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7日，我坐在美联储马丁大楼的私人餐厅内，墙上的钟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快就到下午2点15分了。米歇尔·史密斯和她公关部门的同事罗斯·皮亚纳尔托（她是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的妹妹）正在等我。我拿起一瓶水喝了一口，又把视线转移到了钟表上。再过几分钟，我就要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主席。
由于美联储理事会的房间都不够宽敞，也没有大礼堂或电视转播间，我们只能把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安排到与美联储自助餐厅位于同一楼层的大餐厅（我那个私人小餐厅就用作休息室了）。要召开这种关注度很高、市场十分敏感，而且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后勤安排方面的挑战可以说十分严峻，米歇尔、罗斯以及美联储其他许多工作人员为此忙碌了好几周，他们希望可以提前考虑到一切突发情况。
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我曾经与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反复演练过好几次，希望能够想到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比我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会之前的准备工作还要充分。我们预计记者的问题可能比议员提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我在和媒体打交道方面，当然也不算新手了，之前每次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之后，都会接受记者的提问，也曾经接受过好几个媒体的记者采访。米歇尔邀请了大约60家媒体，其中包括报纸、杂志、通讯社、网络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无线广播电台，每家媒体派出一名记者。此外，外国媒体也参加了，包括德国的《明镜周刊》、法新社、日本的《朝日新闻》和韩国的《经济日报》。
在会场布置方面，我们考虑得很仔细，因为每一个细节都会传递出某种潜在的信息。我们希望把这次记者招待会办成经济研讨会，而不是政治性的记者招待会，因此，我不会站在高高的演讲台后面，而是坐在桌子后面（但为了让后排的记者拍清楚，桌子放在了一个稍微垫高的台子上），我那张桌子前面布置了几张长桌子，供记者就座。按照华盛顿的传统，我的右后方是美国国旗，左后方是美联储的旗帜。
下午2点15分，我在摄像机发出的一片咔嚓咔嚓的声音中走进了临时布置的转播室，我扫视了一排排的记者们，然后开始发表简短的开场白。
关于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1年3月15日那次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想法。其实，很多国家的央行都会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些很频繁，比如一个月举行一次。要提高美联储的透明度，采取这一举措似乎是接下来的必由之路。正如我经常跟朋友们所说的那样，货币政策要发挥出影响力，98%靠宣传，2%靠政策本身。当短期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时候，与外界做好沟通，影响市场的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场记者招待会上，我没有办法提前准备发言稿，完全不能依赖稿子，而且是实况转播，因此，一言不慎就有可能招致猛烈批评，任何一个错误的或者超出预期的政策信号都会给市场造成一定的震荡。我们知道一旦我们开始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那么以后就很难终止了。
在2010年11月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批评浪潮之后，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清晰、有效地向外界阐述我们的政策。3月24日，我们宣布我每年将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举行4次记者招待会，这正好与美联储发布关于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季度报告的时间相一致。
我在那次记者招待会的开场白中表示，到2011年6月底，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完成6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收购计划，这是我们之前的承诺，而且我们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在更长的时间内”将保持低位。
当时，要明确地判断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最终影响，还为时尚早，但从政策实施初期的一系列迹象来看，似乎前景还不错。自从我在8个月之前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暗示我们将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已经大幅改善了，美国股市上涨27%，公司债券和国库券的收益率差距逐渐缩窄，这表明投资者更加愿意承担风险。正如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我们宣布这一计划之后，长期利率应声下跌，这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有所增加，而且对通缩的担忧有所减少。这类似于我们在2009年3月份实行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见到的情景。
金融形势的改善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011年2月和3月，就业人数平均每月增长近20万人。2010年11月，失业率还维持在9.8%的高位，令人深感沮丧，但到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9%以下。我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虽然之前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给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将缓慢复苏，失业率将逐渐下降。最严重的意外情况就是日本在2011年3月11日遭遇地震和海啸，导致大概2万人死亡，并破坏了全球供应链，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突然短缺，导致全球汽车工业和其他制造业都受到了影响。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危难之际向日本展现了团结的姿态，与日本方面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非常罕见地干预了外汇市场。大地震发生一周之后，我们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一起买进美元，卖出日元，以便压低日元汇率，让日本的出口商品更具竞争力。那是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唯一一次干预外汇市场。
通胀预期也会引发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们很担心通货紧缩问题，但现在才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通缩风险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显然是货币宽松政策的另一个成功之处。但通胀率攀升得似乎太快了，因为从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汽油价格涨了快1美元，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食品价格也不断上涨，主要是因为全球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的价格都在上涨，而且美元汇率有点疲软的关系。
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尼尔·欧文率先发问，他提到了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华尔街日报》记者琼恩·希尔森拉特接着提到了天然气和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问美联储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做点什么。大家都关注到了外界反复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即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美联储是否应该考虑扭转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长期以来，针对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采取妥善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央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过去多年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直关注这些价格的变化，也会通过“核心通胀率”等指标去跟踪通胀形势的变化。由于核心通胀率剔除了粮食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因此，这个方法常常遭到奚落。人们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难道你们美联储的人不吃饭、不开车吗？”当然，我们也要吃饭，也要开车，但美联储认为，只要核心通胀率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低位，就可以等同于物价稳定了。
我们关注核心通胀率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货币政策变动之后，其对于经济的影响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当前的通胀率，还要考虑到几个季度之后货币政策的影响真正被人感受出来时的通胀率。这就相当于你在足球比赛中传球给队友时，不能只盯着队友现在的位置，而是要考虑到队友在一定时间之后会到达的位置。研究表明，剔除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波动最剧烈的价格，有助于更好地预测整体通胀形势。[1]我们在2008年夏季就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当时，虽然美国经济疲软，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我们美联储顶住压力，没有提高利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对于希尔森拉特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们认为最近石油价格上涨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货币政策不是诱发因素，其原因在于“阿拉伯之春”之类的政局动荡（政局动荡加剧了市场对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忧虑），而且根据我们的判断，无论是油价上涨，还是粮食价格上涨，都不大可能导致整体通胀率持续攀升，因此，不必采取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那场记者招待会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事实证明，招待会是成功的，对我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场记者招待会在后勤安排方面做得也很成功。
2011年5月，HBO家庭影院频道播出了一部名为《大到不能倒》的影片，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过来的。保罗·吉亚玛提饰演我，并因此荣膺“美国演员工会奖”。吉亚玛提为了搜集素材，曾经到美联储拜访过我。他到父亲巴特利特·吉亚玛提曾经担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因此，我们吃午饭时，很快就谈到了棒球比赛，反而没有聊美联储和金融危机。但考虑到他的演出获得了肯定，因此，我想他来拜访我期间应该找到了他需要的素材。我读过索金那本书，但没看过那部影片。之所以不看，是因为我担心那部影片以过于简化的方式去讲述复杂的问题（这种担心可能有失偏颇），而且在荧屏上看到别人扮演自己，感觉挺奇怪的。当有人问我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我就回答说我不需要看这部影片，因为我就是这些事情的亲历者。
大概在那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比尔·克林顿提出要见一见我。我之前见过希拉里·克林顿。她曾经是参议员，后来又出任国务卿。有一次，我从美联储出发，步行了一个街区的距离，前往国务院，跟希拉里吃午饭，我的安保人员跟在旁边。她很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然后我们在一间只有两人桌的小餐厅里面共进午餐。对于美联储在危机期间采取的行动，她表达了支持，但她更多的时候是在倾听，说话并不多，多次问到我对世界多个经济体的看法。
我与比尔·克林顿见面的地点是他们在华盛顿海军天文台附近的家里，见面时间持续一个多小时。他之前接受过几次心脏手术，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此，看起来很瘦，据说已经变成了素食主义者，但谈到政治、外交和经济时，他的精力又显得很充沛。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赞扬美联储应对危机的方式，鼓励我继续通过《60分钟》、记者招待会等途径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他说人们内心感到一切都不确定，感觉有点害怕，因此，需要有人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对我讲，如果美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更有信心。
事实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2011年春季的通胀形势判断得没错。天然气价格在5月初攀升到了最高水平，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面，就一直保持下跌态势。从年初到9月份之前，将粮食和能源价格考虑在内的整体通胀形势越来越严重，但之后逐渐缓和。然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测还是过于乐观了（私营部门的预测也是如此）。如同2010年的情形一样，2011年春季的经济表现还很不错，但到夏季就开始表现出颓势了。就业机会增长速度大幅减缓，2011年5—7月，平均每个月只增加5万个。我们8月份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就业增长完全停滞了。虽然失业率在年初下跌，令人感到一丝鼓舞，但之后就停止下跌了，一直徘徊在9%左右，到秋季一直都是如此，和两年前美国经济衰退结束之际的失业率相比，仅仅降低了大约1个百分点。此外，经过大规模修正之后的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那次衰退的幅度比之前预期的还要大，复苏速度也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慢。到了2011年中期，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产出才算恢复到衰退前的高峰，但就业机会却比高峰时少了650万个。经济学家常常被批评说无法预测未来，其实因为获取的数据不完整，而且这些数据时常需要修正，因此，就连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无法确定。很多数据就像噪声一样，干扰了决策过程，加剧了决策的难度。
我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经济为什么无法达到“逃逸速度”那样的状态，也就是达到可以自我维持增长的状态。日本地震和海啸等不可预见的冲击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我开始思考是否存在其他的、更严重的因素，我们原本预计这些因素会放缓经济复苏进度，但事实证明，它们产生的阻碍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且持久得多，以至于导致经济像是在逆风而行，无法达到不断增长的逃逸速度状态。因此，我们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
一个不利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尽管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稳定，但信贷依然紧张。只有信用评分最好的申请人才能得到贷款。信贷紧缩意味着新企业变少，现有的企业无法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导致新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即便那些有条件申请贷款的家庭和企业也纷纷减少贷款，非但不申请贷款，反而在支出方面变得更谨慎，也更加专注于偿还债务。这就是我以前在学术界跟马克·格特勒一起研究的“金融加速器理论”，结果现在却证实了，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衰退会导致借款人和银行的财务状况趋于恶化，从而限制了信贷流动，使得经济衰退更严重、更持久。我曾经对马克讲，我宁愿看到我们的理论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信贷紧缩又导致另一个持久的“逆风”，即房市复苏缓慢。通常来讲，建筑业及相关行业的快速反弹会带动房地产业、家具业、装修业等相关行业的增长。但这一次却没有出现这个景象。2011年，建筑商建设的私人住宅只有60万户，远远低于2005年的200万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危机前繁荣时期造成的一个后果，因为那时候兴建了太多房屋，库存量过剩，需要现在消化掉。此外，在危机之前，抵押贷款条款宽松，而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潜在的购房者，包括购买首套房的人，都无法获取信贷。其他妨碍房贷和建筑业增长的因素包括大量的房屋遭到查封、大量业主赔钱卖房（压低了房价），以及金融监管引发的不确定性（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前途的不确定性）。
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存在方向性的错误，构成了一股“逆风”。继2009年2月批准实施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之后，国会转向了紧缩模式，这与欧洲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迫于维持预算平衡的压力，不得不开始裁减工作人员，缩小公共设施建设规模。这股“逆风”绝不是轻柔的微风。按常理讲，在经济复苏时期，政府雇用的工作人员数量会增加，但这一次，公共部门就业人数（不包括那些被政府雇来开展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却比峰值减少了75万人（公共部门的失业人员中，有30多万人是教师）。美联储工作人员预计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可以创造出70万个工作机会，但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多被财政紧缩抵消了。
对于美联储而言，要公开讨论财政方面的逆风，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政府支出和税收等财政问题超出了美联储的管辖范围。但此时，财政政策却阻碍了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直接削弱了我们保障充分就业的能力。我与美联储理事会的幕僚们多次讨论之后，决定公开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我强调说，仅仅依靠美联储一己之力，是不足以充分提高就业率的，在当前这种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美国经济需要国会伸出援手，国会即便不能增加公共支出（比如路桥建设方面的支出），至少也要在再就业培训方面增加支出，让那些失业人员接受必要的培训，方便他们找到新的工作。第二，我指出，解决联邦赤字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赤字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医保支出增加导致的，国会在解决赤字问题时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增税或者削减支出加以解决，不然，非但阻碍了经济复苏，也不利于解决那些长期性的问题。
如果说信贷紧缩、房地产市场萎靡以及财政紧缩这三股逆风还不足以对美国经济构成严重挑战的话，那么，欧洲金融危机的卷土重来，无疑变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欧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金融形势在2011年夏季趋于恶化。继2010年5月救助希腊和2010年11月救助爱尔兰之后，欧洲不得不在2011年5月救助葡萄牙（救助金额高达780亿欧元）。每一个接受救助的国家都被要求大力削减预算赤字，并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提升其经济竞争力和经济运行效率。在理想情况下，对于那些接受救助的国家实施严苛的救助条款，有助于削减由救助引发的道德风险，还有利于促使这些被救助国家纠正当初将其拖入困境的拙劣政策，如果救助条款不严苛，那么其他处于类似困境的国家肯定会不加考虑地申请救助。
从另一方面来讲，严苛的救助条款只有在确保被救助国家不发生政治动荡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在这一点上，欧洲做得对吗？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对欧洲非常重要，对世界其他地区也非常重要，因为世界其他地区通过金融和贸易等渠道，与欧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和盖特纳参加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国际会议时，以及我个人在参加巴塞尔央行行长会议及其他会议时，都听到了动辄长达数个小时的争论。
我与盖特纳大体上都认为欧洲在这方面做错了，对此，我们毫不迟疑。在欧洲，有些国家的确需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很多国家（不仅仅是被救助国家）由于存在严格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方面的限制，经济运行效率很低，如果能够消除这些限制因素，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益处。比如，有些国家严格限制企业解雇员工，这就从一开始导致雇主不愿意雇用新员工。我们认为欧洲在几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对于一些债台高筑、困境较重的国家而言，财政紧缩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可以预见的是，这种政策必然还会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不幸的是，德国等实力较强的国家本来有能力加大支出、减少征税，以便抵消弱国紧缩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们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跟风式地削减预算，并宣称这是为了给那些穷国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来，整个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就表现出了高度的紧缩性，欧元区的宏观经济策略似乎可以归结为“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这些国家没有考虑到其付出是否真的能够带来收获。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还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加剧了财政紧缩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当通胀率超过了欧洲央行之前设定的“低于但接近于2%”的目标之后，欧洲央行先后于2011年4月和7月两次加息，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金融压力持续存在的现实。美联储在研究通胀问题时，会剔除变动剧烈的石油价格以及粮食价格，但欧洲央行却没有这么做。虽然欧洲央行在2008年夏季石油价格攀升之际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但我认为，此时他们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难以理解的。整个欧元区的财政紧缩以及欧洲央行加息，几乎完全注定欧洲经济增速将会非常缓慢，并且也注定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会遭遇经济严重收缩和失业率飙升的问题。
我与盖特纳除了担心欧洲近期的经济增长之外，还认为欧元区国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纠正欧元区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问题。具体来讲，一方面，欧元区采用了单一的货币政策和单一的央行，另一方面，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方面却享有独立的权力，而且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财政协调，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错配。（2011年初，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之后，欧元区的成员国就增加到了17个。）虽然它们也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采取了严格限制财政赤字的法律法规，但谁都不会预期欧元区国家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事实上，欧元区国家本来可以在财政领域开展一些合理的、有建设性的合作，比如，共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立一个共同基金（帮助那些经营失败的银行安全退出市场）以及在欧元区内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便各国共同承担银行倒闭引发的风险）。但对于这些合作措施，欧洲领导人要么直接拒绝，要么拖拖拉拉。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些国家在严苛的救助之后依然无力还债，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其他欧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应该继续为其提供救助吗？私营部门的放贷者（其中大多数都是欧洲的银行）应该承担一些损失吗？这些问题类似于美国在华盛顿互惠银行濒临倒闭之际面临的问题。我们（尤其是盖特纳）坚决反对让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承担损失，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加剧恐慌，导致危机蔓延到更广的范围。基于类似的原因，即便在国家违约的情况下，我们也反对强迫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承担损失。特里谢在这一点上对我们表示强烈赞同，但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其他建议则持有反对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对于欧元区的经济帮助不大，因此他宁愿把工作重点放在维持预算平衡和结构改革之上。关于国家违约的问题，特里谢担心的是，一旦哪个国家真的违约，放贷者对于欧洲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的信心必然蒸发殆尽。
到2011年夏季，随着希腊经济崩溃风险逐渐加剧，无力偿还贷款的迹象日益明显，国家违约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欧洲政客们甚至开始讨论是否要强迫私营部门的借贷者以及官方的借贷者（比如欧洲各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一些损失，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分摊损失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还有利于保护纳税人。与这些政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里谢以及欧洲央行都特别反对任由希腊违约或债务重组，因为这可能会加剧危机蔓延。（抛开经济层面的考虑不说，特里谢似乎还认为国家违约是很不光彩的事情。）由于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接受的救助资金来自官方机构，而不是来自私营部门的放贷者，因此不大可能受到危机蔓延的影响，但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较大的国家，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
2011年7月21日，欧洲领导人同意对希腊进行第二轮救助，救助金额高达1 090亿欧元（2010年5月那次救助希腊的金额高达1 100亿欧元）。但在第二轮救助方案中，私营部门的债权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做出让步，表现形式就是降低利率，并延长还款期限。事实上，这就相当于部分违约了。可以预见，一些私营部门的债权人很快就会抛售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债券。2011年初，意大利和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分别是4.7%和5.4%（两者与一年前的4%相比明显上扬）。等希腊开始讨论债务重组时，这两个利率开始上涨，到2011年8月1日，分别上涨到了6%和6.2%。之后，西班牙的利率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但到年底，意大利的这个利率却飙升到了7.1%。尽管欧洲央行早在8月份就重启了债券收购计划，但也无助于遏制这一态势。
利率上涨几个百分点看似并不严重，但利率升高会直接增加政府的赤字，从而引发一个恶性循环，即债权人担心违约风险，会要求提高债券利率，但提高利率又会导致债务人无法偿债而被迫违约。2011年夏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设想一些不可思议的情景，比如，部分欧元区国家违约，然后主动或被迫退出欧元区，放弃欧元，最终导致欧元崩溃。很多实力较弱的欧洲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因此，一旦出现国家违约，整个欧洲银行体系就有可能被拖垮。一场金融灾难似乎正在酝酿之中，其严重性可能远远超过2007—2009年那场危机。
正值欧洲危机愈演愈烈之际，2011年5月14日，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竟然因涉嫌“性侵”酒店女服务员在纽约被捕。我深感震惊。很多人认为卡恩是最有可能接替萨科齐出任法国总统的人选。卡恩很有才华，文质彬彬，堪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欧洲需要迅速采取果断的行动遏制危机。如果他的指控属实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原谅他。卡恩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退出了国际决策圈，留下了一个空白。卡恩的副手，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利普斯基暂时代行卡恩的职务。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7月正式接替卡恩，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史上首位女总裁。我的好朋友、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多年的奥利弗·布兰查德则继续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虽然拉加德之前曾经服务于法国政府，但与卡恩一样，她也没有偏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贷款申请的欧洲国家。事实上，她还经常批评欧洲政府不愿意采取更多措施去促进经济增长。但以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为代表的欧洲官员几乎不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听不进去美国以及其他各方的建议。这一点上我没说错，他们应该会同意。
就在欧洲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国会似乎也铆足了劲儿去搅动金融市场，因为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在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关于债务上限的法案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国会在批准联邦政府支出方案的同时，也会批准联邦政府发行必要的国库券。到1917年，为了管理方面的便利，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财政部在必要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是否发行国库券，但前提是债务总额必须低于某一个特定的上限。这样一来，国会就相当于把支出决策权与借贷决策权分离开了。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议员们突然发现可以把债务上限作为筹码去和政府讨价还价。通常来讲，围绕债务上限开展的“打斗”就像戏台子上的“打斗”一样，只是摆出来的花架子而已，因为执政党最后往往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但也会遭遇一定的政治冲击）。在2011年之前，最严重的一次僵局发生在1995年，当时，克林顿政府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债务上限和支出法案方面陷入了僵局，甚至导致联邦政府两次临时停摆。然而，当前华盛顿的政治对立情况越来越严重，围绕债务上限展开的争斗可能更具有实质意义，而且后果越来越危险。
很多美国人认为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政府应该支出多少以及应该征多少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债务上限与支出和征税没有关联，而是针对那些已经发生的支出，美国政府要不要偿还。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家庭刷爆了信用卡，却拒绝还账一样。
政府的一个关键承诺就是对国债要支付利息，如果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相当于国库券违约，而美国国库券是世界上持有量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产。当时，世界各地的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持有大约1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哪怕是短暂性的违约，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金融后果，并且对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如果无法完成其他方面的支付，比如给退休人员、军人、医院或承包商的支付没有完成，也会构成严重的违约事件，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影响。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实际上无异于绑架了整体国民的经济福利，因此，无论争执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结果都是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深受鼓舞，便打算推动联邦政府削减支出，从而引发了2011年的那场围绕债务上限的纷争。为了找到一个妥协方案，很多方面都付出了努力。比如，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成立了一个由两党人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但他们的努力最后也无果而终。2011年4月，盖特纳曾警告国会说，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那么联邦政府的资金将在8月2日左右用尽。在发出这一警告之际，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国会会认真考虑违约风险，市场的反应也很平淡。
美联储是财政部的财务代理机构，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很多支出（包括支付国库券利息）都是由美联储负责处理的。当政治纷争持续进行之际，美联储也和财政部共同讨论如果国会最终没有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影响哪些方面的支出。美联储负责金融体系稳定的监管人员、专家还同多家金融机构进行沟通，希望了解一下如果政府延迟支付国库券的利息，他们会怎么应对。我们听到的回复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库券也会出现短暂违约，这套系统的设计人员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可能性。
7月31日，经过数月的纷争之后，国会两党最后终于达成了《预算控制法案》，同意提高债务上限，但这个协议非常复杂，法案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组成“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即所谓的“超级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拟订10年内削减1.2万亿美元预算的具体方案，否则2013年初将启动“预算自动减赤机制”（sequestration），届时几乎所有项目的支出都将被全面削减。我当然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场债务危机能够得到解决，但由于经济复苏过程十分脆弱，我担心国会刻意施加的紧缩措施是否会阻碍经济复苏。
债务上限风波到此时还不算平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2011年8月5日，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表示，美国未来还会发生预算争执，因此宣布将美国3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2A级。但该公司的报告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该公司将未来10年间美国财政赤字高估了2万亿美元。财政部很快指出了这个错误，该公司虽然坦率地承认了错误，但坚持认为这个错误并不影响主权信用评级。我觉得该公司是在刻意借此向外界表明它没有屈服于政府压力。这一事件也折射出了美国政府与信用评级机构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政府可以监管信用评级机构，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有权评估美国政府的主权信用级别。
国际金融市场本来已经因为欧债危机而弥漫着忧虑情绪，处在十分脆弱的状态，标准普尔这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压力。从希腊宣布债务重组后的那个周一（7月25日）开始，在债务上限纷争引发的忧虑氛围下，道指在4周内跌去了1 800点，或1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时期，虽然美国国债违约风险加剧了市场担忧，但投资者却疯狂抢购美国国债，从而将其利率从3%左右压低到了略高于2%的水平，这个幅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这表明，在金融风波之中（以及在市场对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充满忧虑之际），美国国债依然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种吸引力显然超过了投资者对于违约的担忧。
2011年，疲软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逆风”之一。在我的鼓励之下，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和莎拉·拉斯金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如何才能让房地产市场恢复生机。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2011年7月接替退休的戴夫·斯托克顿担任这一职务）与美联储经济学家和消费金融专家卡伦·彭斯领导的团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协助。这一特别委员会密切跟踪房屋查封动态。2009年，遭到查封的房屋共计210万处，2011年虽然下降到了125万处，但这个数字依然很大。
我们的货币政策推动抵押贷款利率从2008年11月底的6%左右（当时我们还没有宣布第一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收购计划）下降到了2011年年中的4.5%左右。这样一来，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拥有房屋净值的业主就可以获得再融资以及减少月供的机会。不幸的是，大约四分之一的房屋属于“溺水屋”，即剩余房贷超过了房屋的真实价值，没有净值可言，因此就无法用于再融资。奥巴马政府针对“两房”拥有或担保的房贷推出的《住房可负担再融资计划》的早期实施效果令人失望，但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10月份放松了这一计划的条款，减少了有关费用，并扩大了适用范围，大大提高了业主的参与度。最终，这一计划帮助大约320万处房产实现了再融资。
奥巴马政府为了减少房屋查封现象而推出的另一个重大举措，即《住房可负担贷款调整计划》，为贷款机构提供了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它们通过延长还款期限或降低房贷利率去减轻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事实上，这一计划给财政部造成了不小的监管挑战，国会要求财政部密切监督参与这一计划的贷款机构和借款人。国会提出这一要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就会对贷款机构提出很多业务操作方面的要求，从而削弱这些贷款机构参与这计划的积极性。此外，由于涉及大量的文书工作，也导致很多业主不愿意提出申请。在实施后的第一年内，这一计划仅仅调整了23万笔抵押贷款。后来，经验丰富的财政部对这一计划加以改进，扩大了适用范围，使得更多的抵押贷款有机会得到调整。[2]但并非所有的抵押贷款调整后都可以避免再次违约和房屋查封，虽然对于借款人的筛选标准十分严格，但2009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46%再次违约，2010年得到调整的抵押贷款中，有38%再次违约。经济衰退对于就业状况和家庭财务状况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以至于就连数额比较合理的月供，很多借款人依然无力承担。
虽然我们对一些放贷机构享有监管权，但整个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之内。不过，由于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对于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联储就主动卷入了围绕房地产市场的争论。我们在2012年1月发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多项建议，帮助政府改善其制订的多个计划。我们分析了多个可以替代房屋查封的策略，比如一次性削减业主所欠房贷的数额。我们还提出贱卖房屋取代查封，具体来讲就是，鼓励放贷机构允许借款人以低于剩余房贷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房屋，以便偿还债务。（无论对于借款人而言，还是对于贷款机构而言，这一办法涉及的成本都远远小于房屋查封的成本，而且对于周围的社区而言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房屋贱卖不会导致长期空置现象，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虽然我们认为这份白皮书具有建设性和公平性，几位国会议员却提出了猛烈的批评。比如，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人、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奥林·哈奇抱怨说美联储干预了财政政策。但我并不后悔发布那份白皮书。我们无法帮助所有业主避免房屋查封，但确实避免了很多查封案例。虽然减少不必要的查封现象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如果真的成功了，就会产生多方面的好处，不仅仅有利于保障业主的利益，也有利于保障贷款机构的利益。房屋查封太多是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拖累了经济复苏，但从外界对那份白皮书的反应来看，防止房屋查封既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认为政府推出的计划已经过于慷慨了，而有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希望政府推出更慷慨的计划，这两类情绪对比十分强烈。
从另外一个备受苛责的事件中，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解决房屋查封问题存在的现实困难。在金融危机期间，抵押贷款领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机器人签署”丑闻（robot-signing）。具体来讲，抵押贷款机构的雇员在没有开展适当核查的前提下，（就像机器人一样）签署同意了数以百万计的查封文件。2011年4月，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命令16家抵押贷款机构聘用独立的顾问，逐一核查2009年和2010年发起或完成的每一桩房屋查封案件，以便判断是否存在查封错误。如果核查结果发现借款人受到了“机器人签署”丑闻的影响，或者遭遇了其他不公平待遇，那么抵押贷款机构将给这些借款人提供赔偿。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要核查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所需成本远远超过了提供给借款人的赔偿金。在国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提出多次抗议之后，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叫停了核查过程，转而根据较为简单的标准建立了一个新的赔偿机制，目标就是为业主挽回正义，并且不必给那些顾问支付大笔费用。最后这16家贷款机构中的15家同意为受害业主提供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39亿美元采取现金形式，其余61亿美元采取其他形式，包括调整抵押贷款合约的条款。共有440万名借款人直接获得了赔偿。
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压力，美国国会与政府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争吵不休，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长期性“逆风”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谓是阻力重重，大有再次趋于停滞的势头。到2011年夏季即将结束时，我在4月份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审慎乐观”情绪逐渐消退了。我们在2011年年中就按照之前的承诺结束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我相信这一计划的确有助于创造就业，而且有助于防止我们在2010年秋季看到的通缩威胁变成现实，但这一计划现在已经停止实施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纷纷预测美国经济迈向充分就业的速度将十分缓慢，通胀率将继续低位徘徊。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或许我们可以再度实施收购长期证券的计划，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再度全面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兴趣十分有限，至少当时来看是这样。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政策时往往夸大其词，有失公允，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美联储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帮助非常少，自始至终几乎都是美联储凭借一己之力在力挽狂澜。但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合理的批评意见，有些人提出的问题还是很好的。比如，证券收购计划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们的内部分析结果显示，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确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还不够好，虽然之前的证券收购计划有效，但考虑到现在利率如此低，我们收购的证券还能产生像之前那样的效果吗？还能给我们带来像之前那样的收益率吗？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削弱低利率政策的积极作用呢？
其他一些问题则关注再度启动证券收购计划可能会产生哪些出人意料的副作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除了担心这一计划会加剧通胀风险之外，还担心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2011年7月离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就曾警告美联储说，美联储持续压低长期利率正在催生“债券泡沫”，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遭到人为压低的债券收益率未来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出现飙升，而且会导致当前债券的收益率突然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新发行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现有债券的价格出现暴跌，这样一来就会引发大规模亏损，有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事实上，我们曾经密切跟踪分析过利率大幅下滑引发的相关风险，尤其是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构成的风险，因为这两类机构都持有大量的债券。我们相信这些风险都是可以管控的，但也不敢绝对相信自己的风险管控能力，毕竟，考虑到前几年的经历，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及时地发现金融体系稳定性面临的威胁，我们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www.xing528.com)
既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支持重新启动大规模收购证券和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计划，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发挥创造性思维，探索其他办法。从2010年夏季以来，我在美联储内部探讨过多个货币政策选项，而且这种探讨一直持续到2011年和2012年。有一些想法曾经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过，但很多只是在幕僚会议和备忘录中提到过。
在2010年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我探讨了把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25%削减到零（或者略低于零）的可能性。事实上，这就相当于要求银行把准备金拿去放贷，不然，如果闲置在美联储，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即便将存款准备金利率削减到零，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也是十分轻微的，或许只能促使短期利率降低0.1~0.15个百分点。即便如此，我也不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这样至少可以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让市场知道只要能推动经济复苏，我们就愿意采取任何举措。然而，有些人反对这样做，并提出了很好的理由，就像有人认为这样可能会重创货币市场基金，扰乱商业票据融资市场、联邦基金市场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比如，如果利率被削减到零（或零以下），那么很多货币市场基金可能连管理成本都难以收回，如果这些基金因此而倒闭，开始抛售其持有的商业票据，那么金融市场就会丧失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
我还考虑过限定住两年或两年内到期的债券的利率，也就是说，通过买卖这些债券，引导其利率维持在我们选定的目标。这样一来，就可以向市场传递出有力的信号，让市场明白我们至少在未来两年内会努力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收购大量的证券，而这样一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会大为膨胀，甚至可能膨胀到失控的程度。对于这一风险，至少在当时来讲，我们是不愿意承担的。
我们还考虑了是否要启动一项名为“贷款换融资”（funding for lending）的计划，即如果银行同意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那么美联储将为其提供利率非常低的融资。英国央行和英国财政部在2012年7月就采取了这一计划。由于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因此，这一计划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莎拉·拉斯金就是特别坚定的支持者。）但美国银行对这一计划的兴趣非常小，主要是因为与英国的银行相比，美国的银行享有的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美国银行本来就可以获得成本非常低的融资，而且美国的银行认为给中小企业放贷的盈利机会很少。
我们还考虑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即所谓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3]目标”。这一想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我在2010年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前，曾经同科恩、耶伦和比尔·达德利探讨过这一想法。在名义GDP目标制度下，央行不再设定固定的通胀目标，而是在经济增长态势强劲时，通胀目标就调低一些，当经济增长态势疲软时，通胀目标就调高一些。以2011年为例，那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名义GDP目标，那么我们的临时性通胀目标就有可能会调高到3%或4%，甚至更高。
从根本上来讲，名义GDP目标制就是要改变公众对于央行未来行动的预期，从而影响当前的资产价格和利率。比如，如果我们在2011年就采取了名义GDP目标制，就会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暗示美联储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短期利率保持在低位，甚至在通胀率上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收购更多的资产。如果市场相信了美联储的这一承诺，就会立即调低长期利率，从而支撑当前的经济增长。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1年11月那次会议上讨论了名义GDP目标制。我们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这一方法具有的优点，还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探讨了这一方法是否可取，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坚决地否定了这一想法。虽然我原来对这一想法很着迷，但最后还是认同了其他委员的观点。毕竟要向公众解释清楚名义GDP目标，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还必须向国会解释清楚）。即便我们向各方解释清楚了什么是名义GDP目标，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困难。比如，要让名义GDP目标发挥作用，必须使其具有公信力，也就是说，必须让公众相信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努力管控通胀压力的美联储，现在真的愿意容忍更高的通胀压力，而且可能会容忍很多年。公众还必须相信未来的美联储决策者也会继续实施这一策略，而且国会不会出面阻挠。
但如果我们可以说服公众相信通胀率将进一步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样一来，也会引发一定的风险。公众是否会相信决策者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在面临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去管控通胀风险呢？如果公众不相信的话，那么名义GDP目标制，就会加剧公众对未来通胀形势的恐慌情绪和不确定性心理，家庭和企业非但不会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增加支出和投资，反而会减少支出和投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美联储将再度陷入20世纪70年代那种困境，既没有公信力，又面临着经济增速偏低、通胀压力过高的局面。
另外一个想法与名义GDP目标存在一定的联系，向外界解释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也不像名义GDP目标那样承诺未来会降低通胀率。这个想法就是直接提高通胀目标，比如，将其提高到4%。这样一来，家庭和企业就会赶在物价上涨之前扩大支出和投资，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是这样。2012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期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伯南克，回到现实吧”的文章，配图是我戴着一个太空帽，看起来很有无厘头的感觉。克鲁格曼在这篇文章中就建议美联储设定通胀目标。（虽然我到现在为止已经习惯了人身攻击，但我依然认为克鲁格曼这篇文章有失偏颇，因为我领导下的美联储几乎已经摆脱了格鲁格曼所说的消极被动的处境。）我在2010年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了许多拒绝提高通胀目标的理由，而我最后之所以决定不采用名义GDP目标，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无论更高的通胀目标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如果打算仅仅通过谈话沟通就大幅提高公众的通胀预期，在理论上是容易的，而实际上却比较难。
虽然我们最后拒绝采取名义GDP目标，但我们没有拒绝一个普遍的原则，即塑造公众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可以影响当前的金融形势。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就曾经在塑造公众预期方面做出过尝试。比如2009年3月，我们曾经对外宣布我们预计利率将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维持非常低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接近于零）。接下来，我就推动联邦公开市场会议委员用明确的日期替代那个模糊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内”。2011年8月那次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预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至少在2013年中期之前”会维持低位。也就是说，至少会再维持两年。我们确定的这个时间，是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对经济前景的预测为基础的，而且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推测出来的结果也表明，到那个时候适合提高利率。但还是有三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表示反对，他们分别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和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柯薛拉柯塔。他们之所以反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当前经济不需要更多的货币政策刺激。普洛斯还认为，明确地设定一个日期，似乎意味着无论未来经济发展情况如何，利率目标都不会改变。
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与其为低利率政策设定一个固定的终止日期，倒不如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去制定政策，可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将当前的形势作为决策依据，同时向公众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让公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思维。但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灵活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要想达成共识，需要一定的时间。无论怎么讲，改变一下会议声明的措辞是比较奏效的，因为投资者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降低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从而拉低长期利率。如果明确说明结束低利率的日期，那么一旦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复苏的状况依然令人失望的话，明确设定低利率结束日期的缺陷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原本设定的日期不得不向后推移，我们也不得不调整会议声明。比如，2012年1月那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表示我们预计特别低的利率“至少要持续到2014年底”,2012年9月，我们又把那个日期推迟到2015年中期。
与此同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不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压低长期利率。2011年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在2012年6月底前购买4 000亿美元6年期至30年期国债。然而，这次不是通过增加银行准备金的方式收购债券，而是将在同期出售相同规模的3年期或更短期的国债。
我们把这一计划称为“期限延长计划”（Maturity Extension Program）。媒体沿用美联储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计划的名字，将这一计划称为“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但这种称呼是不准确的，因为当时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领导下的美联储首次实施了“扭曲操作”，卖出较短期限的国债，买入较长期限的国债，从而延长所持国债资产的整体期限，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以便刺激消费和投资），并提高短期利率（以便保护美元汇率，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4]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扭转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使它们出现相反的变化态势，而是希望尽量压低长期利率，缩小长期利率与低得无法再低的短期利率的差距，从而改变利率期限结构。由于银行体系已经有了大量的准备金，而且我们之前也承诺零利率政策至少要维持到2013年中期，因此，卖出短期国债几乎不会大幅提升短期利率。我们预计这一计划会起到类似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政治反应相比，“期限延长计划”引发的政治反应是比较平淡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因为所涉及的项目没有增加银行准备金，不容易招致“印钱”的指责。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这一决策的前夕，国会中的4位共和党领导人物发出了一封联名信，批评我们这是在干预财政措施。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以及他们的副手埃里克·坎托和乔恩·凯尔要求我们“不要再对美国经济横加干预”。我怀疑这封信的背后另有其人，或者隐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我与这4位共和党人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都愿意和他们讨论美国经济和美联储的政策。博纳特别支持我连任，并且曾经私下告诉我，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幸亏有我，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虽然公众对我们这一最新计划做出的反应比较温和，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依然十分不利。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共和党正在举行2012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候选人提名活动，为了迎合选民们的不满和担忧，共和党的候选人争先恐后地攻击美联储以及我个人。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表示他要炒了我，并且把我称为“美联储历史上最热衷于推高通胀、最危险和最集权的主席”。（最后获得共和党提名的米特·罗姆尼则较为温和地说他会“物色一个新人”取代我。）如果说谁抨击美联储最猛烈就给谁发奖的话，那么这个奖项非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莫属。2011年8月中旬，佩里在艾奥瓦州出席一次竞选活动，当被选民问及对我的评价时，他将我们为了支持经济增长而付出的努力称为“几乎等同于叛国”，并补充道：“如果现在到明年选举期间，这家伙还要再印钱，我不知道你们艾奥瓦州的人会对他做什么，但在得克萨斯州，我们会叫他好看。”
这种言论很难令人充耳不闻，我担心这类荒唐的言论和指控可能会误导公众（虽然我当初听到佩里州长说这些话时，曾经当着美联储幕僚们的面，开玩笑似地引用了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原话“如果这是叛国，那就尽情地叛国吧”加以回应，但我仍然担心公众被误导）。不仅仅右派提出了反对声音，2011年秋季，左派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时间，这个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多个大城市同时上演，示威者猛烈抨击了美联储救助华尔街，抨击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示威者甚至在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和旧金山这4个城市的联邦储备银行门前安营扎寨。我在10月份告诉联合经济委员会说，我不能指责抗议者们表达不满情绪，我说：“失业率高达9%，经济增长非常缓慢，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好的形势。”我担心外界的批评会影响美联储内部的士气，便先后见了多位美联储工作人员，确保他们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去回应朋友和邻居提出的问题。
我们用于对抗高失业率的手段，即通过压低长短期利率去刺激需求，使得我们与“储户”这个政治影响力十分强大的群体陷入了紧张关系。2007年，即危机还没有爆发的时候，退休人员和其他类型的储户可以通过6个月的定期存款获得5%的利率，但在2009年中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即便能找到利率为0.5%的定期存款，也算是幸运了。我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外界解释利率如此之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疲软，无法为储蓄和投资提供健康的收益率。没错，我们的政策的确进一步压低了利率，但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因为在低利率政策下，经济会逐渐恢复元气，最终能够为储蓄和投资提供更高的收益率。我们相信这一时刻肯定会到来，但如果我们此刻过早地提高了利率，只会导致这个日期来得更晚。当然，退休人员肯定也希望就业市场变得更加健康，不然，他们那些二三十岁的子女可能就会被迫搬回家里跟他们一起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人一方面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损害了储户收益，另一方面又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让富人变得更富。（根据这种逻辑来分析，因为富人的存款比其他人多得多，我们损害了富人的利益，但他们又说我们让富人更富，因此，好像我们既帮了这些富人，又害了这些富人，简直是逻辑不通。）这些批评人士的依据就是低利率往往会推高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而富人拥有的这些资产要比其他人多得多，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低利率同样会减少富人的资产创造的收益。要想厘清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好是比较一下资本投资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变动态势。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这两类收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促进就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帮助中产阶级，我们的低利率恰恰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
为了向外界讲述美联储的故事，解释我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我尽最大努力地接触华盛顿和华尔街之外的人。之前历任美联储主席很少会这么做。2011年11月，我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的布利斯堡基地。那天非常冷，凌晨4点，我和该基地的指挥官皮塔德将军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从伊拉克回国的军人。我碰到了一些士兵和家属，他们问了很多深刻的问题。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与我见过的其他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样，大家都很担忧，想更好地明白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这一切对他们个人的影响。尽管佩里之前预言得克萨斯州的人会让我好看，但我在得克萨斯州并没有受到什么不愉快的对待。我带着对军人奉献精神的感激回到了家中。
2012年3月，我应邀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了一系列关于美联储的讲座。回到教室的感觉真不错。我一开始就介绍了美联储的成立过程，以便让同学们理解央行是做什么的，理解我们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采取了什么举措。这些举措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讲有些非同寻常，但它们符合美联储的历史使命。其间，我还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黛安娜·索耶关于这些讲座的采访。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这些讲座，我们把视频和文字稿发到了美联储的网站上。第二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这些演讲稿结集出版。
后来，到了2012年，一个迹象告诉我，我们与外界的沟通其实已经奏效了。那年9月7日，我应邀参加华盛顿国民队的击球练习赛。其间，华盛顿国民队的对手——迈阿密马林鱼（Miami Marlins）的三垒教练乔·埃斯帕达拿了一颗球找我签名，华盛顿国民队的右外场员杰森·沃斯问我：“量化宽松有什么新消息吗？”这一问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后来才想到沃斯跟球队签了一个7年的合同，酬劳高达1.26亿美元，这就促使他对金融产生了兴趣。（但我一直把对话集中在棒球上。）两天后，美联储理事理查德·费希尔在听完一次音乐会之后，当有人把他介绍给大提琴家马友友时，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在整个2011年以及2012年伊始，欧洲金融和经济形势都是一团糟，其影响也波及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美联储“老兵”史蒂夫·卡明领导下的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及时向我汇报相关信息，使得我们能够很好地了解欧洲动态。卡明是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于2011年8月从同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内森·希茨那里接任这一职位。根据我对欧洲动态的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欧洲央行领导人的更迭。
特里谢的8年任期结束于2011年10月31日。我在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曾经赞扬过他在任期内取得的杰出成就，并公开向他表示感谢。在遏制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央行行长曾经与特里谢并肩作战。不过，他赞成欧洲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对此不敢苟同，毕竟特里谢并非经济学家出身，似乎更加倾向于像许多北欧人那样过于注重从道德层面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过于忽视在严重经济衰退期间采取旨在刺激需求的政策。但他非常精明，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地都备受尊重。
在美国，选择新任美联储主席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只需要总统提名和参议院批准即可。但在欧洲，要确定欧洲央行的行长，必须先经过欧元区主要成员国领导人内部协商，而且协商过程并不是公开透明的。德国是欧元区内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因此发言权自然是最多的，德国甚至有可能选择一个本国国民出任央行行长。但最有可能出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国人，即德国央行行长阿克赛尔·韦伯，早在2011年2月就主动提出辞职了，因此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韦伯坚定地反对欧洲央行的证券收购计划，认为这是不合适的，甚至有违法之嫌。
接下来最明显的人选就是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德拉吉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时语调柔和，颇有学者风范。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比我早毕业两年（我们在校读书期间对彼此了解甚少）。他拥有学术经历（曾担任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市场经历（曾担任高盛副总裁）以及公共部门任职经历（曾担任意大利央行行长等职务）。他还曾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一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前身是“金融稳定论坛”，一个重要职责是协助各国就金融监管事务开展协调。
德拉吉的主要问题出在国籍上，因为意大利是欧元区的一个大债务国，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怀疑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或处理财政事务时会偏袒债务国。但是他非常聪明地迎合了德国媒体和公众的需求，化解了他们的担忧，并赢得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最后成功出任欧洲央行行长。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既把他视为一个朋友，又将其视为一个有资历，且有奉献精神的公务员。
如同特里谢一样，马里奥也明白欧洲央行在欧洲权力架构中的特殊角色，因此，他也在欧洲银行内部不懈地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在一些有争议的举措上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力争使其赢得各方的支持。然而，与特里谢相比，马里奥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主流决策范式——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视角使其更加愿意推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帮助疲软的欧洲经济走向复苏。事实上，马里奥最初采取的一些举动就是扭转特里谢在夏季上调的利率。即便如此，欧洲依然在2011年第三季度陷入了经济衰退。
德拉吉除了降低利率之外，还采取了更多的行动，比如确保欧洲的银行能够获得几乎不设上限的廉价资金，并推动他的同僚同意采取更多的降息举措。马里奥在2012年7月26日发表的那次演讲非常著名，他简单明了地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欧元”，从而提振了市场信心，减少了较弱的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压力。我认为这意味着他愿意像白芝浩设想的那样，一旦发生投资者挤兑风潮，无论是主权债务，还是银行债务，欧洲央行随时都愿意提供支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市场认为马里奥的声明非常可信，以至于在欧洲央行根本无须出手购买债券的情况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收益率到2012年底就下降了大约2个百分点。这个奇妙的例子体现了央行与外界加强沟通的力量。
虽然马里奥的所有步骤都迈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欧元区各国的财政政策制造的“逆风”甚至比美国财政政策制造的逆风更强大，而且更加宽松的货币措施（比如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遭遇了激烈的政治阻力，因此，欧洲经济的复苏前景仍然难以捉摸。
我在2002年加入美联储之际，一个目标就是要增强美联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尤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实行“通胀目标制”，据此可以明确地评判美联储的表现。将近10年后的2012年1月，这一夙愿终于得偿。在这10年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多次讨论通胀目标制。（贝齐·杜克曾打趣地说，只要不再讨论，她就接受。）到目前为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表示了支持，或者至少没有反对。格林斯潘曾经担忧设定一个通胀目标将过度限制决策的灵活性，但大多数委员认为这一担忧已经逐渐消退了。我们发现，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清晰明确的沟通比决策的灵活性更重要。通胀目标暗示我们既要强烈抵制通缩，又要拒绝过高的通胀。
然而，考虑到法律对美联储的使命做出过明确规定，因此，要推进通胀目标制，需要咨询国会和政府。很久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2009年1月，新一届政府正准备就职时，我和科恩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了盖特纳、萨默斯和克里斯蒂娜·罗默，讨论采用通胀目标制的事情。他们没有反对，但他们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当成优先任务。盖特纳后来给我创造了一个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总统解释通胀目标制的机会。总统听得很仔细，他对我讲，如果美联储认为这样做有必要，那就应该做。
但我精心编排的说辞还是没有打消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的疑虑。我解释说，设定一个通胀目标，有利于让企业和消费者更加相信美联储维持低通胀的承诺，从而允许我们更加积极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创造就业。弗兰克理解我的逻辑，但他还认为从政治角度思考这一举措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当前正值经济衰退时期，如果仅仅设定一个通胀目标，而没有设定就业率目标，可能会导致公众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美联储不在意就业问题，因此，现在不是设定通胀目标的正确时机，他不支持做出这一改变。后来，我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汇报了我与各方的磋商结果，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暂时不对决策框架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但2009年2月，我们开始让委员会成员预测通胀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适当货币政策”下，“在更长的时期内”（大致上是3—5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动态势。延长预测周期的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朝着通胀目标制的目标稍稍迈进了一步。这样一来，即便没有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外界也可以从委员会成员的预测中窥见我们打算把经济引向何方。
到2011年初，美国经济状况改善了一些，我认为重新考虑设定通胀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为了强调通胀目标制与美联储“双重使命”的一致性，我提出在实行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明确地提出美联储致力于创造就业和控制通胀。耶伦带领一个由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和美联储理事莎拉·拉斯金构成的小组，拟定了一份内容完整、措辞凝练的政策声明。我们在那份声明中明确提出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同时还强调委员会将采取“平衡方法”去促进物价稳定和就业最大化。
“平衡方法”反映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比如，如果通胀率太高（此时需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失业率也很高（此时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存在冲突现象。之前，美联储官员一直不愿意谈论这个矛盾，而是强调从长远来看，低通胀往往会促进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新政策声明中虽然认为这两个目标“通常具有互补性”，但也承认它们有时的确会发生短期性的冲突，这就要求决策者做出权衡。比如，如果通胀率略高于目标，而失业率非常高，那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会决定优先降低失业率，而不惜让通胀率变得更高。
我在办公室里会见了弗兰克。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里面，虽然他已经不再担任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他依然是少数党里面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向他说明了我们的建议，表示我们美联储很清楚地知道需要同时兼顾两个使命。他虽然还不是完全满意，但基于我们过去长期的合作，他勉强表示愿意配合。事实上，当时的低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二者不存在冲突风险。我跟弗兰克见面之后，又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一些国会领袖。在同其他人磋商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赞成那篇政策声明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保罗·瑞安等多位议员原本就支持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12年1月的那次会议上批准了那份政策声明，并将其发布出去。塔鲁洛投了弃权票，因为他想让委员会用更加明确的措辞表示委员会在必要情况下，为了降低失业率，愿意接受暂时超出预定目标的通胀率。由于我们在推动通胀目标制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并采取了渐进循序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发布之后，国会的批评声音很少。
2011年底，弗兰克宣布他将在2012年从国会退休，我和塔鲁洛邀请他到美联储参加一场告别午宴。弗兰克一直是美联储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效率非常高的议员，他性格幽默，时常给人带来欢笑。有一次，我和他在某个立法策略上发生了分歧，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就给我的秘书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喜欢说‘我早告诉过你’之类的话，但我不是那种人。”
在《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这部电影里面，比尔·默瑞饰演的主角日复一日地过着同样的生活，似乎从来不会发生改变。2012年春季，美国经济也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因为如同前两年的情况一样，美国的就业市场形势比前一年秋季和初冬略有改善之后，再次趋于停滞，失业率一直在略高于8%的水平徘徊，房地产市场依然拖累美国经济复苏。欧洲的形势虽然平静了一些，但金融市场的动荡仍然阻碍着经济增长。这几股“逆风”依然困扰着我们。
我们之前预测，如果失业率降低到5.5%左右，就与创造就业的目标保持了一致，但如今，经过3年的复苏之后，我们离这个目标依然非常遥远，而且我们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提速的前景也感到很不乐观。2012年6月（当时美国失业率是8.2%），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普遍预测美国失业率在2014年第四季度仍然会保持在7%以上。
在2012年6月的那次会议之后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好几次提到，一方面我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又预计就业率和失业率迈向既定目标的速度较慢，这似乎存在矛盾。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预测，为什么不采取更多的行动呢？我回应说，我们已经采取了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比如，就在6月份的那次会议上，我们就将“期限延长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了2012年底，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另外收购2 67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同时抛售同等规模的短期国债。我还重复了之前多次提到的一个观点，即我们采取的非传统型货币工具，比如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有积极作用，但也会涉及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因此，这些非传统型政策工具不能像降息等传统工具那样频繁使用。
我的回答逻辑非常清楚，记者们很好地捕捉到了委员会的集体看法。但我并不感到满意。我们的预测清楚地显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要实现我们的目标恐怕还要等好几年，而且我们不能指望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国会僵局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2012年底，或2013年初，很可能会出现“财政悬崖”。如果国会没有达成共识，那么联邦政府将会达到债务上限，小布什政府时期实行的减税举措也将到期，“预算自动减赤机制”将会启动（即自动、全面地削减政府开支）。因此，我决定我们必须更加迅速地行动起来，推动既定目标的实现。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让大家都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
为此，我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进行了面谈或邮件沟通，无论有没有投票权我都会接触到，因为即便一些成员没有投票权，他们也可以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可能影响到同事们的看法。我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纳拉亚纳·柯薛拉柯塔的邮件沟通特别密集。他曾经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在2009年10月接替加里·斯特恩出任现职。虽然他在2012年没有投票权，但是在2011年享有投票权的时候，他曾经强烈反对我们通过采取更多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因为他认为就业市场上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要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地需要从教育和培训方面着手，而不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着手刺激经济。我认为他的观点与显示的证据不符。我用自己深信不疑的一个简单想法说服了他，即我们实现目标的速度太慢了，只要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而且其风险是可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最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他放弃了鹰派立场，加入了鸽派。像他这样愿意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面前改变主意的鹰派人士，实在是少之又少。
2012年8月，我的父亲菲利普去世了。他把家族的药房卖给一家连锁药企之后，就退休了，与我母亲埃德娜一起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居住。我母亲就是在夏洛特市长大的，我弟弟塞思一家也居住在那里。我父母最初居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后来搬进了养老院。我父亲病了几个月，身体越来越弱，8月8日，因心脏衰竭，病逝于一家基督教长老会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享年85岁。在父亲住院期间，我的弟弟塞思和妹妹莎伦一直陪着他，诵读他所熟悉的希伯来语祷文，并为他吟唱希伯来语圣歌。我和安娜也曾到医院探望过一次，但我不得不尽快返回华盛顿，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再次探望，他就去世了。我和安娜第二次过去，是参加他的葬礼。他是一位好人，很有职业道德，非常善良，富有仁爱之心。很多朋友向我表达安慰，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奥巴马总统也亲自来电安慰，我深表感激。但最令我惊讶（也很感动）的是众议员罗恩·保罗给我发来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安慰。
我回到华盛顿之后，继续为进一步采取货币政策行动凝聚共识。我们之前已经采取过很多类似行动了，而且我们原本以为已经足够了，但就业市场依然死气沉沉，没有起色，8月份的失业率高居8.1%，失业人数多达1 250万（其中500万人已经连续失业超过6个月了），另有800万人在做兼职，但希望能找到全职工作，260万人想参加工作，但最近没有找或者已经放弃了。我在8月31日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以严厉的措辞将就业形势称为“一个重大问题”。为了增强市场对于第三轮证券收购计划的预期，我表示我们会“提供更多必要的政策……以促进就业市场形势的持续改善”。
两周之后，到9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定启动外界所谓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因为我们的短期国债已经抛售殆尽，“期限延长计划”的期限就无法再延长了。我们被迫再次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通过为银行增加准备金的方式，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需由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在执行“期限延长计划”，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国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表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就业市场前景中出现重大改善”，就会继续收购债券，并动用其他政策工具。
如同马里奥·德拉吉一样，我们也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经济形势。第一轮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都提前公布了收购总额，但与这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不同的是，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设定收购总额，这种不设上限的做法是有风险的，我们只能在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叫停，不然，如果在没有出现重大改善的情况下就叫停，则无异于宣告这一政策的失败，这样可能完全摧毁市场信心。但不设上限的好处就是市场和公众会相信美联储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支持，我们也希望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之后，能够促使长期利率保持低位。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为是否需要启动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何时终结量化宽松政策发愁了。
在12月份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扩大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收购规模，承诺在“期限延长计划”于年底结束之后，每个月收购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这样一来，加上9月份开始实施的每月收购额度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速度就变成了每个月850亿美元。我们在会议声明中为市场提供前瞻性引导的时候，也改变了一下措辞，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说我们预计短期利率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维持特别低的水平，而是为利率政策设定了所谓的“门槛”。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曾经公开地提到过设定门槛的事情，而且在美联储内部，耶伦和比尔·达德利也表示赞同。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预计至少在失业率仍旧维持在6.5%上方、通胀率在未来一两年时间里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长期目标高出不超过0.5个百分点，以及长期通胀预期仍旧十分稳定的条件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继续维持当前极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是合适的。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数字仅仅代表我们开始考虑退出宽松政策的两道“门槛”，而不是“触发器”，也就是说，即便失业率降低到了6.5%，我们也不会自动地提高利率。我们只是说等失业率降低到6.5%以后，我们才开始考虑提高利率。这样一来，我们无异于告诉市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去改善经济形势。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既反对我们收购更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反对我们为考虑退出宽松政策设定门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里面，虽然投反对票的只有他一个，但感到紧张的人绝不只是他一个。我的设想是我们可以在2013年中期逐渐终结证券收购计划，但一切都要取决于数据（以及一些我们控制不了的因素，比如财政政策）。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借用扑克牌游戏里面的一个术语来说，我们这一次算得上“全押”[5]了。
[1] 核心通胀率之所以剔除粮食和能源价格，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是供求引起的，能源价格上涨是由国际市场涨价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抑制这两个价格的上涨，因此，将其剔除之后的核心通胀率才能反映出人们真正经历的通胀。——译者注
[2] 截至2014年底，这一计划总共调整了140万笔抵押贷款。
[3] 名义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名义GDP的变动可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实际产量的变动，另一种是价格的变动。也就是说，名义GDP的变动既反映了实际产量变动的情况，又反映了价格变动的情况。
[4] 债券收益率和到期日的长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长期利率通常高于短期利率，因此，收益率曲线通常是向上倾斜。
[5] 全押指把手上剩下的所有筹码一次性地押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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