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回忆录：第二轮量化宽松

2010年2月3日，即参议院确认我连任提名的6天之后，我站在美联储埃克尔斯大楼内能够俯瞰到宽敞的中庭的楼梯平台上，举起右手宣誓就职，安娜就站在我旁边。在危机期间与我并肩作战的好朋友、美联储副主席科恩主持了这个仪式。一楼、二楼和中庭两侧的大理石阶梯上挤满了美联储理事、众多来宾和数百名美联储员工。

我对美联储工作人员讲：“美国和世界欠你们一份情，我们采取了迅速、有力和创造性的举措，迎战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成功地规避了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

我的感激发自肺腑。应对危机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那一天我还不能宣告胜利，因为还有1 500多万美国人无法找到工作，数百万人面临失去住房的危险。因此，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尽己所能地确保我们的政策有助于推动国家重现繁荣。”

2009年夏季，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结束了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衰退。这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9年最后三个月的经济评估报告显示经济产出迅速增加，但这并没有给就业市场带来显著的改善。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2%，标志着26年来的最高点，到年底依然高达10%。^[1]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2001年那场衰退结束之后出现的失业型复苏。我开始怀疑经济会不会再次陷入衰退。

不过，我们的放贷计划和证券收购计划，以及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和银行压力测试，似乎都产生了预期效果。金融形势持续改善，这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而言是一个好兆头。股市大幅反弹，融资市场的运作更加趋于正常，银行体系虽然还谈不上完全恢复，但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至少从金融体系的情况来判断，是时候着手减少紧急措施了。

我们在2009年6月就采取了第一个减少紧急措施的步骤，美联储每两周一次的贴现窗口贷款拍卖提供给银行的贷款额度从3 000亿美元减少为2 500亿美元。到2010年3月，这个贷款拍卖制度将完全取消，贴现窗口提供的银行贷款条件也恢复正常。在危机期间，美联储提供的紧急贷款期限延长到了90天，但2010年3月之后就恢复到了隔夜。由于鼓励银行向美联储借款的理由少了一些，我们很快就把贴现窗口的利率调高了0.25个百分点。

截至2010年2月1日，我们基本上逐步取消了之前为稳定货币市场基金、商业票据市场和证券交易商而推出的紧急贷款机制，只保留了一个，即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异常和紧急情况推出的“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但该机制在2010年6月30日之后也不再发放新贷款了。该机制最初的贷款额度是2 000亿美元，后来在2009年2月，额度调高到了1万亿美元，但总体来算，总共放出去了710亿美元。即便房贷规模没有达到预定额度，其发挥的作用仍不容小觑，支持了将近300万笔汽车贷款、100多万笔学生贷款、将近90万笔小企业贷款、15万笔其他企业贷款和数百万笔信用卡贷款。

我对于这些计划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这些计划可能没有救助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那么出名，引发的争议肯定也要少很多，但这些贷款机制在遏制金融恐慌的过程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发放的贷款数量多达数百万笔，而且贷款对象的类别十分广泛，但每一分钱都收了回来，而且还有利息，美联储（也就是说纳税人）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盈利。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计划防止了金融体系陷入停滞，促进了信贷的正常流通。即便沃尔特·白芝浩看到这些，应该也会感到高兴的。

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鹰派和鸽派一致赞同结束紧急贷款计划，但他们对究竟应该什么时候结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到2010年3月底，美联储也将根据一年前的承诺，取消证券收购计划。在2009年3月扩大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规模之前，美联储持有的证券资产只有7 600亿美元，但现在我们持有的政府债券、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总额高达两万亿美元。这段时间的联邦基金利率几乎一直维持在零利率的水平，而且我们在会议声明中也表示将在“一段更长的时期内”继续维持非常低的利率水平。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是鹰派的领袖。他在2010年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享有投票权。鹰派委员们都很担心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发负面效应，即便不会推高通胀，也可能刺激金融市场为了追求更高报酬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这些鹰派委员便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施加压力，迫使大家研究一下在什么时机结束这种不正常的货币政策。

由于失业率仍然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且通胀压力也相当低，我认为还远远没有到收紧货币的地步。我这种想法受到了两个历史情况的影响。第一个情况发生在70多年前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美国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但由于当时人们过度担忧未来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当时失业率依然保持高位，政府仍于1937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十分脆弱，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就导致美国经济从1937到1938年迅速陷入了衰退。第二个情况发生在最近几年。日本央行曾经迫切希望摆脱零利率，先后于2000年和2007年收紧政策，但事实证明，每一次都为时过早，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实行之前的政策。但从提前做好规划的角度来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讨论一下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问题，并达成共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可以事先制订一个可行的计划，那么一旦经济形势需要收紧政策，我们就能立即加以应对，这样有助于缓解鹰派委员以及外部批评人士的忧虑。

巴尼·弗兰克也认为，公开讨论一下退出当前的宽松政策也会有所裨益，因此他邀请我在2月10日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参加一场听证会。对这个邀请，我并不是很热情，尤其是因为按照预定计划，我将于两周之后到他那个委员会参加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听证会，而且上一个周末就确定下来我要前往加拿大伊魁特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如果参加弗兰克的听证会，肯定会耽误我的准备时间。但与拒绝弗兰克相比，参加听证会还算比较容易一些。

伊魁特位于加拿大东北部，是努纳武特地区的首府，距离北极圈200英里，人口约为7 000人。四周冰雪环绕，冬季只能坐飞机前往。那次会议的东道主是加拿大财长吉姆·费莱厄蒂，一些欧洲财长试图在这次会议上达成的目标就是推动货币政策走上紧缩之路，这个目标与伊魁特当地朴素无华的风格显得相得益彰。当时，危机期间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已经结束了，这些官员们如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的鹰派委员以及一些美国议员一样，也主张削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我和盖特纳共同提出了反驳意见，因为我们不确定当时的改善程度是否足以让我们从扩张转向紧缩。

在伊魁特开会期间，我们有机会体验一下雪橇（默文·金试了试，我婉拒了），还有机会去参观冰屋和生吃海豹肉（我参观了冰屋，但没有吃海豹肉）。我们开会期间，天气还不错，但返回华盛顿时，计划被打乱了。我们离开加拿大之后，遭遇了暴雪，即后来所说的“末日雪灾”。在华盛顿以及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地区，积雪厚达两英尺。由于华盛顿机场关闭，我们不得不在波士顿过了一夜再回到家。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

政府机构都停止了办公，但我还想准备一下周三的听证会。周二上午，我在美联储的接待室同幕僚们开会，大家穿着牛仔裤、毛衣和法兰绒衬衣。这间会议室面积挺小，但很优雅，四周墙壁上挂着历届主席的照片。我们先研究了一些我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幕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参加会议。谁知联邦机构直到周五才恢复办公，我那场听证会推迟到了3月份。但在参加听证会之前，我先把我的声明发布到了美联储的网站上，我解释道，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机，如果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是比正常规模大得多，那么我们将提高利率。

在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通过改变银行准备金规模去影响联邦基金利率。比如，如果要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就会卖掉一些证券。我们回笼资金之后，就能减少银行准备金，那么银行就会更加需要到同业拆借市场上筹措资金，从而推高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上采用的利率。但是第一次推出量化宽松之后，我们收购了大量证券，银行体系资金泛滥，大多数银行也就不必互相拆借了。由于银行几乎没有短期借贷的需求，联邦基金利率也就几乎降到了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小幅削减银行的准备金规模，不大可能提高银行的融资需求，因此也不足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换言之，美联储用于影响短期利率的传统方法（即适度收购和卖出短期证券）现在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因此，如果需要提高利率的时刻真的到来了，我们就必须采取新方法，即便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仍然很大。其实，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工具，即为银行存在美联储账户中的准备金支付利息。我们将这个利率设定为0.25%。如果我们想采取紧缩政策，就可以提高这个利率，这样一来，银行会更加愿意把钱存在美联储，而不是借给其他银行或个人，从而达到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和其他短期利率的目标。

为了补充这一工具，我们还检验了其他办法，以期在不抛售美联储所持证券的前提下吸收银行体系中的准备金。一个办法就是为银行提供到期日更长、收益率更高的定期存款产品。银行在美联储开立定期存款账户，将自己的准备金存进去，就像消费者到银行开立定期存款账户一样，银行就相当于定期储户，必要时可以从这个账户中提取资金。存在定期账户中的银行准备金，就像是钱存在定期存单里面一样，从而减少了银行可用的准备金，提高了它们的融资需求，从而推高联邦基金利率。除了推出定期存款产品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即以美联储所持证券作为抵押品，向证券交易商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这样也可以减少银行可用的准备金，从而推高联邦基金利率。

当然，我们只要抛售一些证券，肯定可以收紧政策，并缓解量化宽松的影响。最终而言，我肯定愿意考虑抛售证券，只不过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而且还要提前公布出来抛售计划。我认为这是促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的长期性做法，而不是当前收紧货币政策的首选方法。我担心美联储抛售证券会导致利率出现剧烈的、难以预料的变动态势，因此，抛售证券并不是管控金融形势的精准手段。

虽然我们的新方法还在研究中，但从我的所见所闻来看，尽管我们持有的证券比危机前多得多，我依然相信收紧政策不会存在任何技术方面的障碍。我希望议员和市场人士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希望他们明白开发这些新工具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考虑很快收紧货币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鹰派人士除了一如既往地担心通胀之外，还担心低利率会导致投资者因收益太低而感到沮丧，从而刺激投资者承担过多的风险，并滋生新的资产泡沫。我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经历了这么多危机之后，我也想确保我尽最大努力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金融稳定。正如我很久以来一直强调的那样，我相信防范过度投机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是监管政策。

我们针对那些最大、最复杂的银行加强了监管，还格外关注金融系统的风险因素。2010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监督，之前一些盲区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并组建了跨学科的研究小组，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分析结果，做了很多报告，这些小组的关注对象既有统计学研究，也有市场传闻，并定期向美联储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汇报研究成果。《多德–弗兰克法案》在2010年7月通过之后，我们在美联储里增设了跨部门的“金融稳定政策与研究办公室”，负责监督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请美联储资深经济学家内利·梁担任首任主管，她是经验丰富且精明干练的金融学家，曾在2009年参与组织针对大型银行的压力测试。跟危机之前的情况比较起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讨论货币政策时，更加关注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因素。

我刚担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总是习惯于从美联储内部找几个人，组成小型工作组。与此相比，我为了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而采取的这些新举措则显得更加雄心勃勃。我不想吹嘘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尽早发现系统性的威胁。这些的确是很难预料的。不然的话，如果资产泡沫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就不会有那么多投资人被卷入泡沫了。不过，我也相信监管方法的改变会提高我们发现泡沫的概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敦促内利·梁及其下属不仅要深入思考所看到的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还要去思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越来越认为，在之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去思考这种价格上涨是否标志着资产泡沫化，而几乎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思考泡沫破灭后可能会引发哪些后果。如果我们提前思考清楚了最坏的情况是什么，那么一旦真的发生，我们就能采取更好的应对举措。

我意识到金融冲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因此还鼓励幕僚们寻找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想办法使它更有弹性。这个想法已经体现在了我们的许多改革中，比如要求更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

2010年2月的那场暴雪融化之后，华盛顿开始迎来了春天，而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到3月底，潮汐湖畔的樱花树已经是花团锦簇了。但美国经济依然相当疲软。我希望我2009年在《60分钟》节目上所说的金融市场的“绿芽”能够让美国经济焕发生机，能够让美国普通公众的生活出现显著的改善。但不幸的是，这没有实现。金融混乱再次爆发，只不过主场轮到欧洲了。欧洲金融危机如同病毒般地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

2007—2009年的恐慌已经沉重打击了西欧。自雷曼兄弟破产后，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产出下降和失业率攀升，就像美国的情况一样。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政治家，曾将英美的困境归咎于“牛仔资本主义”。（在国际会议上，虽然那些欧洲银行积极买进证券化的次贷产品也对最初的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我和盖特纳从不否认美国应负的责任。）但欧洲这次危机几乎都是内部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欧洲国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差异导致的。2010年，欧洲有16个国家使用“欧元”这一共同货币，但这些国家却实施了不同的税务和支出政策。

欧元的采用是一个伟大的实验，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各国领导人希望成员国之间形成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以此促进欧洲经济增长，提升政治一体化水平。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范欧洲内部再次爆发战争。历史上，欧洲内部爆发过多次战争，包括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也许，他们希望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未来某一天会先把自己视为一个欧洲人，然后再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

从1999年开始，欧盟28个国家中的11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同意用欧元取代原来使用的马克、法郎、比塞塔和里拉等货币。这种新货币由欧洲央行负责管理。各国原来的央行纳入新的欧元体系，承担类似于美国联邦准备体系中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角色。使用单一货币会让跨国交易变得更容易，对于意大利、希腊等饱受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问题困扰的国家而言，采用欧元则是更有好处，因为这会立即增强它们在抗通胀方面的公信力，当然，前提是市场人士认为欧洲央行有打压通货膨胀的决心。

欧洲国家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围绕着抗通胀展开，新成立的欧洲央行也仅仅肩负一个使命，即保持物价稳定。相比之下，美联储还要肩负保障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欧洲央行的总部位于德国的金融中心、原德国央行所在地——法兰克福。此举的象征意义十分显著，市场根据这个选址，预期欧洲央行对于通货膨胀会跟德国央行一样，采取“强势货币”的坚定立场，而不会像南欧国家央行那么温和。在加入共同货币之前，欧盟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先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减少赤字和债务，并且将通货膨胀压力控制在适当水平。

大致上来说，欧元的引入非常顺利，全球也很快就接受，其地位仅次于美元。后来又有更多国家加入欧盟，欧洲人希望他们的新货币也能跟美国的单一货币一样，在监管法规得到协调和诸多限制解除后，欧盟各国的人员、商品、资本的移动，也会像美国各州间一样畅行无阻。

但是欧元区和美国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美国，联邦政府是基于全国利益去制定财政政策，而且美国的国债也是由各个国家来做担保。但欧元区不是，欧盟各国的财政政策是由各国国会来决定的，税务和开支方面没有一个类似于欧洲央行、超越各国政府的组织来管理。正因为各国在财政政策上缺乏共识和协调，再加上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和其他经济政策的显著差异，最后催生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欧洲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最初发生在2009年10月，但当时几乎没有引起美国的关注。当时的希腊总理是乔治·帕潘德里欧。帕潘德里欧的父亲也曾担任希腊总理，并且是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帕潘德里欧上任不久便宣布，希腊的财政赤字其实比政府过去公布的高出许多。经过修正之后的数字显示，其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3%，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却规定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帕潘德里欧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颠覆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一个核心假定，即欧元区各国能够有效监督彼此的预算。这一消息还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投资者当初为什么愿意以非常低的利率把那么多资金借给希腊政府呢？

希腊政府能够轻松地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获取巨额融资，体现了欧元的成功。希腊在2001年采用欧元这一共同货币之后，其货币政策制定权事实上就移交给了欧洲央行。希腊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所借的资金是欧元，而不是之前的货币德拉克马。这样一来，希腊就无法依靠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国际投资者都想当然地假定希腊会严格遵守（至少是尽量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政府赤字和国债设定的上限。虽然欧盟的法律禁止一个成员国去救助另一个成员国，但投资者坚持相信如果一个成员国陷入危机，其他成员国会集体施救，而不会允许其违约，因为一旦违约，就会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并进而导致投资者对其他成员国丧失信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相当于国家层面的道德风险，让人联想起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隐性担保。^[2]由于这些原因，希腊能够像德国那样以非常低的利率从国际货币市场上获取贷款，但要知道，德国是欧元区里面最有信誉、最可靠的借款者。2009年10月，全世界都知道了希腊的债务已经远远超过其偿还能力，而且知道了希腊一直通过篡改统计数据掩盖事实。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了：如果没有外援，希腊将会违约。

欧元区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一直非常纠结。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任由希腊违约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希腊是一个位于欧洲边缘的小国，在欧元区贸易和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极小，一旦希腊违约，就会促使投资者未来更加谨慎，从而有助于削减道德风险。此外，虽然市场预计德国等国家可能会施以援手，但如果这些国家坐视不管，反倒可以避免遭遇国内选民的反对。

但另一方面，如同雷曼兄弟破产撼动了整个金融体系一样，希腊违约也可能对欧洲和整个世界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虽然从挥霍程度来看，希腊堪称欧洲之最，但债台高筑的国家绝不仅仅局限于希腊这一个国家。早在希腊的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有巨额借款流向了西班牙，加剧了西班牙建筑业的泡沫，但后来泡沫破灭了。2008年，爱尔兰政府曾经承诺保护本国银行的债权方，以至于后来不得不伸手救助多家大型银行，引发了巨额财政赤字。葡萄牙经济较为疲软，反过来又弱化了其财政状况。意大利政府的债务则是欧洲之最。如果任由希腊违约，国际投资者很可能断定其他债台高筑的欧元区成员国也会重蹈希腊的覆辙，并提高其他国家融资时必须支付的利率，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债务危机。

希腊违约对欧洲银行体系的潜在影响也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欧洲很多银行在之前那场危机中已经元气大伤，资本严重短缺。这种情况对欧元区经济构成了特别严重的威胁，因为与美国相比，欧洲信贷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要大得多。虽然希腊境外的大多数欧洲银行持有的希腊政府债券并不多（法国的银行持有的希腊政府债券数量可能是最多的），但它们从其他脆弱的欧元国政府那里购买了大量债券，其中既有公共部门的债券，也有私营部门的债券。如果违约风波蔓延到了希腊以外的其他国家，那么整个欧洲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就要面临风险了。

最后，各国领导者还必须权衡一下如果希腊选择在违约之后放弃欧元，恢复原有货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腊之所以有可能这么做，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可以让其货币政策重新获得独立性，或将有助于希腊政府应对违约之后接踵而来的经济灾难。但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人们肯定会越来越担心其他国家会不会亦步亦趋。这样一来，就会引发关于欧元区是否会解体的担忧，从而损害欧洲经济。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有可能退出欧元区，那么这个国家的银行储户们就会担心自己以欧元计价的存款可能被迫以价值较低的新货币计价，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储户就会把钱取出来，转存到安全的地方，比如转存到一家德国的银行。（当前由于很多银行在其他国家开设了分支机构，因此储户可能走一个街区或者通过网上银行就可以把钱转存到其他银行。）对于存在退出欧元区嫌疑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取款行为可能很快就会恶化成一场针对其银行的挤兑浪潮。

由于这些原因，欧元区的财长以及央行官员们断定他们必须帮助希腊，虽然不情愿，也别无选择。曾经嘲笑雷曼兄弟倒闭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这一点上特别坚持，一直试图说服欧洲其他决策者同意帮助希腊。我与盖特纳意识到，欧洲一旦发生金融动荡，其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因此，我们通过多个国际会议、视频会议以及单独面谈，敦促欧洲央行行长和财长尽快采取明确的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也担心欧洲的危机产生溢出效应，因此，也敦促欧洲国家迅速解决危机。

在欧洲领导人争论如何应对的过程中，欧元区缺乏单一的财政主管机构的后果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关于分摊救助任务的讨论进展极为缓慢，暴露了严重的分歧。从帕潘德里欧公布希腊债务情况到欧元区各国政府承诺救助希腊，几乎耗费了4个月的时间，而且救助方案的细节寥寥无几。经过更多的讨价还价之后，到2010年4月23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要求其他欧元国尽快拿出详细的救助方案，因为到那个时候，希腊10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已经比德国同类债券高出6个百分点，而在2009年10月份，这个数字是1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市场对于希腊违约的担忧已经十分严重了。2010年5月2日（周日），希腊救助机制终于启动了，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为希腊提供1 100亿欧元（约合1 4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这笔资金里面，三分之二是几个欧元国提供的贷款，另外三分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为存在违约风险的国家提供贷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职责。

但市场认为欧洲所做的努力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其设定的目标也不够宏大。5月2日宣布的救助消息几乎无助于改进葡萄牙和爱尔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条款，这两个国家的国库券收益率持续上升，只不过没有希腊那么高而已。到了周一，即这则消息宣布的第二天，美国道琼斯指数开盘之初有所上扬，但很快回吐，到周五总共跌去了7%。此外，希腊人民本应该是这次金融救助的受益者，但他们认为救助条款是不公平的，一个原因在于救助条款要求希腊政府大幅削减公共支出，以至于雅典的街头上顿时出现了一些暴民，甚至在5月5日，一家希腊银行遭到汽油弹袭击，导致三人死亡。对于这种情景，我们之前也能够频繁看到。

根据道琼斯指数在欧洲宣布希腊救助方案之后的变动态势来判断，美国几乎不可能不受欧洲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股市在2010年5月的震荡堪称雷曼兄弟倒闭以来之最，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情绪和避险意识不断加强。为了评估金融恐慌蔓延到美国之后可能造成的风险，内利·梁的团队以及美联储的银行监管人员花了很多时间去评估美国究竟会承担多少风险。一个好消息是美国银行持有的希腊政府债券以及欧洲其他政府债券相对较少，但另一方面，美国很多银行通过为欧洲企业发放贷款等渠道，与欧洲的大型银行以及欧洲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还为欧洲银行提供了巨额融资，这些资金主要是用于欧洲银行在美国市场上的放款放贷。

由于5月2日宣布希腊救助方案之后的市场反应比较消极，欧洲决策者们又做了一次尝试。5月7日，他们宣布在整个欧元区范围之内更加严格地执行《稳定与增长公约》对于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限制措施，并勒紧腰带，实施财政紧缩措施。5月9日（周日），他们宣布设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以及一个相关的主管机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有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借5 000亿欧元，这些资金再加上之前给希腊承诺的1 100亿欧元，可用于救助欧元区的任何国家。此外，欧洲央行还明确表示愿意通过新设立的证券市场计划（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向那些陷入困境的欧元国购买政府债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削减这些国家政府债券的利率。在终止之前的几个月内，这个计划虽然收购了适量的政府债券，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化宽松政策，因为欧洲央行在收购政府债券的同时，还会卖出相应数量的其他资产，从而使其资产负债表的总体规模保持不变。

5月9日，在特里谢的请求下，我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了一次视频会议，探讨要不要恢复3个月之前终止的货币互换举措。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我还收到了默文·金和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打来的电话，他们表达了各自的忧虑。对于美联储而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因为美国参议院正在准备投票表决《多德–弗兰克法案》，我担心参议员们会误认为恢复货币互换额度是在救助外国银行。(www.xing528.com)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与欧洲央行的货币互换举措不会引发任何信贷风险，而且有利于防止欧洲金融动荡跨越大西洋，波及美国。暂且抛开参议员的反应不说，至少在我看来，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与欧洲事态具有一定的联系。此外，欧洲央行制订了证券市场计划，也采取了从政治角度来看十分大胆的举措。此外，我还相信央行之间的合作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力主恢复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国民银行和加拿大银行的货币互换额度。为了避免潜在的政治抵制，我先后见了多位议员，其中包括5月11日在私下场合向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所做的简要情况汇报。令我感到一丝宽慰的是，参加那次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似乎都能理解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符合美国利益这一事实。

对于欧洲国家最新采取的救助行动以及美国恢复对欧洲的货币互换额度，市场的反应比一周之前积极多了。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在周一大幅下跌，美国道琼斯指数大幅上涨近400点，涨幅约为4%，这一迹象标志着投资者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威胁减少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投资者对于欧洲能够解决问题所抱的乐观情绪逐渐弱化，开始担心希腊即使获得了救助资金之后也无法偿还债务，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财政状况似乎越来越不健康。最终，市场对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的担忧情绪也逐渐上升，谁也不确定欧洲的资源和政治意愿是否足以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确定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是否会被迫分摊损失。于是，在经过短时间的风平浪静之后，上述几个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恢复上涨态势。道琼斯指数也再次下跌，从4月份希腊总理向欧洲其他国家求援那天到7月初，美国股市总共跌掉了13%。7月初，欧洲的银行监管机构针对欧洲大陆的多家大型银行开展了一次压力测试，但并没有像美国之前一年开展的压力测试那样赢得积极的市场反应，因为投资者认为欧洲压力测试的结果是不可信的，而且欧洲银行在放贷问题上依然忧虑重重，即便对于银行间拆借资金也是如此。

11月19日，欧洲央行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我在那次会议上见到了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当时，危机依然愈演愈烈，但主场已经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我对特里谢说：“特里谢，现在轮到你了！”他苦笑了一下。9天后，即2010年11月28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部长决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向爱尔兰提供85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以帮助这个欧元区国家应对债务危机并遏制危机蔓延。

希腊总理向欧洲其他国家求救的4天之后，即2010年4月27—28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和大多数同事都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我们讨论了欧洲的事态可能对美国造成的风险，但到当时为止，这些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失业率从2010年1月到3月一直维持在9.7%的高位，但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当时虽然奥巴马政府2009年财政刺激方案产生的影响逐渐消退，但美国家庭支出和企业资本投资已经开始恢复并出现增长态势，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我们认为这足以使失业率在2010年底呈现出适度降低的态势。当时通胀率依然低位徘徊（或许可以说太低了），但我们预计会逐渐上升。

不幸的是，到2010年春夏之交，我们发现之前的预期似乎太乐观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6月22—23日召开会议时，美国经济前景比在4月份时还弱了一些。然而，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规划，继续探讨如何不失时机地逐渐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几位鹰派委员因为担心通胀问题，主张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尽快抛售证券，但大多数委员希望等经济复苏的步伐彻底稳健下来之后再探讨抛售证券的问题，这也是我个人的立场。鉴于美国经济前景的恶化，我想我们之前思考问题时思维可能有点狭隘了，因为我们过于注重探讨如何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如果经济需要进一步的刺激，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次会议结束一周之后，比尔·达德利就一个问题提出了警告，而到当时为止，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他提的问题是，3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之际，我们决定在我们持有的房利美与房地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期之后，就不再购买新的证券作为补充了，但由于房屋转卖或再融资等因素的影响，债券赖以存在的抵押贷款逐渐还清，导致我们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逐渐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看似缓慢，却导致我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越来越小，无异于被动地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这个问题似乎是小问题，并不值得格外忧虑，但达德利警告说在之前两个月内，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从5%左右下降到了4.5%左右，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抵押贷款再融资浪潮，从而导致美联储持有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迅速减少，相当于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最后的结果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8月10日召开会议之际，美国经济显然正在丧失增长动力。在整个夏季，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5%左右的高位，通胀率则在1%左右徘徊，即使不至于立即滑向通缩，也似乎太低了。早在2008年初，我就曾经警告说，如果经济增长率太低，没有出现足够的改善，无法提振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那么美国经济可能撑不久，或将再次跌入衰退。我在这次会议上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在我看来，由于财政方面不大可能再次出手采取刺激举措，我们就需要从货币政策着手为美国经济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的新任主管比尔·英格利希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了几个政策选项。他和我一样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也曾是斯坦利·费希尔的学生。他在一个月之前才从布赖恩·马迪根那里接任这个职位，马迪根在为美联储服务了30年之后退休了。由于之前美联储不增补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使得信贷流动陷入被动的紧缩，因此，我当时建议想办法结束这种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为了维持资产负债表的总体规模不变，我们都同意开始收购更多长期政府债券，作为对逐渐缩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补充。我们决定收购美国国库券去补充到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也正好符合杰夫·莱克尔和其他几位委员的主张，即像在危机爆发之前那样，建立一个只有国库债的投资组合。我们这一政策转变虽然没有登上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却让市场知道我们也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并且向市场发出了一种暗示，即如果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下滑，我们就愿意采取更多应对举措。2010年从来没有投过赞成票的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这一次再次投出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美国经济已经不需要货币政策提供进一步支撑了，并持续担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金融稳定性带来更大风险。

我们在8月10日采取的那个行动只是为了扭转被动紧缩的局面，充其量是一种防御性的做法。我知道我们必须做好采取更多措施的准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公众、市场和政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以免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时，他们感到猝不及防。8月27日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年会就为我提供了一个向外界发出暗示的机会。在参会之前，我就决定绕过预先设定的议题，即如何落实《多德–弗兰克法案》，另外选择一个议题，即经济前景与我们的政策选项。8月14—15日那个周末，我一直忙着撰写讲话稿。但由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没有决定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我在那次讲话中也不能给出明确的承诺，但仅仅通过详细探讨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我就可以向外界发出一种信号，告诉外界我们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

两周之后，在杰克逊湖旅馆的讲台之上，我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一些可用的工具去支撑美国经济，我说我们决心保持经济复苏态势，并努力防范经济滑向通缩，我还谈到我们有可能动用之前已经用过的两个政策选项的可能性，这两个选项是证券收购和政策沟通，它们的目标就是让市场相信我们的短期利率将长期保持在低位，并降低长期利率，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我还补充道，如果进一步采取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会涉及潜在的成本和风险，应该予以认真权衡。

至于要不要采取额外措施，必须等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9月21日召开的那次会议，但由于市场越来越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难以为继，我们便明确表示采取行动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对外界讲，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提供更多的扶持措施去支撑经济复苏，并推动通胀率缓缓提高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水平。

9月21日那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唐纳德·科恩没有参与。这是连续多年来的第一次。当时，他已经快68岁了，他的美联储副主席任期其实早在2010年春季就结束了，他原本想在任期结束时就退休，但由于苏珊·比斯于2007年3月离职之后，美联储理事会缺了两位理事，我就在2010年春季请求他暂缓退休。他参加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最后我再也劝不动了，他便退休了。他在美联储服务的时间长达40年之久。对我个人和整个美联储来说，科恩的退休都是莫大的损失。他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更是明智的决策者，美联储上上下下和全球各国央行人士都对他十分钦佩和信任。在危机期间，他常常表现出自嘲式的冷幽默，也为我提供了坚定不移的道德支持。

科恩退休之后，美联储理事会就剩下4位理事了（包括我这位主席和其他3位理事），但参议院在批准新理事的提名时，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拖拖拉拉，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挠。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在4月29日就提名了3位新理事，分别是马里兰州金融监管官员莎拉·拉斯金、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戴蒙，以及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但整个夏天都过去了，参议院那边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我和戴蒙、耶伦认识几十年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戴蒙就已经在那里任教了，因此，当盖特纳就他们二人的提名事宜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达了强烈的支持。我之前不认识莎拉，但也很欢迎她的到来。她是个律师，之前曾担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顾问。我们一直想物色一位熟悉社区银行事务的美联储理事，因此莎拉加入美联储理事会，算是适得其所。

耶伦获得的提名是接替唐纳德·科恩出任美联储副主席。耶伦也是一位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博士学位是在耶鲁大学读的，其论文导师詹姆斯·托宾是凯恩斯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耶伦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偏向凯恩斯学派，通常侧重于失业和工资问题。她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助理教授，后来，她来到华盛顿，加入了美联储，并在美联储的自助餐厅遇见了同为经济学家的乔治·阿克洛夫。乔治说话轻柔，性格腼腆，但其所做的创新研究十分出名。耶伦与乔治后来结为夫妻。二人不但一起做研究，合作完成了很多著述，还曾一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多年。乔治深入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刚到斯坦福大学的那段时间，也对这个研究主题很感兴趣。

耶伦也有丰富的决策经验。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在克林顿总统的提名下，担任过两年半的美联储理事，后来还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此外，从2004年起，她还担任过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她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一直是鸽派的领导人物，这一角色反映出她一直非常担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担心失业问题给个人、家庭及社区造成的困境。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的其他很多人相比，她更能充分地意识到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很可能非常深刻，并需要我们采取坚强的应对举措。我了解她，也知道她在20世纪90年代通胀问题令人忧虑之际的表现，因此，我几乎毫不怀疑她会在必要的时候力主维护物价稳定。她每次参会之前都认真做准备工作，总是能够援引别人的研究文献或亲自指导下属所做的研究，或者通过严谨的分析去支撑自己的观点。她总是能够在会议上做出非常有实质性的贡献，每次她开口讲话，会议室就安静下来，大家都认真听她讲。

参议院最后批准了莎拉和耶伦的提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反对的声音。我在10月4日为她们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虽然戴蒙具有杰出的学术成就，他的提名却很不妙。戴蒙曾经在经济理论、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和劳动市场等方面做过很多重要的研究，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这一最高教职，并且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但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里面以理查德·谢尔比为首的共和党人却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太严重，于是他们就驳回了这项提名，并于2010年8月将提名退给白宫，没有就此提名进行投票。

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就会自动放弃了，但戴蒙请求奥巴马总统再为他提一次名，不久之后，我们了解到，他由于在劳动市场领域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要和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了，但谢尔比依然毫不退让，坚持认为戴蒙没有资格担任美联储理事，并表示：“诺贝尔奖是一个重大的荣誉是毫无疑问的，但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意味着适合担任每一个职位。”与此同时，以反对增税而著名的格罗弗·诺尔奎斯特带领的保守派组织——“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宣称为戴蒙投反对票将是2011年议员评分的关键，这就意味着如果谁敢投赞成票的话，很可能会被贴上“不够保守”的标签。这样来看，戴蒙的提名就再也没有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了。后来，他自己放弃了提名，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痛批华盛顿的“党派对立”现象。他的提名没有通过，对于美联储和整个美国而言，都是一个真正的损失，这个插曲也表明保守派对美联储的对立情绪并没有随着《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而终结。

2011年3月，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门主管约翰·威廉斯接替耶伦出任行长一职。威廉斯是货币经济学方面的一位优秀专家，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供职于美联储理事会。事实表明，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算是中间派人士，我经常把他的态度作为观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整体态度的一个风向标。

随着11月2—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临近，我和比尔·达德利开始利用公开讲话的机会让市场为第二轮大规模证券收购计划做好心理准备。达德利在10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当前这种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胀率日渐降低的形势“完全令人不满”，并且假设性地提出证券收购计划的规模是5 000亿美元，他这一假设有助于塑造市场预期。根据他的估计，收购5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刺激作用，就相当于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0.5~0.75个百分点产生的刺激效应。10月15日，我在波士顿发表演讲的时候，没有把话讲得很明确，但我表示“如果其他方面不变的话，现在似乎有理由采取进一步行动”。

与此同时，我和耶伦还努力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寻求支持。我和她分头行动，各自负责给一部分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打电话，以便寻求支持。我知道，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这一次肯定也会表达反对意见，他越来越注重在公开场合发表舆论，按照美联储老成持重的传统文化来看，他使用的语言都具有挑衅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周，他在一次演讲中将我们可能出台的证券收购计划称为“一个与魔鬼达成的协议”。他担心这个收购计划可能会引发金融动荡，并为过高的通货膨胀埋下伏笔。之前一个月的《商业周刊》对他曾以长篇专文报道，指出“托马斯·赫尼希烦透美联储了”。但他对媒体的关注似乎也相当满意。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我尊重他发表不同见解、提出刁钻问题以及公开解释自身立场的权利，但现在我认为他有可能削弱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扰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审议过程，缩小我们的灵活空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以及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都认同托马斯·赫尼希的怀疑观点，但他们二人在2010年都没有投票权。费希尔认为当时两党在联邦预算问题上的持续争论增加了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企业不敢扩大投资，也不敢招聘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动用货币政策去支撑经济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查尔斯·普洛斯则一直很担心通胀问题，并且几乎不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创造就业机会。

我知道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克·罗森格伦会支持我，他在2010年享有投票权。而那一年可以投票的储备银行行长里面，我想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和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桑德拉·皮亚纳尔托都会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新任理事莎拉·拉斯金是第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定期会议，耶伦也是首次以美联储副主席身份参会。耶伦会希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猜想莎拉和丹尼尔·塔鲁洛也是如此。贝齐·杜克对持续宽松的好处就不是那么乐观，而且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越来越大会涉及的风险也感到忧虑。耶伦曾找杜克沟通过，杜克后来同意支持美联储继续收购证券，不过对整个行动并不是很热情。

沃什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保留意见。他是我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的帮助，尤其是在2008年秋季危机肆虐之际给我提供的帮助，是无比宝贵的。他曾经支持过第一轮证券收购计划。现在，由于金融市场运作较为正常了一些，他认为货币政策已经运用到了极限，再采取证券收购计划可能会推高通胀率，并危及金融的稳定性。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让华盛顿的其他有关方面承担一些责任了，让其他方面也出台刺激政策，减轻美联储的负担。我在10月8日和他见了一面，向他保证说，如果我们对于证券收购计划的实施效果感到不满，或者如果我们看到通胀压力不断加剧的迹象，就可以削减收购规模。我还对他讲，我在公开讲话中除了强调大规模收购证券的好处之外，还会着重指出其涉及的相关成本与风险。我们谈得很愉快，但我不确定是否说服了他。我们在10月26日再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不会投反对票，但我知道，这一票他投得着实有点为难。

我认为在11月份那次会议召开之际采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理由十分强烈，很多因素都支持我们采取行动，比如，根据我们当时可以获取的最新资料显示，从6月到9月，美国就业人数逐月下降。当然，那个时期的就业人数减少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口普查工作接近尾声，联邦政府聘用的工作人员大幅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非政府机构的就业人数平均每月才增长8.4万人，虽然这足以吸纳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以及其他类型的新求职者，但这个增加幅度根本无法有效地降低失业率。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6%的高位徘徊，从年初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后来的一系列数据也令人失望，似乎2011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将过于疲软，也无法促使失业率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我特别担忧长期失业造成的侵蚀作用，因为在当时的失业人群里面，40%多的人失业时间超过了6个月，他们的技能越来越生疏，而且逐渐丧失了职场中的人脉资源。同时，从美联储另一个使命来看，通胀率一直太低，未来似乎也只是持平，甚至可能继续降低。过去6个月内，通胀率平均只有0.5%。在通货膨胀太低，甚至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全面复苏的难度就会加大。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能无所作为，以免经济复苏过程难以为继。此外，我认为证券收购计划并没有丧失其有效性，因为自从我8月份开始公开暗示我们将采取更多行动以来，美国的金融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显然这是因为市场已经预计到了我们会采取额外行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了12%，通胀预期也提升到了较为正常的水平。但新的证券收购计划不大可能彻底改变现状，不可能创造出我们迫切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但肯定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有助于防止经济再次滑向衰退。

最后的结果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决定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在2011年6月之前收购6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进度大概是每个月750亿美元。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媒体贴上了“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标签。这个计划将会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到2.9万亿美元，而在2007年年中，这个规模甚至还不到9 000亿美元。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从2009年夏季就开始鼓吹我们应该设计一套没有终止期限的收购计划，根据经济复苏情况和通胀情况去适时地调整证券收购规模，但我担心如果不事先设定终止期限，那么一旦我们最后终止该计划，市场可能会猝不及防。我们的确也说过会定期审视收购进度，如果经济前景允许的话就进行调整，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这样调整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

托马斯·赫尼希果然投了反对票，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那次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他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萨蒂普·雷迪的采访时，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提出了猛烈批评，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月那次会议时，他还是投反对票，但那是他连续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投反对票了。他是1980年以来连续投反对票次数最多的美联储决策者。

沃什信守了之前的承诺，投了赞成票，但会议结束一周之后，他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演讲，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他认为仅仅用货币政策根本不足以解决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税务改革和监管改革，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率，为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注入动力。对此，我表示赞同，我也认为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应该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扩大修路等方面的联邦基础设施项目支出有助于提升美国经济经济的生产率，并且能够立即创造就业岗位，让人们重返工作。但除了沃什强调这些方面之外，没有任何人预计财政领域或其他领域会出现任何改观。事实上，在华盛顿，只有美联储一家在孤军奋战，虽然我们的工具不尽完美，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托马斯·赫尼希的批评让我觉得很生气。虽然我听到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几位同事对沃什的评论文章发表过一些不满情绪，但我个人倒是觉得无所谓。沃什在美联储理事会服务期间，一向都是坦率而积极地参与我们的政策讨论，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尽管他对第二轮资产收购计划抱有一些顾虑，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我认为他公开发表的那些评论并不是为了抨击美联储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在指责除美联储以外的其他决策机构。三个月后，沃什就要离开美联储理事会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存在政策方面的分歧，而是早在2006年他接受任命之际，他就同我商定在这个岗位上干5年左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市场似乎提前预料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这一政策真的出台之后，市场反而安之若素，波澜不惊，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成功地向市场暗示了我们的行动。不过，我还想确保市场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目标。为此，我曾经认真考虑过在11月份那次会议结束之后召开一场未经事先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但后来由于担心扰乱市场，只好作罢。后来，我花了几个小时接受几位重要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仅供市场参考。11月4日，我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阐述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付出了这些努力，最后还是引发了国外领导者和国内政客的批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11月2日，即我们召开会议的那天，正好是中期选举的日子。选民给民主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民主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保持了4年少数党身份的共和党终于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结果巴尼·弗兰克不得不放弃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接任。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有所增加，但依然处于少数党地位。奥巴马用“非常惨痛的失败”来描述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的遭遇。或许是受到了这次选举结果的鼓舞，一些共和党的政客以及电台主播格伦·贝克等保守派的评论人士，对我们在11月份那次会议上决定实施第二轮证券收购计划大加挞伐，甚至连之前从来没有对货币政策表现出兴趣的莎拉·佩林也跳了出来，要求我们“就此打住，不要再做”。

更让我觉得不安的是国会中的4位共和党领导人物，分别是众议院的约翰·博纳和埃里克·坎托，以及参议院的米奇·麦康奈尔和乔恩·凯尔。他们在11月17日给美联储发来了一封联名信，表达了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忧虑。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的资产收购计划“或将引发难以控制的、长期性的通胀，而且可能人为地引发资产泡沫”。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支撑他们的观点。在收到这封信的前一天，参议员鲍勃·科克里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彭斯刚刚建议通过立法手段解除美联储保障充分就业的使命，只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维持物价稳定。（即使更改美联储使命的法案得到批准，也不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重大变动，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我们采取刺激政策也是合情合理的。）

有些经济学家也不甘落后，对我们的决定提出了批评。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封由23位经济学家、评论人士和资产经理（大部分都是保守派）联合发出的公开信，他们指出，我们的证券收购计划“应该再考虑考虑，然后停止实行”。根据这封公开信的观点，我们这个政策没有必要，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签名者里面有迈克尔·博斯金（斯坦福大学教授，曾在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主任）以及约翰·泰勒（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媒体和政客平时很少关注经济学家的言论，但如果这些言论具有足够的争议性（符合媒体的胃口）或者支持了某些人先入为主的观点（符合政客的胃口），那么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就会受到关注。

外国官员也提出了批评的声音。美国媒体在翻译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发表的评论时，用的一个词是“毫无头绪”。其他一些领导者，尤其是巴西、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领导者，也抱怨我们的行动，认为如果这些政策成功地降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可能会对他们自己的经济产生“外溢效应”，因为美国利率较低的话，可能会导致大量游资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者要到那里寻求更好的回报，从而导致他们的投资活动出现重大动荡，我们宣布那个消息一周之后，奥巴马总统在韩国首尔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又从其他国家领导人那里听到了批评的声音。两个月之后我见到奥巴马总统时，微笑着向他道歉，我们的政策给他引起了这么多的麻烦，他笑笑说，如果我们能再晚一周制定那个政策就好了。

10月23日，我在韩国庆州参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就有机会提前解释一下我们可能在11月份那次会议上采取的行动。我指出，美国是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如果美国经济实现更加强劲的复苏，世界其他国家就会跟着受益。我还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稳健的货币、预算和贸易政策，就能够更好地抵御我们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短期性冲击。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普遍比财长更能理解我们的目标，因此，大多数人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理解。

但与国外人士的批评相比，我更担心国内的批评。共和党领导者们发出的那封联名信表明他们打算将货币政策政治化。我明白他们的态度根源于选民对于经济形势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们的政策、目标以及实施效果令很多人感到困惑，有些人故意发表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我们面对的困难从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视频就能略见一斑。在那个视频上，两只无法确定物种的动物以戏谑方式解释“量化宽松”，但解释的内容是完全不准确的。那个视频得到了疯传，到12月中旬，已经被观看了350万次。

不管是卡通视频、国会领袖的联名信，还是经济学家的公开声明，背后的经济逻辑都是错误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政策几乎不可能导致显著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意思是指美元汇率急剧降低）。之所以存在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人误以为美联储是先印了一车车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去收购证券（我之前有时候会过于简单地解释这个政策，也说过一两次类似的话，这真是很遗憾）。然而，事实上，我们不会印钞票，也不会动用现金或支票账户，货币流通量取决于公众持有现金的意愿，比如圣诞节前后，公众的购物需求提高时，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美联储的证券收购计划不会影响到货币流通量，因为美联储不会把钱直接给商业银行，而是存入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所以这种市场操作只会增加银行的准备金，而在一个疲软的经济体之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经济一样），这些准备金是放着不用的，不会进入流通渠道，即不会变成常规意义上的“钱”。

如果经济复苏势头不断加强，银行就会动用准备金去发放贷款，最终导致货币流量和信贷流量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但如果货币流量和信贷流量过度增长，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胀问题，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可以在适当时机取消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我之前多次解释的那样，我们拥有必要的工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提高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对于恶性通货膨胀或美元崩溃的担忧是很夸张的。根据通胀预期的多个指标来看，再考虑到“美国政府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筹借长期贷款”这一事实，投资者对美联储依然很有信心，相信美联储能够将通胀率保持低位。因此，如果我们要担心什么的话，就是担心是不是能够将通胀率再提升一点。

第二个常见的误解是以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收购是一种政府支出，就像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一样，让纳税人负担成本，但这种观点既不正确，又耸人听闻。我们收购证券在更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家庭所做的金融投资，比如购买股票或债券，而不是类似于支付房租或燃气费。事实上，我们收购的证券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我们为银行存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这样一来，反而为纳税人创造了收益。

我认为，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误解，唯一有用的回应方式就是加强对外界的沟通和解释。我先后见了多位议员，也给多位议员打了电话，其中包括一些批评者，比如参议员谢尔比、参议员科克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共和党资深议员保罗·瑞安、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资深议员戴夫·坎普。9月份，我举办了一场面向高中老师的市政厅会议。我开始在媒体上露面，包括在12月5日第二次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但我知道，要把我们的信息清楚地传递出去，我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1] 2012年，劳工部公布的修正后的就业数据是，2009年10月为10%，2009年12月为9.9%。

[2] 《欧洲联盟条约》第104条禁止欧洲央行和成员国央行向成员国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从而构成了欧盟救助希腊的法律障碍，因此，如果欧盟决定救助希腊，就必须修改条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