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7日，我再次回到了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狄龙镇。上一次回来已经是两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刚担任美联储主席不久，回到狄龙后，镇上的人们在“伯南克日”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以示欢迎。这一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的记者斯科特·佩里陪我一同前往。我所到之处，摄像机都拍了下来。我们漫步在主街上，两侧是一座座显得有些破败的门面房。我还见了见狄龙高中的一些学生，到杰斐逊大街拜访了我儿时住过的房子。我们搬走后的这么多年里，这个房子已经换过好几个主人了，还曾被法院查封过一次。我还参加了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立交桥的落成典礼，这个立交桥是95号州际公路的一个出口，从这里出发往前走，就到了“边境之南”旅游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利用暑假时间在那里做过服务员。从“边境之南”继续往前走，就到了狄龙镇。我希望哪天可以从广播上听到“伯南克立交桥附近交通顺畅”的报道。
我带着佩里一起漫步在人行道上，来到了我家之前开药房的地方，在附近找了一个木头长椅坐了下来。对着摄像机，我解释了美联储所做的事情，提到了我们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我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那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从很多人那里了解到主街的镜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对佩里讲：“你知道，我来自主街，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我没去过华尔街，但关心华尔街的事情，一个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华尔街的事情会影响到主街的事情，影响到美国的普通公众。”我解释说，如果我们没有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没有重新激活信贷流动，那么无数个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恐怕就要不幸遭殃了，因为我父亲当年正是利用借来的资金，才能够在距离原来那个药店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规模更大的药店，如果我们无法控制住金融危机，恐怕很多普通的美国人都将难以获得信贷。佩里提到，在任的美联储主席接受电视采访是很罕见的事，为什么我愿意接受采访呢？我回答说：“因为这是个非同一般的时刻，我可以借这个机会直接和整个美国说话。”
我在接受佩里采访过程中，谈到了美联储如何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如何强化银行实力，使其恢复放贷能力，以及如何促进货币市场基金的稳定。我还表示：“我认为不同的市场开始涌现了绿芽，随着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这些绿芽将会开启一个积极的态势，推动我们的经济实现复苏。”有些人指出，我所说的“绿芽”一词意味着我早在2009年3月就看到了美国经济即将迎来强势复苏。其实，无论是我，还是我在美联储的同事，当时都没有产生这种预期，我所说的“绿芽”仅仅指抵押贷款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出现了改善迹象。我相信这些迹象最终会帮助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我这个预测还算准确。3月9日，也就是我接受采访的两天之后，道指跌到了12年来的新低，收于6 547点，但从此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回升过程。2009年的整个春季，金融形势持续改善。这至少能够说明我们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而且银行也通过了压力测试。虽然失业率的攀升态势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10月，但经济收缩现象在当年6月份就结束了。
《60分钟》这个节目向美国广大听众传递了美联储的声音，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自从加入美联储以来，我一直强烈呼吁提高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我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公众可以理解美联储的思维，那么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更加显著，而且美联储及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还有助于我们更多地赢得公众信任。在讨论是否要接受《60分钟》的采访邀请时，负责媒体事务的美联储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写道：“美联储给公众营造的斯芬克斯般的神秘形象已经不起作用了。公众和媒体应该有机会去了解美联储这个机构本身，了解美联储的决策者和政策选择过程。我们就接受采访吧。”
这只是一个开始。2009年，我还到大学里接受学生的提问，撰写专栏文章解释美联储的行动，并参加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主持的新闻访谈节目。在电视上露面的确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有可考虑从美联储退休之后去主持《今夜脱口秀》之类的节目。但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而不是在负面报道扑面而来之际被动地解释美联储的所作所为。2009年初的经济形势依然令人担忧，如果我能够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公众做出担保，缓解公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将对经济形势的改善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2009年1月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由于美联储刚刚开始大规模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因此，那次会议就没有采取什么额外的行动。参加那次会议的美联储理事只有4位，因为兰迪刚刚离开美联储理事会，而接替者丹尼尔·塔鲁洛还没有宣誓就职，比尔·达德利接替盖特纳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后，也成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
由于美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存在相当多的重叠，我们现在就把每一次会议当作美联储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以此凸显我们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对于那些用字母表示的放贷机制感到不满。比如，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就经常表示担心美联储推出的一系列计划，包括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计划，是不必要的，认为这些计划可能会扭曲市场。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有能力高效地配置资源，但我和大部分同事都意识到，在金融恐慌中，恐慌情绪和避险意识会妨碍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关键功能。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干预举措依然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多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的支持下，我们宣布将紧急贷款机制的有效期延长6个月，即延长到10月份。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那次会议上，我们对经济形势的讨论非常激烈。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我们不久之后将需要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当时，美国经济衰退日趋严重，而且正在向全球蔓延。我们6个月之前开会时还相当令人担忧的通胀率，此时却由于支出锐减和商品价格下跌而出现了迅速下降的势头。我们当时仍然看不到经济改善的迹象。我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零利率政策可以再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我就曾经谈到过短期利率降到零之后的货币政策走向问题。当时我是在回应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一旦利率降到了零，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将失去选择空间。我当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现在，我们已经在传统的政策道路上走到了尽头，是时候将我的想法付诸实践了。
我们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最重要的一个，显然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就是收购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通常将这个工具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但金融界却坚持将这种工具称作“量化宽松”。[1]美联储在2008年12月收购两房债券和在2009年1月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标志着我们开始动用这一工具。收购国库券的计划稍后也会逐渐实施。
我们大规模收购证券资产的目标就是降低长期利率，比如30年期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券的利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刺激支出，比如刺激房地产行业的支出以及刺激企业的资本投资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打算收购6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就是希望在众多投资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增加这种资产的市场需求，提高其市场价格，降低其收益率，从而降低申请抵押贷款的个人必须支付的利率。2008年11月底，金融市场开始“向前看”之后，抵押贷款利率就开始下降了。当时，我们刚刚宣布要大规模收购证券的计划，但还没有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相似地，当我们收购长期国库券（比如10年期的国库券）的时候，就会推高这些国库券的价格，从而降低其收益率。虽然私营部门投资者在融资时支付的利率不可能像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库券时支付的利率那么低（毕竟美国财政部被誉为“最安全的借款人”），但国库券收益率一旦降低，则会影响到其他证券的长期利率。比如，投资者在考虑是否购买一种公司债券时，往往会拿这种债券的收益率同具有类似到期日的国库券的收益率做个比较，如果国库券的收益率下降，那么即便公司债券收益率降低一些，投资者通常也会接受。此外，当美联储出面收购国库券时，就减少了其他投资者可以购买的国库券数量，从而迫使投资者转而购买股票等其他资产。这样一来，就会推高其他资产的价格。简而言之，我们收购国库券的最终目标就是迅速地、大规模地降低其他证券的收益率，即降低其他机构获取信贷的成本。[2]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接下来于2009年3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上，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流露出了悲观情绪。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斯表示：“我看不透现在的情况，一切似乎都很黯淡。”珍妮特·耶伦对此也表示赞同，她说：“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消息都令人感到沮丧。”市场上弥漫着一股恐慌情绪，大家都很担心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自2009年初开始，就连几家实力较强的银行也遭遇了股价重挫。事实上，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道指已经下跌了将近50%。股市下跌不仅重创了美国公众的购买力，也不断地昭示着美国经济正在以令人惊恐的方式滑向一个无底深渊。由于企业裁员速度加快，美国在2009年2月份丧失了65万个就业岗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衰退，美国的国际贸易也一度濒于崩溃。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应对举措。
在我们可以采取的众多应对举措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就是扩大证券收购规模。但至于是更多地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还是开始收购国库券，我本人倒是没有明确的倾向性意见。（不难推测，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房地产领域，而收购国库券的影响范围则更加广泛。）我摆到桌面上供大家讨论的方案把这两个选项同时囊括了进去。大家在会议上的讨论内容，以及几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所做的关于商界人士悲观情绪的报告，为我们揭示了经济体系中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比如，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在其报告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位企业家在电话中问我，‘你想听好消息吗？’我说，‘是的，请讲。’结果他说，‘那你还是给别人打电话问问吧。’”面对此情此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于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意愿已经十分强烈了。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理·埃文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点大动作，这很重要。”最后，我们同意双管齐下，一方面扩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收购规模，另一方面开始收购国库券。这样一来，我们就一门心思地扑到了雄心勃勃的证券收购计划上。这个计划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第一轮量化宽松。
这一揽子救助计划的目的就是引起市场关注，而且我们确实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宣布2009年将收购由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担保的、总额高达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比我们在2008年11月25日宣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收购规模高出了7 500亿美元。我们还宣布2009年将再度购买由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1 000亿美元的债券，从而使得美联储购买的两房债券总额从之前的1 000亿美元增加到了2 00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购3 000亿美元的国库券，这是我们美联储第一次尝试收购国库券。最后，我们还宣布要加强对基准利率，也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的引导。2009年1月，我们表示希望联邦基金利率在非常低的水平上维持“一些时间”。到了3月份，“一些时间”就变成了维持得“更加长久的一个时期”。我们希望这个关于短期利率的新信号有助于降低长期利率。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个一揽子救助方案。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这个鹰派委员虽然担心收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可能会导致房地产领域以外的信誉良好的借款人无法获取信贷，最后还是表示支持这一揽子方案。
此时，货币政策领域的行动主义已经迎来了一个新时期。我们宣布的救助计划产生了强大的效果。从我们那次会议召开前一天到2009年底，道指上扬3 000多点，一度攀升到了10 428点，涨幅超过40%。我们宣布一揽子救助计划之后，长期利率应声下跌，10年期国库券的收益率在一天之内就从3%下跌到了2.5%左右。这一幅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大。2009年夏季，长期利率出现了反弹，回升到了4%以上。我们认为这一回升态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示我们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国库券收益率提高反映出投资者预期经济会进一步增长，通胀率会进一步上升。这种预期与我们推动经济复苏的初衷是一致的。事实上，经过修正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经过4个季度的萎缩之后，在2009年第三季度实现了1.3%的增长，而在第四季度则实现了3.9%的增长。
其他央行也陆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之际，英国央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宣布了类似计划，开始收购政府债券。英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将重点放在了收购政府债券上面，而且英国这一政策投入的资金总量与英国经济体量的比例，也类似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在21世纪伊始就率先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次，日本央行也扩大了政府债券的收购规模，并实施了其他一系列旨在促进信贷流通的计划。然而，这一时期，欧洲央行在收购资产方面迈的步子比较有限，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为银行提供长期贷款上。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集团这个羽翼丰满的保险业巨头在获得了850亿美元的初期救助6个月后，又开始陷入了困境。2008年10月，我们又额外提供了380亿美元的贷款。2008年11月，美联储跟财政部合作，调整了救助方案，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400亿美元为其注资。但这些救助措施并没有使其走向稳定。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国际集团令人震惊地亏损了620亿美元，从而导致其在2008年的亏损总额达到了990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密西西比州一年的经济总产出。为了避免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遭到下调（因为一旦下调，就可能会引发倒闭），美联储和财政部在2009年3月1日再次调整救助方案。那天正好是周日，一天之后，即3月2日，该集团就会宣布第四季度的巨额亏损。这次经过调整的新救助方案包括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300亿美元为其注资。这样一来，加上2008年11月我们为了收购其优先股而提供的400亿美元救助，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单单为美国国际集团这一家企业提供的救助规模就达到了700亿美元，换句话讲，国会为该计划拨付的资金中，10%都用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美联储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的信贷。
总体算来，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美国国际集团的稳定，通过多种渠道，累计提供了规模高达1 800多亿美元的救助。这早就令美国公众极为不满了，但现在10%这个数字更进一步地刺激到了美国公众的神经。3月15日（周日），多份报纸引用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高官所说的话，指出美国国际集团将向其金融产品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高管和雇员支付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和津贴，而正是这个臭名昭著的金融产品部门导致美国国际集团走到了破产边缘。美国国际集团拿着政府救命钱去发奖金的消息一曝出来，立即点燃了社会各界的怒火。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建议，美国国际集团的雇员们应该效仿“日本的例子”，先道歉，然后辞职或自杀。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保罗·霍兹说：“我认为，AIG代表着傲慢（arrogance）、无能（incompetence）和贪婪（greed）。”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呼吁绞死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两个人，以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当时，似乎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暴力事件。该集团多次收到死亡威胁，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加强其金融产品部门在康涅狄格州的办公室以及高管住所的安保工作。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法案，规定只要一个公司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接受的救助规模超过了50亿美元，其发放的奖金和津贴就要被课以90%的惩罚性税率，但这一法案似乎违犯了美国宪法，最后被参议院毙掉了。
美国国际集团的奖金丑闻又给我们的政治声望泼了一桶脏水。事实上，我们开始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之后的6个月内，巴尼·弗兰克领导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没有针对救助方案举行过一场听证会，但这次奖金丑闻却促使他迅速地行动了起来，在3月24日就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并要求我、盖特纳和比尔·达德利出席。在听证会现场，“粉色代码”（Code Pink）组织的一些成员就坐在我们身后（“粉色代码”最初是美国女性为了抗议伊拉克战争而组建的一个团体）。听证会那天，她们穿着粉红色的衬衣和夹克。当电视台的摄像头转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抗议者们迅速举起了事先准备好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工作在哪里”和“救救我”。弗兰克拿起木槌敲了敲桌子，宣布听证会开始，并指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公开的听证会，不应该受到任何干扰，不要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谁知过了一会儿，当盖特纳宣读声明时，弗兰克不得不打断盖特纳，警告坐在我们后面的抗议者说：“坐在后面的那些人，能不能表现得成熟点，不要再举牌子捣乱了？”
正如我在听证会上解释的那样，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3月10日跟我讲了美国国际集团打算发奖金之后，我才算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情况。当时，我立即就感觉到，美国国际集团这次又给我们惹来了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大麻烦。我曾经试图阻止过他们，但美联储的律师们对我说这些奖金都是美国国际集团之前签署的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具有合法性，不能被随意剥夺。我们的律师还劝我不要通过诉讼手段去阻止他们发奖金，因为根据康涅狄格州的法律，美国国际集团最后可能不得不支付惩罚性的赔偿，而我们已经为其投入了那么多救助，恐怕到最后会殃及纳税人的钱。
在金融危机期间，很多现象背后都有一些隐情，但最初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美国国际集团这次发放奖金也是如此。其实，早在接受救助之前，美国国际集团就向一些关键的雇员承诺了发放奖金的事情，这些雇员中的大多数人都与饱受争议的金融产品部门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很多人都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对妥善解决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的复杂局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有利于保护我们投入到美国国际集团的纳税人的钱。当然，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些丢掉工作的工人和房子面临查封的业主感到无比震怒。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一个公司，而现在这个公司却要拿着政府的救命钱去给自己的雇员发奖金，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公众怒气冲天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从这件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我们需要更大的法律权力，包括直接废除固有合同的权力。
最后，有些人自愿性地退掉了部分或全部奖金，财政部指派了律师肯·范伯格去监督那些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救助资金的企业，防止滥发福利的情况再次上演。最后，公众的愤怒消退了，但这起丑闻以及其他类似的争议事件对美联储造成的政治创伤却一直持续了下去。2009年7月，一份盖洛普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30%的受访公众认为美联储的工作做得不错或做得非常好。在被列入民调范围的9个联邦机构中，美联储的排名倒数第一，甚至还不如支持率只有40%的美国国税局。
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接受任命的意义不在于博得公众欢迎，而是尽己所能地制定和实行一些符合美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2009年春季和夏季，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撑美国经济和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我仍然每周工作7天，并利用周末撰写或修改讲话稿或证词，或者静静地思考一下最近的动态。
但2009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给自己放了个假，去参加儿子乔尔的婚礼，乔尔和他的未婚妻艾丽斯·肯特在确定婚期的时候就刻意绕开了8月底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他们在阳光明媚的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选择了一家酒店举办婚礼。这是件好事，我也正好可以趁此机会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在婚礼嘉宾里面，有很多是乔尔在新泽西州读小学时就认识的朋友。婚礼结束一周后，这对新人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大巴灵顿举行了一场派对，他们就是在这里的西蒙洛克学院认识的。参与的嘉宾里面，有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肯·曼宁。38年前，正是他说服我离开狄龙，到哈佛大学读书。我女儿阿莉莎当时正在南加州大学攻读学士后课程，为进入医学院做准备，她也参加了婚礼和派对。看到孩子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的生活远离了那些被华盛顿的政客和决策者们关注的事件，我和安娜都感到很高兴。
2009年初，展望未来，我考虑了一下我在美联储主席这个位子上还能干多久。我的任期在2010年1月就要结束了，估计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夏季就要开始考虑是否提名我连任。我当初同意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万万没想到竟然会爆发这样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深刻的经济衰退。我成了众矢之的，而且有些批评甚至是个人攻击。虽然我明白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批评，但有时候还是感到郁闷。有些批评意见或许是正确的。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既没有避免金融危机，也没有避免经济衰退。曾几何时，在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我甚至会思考自己是不是这个岗位的合适人选，以及对这个国家和美联储而言，继续干下去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那些黯淡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通过阅读亚伯拉罕·林肯的经典语录寻求精神慰藉，那是美联储停车场的管理者史蒂夫·贝兹曼赠予我的一张卡片上引用的一段话。我把这张卡片摆到了办公室的电脑旁边。在内战期间，林肯曾因军事失利饱受国会批评，面对此情此景，林肯如是说道：“如果我试图去回应所有的攻击，那我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唯有尽己所能，殚精竭虑，坚持到底。如果结果证明我正确，那么我遭到的一切攻击就算不得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即使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是对的，也无济于事。”
无论我本人是否愿意留任，能否再次获得任命都不明朗。当时，很多媒体纷纷猜测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已经得到许诺，或者近乎得到许诺，将要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在政府内部人脉很广的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告诉科恩说，据他所知，没有人向萨默斯做出这种承诺，但传言依然没有消停。我还听说萨默斯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让我觉得他似乎在为角逐这个岗位做准备，但这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我愁眉不展之际，很多朋友和同事为我提供了支持。米歇尔·史密斯以及科恩等人驳斥了“伯南克离职对美联储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观点。沃什具有超高的政治判断能力，同共和党籍的议员们关系也特别好，他对我讲，尽管我经常和议员们发生争执，但国会山的那些人还是非常尊重我的。他对我能够获得连任充满信心。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努力帮我在参议院拉选票，争取共和党议员们的支持。我似乎还有一些外援。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之后不久，《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他们对54位来自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支持我再次获得提名。《华尔街日报》后来又开展了一些调查，得出的结论令我深受鼓舞。但我深知，除了经济学家们的意见之外，总统在决定是否再次提名我的过程中，还会考虑其他很多因素。虽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再次获得任命，但这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www.xing528.com)
我在2009年春季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如果我就此离任，那么很多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无法继续推进了。虽然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但美国经济已经下探到了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改革金融监管体系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展开。对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联储是我最尊重的机构之一，但它的民意支持率却正处在低谷，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都对其发起了攻击，我必须扭转这个局面。
当然我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人选，但如果就此离任，感觉就像丢盔弃甲地逃跑一样。这几年间，在美联储的历练让我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人脉，这对于在危机期间维持政策的连续性是很有必要的。坦率地说，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得到最强有力的认可，即通过新总统的再次任命。要知道，新总统与最初提名我的总统属于不同的党派，能得到新总统的认可，将是莫大的荣幸。我和安娜详细讨论过总统可能考虑的多种因素，也讨论过我担心的事情。尽管她最初不愿意让我接受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但这次她也赞成我把已经启动的工作干完。我决定努力争取再干一届。
作为奥巴马总统的一个贴身智囊，盖特纳对于总统的决定肯定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一点也不嫉妒他。在金融危机期间最黯淡的时刻，盖特纳曾经与我并肩作战，我相信他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会支持我。但萨默斯既是盖特纳的老师，又是盖特纳在政府里面的同事。此外，虽然我与奥巴马总统相处得不错，但萨默斯在白宫任职，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自然会更加密切，就像我2005年在白宫短暂任职期间与小布什总统建立的关系一样。
2009年6月，盖特纳问及我的计划，我告诉他我想要连任。我还明确表示，如果我能连任的话，那么我的第二个任期也将是我最后一个任期，之后绝不再连任。我认为，对于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而言，连干两届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我在这个职位上的任职时间超过8年，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住那么大的压力。我这番话可能对盖特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因为如果我在2014年卸任，奥巴马总统仍然有机会去任命萨默斯，当然，前提是萨默斯接受任命，而且奥巴马总统能够再次当选。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总统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盖特纳在自己的回忆录《压力测试》（Stress Test）一书中写道，在危机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是一个纳入考虑范围的重要因素。奥巴马当然知道我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推动经济复苏的决心。我和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具有良好的关系。他参与统计了参议员的投票结果，告诉我说我的提名能够通过参议院的批准。我想我从政经历的相对欠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我的从政经历仅仅局限于在一个地方的教育委员会干过几年，以及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有过短暂的任职经历，因此被视为几乎不会受到党派政治的拖累，让我留任美联储还能让萨默斯继续担任奥巴马总统的贴身智囊。无论是哪些因素起到了作用，总统不久之后便做出了决定：盖特纳对我说，如果我想留任，那么这个职位就是我的。
2009年8月19日（周三）傍晚时分，我和盖特纳一起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去见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安排在那个时间点，是因为记者团已经离开了，而且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都下班了，白宫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了。会见时间很短。如同往常一样，总统依然非常友好，彬彬有礼。他赞扬了我所做的工作，肯定地说他打算提名我连任。我将之前跟盖特纳说过的话也对总统说了一遍，即我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未竟的事业，但再干4年就足够了，4年之后就肯定要退下来。他说他理解我的想法，然后对我说他很快就会宣布这一决定。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给米歇尔·史密斯发了一封邮件，写道：“刚见了总统，一切顺利。”这一次，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时，她没有哭，她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第二天，我去参加杰克逊霍尔年会。按照惯例，我在周五早上发表了一篇主旨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出了我对这个危机之年的思考，认为这的确算得上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过去12个月之内，发生了一系列我们之前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我们竟然会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兄弟竟然会倒闭，美国国际集团竟然需要接二连三的救助，货币市场基金竟然出现了挤兑，花旗和美国银行竟然需要救助才能恢复稳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竟然能得到国会批准，我们竟然会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等等。我们似乎已经坠入了无底深渊。我表示：“尽管我们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但前方依然布满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固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共同努力，确保经济实现持续复苏。”
尽管大家在会场上的发言集中在危机和经济前景方面，但在吃饭时间和招待会上，大部分讨论内容都是关于谁将在未来四年领导美联储。我总是故意转移话题。很多同事公开表示支持我，其中就包括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我最初成为美联储主席一职候选人时，他也是一位候选人。博彩网站Intrade将我获得连任的概率定在了79%。[3]
在周五的午餐会上，斯坦利·费希尔发表了演讲。他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指导老师，当时正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在他讲话的时候，我的安保团队将我叫出了会场。我出去时，大家都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由于怀俄明州的山脉里手机信号不好，我没有立即接到电话，然后，我回拨了过去。给我打电话的是白宫的一位助理，他是想对我说总统将于周二在马撒葡萄园岛正式宣布我的提名。届时，总统及其家人将在那里度假。
我在杰克逊霍尔机场员工休息室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陪我一同参会的美联储高级幕僚，包括戴夫·斯托克顿、布莱恩·马迪根和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内森·希茨。这个员工休息室是特意为我们预留出来的，让我们在等飞机时可以休息片刻。回到华盛顿之后，我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打了电话，透露了这个消息，至少在前几天，我觉得我透露消息的决定是正确的。
8月25日（周二）一大清早，我在米歇尔·史密斯和安保人员鲍勃·阿格纽和埃德·麦康伯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我们从那里搭乘一架线条非常流畅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前往马撒葡萄园岛的机场。奥巴马总统将在那里宣布我的提名。我按照要求穿上了蓝色的夹克衫和休闲裤，没有打领带。上午9点，总统的车队也到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安保团队和通信技术团队。总统从一辆黑色的SUV出来后，也很快换上了蓝色夹克衫和休闲裤。他以个人身份向我表示祝贺，然后，我们一起走到摄像机前。总统感谢我帮助美国和整个世界度过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说这场危机堪称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他盛赞我是一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这些成就可以归功于我的学术背景、性格、勇气和创新思维。我感谢总统支持，不仅支持我个人，也支持强大而独立的美联储。然后，我又前往机场。等我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时，正好赶上午餐时间。
过了几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令我备受鼓舞的事情。12月16日，我被《时代》杂志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米歇尔·史密斯就曾跟我讲过这件事有可能会发生，而且美联储和《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格伦瓦尔德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希望《时代》杂志这次采访能够像《60分钟》节目那样，向美国公众展现我人性化的一面，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美联储以及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这篇报道达到了这个效果。这篇报道将我誉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最重要的舵手”，并盛赞美联储成功地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的再次上演。我的头像登上了该杂志的封面，风格看起来有点类似于美钞上面的人物头像。
在提出赞扬的同时，《时代》杂志还指出美联储的行动招致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我在12月3日就感受到了这一点。那一天，我去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一场关于提名的听证会，时间竟然长达5个小时。前一天晚上我睡眠质量不好，不得不打起精神，保持镇定，并集中注意力。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虽然质疑美联储是否应该继续在金融监管领域扮演核心角色，但他支持我再次获得提名，还称赞说美联储在我的领导下采取了非同凡响的行动。
但其他人则更多地提出了批评。亚拉巴马州资深共和党人理查德·谢尔比针对我们的救助举措发表了一通抱怨，认为这些举措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到头来只不过加剧了道德风险而已。他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风险表达了担忧。他用夹杂着亚拉巴马州口音的腔调缓慢地说道：“主席先生，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重美联储，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货币政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还因为它是一个审慎的监管者，但现在恐怕我们的信任和信心被辜负了。”然后，他列举了美国经济当时仍然面临的多项重大挑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伯南克主席究竟是不是带领我们走出泥潭、摆脱困境的最佳人选。”
美联储（以及我个人的）“劲敌”——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猛烈地抨击了他所说的诸多美联储败笔，其中既有我任期内的，也有格林斯潘时期的。在他看来，我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格林斯潘时期的政策。那次听证会结束两周之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就我的提名举行公开讨论时，邦宁狠狠地奚落了我当选为《时代》年度人物的事情，他说：“伯南克主席或许应该再考虑一下是否真的要接受年度人物的称号，因为之前斯大林、阿拉法特、希特勒、哈梅内伊、普京以及尼克松都曾经当选它的年度人物，而且斯大林和尼克松还两次当选。但我还是要向伯南克主席表示祝贺，希望他以后能证明自己至少比那些人强一点。”
我在听证会上竭力为我采取的举措进行辩护。我指出，美联储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国会的配合下，成功避免了金融和经济的崩溃。我反驳了很多夸大其词的说法，比如，有人说美联储应该为这次危机承担全部责任，有人说美联储早就应该预料到危机，并完全规避危机。我指出了我们为提高透明度而采取的多项举措，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比如大幅下调利率和收购证券）是有必要的和负责任的。我坦率地承认美联储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败笔（但存在类似败笔的绝不只是美联储一个机构），并指出如果美联储要履行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职能，就必须保留监管权。那天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我相信我已经充分阐述了我的想法。
两个月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以16∶7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提名，并提交给参议院大会审议。我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参议院大会上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但有一个例外，即来自俄勒冈州的杰夫·莫克里。他给我投了反对票。他在电话上对我讲，我与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值得他投赞成票。我认为他这一指控一棍子打死了所有在2007年之前参与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共和党议员里面，支持我的有4位，分别是来自犹他州的鲍勃·贝内特、田纳西州的鲍勃·科克里、新罕布什尔州的贾德·格雷格和内布拉斯加州的迈克·约翰森。
对于这4位共和党议员，我是非常敬重的，而且我在任期内也和他们开展了建设性的合作。贝内特气质高贵，思虑周全，性情温和。之前，他曾经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投过赞成票，而后来他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失利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格雷格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在共和党议员讨论美联储的事情时，他经常挺身而出，支持美联储。在这类场合，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为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支持。约翰森非常理智，为人低调，总是非常认真地倾听我在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他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当时，他正担任农业部部长。我与科克里的关系则有点复杂，因为我们总是在政策取向上产生分歧。他对我们的量化宽松政策格外不满。他主张解除美联储保障就业的使命，但在参议院里面，他算是最具有经济学头脑的议员之一了。他还愿意超越政党的分歧去寻求合作。在很多问题上，他都会征求我的建议，也会在私下场合组织我和其他共和党议员开会，这样我就可以解释我们的行动了。我们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很敬重他，我相信他也很敬重我。
虽然上述几人以及其他几位共和党议员倾向于支持我，但他们属于少数例外情况，绝大部分共和党还是习惯于同美联储以及我个人唱对台戏。对此，我感到十分困惑。要知道，最初正是来自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提名我担任美联储主席，而且小布什总统在危机期间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为什么这些共和党议员偏偏这么倾向于反对我呢？当然，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会尽量认真倾听并接受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比如，理查德·谢尔比的评论就属于此类。我觉得这场危机似乎导致很大一部分共和党人走向了极端。已故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真相。一些共和党人，尤其是右派人士，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观点”，什么是“真相”了。他们将危机归咎于美联储和两房，却几乎完全忽视了私营部门那些显著缺陷，也没有看到国会自身的失职问题。他们单纯地认为我们的救助就是把纳税人的钱分发给被救助者，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何其沉重的打击。有时候，明明不存在通胀问题，他们却坚持认为存在。有时候，我们的官方数据不符合他们做出的预测，他们就搬出了阴谋论，说我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些货币和财政政策明明能够支撑就业率的提升，他们却偏偏否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联邦政府把资金投向他们自己的选区。有些货币制度明明已经声名狼藉，不足为信，他们却还要大力鼓吹，比如金本位制度。
我认为，这些立场只会导致共和党越来越远离主流观点，越来越远离它自己的传统视角。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派人士，笃信尽职尽责的重要性，我也认同市场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福利的最佳途径。但我对共和党内部一些极右派人士的无知观点失去了耐心。不是我疏远了他们，而是他们疏远了我。
当然，民主党也存在无端猜疑的问题，一些极左派人士更是如此。（如果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反对我做的事，那我就知道这件事肯定是正确的。）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固执地从阴谋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大企业和富人。（企业和富人固然掌握很多权力，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糟糕事情里面，大部分都是由愚昧无知、能力不足或运气欠佳导致的，而不是由什么大阴谋导致的。）当我最初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我就下定决心摆脱政党的影响，这对我这个岗位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我在华盛顿的任职期间也几乎没有跟政党发生过任何瓜葛。我现在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党派倾向的独立人士，而且我会把这种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2010年1月28日，经过一些政府人士积极帮我游说之后，参议院以70∶30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我的连任。虽然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美联储主席任命历史上差距最小的，之前历届美联储主席得到的投票结果中，赞成票数与反对票数的差距更大（比如，2010年格林斯潘以89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批第四次连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美国公众对于经济和金融形势不满，国会肯定要对此有所反应。
那次投票结束之后，几位参议员给我打来的电话令我感到比较困惑。他们说的内容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相信我干得不错，但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投反对票。他们似乎认为，出于政治原因去违心地投票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中一个电话令我感到格外惊讶，一位参议员表达了他对我的信心，并就投反对票一事向我表示道歉，然后，我问他为什么投反对票，他坦率地回答说：“嗯，有时你不得不给大猩猩扔过去几块红肉，安抚它们一下。”
诸如此类的说法让我想起了喜剧演员莉莉·汤姆琳说过的一句感言：“无论你变得多么愤世嫉俗，你都无法持续下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但作为一位即将宣誓就职，再干4年的美联储掌舵人，我深知政治将会继续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1] 我曾经尝试过劝说媒体和市场使用美联储新闻发言人戴维·斯基德莫尔建议的“信贷宽松”，不要使用“量化宽松”，但最后没有成功。量化宽松是日本大概10年前采用的政策工具，但最后没有成功地实现预期目标。日本这种量化宽松与我们美联储收购证券其实存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目标的差异。日本实行量化宽松的主要目标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而美联储收购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主要目标则是为了推动长期利率的降低。
[2] 在理想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收购私营部门的债券，比如公司债或“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对这些证券的利率施加直接影响。但与大多数央行不同的是，美联储无权这么做，如果非要这么做，必须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权限。
[3] 在博彩网站Intrade上，玩家可以就未来某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押注，其预测结果被全球主流媒体频频引用，准确性有时甚至能与民意调查结果相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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