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过渡时期：人事变动与资本收购计划

2008年11月4日，贝拉克·奥巴马击败了约翰·麦凯恩。这太令我惊叹了，因为40年前我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狄龙镇读书时，学校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没想到现在美国竟然迎来了第一位非洲裔的总统。同时，我还想起了1932年到1933年之间，胡佛政府向罗斯福政府过渡的那四个月内，美国经济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修改宪法，将新旧总统交接时间缩短为两个月。尽管过渡期被缩短了，但从小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过渡期间，当前这场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危机肯定会变得更加复杂。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将出现全面的人事变动，美联储不存在这种问题。我们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可能地确保政策的连续性。

一系列重大决策日益迫近。小布什政府会要求国会拨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另一半资金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应该用于救助苦苦挣扎的汽车厂商吗？应该如何帮助那些还不起房贷的业主们？考虑到“不管什么时候都只有一位总统”这一情况，即将上任和即将离任的政府必须就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想出合作方案。

与此同时，保尔森集中精力确保财政部的“资本收购计划”能够正常运作。曾经到财政部参加10月13日那次会议的9家大银行，已经接受政府1 250亿美元的新资本，剩下的1 250亿美元要分配给其他银行。要制订出将资本分配给小银行的详细方案，需要耗费一些时间。虽然不确定银行是否乐于参与，但是各种规模的银行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本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到2008年底，财政部对银行的注资已经接近2 000亿美元。

这个资本收购计划是为了稳定银行体系而迈出的一大步。比照危机时期实行的其他救市计划来看，这个资本收购计划还算不上特别不受欢迎。一方面，对于那些接受政府注资的金融机构，我们限制其高管的薪酬，这有利于减少政治上的阻力。另一方面，这种限制又不会过于苛刻，不至于阻碍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所有规模的银行，包括社区银行在内，只要监管机构判断它们具有继续经营下去的潜力，就可以申请政府注资，这一点也有助于减少政治上的阻力。但有些政客担心自己赞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后惹上麻烦，便施压财政部和美联储，要求我们证明这个方案行得通。一个提出频率最高的问题是：“银行究竟有没有将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取的资金贷出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然，因为钱具有可替代性，你从这里获得的一美元，与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一美元是一样的，因此，当银行发放一笔贷款时，如果你问这笔贷款的资金究竟来自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是来自于其他途径，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我们为银行注入资本的主要意义在于缓解亏损造成的潜在影响，从而鼓励银行冒着亏损风险去发放贷款。因此，比较好的提问方式应该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银行注资后，银行贷款的规模是否比没有注资时增加了呢？”

即便这样问，回答起来也很难。我们怎么能证明如果没有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时的情况呢？我深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和其他措施能成功地阻止金融体系的崩溃，不至于导致经济陷入极为严重的、漫长的衰退，而且避开萧条。这个计划推出后，银行的贷款规模确实远远低于危机前的贷款规模，但是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因为由于经济衰退，具有贷款资格以及具有贷款意愿的企业和家庭数量大大减少。

美联储资深经济学家内利·梁率领的一个幕僚小组负责搜集数据，制定指标，评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但我们从来没有找到全面的、易于解释的评估指标。此外，我们虽然希望银行发放贷款，但不希望银行出现不良贷款，正是不良贷款导致我们陷入这种困境。因此，一些政客提出为接受救助的银行设定贷款目标，其实是不明智的。我们的策略有助于缓解银行和监管人员在危机时期的保守思维，我们和其他监管机构都鼓励银行为有信誉的客户发放贷款，我们也敦促监管人员在鼓励“合理的谨慎”与确保有信誉的借款者能够获得贷款之间寻求适度平衡。

同时，美联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的价值很快显现了出来。到10月29日那一天结束之际，也就是该机制推出两天之后，美联储收购的三个月期商业票据就多达1 450亿美元。推出一周之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 420亿美元。到2009年1月，这个数字达到最高水平，即3 500亿美元。该机制阻止了这个重要的融资市场的迅速萎缩，推动商业票据融资利率恢复到了较为正常的水平。

尽管推出了这一系列重要的工具和政策，金融体系仍然没有从雷曼兄弟倒闭事件造成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一年前，投资者的恐惧主要集中在次级贷款方面，现在则几乎避开所有形式的私人信贷，比如信用卡贷款和汽车贷款。虽然他们没理由认为其他形式的贷款也会出现类似的亏损，但他们偏偏会这么认为。如同次级贷款一样，其他形式的贷款也被包装成了证券，卖给了投资者，以至于现在遭到了次贷危机的波及。投资者对于这类资产支持证券的需求迅速降低，也对整体经济构成了一种风险。

未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与财政部合作制订了一套新的计划。11月25日，我们动用了《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宣布推出“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但这个机制非常复杂，直到推出4个月后才贷出第一笔款。根据该机制，我们应该贷给购买期限最多为5年、有资产担保的3A评级证券的投资者，资产担保的内容有信用卡贷款、就学贷款、汽车贷款、商业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管理局担保的贷款等。我们的贷款应该没有追索权，意味着借款者可以用他们购买的资产担保证券还给我们，取代完全清偿贷款，这种做法等于为借款者提供了“下行风险保护”，即如果投资者在股市下滑时离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的资金。但是，只有在这些证券的回报率跌到低于贷款成本时，在到期日前用这种证券偿还才有道理。

我们也制定了自保措施。投资者只能贷到占证券购买价格一部分比率的贷款，这样，一旦出现亏损时，投资者要承担第一笔亏损，跟我们“共同承担风险”。此外，财政部也采取了在美联储商业票据贷款机制中不愿采取的行动，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资本，这样一来，美联储可以贷出的款项就增加到了2 000亿美元。这笔资金可以用来弥补给投资者造成的风险。最后，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贷款机制融资的证券中，没有一笔是用证券偿还给美联储的，这个方案没有出现亏损，还为纳税人创造了利润。

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建议下，即将卸任的小布什政府和即将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也在努力解决房屋被查封的问题。随着好几百万业主失业和更多的业主发现自己的房子“溺水”（房子的市价比欠的房贷还低），查封现象愈演愈烈，原本被查封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因为初期优惠利率结束后，月供大幅增加，而现在查封范围扩大了，传统的优级房贷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和社会所付出的成本不只是放款机构的损失，也不只是流离失所的家庭所面对的痛苦。查封的空房让社区显得破败，压低了附近房价，减少了地方的税收。

那个名为“希望在眼前”的房贷救助计划是私营公司在保尔森的动员下，于2007年10月开始实施的，在减少查封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政府不提供资金，使其规模受到了限制。后来，于2008年7月完成立法的“业主希望计划”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再融资，但是，国会规定了苛刻的要求和费用，阻挠了业主和放款者的参与，实际上破坏了这个计划。

同时，在单独干预或与其他机构的共同干预下，美联储阻止了100多例房屋查封事件。比如，2008年8月，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召集了2 200多位陷入困境的业主，同放款者、信贷服务公司和顾问在吉列体育馆（新英格兰爱国者足球队的本部）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研讨会。我们还同非营利机构——美国邻里互助合作组织（Neighbor Works America）合作，尽量降低查封事件对社区造成的破坏。

大选结束后，在新政府上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可以用来缓解查封问题的情况下，提出新构想的好时机似乎来了。贝尔一直努力推动政府采取更多行动，防止查封现象愈演愈烈。2008年7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印地麦克银行后，开始修改银行所拥有或服务的房贷合约，规定月供不超过借款者月收入的31%。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采用多种策略，包括降低贷款利率，豁免部分本金以及延长房贷到期日（例如从30年延长为40年）。

这样做似乎是有价值的，但当我们在过渡期间就不同的方法展开辩论时，要判断这种做法的成败似乎还太早。到2008年底，只有几千件印地麦克的房贷合约修改了条款。我们不知道修改过的合约能否施行下去以及最后是否会形成新的违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后来的评估发现印地麦克银行严重违约的案例中，后来有三分之二在修改条款后的一年半之内再度违约。）到了11月中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做法（即“印地麦克银行模式”）经过两房修正后开始实施。贝尔也对行政部门施压，希望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为放款者提供担保，以便鼓励放款者采用印地麦克银行的指引方针。如果借款者的房贷合约修改后违约，那么政府会赔偿一半损失。

我并不总是同意贝尔的观点，但我不得不佩服她的政治才能。她绕过了政府正常的决策过程，通过媒体发声和游说，她说服了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德参议员在内的国会议员（以民主党人为主）支持她的计划。但是贝尔差不多把那些没有完全支持她计划的人，都描述成了反对缓解查封问题的人。我记得《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让保尔森非常生气，因为那篇报道批评财政部没有按照贝尔的建议立即采取行动，就像卡特里娜飓风后的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一样。

美联储完全同意贝尔计划的目标，却质疑其中的若干细节。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和其幕僚比较过其他策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计划有几项缺点，其中一项似乎是对放款者慷慨到没有必要的程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原始计划中，对放款者提供不合常理的引诱条件，把最没有偿还能力的借款者的房贷，修改成具有流通性的房贷，一旦借款者再度违约，放款者不仅能得到政府的担保款，而且还能查封房子。

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几个替代性的计划，包括以“印地麦克银行模式”为基础的几个变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己的计划能够减少政府负担的成本，让修改后的房贷合约更具有持续性。我们还建议美联储和财政部设立新的特殊投资实体，从放款者和投资者手中大批量地收购有风险的房贷。按照我们的计划，政府新设立的这个实体可以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取得500亿美元的资本，也可以向美联储借钱，买进的房贷合约会交给独立的专业人士去修改，而不是交给私营部门的放款者和投资者去修改，然后才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再融资。

对于贝尔打算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为修改过的房贷合约提供部分担保，保尔森也持有怀疑态度。但他的财长任期快要结束了，因此，他只是要求自己的团队集中精力分析各种方案，而不提出倾向性的建议。12月15日，被奥巴马选定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拉里·萨默斯向奥巴马提交了一份与其他顾问商议之后的备忘录，也加入了我们的争论。萨默斯赞成修改“业主希望计划”，提高这个计划对放款者和借款者的吸引力。他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房贷修约后再度违约时补偿放款者的计划，也和美联储有着相同的忧虑。但他支持鼓励放款者对问题房贷降息。萨默斯的备忘录没有提到美联储设立特殊实体、大批量收购问题房贷的观点，但他告诉我们，如果新政府继续修改房贷合约，难免会查封一些住房，他不喜欢这种情况造成的政治后果，最后的决定必须等新总统和新财长宣誓就职以后再说。

虽然处于过渡时期，我们仍然继续推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由于市场一直动荡，我们在10月28—29日那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买家继续全面撤出市场。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会议到10月会议召开前一天，道指下跌将近2 900点，总市值大约丧失了四分之一。市场的震荡令人惊讶。然而，道指经过大跌后，却在我们开会的第一天暴涨近900点，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消息可以解释这次暴涨。

房价与股价双双下跌，再加上信贷紧缩，反而加快了经济衰退。家庭与企业的信心，也就是说，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动物精神”，似乎在直线下降。密歇根大学曾经开展过一次著名的家庭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信心降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会持续到2009年年中。事实证明，他们猜测的这个时间是正确的，但如同大部分外部的预测者一样，美联储幕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都没有准确预测到这场衰退的严重性。当然，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收缩2%，到第四季度，收缩幅度更加令人震惊，高达8.2%，堪称50年里最糟糕的一个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的收缩幅度为5.4%，因此，这堪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通胀率迅速下降，其两个重要表现就是每桶石油降价30美元和整体经济颓势。

此时，市场低迷和经济收缩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现象，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概莫能外。俄罗斯为了遏制股市下行趋势，暂停了交易。墨西哥为了阻止比索贬值，动用了15%的外汇储备。我们在10月底举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第一天，日本的日经指数跌到26年来的最低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但迫切渴望安全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却争抢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国库券。自从我们上次开会以来，这种做法已经将美元价值推高了9%以上。由于美国经济迅速衰退，美元上涨根本算不上好消息，因为这会导致美国的出口商品变得更加昂贵，降低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谨慎地选择了墨西哥、巴西、韩国和新加坡这4个新兴经济体，增加到货币互换国家名单中，从而再一次扩大了货币互换额度。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对美国与全球的金融、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拒绝了其他几个国家建立货币互换额度的请求。增加这4个国家后，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额度的央行增加到了14个。在这次会议召开两周之前，我们就取消了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限制，反映了欧洲与日本对美元的需求的增加，也反映了我们跟这些央行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进一步降息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我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讲，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之前采取的那些措施的作用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场特别严重和漫长的经济衰退，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将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降至1%。这个水平与2003年我们极度担忧通缩时的利率水准一样。

按照惯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会举办晚宴。我利用这个场合见了各地储备银行的行长们。他们非常担心美联储的干预措施引发的政治风险，尤其是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可能引发的风险。虽然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放贷职责属于美联储理事会，而不属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但有些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仍然觉得美联储没有提前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每一位行长都要我保证，以后不能再把他们蒙在鼓里，要让他们分享信息，这样他们下次公开露面时，才不至于答不出一定会被问到的问题。鉴于最近事件的紧迫性，我没能坚守一向的建立共识风格，实属合理。但是这些行长们的顾虑的确是合理的，因此，我提议每周召开两次视频会议，让他们知晓美联储的最新动态，也了解金融、经济和立法方面的最新动态。

我们曾经希望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注资能够支撑起摇摇欲坠的金融巨头，使得我们不必再对其进行救助。不幸的是，经济状况恶化和巨额亏损继续困扰较弱的机构。9月份才接受美联储850亿美元救助的美国国际集团就是其中之一。10月初，我们已经额外增拨了378亿美元的贷款，为美国国际集团持有的“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政府不予担保）提供融资，但这笔钱根本不够用。该公司第三季度的亏损暴增到240亿美元。为了继续存活下去，他们需要资本注入，也需要美联储放宽9月份实施救助时开出的苛刻条件。

我们不能选择让美国国际集团倒闭，我们两个月前开始采取干预措施时，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们修改了紧急救助的条件，并将救助资金提高到1 500亿美元（包括财政部的救助资金）。起初，保尔森希望美联储提供新方案所需的全部资金，但我和盖特纳努力说服他，告诉他美联储独木难支，美国国际集团需要巨额资本，在私营融资渠道几乎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只能让财政部出面提供资金了。11月10日，美联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个经过调整的救助方案，其中包括财政部购买400亿美元的优先股。由于资本收购计划的目标是强化相对健康的公司，而不是陷入困境的公司，因此，美国国际集团没有资格使用该计划的资金。我们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包括为财政部持有的优先股提供较高的股息。作为调整后的救助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国际集团必须偿还美联储10月份为其提供的补充贷款，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提供给美国国际集团的信贷额度从850亿美元降到了600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同意大幅降低我们收取的利率，而且把还款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为了抑制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的潜在风险，美联储再次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权限，批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设立了两个新的法律实体，并对其融资，这两个法律实体名称分别叫作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和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美联储为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贷款225亿美元，让该公司利用这笔资金购买导致美国国际集团蒙受重大亏损的“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会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300亿美元贷款，用于向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对手购买由美国国际集团金融商品公司担保的债务抵押债券，这样事实上就终结了曾经在9月份导致美国国际集团濒临绝境的保单。盖特纳把美国国际集团剥离不良资产比作“绑止血带”，目的是要阻止流血，按照同样的逻辑去打比方，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贷款和财政部给它注入资本就相当于“输血”了。我们希望这次输血能拯救这个病人。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关心它，而是为了整个经济体系考虑。我们特别希望避免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被进一步下调，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然需要为其提供更多的担保，注入更多的资本。

为了保护美联储，我们从外面聘请了资产管理人员去评估我们购买的证券。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10亿美元以吸收梅登巷2号有限责任公司最先出现的亏损，另外提供50亿美元吸收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最先出现的亏损。这两家新公司和它们持有证券的总市值会表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每个季度都会更新。11月10日，即宣布新的救助方案之前的那个周日，我和保尔森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给国会领袖解释这个新方案，说明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必须实施这个方案的原因。当时，他们没有提出多少反对意见，但后来却提出来了。这符合国会的一贯作风，我们之前领教过多次。

美国国际集团获得了大量注资并剥离不良资产后，似乎稳定了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但经过修改的救助方案重新点燃了很多人的怒火（有些人是真的发怒，有些人则是刻意在摄像机前作秀）。我能理解这些人愤怒的原因，尤其是因为我们的救助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以至于没有成功地避免现在看似十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我毫不犹豫地继续帮助美国国际集团继续存活下去，这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防止危机进一步转移。此外，如果我们想收回之前投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资金（那都是纳税人的钱），最佳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美国国际集团存活下去。

梅登巷3号有限责任公司购买美国国际集团承保的债务抵押债券，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这是我本该预料到的。我们购买这些债券，其实就相当于让美国国际集团的交易对手（大多是大型金融机构，有些是外国的）获得了保险的全部好处。当这个事实逐渐明朗化之际，国会和媒体指责我们是在搞“走后门式救助”，批评我们没有让高盛等交易对手承担部分损失。

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控制恐慌上，因此，我起初对这种批评感到困惑不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经希望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些交易对手自愿返还一部分资金，但没有成功（这是不足为奇的）。如同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法律上来讲，我们不能强行减少给这些交易对手的付款，因为它们持有的保险合约的索赔效力并不亚于美国国际集团债券或传统保单的索赔效力。如果我们以监管机构的身份施压交易对手，要求其同意降低赔付额度（许多批评者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显然就是在滥用权力，而且很多交易对手是外国机构，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而且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支持它们拒绝接受减少赔付。

我们招致批评的另一个地方是没有立即披露与美国国际集团在债务抵押债券业务上的交易对手的身份。我们之所以拒绝披露，是有合法理由的，比如，《统一商业秘密法》（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不允许我们单方面披露这些交易对手的身份。我们担心一旦披露之后，这些机构未来是否还愿意同美国国际集团打交道。然而，在被国会和媒体穷追猛打了几周之后，我们就让美国国际集团披露其交易对手的身份，美国国际集团迅速地披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我努力向外界解释我们的行动，为我们的反应进行辩护。这时，美联储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决定放弃美联储传统而保守的沟通策略，建议我同媒体和公众开展更加密切的沟通，包括接受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邀请去那里发表演讲，并接受媒体提问（我2009年2月这样做了）。我与《纽约客》杂志的约翰·卡西迪合作，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内部人的视角披露了美联储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我还在全美范围内知名度较高的场所更加频繁地发表公开演讲，阐述了我们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的很多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的。我还经常到国会的多个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同议员保持频繁联系，开展没有会议记录的面对面交流或电话交流。虽然我把重点放在国会的两党领袖和监督美联储的委员会上，但如果议员提出见我或跟我电话交流，我一般都会答应的，当然时间安排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则属例外。

美国国际集团并非唯一一个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短短几周之内，花旗集团似乎也到了崩溃边缘。花旗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实力，但争议不断，花旗几乎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恐慌。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引发了重大损失，花旗一度濒临崩溃，到了90年代，又因为商业不动产贷款出问题，再度濒临崩溃，好在当时沙特阿拉伯的阿勒瓦利德王子在1991年为其注资5.9亿美元，才得以生存下来。1998年，花旗跟旅行者集团公司进行历史性的合并之后，变成了美国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但到2008年9月，花旗被摩根大通超越，变成了美国第二大银行控股公司。虽然此时的花旗与桑福德·韦尔提出的“金融超市”的愿景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其实力仍然非常大，其全球资产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

花旗的摊子铺得非常大，而且错综复杂，业务遍及数十个国家，它的经理人努力打造连贯的发展战略。我们的监管人员特别担心花旗银行是否能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发现和评估风险。一系列管理缺陷和高风险投资使其特别脆弱。其旗下一些结构化投资工具失去外部融资来源之后，被纳入花旗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导致其问题更糟糕。希拉·贝尔尖锐地批评了花旗银行的管理层，包括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和以理查德·帕森斯为首的董事会。花旗的问题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潘迪特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毕竟，他从2007年12月才开始出任首席执行官一职。但希拉·贝尔有一点说得很对，花旗非常脆弱，而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做的工作不够多，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哥伦布纪念日那天，潘迪特从财政部收到了250亿美元的资金，对花旗银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它的情况还是很危险。随着整体经济形势恶化，市场对花旗集团的忧虑不断加剧。花旗银行过度依赖没有联邦存款保险的5 000亿美元外国存款，也极为依赖短期融资，然而，这两种资金都存在挤兑风险。花旗银行之所以试图收购美联银行，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得到更多获得了联邦存款保险的美国境内存款。花旗之前依赖的那些不太稳定的短期融资渠道逐渐消失了。这种情况，我们之前见过很多次。

11月20日（周四），我在美联储餐厅里招待各位美联储理事，共进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午餐。当时的气氛很愉快，但是跟花旗有关的电话从当天早上就开始打进来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了那个周末。当时广泛传播的谣言说花旗正在张罗着把自己卖出去，但还不清楚究竟什么机构才能负担得起一桩如此庞大的并购案。

周五，又出现了一个让事情更加复杂的因素，当时，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宣布提名盖特纳作为新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虽然盖特纳之前并不是奥巴马核心团队的一员，但奥巴马在竞选期间曾经邀请盖特纳就危机情况做过汇报。奥巴马显然对盖特纳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消息正式宣布之后，盖特纳就辞去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职务，将自己从应对金融危机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忙碌中解救了出来，但他仍然以奥巴马顾问的新身份同我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于是，我们在盖特纳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再度辩论如何让一个濒临崩溃的金融巨头走向稳定。我们曾经在10月中旬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公开承诺要避免再次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走向倒闭。花旗能够轻松地满足这种“系统重要性”的标准，但希拉·贝尔最初表示她认为可以让花旗倒闭，我怀疑她这样说有着挑衅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讲，到最后她还是加入了我们，和我们一起努力避免花旗倒闭。我的确同意她所说的一个观点，花旗的问题都是由其拙劣决策导致的。但我们救助它，并不是为了花旗、花旗高管、花旗债权人或华尔街上的其他什么人，而是为了实现整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个理由我们已经讲了无数遍，而且怎么讲都不嫌多。(www.xing528.com)

我们发现，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必须在周末抓紧时间，赶在亚洲开盘之前处理好花旗银行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难免会开很多视频会议，做很多电子数据表，难免会在提出的方案被否决后出现情绪波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同花旗谈判，还要同财政部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谈判，以便商谈各个机构在救助行动中应该出多少力。这三个机构的领导者和幕僚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源了，压力非常大，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和体力的原因。我们要求花旗披露什么信息，它总是反应很慢，以至于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对花旗管理层的信心。

贝尔曾经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连自己需要的信息都得不到，这地方真是太乱了。如果花旗连自己有多少资产都搞不清楚，我们能给它提供什么担保呢？”虽然我们同花旗的关系很紧张，但由于涉及面太广，相关风险太大，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我可以打包票，包括贝尔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最终而言，让花旗倒闭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11月23日（周日）深夜，在亚洲开盘之前，我们宣布了旨在稳定花旗的一揽子救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为花旗注资，换取花旗公司的优先股，股息8%（并非财政部资本收购计划规定的5%）。此外，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意为花旗集团总计3 06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范围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和商业房产贷款等。对于接受政府担保的3 060亿美元资产，花旗必须自己消化这些资产造成的最初约370亿美元的损失，其余2 690亿美元的资产若出现任何亏损，美国政府都将承担90%，花旗负担10%，其中财政部要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损失中最初的50亿美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担接下来的100亿美元损失。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这种担保后，会换到花旗的优先股。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亏损极为严重，以至于花旗、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诺的担保亏损一空时，美联储就得提供等于剩余资产90%的备用贷款，而这份贷款将以花旗所有的资产作为担保品。救助方案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花旗必须同意在未来3年内，未经政府批准，派发的普通股股息不得超过每股0.01美元，实际上无异于几乎完全取消了普通股的股息，且必须大幅减少高管薪酬，并根据贝尔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要求，修改现有的抵押贷款合约，减少不必要的房屋查封现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要参与这种安排，必须再度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摆脱“成本最小化原则”的束缚。市场欢迎这个救助方案，至少起初是欢迎的。消息公布后，花旗股价飙涨近60%。

我们为什么要为花旗的资产提供这种担保，而不是注入更多资本呢？这种担保是花旗试图并购美联银行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想出来的，目的是保护花旗银行，使其免于碰到最糟糕的状况，消除花旗可能承受极端亏损的风险（这种风险相当微小），稳定投资者信心，同时，可用资金日渐减少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只需提供数目相对不大的资金。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第一笔3 500亿美元的拨款中，保尔森已经拿出2 500亿美元作为资本收购计划的资金，拿出40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现在又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花旗集团的新资本。在面临业主和汽车厂商请求救助的情况下，保留一部分备用资金当然很重要。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要求国会拨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剩下的3 500亿美元，但小布什政府担心政治风险，担心国会不配合，因此没有提出请求。

花旗的事情解决后，美联储在11月25日（周二）发布了一则预示着我们下一步应对举措的消息：我们宣布将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这三家政府支持企业担保的价值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与两房不同的是，吉利美是政府独资企业，两房被财政部接管前都是私营企业。）此外，美联储还宣布将购买这三家机构以及其他政府支持企业发行的债券。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忧虑。不确定性因素已经导致买家撤出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投资者不知道政府对两房的支持还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会变得多糟糕。此外，一些金融机构由于缺乏流动性资产和资本，在市场上疯狂抛售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推高了房贷利率。我们这个计划应该有助于提高市场对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需求，同时向市场表明政府对这些公司的支持。虽然我们要到2009年1月份才能真正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但宣布这个计划对投资者的信心应该具有强大的影响。新闻稿发布后，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两房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利率和国库券的利率之间的差额就下跌了0.65个百分点，这个降幅不可谓不大。30年期限的房贷利率从11月底的6%左右降到了12月底的5%左右。

由于抵押贷款市场的形势日益恶化，我希望美联储能以最快的速度落实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具体计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有一项指令，允许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符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购买房利美、房地美或吉利美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认为，只要我们采取其他行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目标水平上，就不需要再征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劝我说，即便仅仅为了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良好关系，推动这种规模和这么重要的方案，也应该先获得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批准，我没有忘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经抱怨过双方沟通不够。

我们在视频会议中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阐述了这个提案的内容和意义。会议结束后，我与科恩打电话给其他委员，看看他们是否支持该计划，以及是否同意我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这个计划。在得到了委员的支持后，我们就宣布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计划。委员会在12月的会议中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的购买大约从一个月后开始。

虽然我与科恩在宣布之前打了很多电话，仍有好几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感到不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意义重大，我不应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正式投票前宣布。我思考之后，认为我这样做是基于迅速行动的需要，但是他们的话确实有理。因此，我在2009年1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承认我在仅得到非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个方案的确是错误的做法，我承诺将来会遵循更谨慎的程序。我们同意购买资产应该像改变短期利率一样，受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相同程序的监督。

虽然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在9月份拒绝收购雷曼兄弟，但他至少还给我们留着一线希望，那就是他同意并购接下来可能要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美林。刘易斯在没有政府协助的情况下，跟美林的首席执行官约翰·赛恩谈成了这笔交易。11月26日，美联储理事会批准这桩并购案。12月5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也批准了这桩并购案。

我和保尔森似乎看到美林要稳定下来了，感到很高兴，但到12月17日，我们第一次听说美国银行考虑放弃这笔交易时，都感到很惊讶。刘易斯跟我们开会时告诉我们，美国银行最近才发现美林第四季度的亏损可能远比预期大（美林最后宣布亏损153亿美元）。刘易斯说，他考虑动用合约中一条叫作“重大不利变化”的条款，这项条款容许美国银行如果事后发现美林的状况远比签约时糟糕得多，可以取消合约。

刘易斯带来的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们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可能要面临另一个重大打击了。如果并购案没有达成，那么美林的债权人、客户和其他交易对手肯定会立即发起挤兑，而且挤兑很可能会波及美国银行。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花旗遭遇融资压力的一大原因就是并购美联银行的行动失败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刘易斯放弃这桩并购案，则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可能对美国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与斯科特·阿尔瓦雷斯一道，同美联储的银行监管人员研究了这种形势。结果，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刘易斯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去取消这桩并购案是没有道理的。

从商业和法律观点来看，动用这项条款的理由似乎不太充分，美国银行在股东投票前有很多机会分析美林的资产（可没有人宣称美林误报了自己的资产），而且合约明确规定不能以市场形势的变化为理由去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如果刘易斯固执己见，他或许会迎来一场漫长的法律诉讼，而且最后很可能输掉。在诉讼期间，两家公司无疑都会承受沉重的市场压力，到最后，美国银行可能被迫并购大为弱化，甚至已经破产的美林。

虽然美联储是美国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机构，但我们没有权力强迫它们完成并购，因此，当刘易斯让我写信给他的董事会，指示他们去完成并购案时，我拒绝了。从法律角度来看，决定权掌握在美国银行自己手中。此外，当刘易斯向其股东披露美林的亏损情况、并购计划或与政府谈判的情况时，我们也是很谨慎的，不给他提供任何建议。但我和保尔森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重点，即我们认为，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对美国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都是很不利的。我们也把自己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告诉他，说我们肯定会采取必要行动，防止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再次倒闭。这相当于为刘易斯提供了一个担保。在这种担保下，刘易斯说服他的董事会批准了这桩并购案在新年当天完成。

在刘易斯访问华盛顿之后，我们努力判断合并后的公司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继续存活下去。我怀疑刘易斯威胁要动用“重大不利变化”条款的一个目的可能是希望获得政府帮助。的确，美林的亏损规模很大，刘易斯有理由担心合并后的公司的稳定性，特别是因为美国银行自身也存在重大亏损。我们曾经为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提供过帮助，投资者接下来可能会重点分析美国银行的弱点。我们希望在美国银行遭遇挤兑之前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在挤兑浪潮的逼迫下采取行动。

根据沃什和多位监管人员、法务人员（包括美国银行的直接监管机构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美联储和财政部按照救助花旗集团的模式，提出了救助美国银行的一揽子方案。保尔森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作为资本注入并购交易完成之后的美国银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银行需向财政部发行40亿美元的优先股，如同之前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那样，这些优先股的股息也是8%。此外，如同在救助花旗时所做的那样，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动用了“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为美国银行1 180亿美元的资产担保（这些资产主要来自美林的抵押贷款相关资产），按照协议，如果资产损失不足100亿美元，美国银行将自行承担。如果损失金额在100亿—200亿美元，那么美国财政部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承担第二个100亿美元中的90%，即90亿美元，美国银行承受1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损失超过200亿美元，美联储承诺，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资金用完后，美联储将为其余980亿美元资产的90%提供无追索权贷款，美国银行承担98亿美元。作为获得救助的条件，美国银行同意将每股红利从此前的0.32美元大降至0.01美元，并限制高管人员的薪酬，而且未来三年之内，若未得到政府批准，美国银行均不得提高股利。最后，我们在2009年1月16日宣布了这项方案（不过，尽管双方于1月宣布了这项协议，却并没有正式签约和实施）。这个消息促进了美国银行的稳定，这无疑给1月20日就要就职的新总统献上了一份大礼。沃什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的最后一句写道：“总统先生将迎来一个愉快的就职日！”虽然新一届政府会面临诸多问题，但美国银行似乎不再有问题。

花旗和美国银行的这种担保让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但事实上，美联储、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都没有耗费任何资金。2009年5月，美国银行表示其亏损规模不会超出100亿美元，它自己能够承担，打算退出此项政府担保，我们允许美国银行退出，但必须支付政府4.25亿美元的退出费用，因为美国银行在这一年中一直受到政府政策下的各种隐性保护，国会议员也强烈要求美国财政部不能让美国银行在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然而，救助美国银行的事情还没有彻底了结，依然存在争议。美林银行的股东批评刘易斯没有更早地披露美林的亏损情况，而我和保尔森被指责滥用权力，强迫美国银行董事会接受救助方案。以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埃多尔弗斯·汤斯和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为首的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于6月25日召集了一场令我们很难对付的听证会，让我和保尔森等人前去就这些问题做证。就在听证会召开之前，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斯·库钦奇告诉我，他们“没有找出我违犯证券法的行为”，但我估计这场听证会肯定火药味十足。我和保尔森宣誓的时候，感觉我们就是在参加刑事审判的证人。我解释说，我们的确曾经试图说服刘易斯完成合并，但决定权留在他和董事会手中，是否向股东披露美林亏损情况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听证会经过3个小时的猛烈批评和冷嘲热讽才结束，但委员会的指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后来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穷追不舍。然而，2012年9月，美国银行同意支付将近25亿美元的费用，作为对未能及时发布美林亏损信息，并误导股东的补偿。

2008年12月，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高管及其代理人向国会寻求帮助。美联储还接到了汽车业高管的求助。他们显然非常担心自己的公司是否还能挺过未来的几个月。汽车公司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一方面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拙劣的战略决策导致的，比如，前几年油价高涨，它们未能及时调整小汽车与卡车的产量。现在它们正在经历一场缓慢发展的、类似于“挤兑”的困境，因为供应商和其他债权人担心一家或多家汽车制造商会倒闭，便要求它们事先支付现金。国会已经考虑过几种救助办法，但最终的方案还没有浮出水面。

国会的初步努力无果而终之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国会议员要求美联储为汽车制造商提供贷款。我们极不情愿做这个事情。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应对金融恐慌，这与美联储的创立目标是一致的。汽车制造业的摊子铺得非常大，其结构调整的过程不应该由美联储来牵头，而且美联储在汽车制造领域也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金融领域的紧急事态需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应对举措，而汽车工业面临的威胁则演变得非常慢，从而使得国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讨论解决办法。如果国会决定不采取行动，而美联储却推翻了国会的决定，似乎是不合法的。

幸运的是，美联储不必为要不要救助汽车制造商的问题担忧了，因为保尔森和小布什总统同意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救助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及其融资部门（福特决定不参与）。12月19日，小布什总统在罗斯福厅宣布了这个投资计划。但这个计划无疑需要请求国会拨付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二笔资金，即剩下的那3 500亿美元。1月12日，即我们宣布美国银行救助计划的4天前，小布什总统请求国会拨付第二笔资金，从而使得新总统免于承受这种政治上令人感到不悦的责任。国会没有阻止这一请求。

原定于2008年12月16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非常重要，于是，我便将开会时间延长到了两天，提前到12月15日（周一）开始。11月份的失业率已经升到了6.7%，就业人数减少了50万人以上，这个减幅不可谓不大。我们似乎正在迅速走向一个深渊。12月1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正式确认美国经济已于一年前开始进入衰退，这个消息导致当天道指重挫680点，美联储经济学家预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美国经济会快速萎缩，到2009年3月失业率会提高到7.75%，到2009年底，失业率会再往上升到8%以上。事实证明，即使是这么可怕的预测，其实也算是相当乐观了。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准备把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基础上进一步下调至少0.75个百分点，维持在0到0.25%之间。2003年，我们非常不愿意调到这个水平，一个主要原因是如果利率这么低，那么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对某些鹰派委员来说，这是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从这场危机开始以来，一直都抗拒降低利率。因此，我们的讨论持续了很久。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说他投赞成票“有些不情愿”。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最初投的是反对票，但是他在吃午餐期间，距离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只有几分钟的时候，表示希望改变投票。午餐后继续开会时，我宣布他改变了之前投的票，并解释说他是为了和大家“维持统一战线”而改弦更张的。

这次会议的决定具有历史意义，它意味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接受了经济形势需要接近于零的利率。从这方面来看，美国与日本的货币政策没什么两样了，因为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已经维持了好多年。

现在，既然联邦基金利率基本上为零，我们再也不能通过削减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去放宽货币政策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在12月的会议上，我们详细讨论了可能的选项。此时，我们面临的情况类似于格林斯潘在最后几年任期内面临的情况，当时，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降低到了1%，而且我们也非常担心通缩风险。这次会议还讨论了通过非传统货币政策应对通缩风险，体现了我在2002年那次为我赢得“直升机伯南克”称号的演讲中提到的内容。虽然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基本上是零，但长期利率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压低长期利率，就可以刺激住房、汽车和资本投资的需求。支出的增加反过来应该会增加工作机遇，让更多人找到工作，从而有助于削弱通缩风险。

我们专注于两个工具。第一个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LSAP），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要多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我们已经从事这项业务了，因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3周前就正式宣布批准我们以6 000亿美元购买政府支持机构（GSE）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债券。除了购买这些证券以外，我们也可以增加购买国库券的规模。作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小规模地这么做了。几周前，我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提出了系统性地购买国库券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在12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声明中表示我们要评估这种可能性。这是对市场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购买国库券之类的长期证券的目的就是要压低这些证券的利率，从而促进其他长期利率的降低，对经济提供额外的刺激。

第二个工具是一种沟通策略，被称为“公开口头操作”（open-mouth operations）。由于美国的短期利率已经降到了实际上为零的水平，我们希望说服公众和市场，使其相信我们将会把短期利率长期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这反过来有助于压低长期利率，因为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会影响投资者对长期证券利率的预期。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可以为通胀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自从2002年加入美联储以来，一直努力倡导通胀目标制。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通胀率可能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有助于让市场相信在通胀率回到我们设定的目标之前，我们应该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我们知道，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为通胀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是关系重大的做法，因此，我们在12月份的这次会议上只是就进一步开展讨论达成了共识，而没有最终确定实行通胀目标制。这次会议的声明采用了具有模糊性的表述，模仿格林斯潘时代常用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和“可能考虑评估”之类的措辞，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计疲弱的经济状况可能令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异常低的水平。

由于盖特纳在奥巴马政府宣布打算提名其担任财长之后就主动辞去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职务，因此他就不再担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也就没有参加12月份那次会议。但按照离任委员的惯例，他参加了那次会议结束后的晚宴，我们和他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向他表达了敬意。我一开始拿《纽约每日新闻》把他列为“奥巴马内阁魅力人物”的事情开他的玩笑，最后，感谢他在过去一年半内付出的努力。我对他说：“在金融危机中，任何人都希望有你相伴。”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的强硬派委员，经常与盖特纳唱对台戏，此时开玩笑说盖特纳乐于为所有人提供救助，盖特纳则同样以打趣的方式回应。莱克尔经常说救助行为是市场混乱的一个原因，盖特纳告诉他，他这种观点就相当于在说消防员的救火行为是爆发火灾的一个原因。那次晚宴充满了幽默，但在困难时期，委员会的紧张情绪冲淡了那次晚宴的氛围。

对美联储而言，盖特纳的离开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会怀念他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激烈言辞和他的一些独特说法，比如“计划胜过没有计划”、“在飞机跑道上喷洒消防泡沫”以及“旧约式思维”等。但在新一届政府中，能找到像他这样能干的合作伙伴，我感到很高兴。在选择盖特纳作为顾问时，奥巴马显然愿意承担政治压力。盖特纳曾经耐心地对奥巴马解释过为什么找他当财长会是个糟糕的选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参与制订的救助计划为他招致了一些负面评价。他建议奥巴马找他的老师萨默斯当财长，但是奥巴马已经下定决心，强烈要求盖特纳接受新职，盖特纳最后终于接受。

我和妻子安娜都认识盖特纳的妻子卡罗尔。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性格温柔、务实，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青少年成长的小说。卡罗尔对于盖特纳获得财长提名的反应，与安娜对于我获得美联储主席提名的反应如出一辙，也是深深的忧虑，因为她知道这个工作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可能造成的影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配偶享有很大的荣耀，但卡罗尔和安娜一样，对这种所谓的荣耀也不感兴趣。此时，我更加明白了卡罗尔和安娜的忧虑。盖特纳的提名公布之后，股市一度大幅上涨，我打趣地说这是“盖特纳式上涨”，但我和他都知道市场（和媒体）的判断是多么变幻莫测。

盖特纳很快遇到了麻烦。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在计算应缴税额方面的一些失误，在其任命听证会上成为议员们关注的焦点。虽然卷入了欠税风波，还有其他麻烦，但他仍能镇静自若。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培养的一大优势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障碍，都能集中精力做出正确的决策。他能够吸引一批既聪明又敬业的人，注重团队精神，他招聘幕僚的标准是“不要愚蠢者、不要爱炫耀者、不要爱发牢骚者”。他不喜欢华盛顿政界流行的夸夸其谈、空话连篇的风气，我对此表示赞赏，但我知道，对于财长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角色而言，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偶尔会影响工作效率。

我对奥巴马选定的其他经济官员也很满意。我跟萨默斯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我是在大学时期跌跌撞撞地进入了经济学领域，而萨默斯却从小就受到专业培养，似乎天生就注定会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颗明星：他的父母是经济学家，他的伯父保罗·萨缪尔森和舅舅肯尼思·阿罗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默斯具有出色的分析能力，善于发现论证过程中的缺陷，这会使其周围的每一个人受益匪浅，也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

奥巴马提名克里斯蒂娜·罗默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我之前也担任过这个职务。罗默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期的一位同事，也是我在新泽西州的罗基希尔村的邻居。她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史学家。她和我一样，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大萧条的论文，深知那种被动的、传统的决策方式极大地恶化了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形势，而且她也比较赞成在金融与经济稳定遭遇可怕威胁时，要采取积极主动、不墨守成规的政策。

此外，奥巴马还提名丹尼尔·塔鲁洛出任美联储的新理事。塔鲁洛要接替兰迪的位置，兰迪由于第二个任期没有获得参议员批准，不得不在2009年1月份离职。塔鲁洛是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监管，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经济顾问等多种职务，获得提名之际正在奥巴马团队中担任经济问题工作组的负责人。我之前从来没有与他合作过，于是我便邀请他过来见一面。他对美联储的认识以及对我工作的兴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在兰迪离职之后，他自然是银行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最佳人选，但我比较不确定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都是一群经济学家，而他作为一位律师，如何能顺利融入进去呢？但事实证明，他不仅在货币政策辩论中持有自己的立场，还对劳动市场的问题进行了特别深刻的研究。1月27日，参议院以96票赞成、1票反对（只有参议员邦宁一人投下了反对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他的任命。这样一来，美联储理事会的理事就包括我、贝齐·杜克、沃什、塔鲁洛和科恩，另外有两个理事席位空缺。（在兰迪离开和塔鲁洛宣誓就职之间的那一周里，美联储理事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只有4位理事的情况。）

新旧政府过渡时期，肯定会有很多人卸任，当然也会有很多人上台。2009年1月5日（周一），我在美联储为保尔森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告别晚宴。两位前财长（鲁宾和萨默斯）、即将就任的新财长盖特纳、美联储两位在世的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以及美联储副主席科恩都参加了。保尔森似乎若有所思。他担任财长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任期就要结束了，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与即将上台的新政府保持了密切合作，而且相信自己已经把继续对抗危机的武器交给了盖特纳及其同事，尤其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第二笔资金。

保尔森回到了芝加哥附近的家里之后，就可以自由地追逐自己的爱好了。他的两大爱好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和环境保护。他将在芝加哥大学里面设立一个研究所，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他还会经常访问中国，并出版一本讲述中国经济机遇的书。在环境保护方面，保尔森和太太温迪将继续追逐他们的环保兴趣（他们二人都喜欢赏鸟）和从事慈善工作。他们还资助了一个致力于保护佐治亚州小圣西蒙斯岛的基金会。

2009年1月20日，我和安娜一起到国会山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这是我们二人第一次参加这种仪式。我的安保人员护送我们穿过一排排的警察，走进国会大厦里一间华丽的小房间，跟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及其妻子安一起等待。后来，我们坐到了议长席后面的座位上。我们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前面的国家广场上挤满了观礼者，在28华氏度（零下2摄氏度）的寒风中，我们冻得有点发抖。就职典礼终于开始了。艾瑞莎·富兰克林演唱了《我的国家属于你》（My Country, Tis of Thee）这首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了宣誓仪式，然后，新总统开始发表他的就职演说。

在竞选期间，虽然美国面临着经济灾难，但他主打“希望”之牌。现在，在就职演说中，他再次围绕着这个主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劳动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为眼前这场危机而减弱，我们的头脑依然像以往那样善于发明创新，我们的产品与服务仍旧像上星期、上个月或去年一样受人欢迎，我们的能力丝毫无损……从今天起，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扫除我们身上的尘土，重新开启再造美国的事业。”

我和安娜坐在台上倾听总统的演说。我希望这次就职仪式能够帮助我们凝聚集体的力量与决心，为恢复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提供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