象，并在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格林斯潘曾经就未来的政策转变给市场发出警告信号，但长期利率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委员会的预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月初的5.6%提高到5月初的7.5%。显然，投资者认为美联储2月份的加息预示着之后加息速度会更快，这超出了决策者的设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时担心长期利率的意外激增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过于严重的阻碍作用。

但最后格林斯潘及时扭转了利率飙升的局面，实现了软着陆，使经济继续增长，同时通胀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扩张时期，格林斯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大师”，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我希望我们运用的沟通技巧，比如运用失业率和通胀率作为第一次提升利率的“门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外界沟通。

3月份的会议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的会议声明以及我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评论都传递出了我想传递的消息，即我们正在认真地讨论如何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立即开始。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新闻标题也说：“美联储暂时不会收紧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核心人员，包括那三位摇摆不定的理事，认为年中前后适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和对证券公司的调查，很多市场人士预计我们开始缩减收购规模的时间要晚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实现一个微妙的平衡，我的工作就是在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之际，协调这些不同的预期，让这些预期更加接近一些。

我们在4月30日至5月1日那次会议上的目标与3月份会议的目标大体上是一样的，即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让外界明白美国经济还没有复苏到立即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程度。当时，得益于消费支出的增长（汽油价格下降对此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和房地产市场的改善，美国经济实现了适度增长。然而，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在那年的前三个月内，虽然自动减赤机制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爆发，但联邦支出已经明显下降。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试图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政策需要灵活性，并更加强调地指出我们未来政策的演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说：“委员会将根据劳动力市场或通货膨胀的变化前景，准备加快或放缓收购证券的速度，保持适当的政策调节力度。”

然而，投资者似乎只听到了“加快”一词，误认为我们正在积极考虑增加收购债券的规模。之后的三周内，美国股市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市场对于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未来走势的预期，与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出现了更大的分歧。

5月22日上午，我到联合经济委员会参加听证会时，试图扭转市场的误解。我一开始就发出了一个警告：“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放缓或终结经济复苏的重大风险。”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为了反击鹰派人士的观点，有些鹰派人士是美联储内部的，有些则是外部的，这些人想迅速地终结证券收购计划。当然，我并没有说当前这种收购速度和规模会永远持续下去，即便我们开始收紧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不会立即出现重大缩减，而是我们仍然在实行宽松政策，只不过不像之前那么积极而已。

我发表完开场声明之后没有多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我说道：“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我们可能会放缓收购的速度。”那天下午，我们公布了4月30日至5月1日的会议记录，这份会议记录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有些成员“表达了在6月份的会议上缩减收购规模的意愿”。

虽然这份会议记录从总体上看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与我之前的讲话也非常一致，但市场依然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导致市场像跷跷板一样不停波动。我在准备听证会时，股票价格出现了上涨态势，在听证会进行到问答环节时，出现了获利回吐，等到我们的会议记录公布之后，股价便开始下跌了，市场似乎终于听明白了量化宽松政策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信息。这个坎坷的沟通过程让我想起了2006年刚上任时美联储结束货币紧缩周期的往事，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开始收紧政策时面临的重重困难，同时也让我想起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的一个故事。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的劲敌是奥地利的梅特涅王子。据说，当梅特涅听到塔列朗去世的消息时的反应是问了一句：“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现在似乎也是如此，无论我说什么话，也无论我说得多么明白，市场总是在怀疑，总想挖掘出一点隐含的信息。

我参加完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后，又着手一项新的沟通任务，但这项任务比参加记者招待会和国会听证会有趣得多，我也比较喜欢。这个任务就是到两个熟悉的地方——西蒙洛克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并发表致辞。我的儿子乔尔在2006年毕业于西蒙洛克学院，2013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我的妻子安娜还是西蒙洛克学院的监事会成员。

5月18日，我到西蒙洛克学院发表演讲。虽然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但我依然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经济在4年前已经开始复苏了，但毕业生们依然要面临严峻的就业市场。我试着展望未来几十年，而不是几个季度的情景，并反驳经济学家的一个错误观点，即发达经济体注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缓慢增长速度。我告诉毕业生们：“今天，人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纽约扬基队著名捕手、名人堂成员尤吉·贝拉曾经感叹地说时代已经变了，未来不会像过去那么美好了，而我就是要说服毕业生们，贝拉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6月2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也是很有趣的。我为毕业生提出了十条建议，而不是“十诫”。回想到我自己的职业道路，以及美国经济和金融在过去7年半内的变化，我对毕业生们讲：“生活是不可预测的。”我还给他们讲了我对自己选定的职业的看法：“经济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思想领域，可以绝对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决策者过去的选择是正确的，但至于未来，则无法准确预测。”

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乐于同教师和学生交流沟通（有的来自常春藤盟校，有的来自历史上一直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有的则是重返社区大学的成年人）。我一直向他们强调终身教育的重要性。我之所以这样讲，不只是因为我和安娜之前都从事过教育工作。我知道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健康增长，但货币政策无法凭空创造经济，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提高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以及取决于接受全面教育之后形成的认知能力。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6月19日，也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两周半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办公室坐了下来。窗外，宪法大道两侧的榆树已经是郁郁葱葱了，但我的视线却没有集中在榆树上面，而是集中在彭博终端上。股票和债券市场正在大幅波动，参差不齐的红线不停地闪动。在所谓的“缩减恐慌”中，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汇率飙升，而道琼斯指数正在下降，由此引发的经济后果可能很麻烦：如果长期利率继续上升，股票价格继续下跌，将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而美元上涨会抑制美国商品的出口。

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确认将继续以每月850亿美元的速度收购证券，但许多与会者想提前为最终退出这一政策奠定基调。为了安抚他们，我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了一个试探性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缩减路径。我说，如果我们预计就业市场能够持续改善，通胀率能够逐渐迈向我们之前设定的2%的目标，那么就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步减缩收购规模。之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继续以我所谓的“慎重步调”缩减收购规模，并大概在2014年中期彻底终结证券收购计划。根据我们的预测，5月份7.6%的失业率到2014年中期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虽然7%的失业率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相对于2012年8月市场开始预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时8.1%的失业率而言，的确算得上一个重大改善了。我认为，只有等到我们可以合理地宣告这一计划完成了使命之后，才可以结束证券收购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防止市场对我们未来缩减收购规模出现过度反应，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自从2013年12月以来一直被纳入会议声明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预计在证券收购计划终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句话讲，就是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最后，由于市场很担心我们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之后会很快地采取扭曲操作，以便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因此为了缓解这种担心，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持有那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到它们到期，并不会急着抛售。

我知道任何关于缩减购买规模的讨论都有可能导致视市场出现负面反应，至少是温和的反应，但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针对证券交易商开展的调查来看，我认为我描述的缩减路径是接近于市场预期的。我甚至希望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市场产生一波积极影响。一般来讲，我不担心短期的市场波动，但那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彭博终端上看到的行情动态却超出了我的预期。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其影响无异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们没想到市场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感到非常惊讶。这一切怎么解释呢？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对市场预期的看法过于依赖我们对证券交易商的调查。证券期货市场虽然能够让我们可靠地了解市场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但无法让我们了解市场对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征求证券公司的看法时，只是询问了各家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们对美联储公开声明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给予了认真关注。事实上，这就是说，美联储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们在调查的时候，调查对象仅仅局限于同样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这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被调查者与调查者属于同一类，但忽视了那些普通交易员们的想法。许多交易员显然并不关注他们公司的经济学家们说了什么，而是或多或少地押注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将会继续无限制地实施下去，比如，有些交易员就提出了“永久量化宽松”（QE-ternity）或“无限期量化宽松”（QE-infinity）的说法。这些想当然的看法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我们一贯所讲的内容，但有些投资者的决策显然是以这些无端猜测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我们发布了对证券收购计划的声明，但他们还是像梅特涅一样，不相信我们声明的内容，而是问道：“不知道他又在搞什么鬼？”虽然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话讲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结论依然是我们将更早地开始提高利率。他们卖掉了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高了长期利率。(www.xing528.com)

为了纠正市场的错误印象，我们美联储理事会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6月2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和杰里米以及杰伊商议对策。我直到7月10日才有公开演讲机会，而比尔·达德利和杰伊分别在6月27日和6月28日各有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因此，他们可以不失时机地澄清我们的政策。6月19日那次会议之后，才过了一周的时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已经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而且更严重的是，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也飙升了半个百分点，这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恢复构成了严重威胁。道琼斯指数下跌将近4%，美元汇率上升将近3%，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跟着遭殃，因为投资者预期自己可以在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息，因此纷纷将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转而投向美国。

达德利和杰伊在演讲中都强调说：“如果我们觉得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可能对经济造成伤害，那么我们就不会这么做。”杰伊说：“如果经济表现疲软，那么委员会将会晚一点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甚至有可能增加收购规模。”达德利说：“如果就业市场的形势达不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期，那么我想资产收购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积极开展下去。”杰里米则说：“我们的政策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7月10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其间，在回答某个问题时，我说：“逐步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等同于紧缩货币，现在大体上还是宽松的。”我们这些澄清果然奏效了，抵押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都下降了一些，股市有所反弹，但市场还是弥漫着担忧情绪。

不幸的是，缩减证券收购规模并不只是那个夏季的唯一争议，在6月份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兰·梅问我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两天前在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上对我的评论。当时，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查理·罗斯采访时曾经说：“伯南克干得不错。”然后，他又补充道：“他干的时间已经比他想干的时间以及应该干的时间长得多。”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发表这番评论，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我在接受第二次提名时表达出来的复杂心态，以及我干满8年就绝不再干的决心。我没有回答伊兰的问题。其实，自从一年前那个夏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会多么迅速地炒我鱿鱼之后，我就不再回应关于我的接替人选以及个人去向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美联储主席与行政机构的部长们不一样，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被炒鱿鱼。）

我本来也可以回答伊兰的问题，以免外界误以为我是被赶下台的，但我认为总统那番评论并不意味着他对我有什么不满，也不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与当初提名我时的看法有什么变化。但我还是采纳了米歇尔·史密斯和戴夫·斯基德莫尔的建议，尽量避免公开谈论我的去向问题。他们坚信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即政策制定者应尽可能长久地避免“跛脚鸭”^[2]状态。

那个夏季，关于我的接替人选的猜测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大部分人都猜测是萨默斯或耶伦，但也有人公开提到其他人选，包括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当时，费希尔的8年以色列央行行长任期即将结束。我对于白宫管理任命过程的方式感到不满。人们猜测了一周又一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坐视不管。我认为这些无端猜测有可能损害候选人的声誉，甚至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不确定性。虽然耶伦对于外界的噪声感到反感，但还是努力排除干扰，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萨默斯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虽然密切，而且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他有一些重大的不利因素，包括之前曾经与学界和政界的对手公开爆发过摩擦。一段时间之后，政府还没有宣布人选，但我认为耶伦的胜算最大。萨默斯的胜算前景在7月下旬遭到致命的打击，当时，参议院的54个民主党人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很多人属于民主党内的自由派人士）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支持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因为总统几乎指望不上共和党人支持他提名的人选，因此，他不能失去民主党人的支持，也就必然会重视民主党人的诉求，所以耶伦获得提名的概率最大。

那个夏季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联储主席一职。7月11日，贝齐·杜克宣布将在8月底辞去理事一职。她在美联储任职这5年内，发生了很多大事。她说她也想为美联储服务得更久一些，希望感受一下正常的日子是什么样（她加入美联储一个月多一点时，雷曼兄弟就倒了），但现在她似乎已经放弃希望了。莎拉·拉斯金虽然是美联储历史上第8位担任理事一职的女性，但她却在7月31日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财政部副部长提名的女性。自2003年开始担任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桑德拉·皮亚纳尔托宣布将在2014年初退休。我非常欣赏她多年来表现出的那种建设性、低姿态的做事态度。她会认真地倾听她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事的意见，也会认真倾听她管辖的那个储备区的商人、银行家和社区领袖的意见。如同杰里米、杰伊、贝齐一样，她也对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持有保留意见，但是她不会哗众取宠地引起轰动，而是努力通过深思熟虑、谦虚低调的论辩去说服委员会成员。她也会在演讲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会采用托马斯·赫尼希在2010年使用的那种挑衅言论。

2013年，其他国家的央行也出现了人事变动。白川方明在日本央行行长职位上服务了5年后，在3月份辞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行，拥有清醒的头脑，时常提出建设性的观点。他努力帮助日本经济从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中恢复了过来。但他也非常谨慎和保守，也许这是因为他在出任央行行长之前，曾经在日本央行有过长期任职经历。他的继任者黑田东彦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算是日本央行的“外来户”。他的政策被视为更符合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主张大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安倍经济学”。据媒体报道，他将采取更加接近于“伯南克式”的策略，包括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努力将日本通胀目标设定为2%。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老同事默文·金在7月1日结束了10年英国央行行长任期。他于2011年被封为爵士，并在2013年成为终身贵族，因此跻身英国上议院，我偶尔打趣地称呼他为“金爵士”。我曾经前往伦敦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加为他举行的欢送晚宴。他的继任者是马克·卡尼，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也是备受尊重。卡尼的继任者是斯蒂芬·波洛兹。他曾经担任加拿大央行研究部门主管，并领导过一个促进出口贸易的机构。

经历了“减缩恐慌”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延续到了夏季。在7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我们的会议声明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变。我在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以及在其他场合，依然继续阐述证券收购计划和利率政策的区别。我们购买证券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提高其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则是在债券收购计划结束后，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我们这套计划类似于多级火箭，助推器先是把火箭推进太空，使其达到逃逸速度，然后，第二节助推器为其继续提供长期动能。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分别于7月17日和18日举行了听证会，那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最后两个听证会。许多议员，包括一些曾经严厉批评美联储行动的人，都走到我面前，以各自的方式感谢和祝贺，尤其是感谢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在《多德–弗兰克法案》辩论过程中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盟友，但他也强烈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他对我讲：“谢谢你的服务，谢谢你的友谊，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祝福你。”但就在5个月前的货币政策听证会上，他还曾指责美联储的政策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储蓄账户和定期存单的利率压得非常低，无异于“把老年人往火坑里推”。我喜欢和尊敬科克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议员，但我永远也不会适应政客们这种既打击你，又恭维你的“双重人格”。但至少参议员科克里在私下场合跟我讲的话，和在公开场合讲的话是一致的，而他的很多同僚都做不到这一点。

这两个听证会召开时，《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几乎三周年了，我为议员们介绍了美联储为了落实这一法案而付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制定新的监管规则时，我们不仅必须协调美国的其他监管机构，还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因此，还必须与国外的同行协调。7月2日，我们美联储和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共同采用了更加严格的银行资本金要求，甚至比第三版《巴塞尔协定》的标准还要高。自美联储在2009年初率领其他机构开展综合压力测试以来，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增加了一倍多。他们可以更好地抵御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并维持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我们采用这些严格的监管标准那一周内，横跨多部门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就宣布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接受美联储的监管。

杰克·卢在公开讲话中以及在财政部内部的会议上，都不停地催促各个监管机构加快制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细则。8月19日，奥巴马总统在罗斯福厅召见我们两人，为我们提供精神鼓励。他显得特别焦虑，因为他很想在年底前开始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许多证券、金融衍生品、商品期货和期权的自营交易。我理解总统为什么会有紧迫感，但我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为了落实“沃尔克规则”，共有5个监管机构参与制定实施细则，它们发现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区分哪些交易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但最后我们在12月10日敲定了最终版本，总算在总统给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任务。

我们在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考量就是保持金融稳定，绝不能因此对信贷流动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两年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曾经在一个公共论坛上问我是否计算过我们实施的新规则累计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我们在制定某一个或某一些规则时，理所当然地会分析它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但要全面地评估所有规则的成本和效益，则是不切实际的。他对我的回答感到不满。戴蒙在公共场合对我发起的挑战代表了银行家们的利益，因此，他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华尔街的英雄人物。或许我可以给戴蒙提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即如果不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任由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重新上演，那么造成的经济成本和人力成本或将无法估量。

7月份的那两个听证会是我在9月17—18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公开发表演讲的最后机会。由于听证会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因此，为我引导市场对于缩减证券收购规模的预期平添了一些复杂因素。通常情况下，我会利用8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演讲，预示即将到来的政策转变，但今年的年会我决定不参加了。其实，去年的年会我就打算不参加，因为我侄女的成人仪式恰巧也安排在了那个周末。但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斯特·乔治特别为我调整了会议日期，我才参加的。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去参加了，因为那是埃斯特·乔治出任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后首次主办杰克逊霍尔年会，如果我当时没去，媒体很可能将其解读为我不给埃斯特面子，当然，我肯定不想发出这种信息。不过，我对这个年会也存在一些担忧。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媒体炒作的舞台。此外，我认为，这个年会已经成了美联储的旗舰会议，而美联储系统内有12家联邦储备银行，只让堪萨斯这一家担任主办机构并主导议程的设定，的确有点不公平。

我后来没有参加这个年会，而是和妻子安娜一起度假5天。这是我们在2007年8月被迫取消前往默特尔沙滩度假的计划之后，第一次和妻子一起度假。我们先去夏洛特市拜访了一下家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里参观了美国最大的私人宅邸——比尔特摩庄园。这个庄园的设计者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他也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我们还在一个酒馆欣赏了一下当地的蓝草音乐^[3]。

我本来还有点担心缺席杰克逊霍尔会将给美联储与外界沟通造成一定的难题，但事实表明，经济指标涨跌互现，即便参加那次会议，我也不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尽管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但随着9月会议的临近，市场参与者似乎越来越期待我们终于要启动众所周知的缩减计划了。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的一周内，《华尔街日报》调查了47个经济学家，三分之二的人都预测我们将开始缩减证券收购规模。

会议前夕，我觉得形势依然很不明朗。8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小幅下降，降到了7.3%，但就业增长势头似乎已经减弱了，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口平均每月只有13.6万人。我还担心金融政策的收紧速度过快，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在5月份时还不到3.5%，此时却飙升到了4.5%以上。其他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国会和政府将在10月1日围绕债务上限问题和2014财年政府预算问题走向最后摊牌。根据我们在2011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边缘政策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市场信心，在最坏的情况下，将引发国债违约，或将引发重大的金融动荡。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分为了两派，一派倾向于适度减少，比如说，每月购买规模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另一派成员想要延迟。尽管市场普遍预期我们会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但我建议说我们推迟缩减行动。比尔·达德利以及耶伦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我说：“我在今年6月也没有说过我们会在9月开始缩减收购规模，我当时只是说‘今年晚些时候’。”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前景还不能清楚地证明现在适合开始缩减购买规模。我想发送的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是：我们的政策将取决于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前景。毕竟，这也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开放式证券购买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支持我的建议，只有埃斯特·乔治不同意，她一年来一直都是表达反对意见。杰里米·斯坦恩加入了多数派，主张推迟缩减行动，但在接下来那一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能够立即开始缩减收购规模，他就会感到更加舒服一些。

由于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很努力地对外界沟通，因此，9月份那次会议上按兵不动的决定让市场感到惊讶，但市场的惊讶反而让金融形势缓和了一些，为我们真正开始缩减计划创造了条件。我们的会议声明发表后，长期利率下跌，而股市上涨。第二天，温和的《纽约时报》刊文说我们在购买证券计划上坚持到底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没有说服我们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篇评论的标题是“伯南克先生的疏忽”，指责我“缺乏胆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采用了里克·佩里在2012年发表讲话时采用的字眼，把我称为“缩减计划的叛徒”。在这个时候，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丝毫不关心外界怎么评价我，也不关心债券交易员被弄得措手不及之后的恼羞成怒，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情。

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暂缓紧缩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共和党占据多数派的众议院和民主党占据多数派的参议院，很快就在联邦政府支出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取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PACA，通常也被称作Obamacare，即《奥巴马医疗法案》），这当然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拒绝，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最后，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停摆（由此造成的后果并不像未能提高债务上限和政府债券违约那么严重）。据估计，有80万名联邦雇员被告知待在家里，但有130万名不可替代的文职雇员还是要去工作，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到薪水。140万名军事人员和50万名邮政工人也要继续工作。美联储的运作经费来自持有的证券投资组合创造的收益，因此可以照常运作。

换句话说，虽然很多政府机构依然继续运作，但有些非常知名的地方（比如国家公园）都暂时关闭了。10月13日（周日），一群愤怒的退伍老兵及其支持者拆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通向国家广场“二战”纪念碑的路上设置的路障，我觉得他们做得好。然而，我失望地发现劳工部也停摆了。劳工部原定于10月4日发布9月份的就业报告，现在却不得不延期，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需要这些及时的、最新的信息。于是，我给劳工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打了个电话，主动提出暂时由美联储为劳工部提供一些运转经费，以便让劳工部按时发布就业报告。佩雷斯跟他的律师商量完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不行。

9月25日，也就是联邦政府快要停摆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很快用尽回避债务上限的会计手段，联邦政府很可能在10月17日就要宣告违约。幸运的是，在违约前夕的10月16日，国会通过了一项财政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继续获得拨款至2014年1月15日；暂停实施债务上限至2014年2月7日，午夜过后不久，总统就签署了这项法案。像国会这种边缘策略令人感觉很不舒服。

在政府停摆期间，也传出过好消息。奥巴马总统宣布提名耶伦作为我的接替人选。三周前，萨默斯已经主动宣布停止角逐这一职位，他说：“如果我获得提名的话，参议院的批准过程很可能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不符合美联储或政府的利益，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我为耶伦感到高兴，但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争议连连，令我深感遗憾。

在10月9日下午两点，我、耶伦、耶伦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到了罗斯福厅，等着参加提名仪式。总统的高级顾问瓦莱丽·贾勒特过来做了自我介绍，和耶伦聊了一小会儿，就把我们领到了国宴厅。总统问我是否想说几句话，我婉拒了。那一天属于耶伦。她站在总统的右边，我站在总统的左边，我的双手交叉放在身前，聆听总统讲话。总统称我为“冷静的典范”，感谢我展现出了“巨大勇气和创造力”，采取了“避免另一场萧条所需的大胆行动”。

总统宣布了耶伦的提名，称赞她是“得到事实检验的领导者……特别优秀……在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期间……推动了很多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事实上，在我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耶伦在美联储的决策经验比我丰富。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耶伦强调将致力于实现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尤其是鉴于当前形势，要格外重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她说：“美联储的使命是服务所有的美国人，而如今太多的美国人仍然找不到工作，担心如何支付账单，养家糊口。”她表示：“如果美联储可以有效地工作，就可以帮助这些人。”从那时起，我的任务就变成了确保平稳过渡。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10月29—30日召开。交易员们的预期是我们不会采取缩减行动。这一次，他们的预期是正确的。9月份就业报告的发布时间推迟了两周多，直到10月22日才发布，报告显示失业率降到了7.2%，但就业人数只增加了14.8万人。此外，我们仍在试图评估政府停摆两周造成的经济影响。此时，等待似乎是明智之举。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3年12月17—18日召开会议时，市场形势已经可以实施备受期待的缩减行动了。当时，我们已经获取了10月和11月的就业报告。失业率已经缩小到了7%，这个水平实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同时，9月份就业数据经过修正后，9—11月的就业人数平均每个月增加近20万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了每月缩减100亿美元收购额度，即从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埃斯特·乔治在加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首次站在了多数派的一边。

然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这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为时尚早。他指出通胀率仍然远低于2%的目标。为了回应他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成员的问题，我们调整了会议声明中关于是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措辞，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在失业率降至6.5%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水平都是合适的，尤其是在通胀水平持续低于2%的情况下。”我之所以专门加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几个字，是为了给外界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即使我们继续缩减证券收购规模，我们依然没有急于提高短期利率。我们传递的信息显然得到了市场的理解，因为市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决定。

那一周，各地的储备银行行长们飞到华盛顿的时间比以往时候早了一些。这样他们可以参加于2013年12月16日举行的《联邦储备法》签署100周年纪念仪式。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设立了美联储。两位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现任主席（我）和即将就任的主席（耶伦）肩并肩地坐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会议桌前。我们这几位主席执掌美联储的时间长达34年。熟悉的面孔还包括前理事唐纳德·科恩、罗杰·弗格森、凯文·沃什、兰迪·克罗兹纳、马克·奥尔森、苏珊·比斯和贝齐·杜克。年龄最大的出席者是95岁高龄的杜威·达思，肯尼迪总统提名他担任美联储理事。83岁高龄的南希·蒂特斯是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性理事，她也到场了。她是1978年由卡特总统提名的。总体来看，共有62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现任和前任成员出席这个仪式，堪称美联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聚会了。

在我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我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总结一下我对美联储的感想。我提出美联储成立以来一直秉持的价值观，虽然美联储的最高层来来去去，但美联储的广大专业人士始终坚持冷静客观、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致力于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即“美联储愿意在关键时刻顶住政治压力，做出艰难却必要的决定”。

2014年1月是我任期中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还有其他机会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分析危机以及危机的后果，但很少分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直到1与16日，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参加一场活动时，才谈到了这个方面。当时，历史学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问我危机期间是否有过不眠之夜。我最喜欢的书里面，有一本是他写的《金融之王》（Lords of Finance），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主要央行行长的事迹。我当然有过很多不眠之夜，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像自己坐的车突然掉到河里面一样。我对他讲：“这就像你坐在一个悬挂在桥边的车上，谨小慎微地不想掉到河里，但最后还是掉下去了，你不禁发出‘哦，上帝！’的惊呼。”

在任期的最后一周里面，既有熟悉的日常决策，也有不熟悉的告别仪式。我在2014年1月28—29日最后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劳工部报告指出12月份的失业率令人意外地大幅降低到了6.7%，达到了5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样一来，我们就没理由不缩减证券收购规模了。于是，我们将每月的收购规模从750亿美元进一步缩减为650亿美元，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情景是2011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微妙任务将由耶伦和她的同事们完成。丹尼尔·塔鲁洛和杰伊·鲍威尔将留任。拉斯金出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提名已经得到批准，很快就会离开美联储。杰里米·斯坦恩将在2014年中期重返哈佛大学。1月10日，奥巴马总统宣布杰伊将担任完整任期，另外还提名了两个人：一个是莱尔·布雷纳德。他曾经在欧债危机肆虐之际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另一位是备受尊重的斯坦利·费希尔，总统提名他接替耶伦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耶伦主动请求政府提名费希尔担任副主席，这体现了她的自信，因为不是每一位新主席都希望让如此强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副手。所以我对耶伦这一选择也是非常支持，媒体界更是把他们两个的搭档称为“梦幻组合”。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同事们为我举行告别会。我之前也主持过很多类似的活动，但都是欢送别人，而这次我成了被欢送的对象，当我听到这么多溢美之词的时候，反倒感觉很不习惯。耶伦对我格外亲切，她说：“我相信，在过去8年中，你最卓越的成就是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你不断地面临质疑和批评的噪声……但你明白如果屈服于这些批评意见，你就会永远沦为历史的笑柄，我从来没有见到你受到这些噪声的影响，你依然意志坚定，思想开明，充满创意，努力为这个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

作为报答，我想帮耶伦一个忙，即敦促在座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发表公开讲话时更有建设性，而不是那么苛刻。在前所未有的环境下探索新的政策工具时，公开表达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有益的。我说：“如果一艘船驶入未知水域，那么船员可能会就如何驾驶船只以及驶向何处发生激烈争论，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抵达陆地，但我们至少是接近已知的水域了……因此，我敦促你们注意与公众沟通的方式，除了表达分歧之外，还要考虑共同立场。”我知道很难让所有人接受我的观点，但我应该为耶伦尝试一下。

1月30日下午，数百名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埃克尔斯大楼一楼中庭向我告别。活动的主题是棒球。我们吃了热狗、玉米花生糖、爆米花和冰激凌，但没有啤酒。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是需要在冷静状态下处理的业务。他们为我制作了一张棒球卡，上面记载着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职业生涯：主持86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出席79次国会听证会、发表226次演讲以及两度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

第二天是我在美联储主席任上的最后一天，我为我的秘书丽塔·普罗克特举行了一个“退休早餐”。其实她的退休日期已经过了，为了确保我的工作顺利进行，她才留任到今天。她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曾开玩笑地说，应该有一个新的效率测量单位，叫“丽塔”，我们大部分人的效率最多只能达到半个“丽塔”。吃完早餐后，我回到办公室，打包了一下自己要带走的东西。那天下午，我走出办公室的时间比以往早了一点。我穿过长长的大理石走廊走向那个镶着木板的电梯时，走廊两侧早已等候的记者们不停地拍照。我和安保人员比尔·麦卡菲一起乘坐电梯前往车库，最后一次乘坐美联储那辆配备着重型装甲的SUV回家。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即2月3日，耶伦宣誓就职，塔鲁洛主持仪式。塔鲁洛现在是资历最深的理事了。那天早晨，我穿上球衣和蓝色牛仔裤，吃过早餐，吻别安娜，自己开车前往布鲁金斯学会，我是那里的“常驻杰出学者”。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戴夫·斯基德莫尔向美联储公共事务部门请了个长假，协助我做这件事。我的新办公室比上周五刚刚搬离的那个宽敞的办公室要小得多，但在这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的老朋友唐纳德·科恩就在同一楼层。

[1] 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流通的货币属于债务，需要与一定的资产相对应，而这类资产一般是政府债券。美联储持有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是3.5%左右。——译者注

[2] 此处的“跛脚鸭”指任期将满而又未能重新当选的落选官员。

[3] 蓝草音乐（bluegrass music），是美国民谣音乐的一种，同时也是乡村音乐的分支，比普通乡村音乐更加纯净清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