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形势严峻

小布什总统签署“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正式名称是《紧急稳定经济法案》）之后的那一周里，金融市场继续“失血”。有时候，股价在一个小时之内的震荡幅度就多达数百点，导致评估市场波动性的指标一度开创了历史纪录，但股市行情的总体趋势是下行的。从10月3日（周五）到10月10日（周五）之间，道指下跌1 874点，跌幅高达18%，令人震惊。我索性把办公桌上的彭博终端转了过去，背对着我，以免上面不停闪动的红色数字干扰我的注意力。

虽然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但市场对于金融机构的信心也几乎蒸发殆尽，即便对于一些实力强大的公司而言，获取信贷的难度也非常大。前一周，就连通用电气公司这个信用评级最高、坐拥多家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企业集团都遇到了融资挫折，放贷机构拒绝为其商业票据贷款提供展期，迫使其不得不向巴菲特借了30亿美元。公司债券利率和企业债券承保费用迅速上涨，这表明交易者预计低迷的经济将拖垮更多的公司。

在公开场合，我把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考虑到已经倒闭或接近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数量，考虑到这些事件对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造成的广泛影响，再考虑到已经波及全球，我个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触发更糟糕的情形，答案还无从得知。我们的数据表明经济下行情况越来越严重。美联储10月上旬针对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所做的常规调查表明，银行正在缩紧贷款条件，流向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日渐枯竭。9月，就业机会减少了159 000个，是连续第9个月呈现出减少态势。失业率虽然只是小幅提升到了6.1%，但未来显然会急剧提升。

日趋严重的经济颓势不仅仅体现在政府的统计数据上。在同全美各地的商业领袖和社区领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10月中旬，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前往旧金山，会见了当地联邦储备银行来自私营部门的理事以及由当地商界人士组成的顾问小组。他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他们的评论令人震惊和害怕，所有企业都说自己迈不开步子了，正在努力取消所有的资本支出计划以及能够自主决定的支出方案，获取信贷的难度越来越大……小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发不出薪水，纷纷倒闭。因此，我请求努力恢复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

金融危机的影响蔓延得非常迅速，完全无视国界的存在，11月，我在巴西圣保罗参加国际会议，其间，抽空会见了巴西几家最大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当地商界的其他领袖。其中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在9月初，情况还好，但突然间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贷款没有了，投资也没有了，整个经济就像在刮一场冷风。”

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我和保尔森一直在争论从陷入困境的银行购买不良资产以及直接为其注入资本的优劣。在私下谈话中，他似乎越来越赞同我比较青睐的策略，即直接注入资本。这样一来，政府可以持有被救助企业的部分股权。注资策略可以增加银行吸收亏损的能力，直接强化银行的实力，而相比之下，购买不良资产只能间接地强化银行的实力，其作用只是体现在提高银行资产价格而已。

10月1日，我们和小布什总统共进午餐，其间，保尔森提出是否有可能同时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用于两个方面：为银行注入资本和购买问题资产。因为该计划的措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从而给政府提供了灵活空间，可以决定是采取其中一个策略，还是双管齐下，对此，保尔森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总统签署完这个计划一周后，保尔森显然不倾向于购买问题资产了。无论这个策略有什么优点，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形势显然恶化得太迅速了，我们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设计并实施一套高效的资产购买方案。

保尔森的态度之所以转变，可能受到了英国政府态度的影响。英国首相、前财政部部长戈登·布朗似乎也赞成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为银行注资。10月8日（周三），英国宣布了这种救助方案。同一天，保尔森会见记者时发表声明指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对政府的授权当中，有一项授权是财政部可以为银行注入资本。他说：“我们会利用所有的工具，实现最大的效果，包括提升各种规模的金融机构的资本水平。”

经济学家和社论作者普遍都赞成为银行注资，但政客的反应很激烈。我和保尔森同议员开会时，都强调说我们需要灵活空间，以便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新闻报道也提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包含多种方法，其中一个就是注入资本。参议员弗兰克·多德在9月23日的听证会上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很多议员认为注入资本只是一个诱饵，一旦注资，必然亏损。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失偏颇，却加强了政客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敌视态度。

现在回想一下，虽然我当时觉得保尔森针对这种做法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以及针对市场反应所做的推论是正确的，但我或许应该更早、更有力地说服国会接受注入资本的方案。不过我们起初强调资产购买方案并非基于什么战术性的考虑，我们和财政部的确曾经非常努力地执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美联储幕僚努力寻找既能稳定金融体系，又能公平对待纳税人的方法。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要为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资产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难度非常大，财政部可能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制订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幕僚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问题资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把7 000亿美元全都用于购买不良资产，可能不足以稳定金融体系。但如果为银行注入7 000亿美元的新资本，则会使得银行体系的资本水平提升一半，甚至更多，从而有助于稳定债权人和顾客的情绪，提升银行放款的信心。如果强化金融机构能够刺激私营部门的投资者也为银行注入资本，那就更好了。

由于保尔森越来越支持直接注入资本，戴维·威尔科克斯便率领美联储的一个团队制订了几个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一种方法是“共同投资”（co-investment），旨在让私营部门的投资者也参与进去。银行监管机构和财政部将先确定哪些银行需要注入资本，然后那些缺乏资本的银行将有机会寻找私营部门的投资者，找不到的时候，就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注入资本。保尔森喜欢共同投资的想法，但最终选择了一种更简单的、仅由政府注资的计划，理由是2008年秋季，资本市场事实上已经对绝大多数银行关上了大门。然而，戴维·威尔科克斯和他的团队提出的基本方法后来也派上了用场。

对于保尔森准备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为银行注入资本，我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我预计更加充实的资本储备将有助于银行更好地承受亏损，从而降低倒闭风险，也会减轻市场恐惧和恐慌。但我还知道，在混乱的形势中，资产价值波动幅度大，仅靠增加资本，可能不足以恢复市场信心。政府担保可能是有必要的。一个月前，我们看到财政部的担保终结了货币市场基金面临的挤兑浪潮，而且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障的储户在危机期间基本上都保持镇定，没有参与挤兑。但在21世纪的银行体系中，存款只是银行融资的一个渠道。英国、爱尔兰和希腊的政府就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开始对银行的所有债务（包括较长期债务）和存款提供担保。

尽管美联储可以在银行提交优质抵押品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贷款，但无权为其债务提供直接担保。我与美联储幕僚讨论了一个为银行间同业拆借提供间接担保的想法，即银行与银行之间不再直接放贷，而是以美联储为中间方。放贷银行把存款存放在美联储，之后，美联储把这笔存款转给借款银行，这样一来，借款银行就不必承受放贷银行违约造成的后果，或许就能重振短期拆借市场。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似乎是合法的，也具有可行性，但在操作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无法迅速付诸实践。好在我们后来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更自然的替代方案。其实，联邦存款保险银行一直都拥有广泛的担保权，问题是要不要运用而已。

10月8日（周三），我和保尔森在财政部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一起开会（盖特纳通过电话参会）。我们希望说服贝尔利用存款保险基金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债务提供担保。如果要这样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必须同美联储和财政部一道，宣布对所有银行（而非针对单一银行）适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就像当初我们为了促成花旗银行并购美联银行时所做的一样（这个并购案最后没有达成）。贝尔因为碰到诸多事件，被迫从安稳舒适的圈子里走出来，因此变得比较敏感，把这次会议说成是“突袭”。我可不认为这是这次会议的目的。我们的目标只是向决策官员提出他们有权采取行动的议题，我们的确不期望得到立即的承诺。

贝尔也不愿做出承诺，她说，即使我们宣布系统性风险，她还是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担保所有银行债务的法定权限；她也怀疑350亿美元的存款保险基金，是否能为数万亿美元银行债务和存款提供值得信赖的担保。我们认为，如果全面担保有助于防止未来出现更多的银行倒闭现象，那么存款保险基金就应该不用担心遭遇亏损。

第二天早上，贝尔发电子邮件给我、保尔森和盖特纳，说她考虑后断定没有必要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全面担保，她的幕僚相信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和盈余来弥补预期的亏损，长期而言，这样应该足以重建信心。她担心为银行担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吸走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我认为财政部为货币基金提供的担保已经减轻了这方面的忧虑）。她也担心脆弱的银行可能利用得到担保的资金，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如果运气好，他们会把获利留给自己，如果运气不好，他们会把亏损丢给存款保险基金。她的结论是：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投资银行股，同时为财政部认为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担保是比较好的做法，这样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发挥正常功能，处理某些银行的倒闭案。她认为这股银行倒闭浪潮还是可以管控的。

她在电子邮件中没有提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缺少必要的权限，而且虽然她抱着保留态度，但她和幕僚都曾经认真研究过担保计划。到了周五，她提出其他的建议，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但只为银行新发行的债务提供担保，不会为原有债务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投资者要为这种担保支付10%的“分摊费用”，即如果得到担保的银行债务违约，投资者会承担损失的10%，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为优先级债务提供担保，而不为求偿顺序较低的债务提供担保，比如次级债务（次级债务的持有者只能在优先级债务持有者得到偿还之后，才享有求偿权）。银行必须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支付一定的保费。此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会为游离于存款保险制度之外的账户提供担保，例如企业支票账户。

传统上，美联储反对扩大存款保险，因为这会增加道德风险，但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市政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支票账户提供保险，哪怕是暂时的，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种担保，那么这些实体或许会迅速地将存款从较小的银行转移到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然而，如果债务保险既向投资者征收10%的“分摊费用”，又把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债务排除在担保范围之外，似乎行不通，潜在的银行债务买家肯定连10%的风险都不愿意承受，尤其是买家现在可以购买欧洲银行的债务，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全面担保银行的所有债务。

谈判进行了好几天。在幕僚们的艰苦努力下，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10月13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一致同意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批准对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新发行的、期限在30天以上、3年以下的优先债务提供全额担保（无10%的“分摊费用”），并将联邦存款保险覆盖面扩大至所有无息存款账户。同一天，美联储也动用了这个原则。这个计划的正式名称叫作“临时流动性担保计划”。该计划提供的第一个月的债务保险是免费的。银行可以主动退出这个计划，但真正退出者很少。参与该计划的银行要缴纳少许保险费用。债务的到期日越长，保险费越高。如同贝尔最初的建议一样，这个计划将存款保险扩大到了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账户。我发了一封信给贝尔，承诺美联储监管人员会密切监视被保险银行的冒险行为。

根据这个计划，最后共有122家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了3 460亿美元的债务，银行获得了较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也提振了市场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债务担保方面亏损了1.5亿美元，在扩大存款保险方面亏损了21亿美元，但它收了110亿美元的保险费，因此，存款保险基金等于净赚了近90亿美元。

所有的事情似乎是一起袭来的。美联储在讨论为银行注入资本和提供担保的同时，还要忙着研究一个关于如何支撑商业票据市场的新计划。自从2007年爆发危机以来，放贷者在购买商业票据方面一直非常谨慎，只为那些信用最好的发行人提供融资。雷曼兄弟商业票据违约后，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市场基金变得特别谨慎。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的前几天到10月中旬，商业票据市场上的未清偿贷款总额大约减少了六分之一，或者说减少了3 00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商业票据的期限缩短到了一天或两天，无法展期的借款者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

在2008年9月之前，美联储也曾因为商业票据市场陷入混乱而采取干预措施。1970年6月，宾州中央运输公司出人意料地宣布破产，商业票据违约。焦急的放贷者很快就拒绝为其他很多公司的商业票据提供展期。之后三周内，商业票据市场的公司借款规模减小9%以上。当时，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为银行提供贷款，并鼓励银行转贷给无法在商业票据市场上获取融资的公司。这一做法遏制了商业票据市场的颓势。但在2008年，贴现窗口贷款已经发挥不了作用，因为银行惜贷现象已经极其严重。我们需要采取较为直接的手段支撑商业票据市场。我们可以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为商业票据无法展期的公司直接提供贷款。但这个步子似乎迈得太大了。我们只是希望恢复商业票据市场的正常运转，而不是用我们的贷款完全取代这个市场的作用。

在救助贝尔斯登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设立过一个法律实体，让它持有贝尔斯登的高风险资产，然后由美联储为其放贷。美联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曾开过几次会议，提出了一些创意，最后大家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美联储可以设立一个名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的新工具，该实体可以利用美联储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授权，购买商业票据。10月1日，我和保尔森同小布什总统共进午餐时，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的想法。

由于市场参与者普遍不愿意购买商业票据，即便愿意的话，也只是愿意购买到期日仅有短短几天的商业票据，因此，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行为背后的思维定式。人们之所以只愿意购买期限非常短的商业票据，就是希望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能率先求偿，从而把后果留给那些购买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的放贷者。这其实是挤兑心态的一种体现。如果美联储出面支撑商业票据市场，为期限较长的商业票据提供担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恢复放贷者和借款者的信心。

我们很快就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们知道，美联储放贷时，负责发放贷款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获得满意的担保品。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发放贷款的就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了。发行商业票据的公司必须承担偿还本息的法定义务。但根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商业票据很少用有价证券之类的担保品担保。鉴于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下，仅有的资产是商业票据，那么借助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还能视为获得了满意的担保品吗？

我们宣布设立“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觉得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宣布之前，我曾经跟保尔森提过，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提供给这个新机制，用这部分资金去吸收亏损，那么美联储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提供的贷款就算有了适当的担保。保尔森的反应似乎挺积极，我们便开始期待着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去让商业票据融资机制运转起来。但令我生气的是，不知道是我误解了保尔森的意思，还是由于他和他的幕僚改变了主意，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幕僚在随后几天的谈判里一直没能达成协议。保尔森后来写道，他之所以拒绝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投入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是因为他不想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第一笔资金投给商业票据融资机制。他写道：“我们需要节省资金，美联储自己能够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往里面投钱了。”我不明白保尔森为什么这么想，不过他的确喜欢我们所提的建议，后来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合作的。

我们宣布商业票据融资机制时，本来觉得可以利用一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但现在却用不上了，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确保我们通过这个机制发放的贷款能够得到适当的担保品。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议和电话交流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行得通的办法。首先，我们规定，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只能购买那些信用评级最高的商业票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定把很多重要的但信用评级较低的公司排除在外了。）其次，我们要求那些想要把票据卖给这个机制的公司先支付一笔费用，并且把利率设定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从而使得这些公司在市场形势恢复正常时自愿退出这个机制，回到普通市场上去融资。最后，为了控制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为单一公司出售商业票据的金额设定了上限。有了这些条件之后，美联储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相信通过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发放的贷款获得了适当的担保。最后，该机制收到的费用多达8.49亿美元，非但没有造成亏损，反而创造了盈利。

在国会围绕着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很多议员，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都强烈主张该计划应该帮助那些可能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业主们。最后通过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就考虑到了这个目标，授权政府动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要求政府修改房贷条款，降低利率与月付金，减少被查封的房屋的数量。这些规定只是我们为了遏制查封浪潮而采取的最新举措。之前，在7月，国会曾经通过了“业主希望计划”（Hope for Homeowners）。请注意，不要把“业主希望计划”与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在2007年推出的“希望在眼前”计划（Hope Now）弄混了。“业主希望计划”授权联邦住房管理局，在业主蒙受亏损之后，可对负资产家庭提供高达3 000亿美元的贷款，以免其房屋被银行收回，防止众多的负资产业主迈向破产边缘，从而避免新一轮断供潮和破产潮。这个计划得到了弗兰克等议员的大力支持。美联储认为这个计划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既可以帮助放贷机构解决问题贷款（这些放贷机构当然也要承受适度的损失），又能降低业主们的月供。美联储和其他机构被授权监督这个计划的落实情况。当时，美联储理事贝齐·杜克正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房贷问题，他作为美联储的代表参与监督。

这个计划失败了。只有几百名业主提出申请，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国会不愿意在修改房贷条款上花费太多资金。此外，国会给联邦住房管理局的重新贷款计划制定的条款也无法吸引放贷者，以至于大部分放贷者拒绝参与。虽说国会的节俭体现了其对财政正义的认同，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很多人认为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又是一次救助不负责任者的行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在当时那种经济下行和信贷枯竭的形势下，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人越来越多，不仅那些明知负担不起房贷，却坚持买房的人最后出现了断供，丧失了房屋赎回权，而是数百万人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人们要么自己还不起房贷，要么知道身边的其他人还不起房贷。此外，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业主，不仅对这些业主自身有利，还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整个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体经济有利，因为房屋被查封或遭到强制拍卖会降低房价，减少房屋建设活动。

当我们努力在美国国内施行多个新计划时，我还认真地关注着我们贸易伙伴的经济和金融动态。这股冷风在国外刮得也很猛，尤其是在欧洲。

我继续敦促其他几大央行和美联储一起降息。我相信降息能够支撑全球经济增长，而且各国央行表现出团结之后，也可以提振市场信心。9月26日，我同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表示有兴趣，但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尤其是欧洲央行，一直担心通货膨胀。然而，随着金融形势和经济数据持续恶化，他们对联合降息的抵触情绪随之消失。其他几大央行也愿意加入我们。

要实现联合降息，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央行都必须安排与其政策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或视频会议，然后必须协调宣布降息的时间和措辞，而且还不能提前走漏任何风声，不然可能会造成市场震荡。

10月7日（周二）晚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两位鹰派委员（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和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舍）当时碰巧在纽约，因此，他们二人便前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跟盖特纳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盖特纳开玩笑地说：“我必须指出，今天，在纽约，两位鹰派委员坐在我的左右，达成了历史性的联盟。”费希尔面无表情地说：“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来到第三世界访问。”普洛舍回应说：“我们只是想从侧翼包抄他，却没有成功。”(www.xing528.com)

除了这个小玩笑之外，这场会议的基调是低沉的。达德利说，当前的金融形势“极度危险和脆弱”。我们决定将美联储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额度上限提高一倍多，提高到6 200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增加至9 000亿美元，目的是希望无论信贷市场有多动荡，我们总能像平常一样，确保银行可以获取贷款。这么大的金额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虽然我们尽了全力，恐慌仍在持续，信贷市场依然无法正常运转。

我指出，当前的金融形势对经济造成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与各大央行各自为战相比，如果能联合采取应对举措，就能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合作，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还相信，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为其他央行提供掩护，尤其是继承德国联邦银行鹰派传统的欧洲央行，能够成功地降低利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票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半个百分点，降为1.5%。

在我们与其他央行协调联合降息的过程中，最高潮的部分就是一场视频会议。参与者包括我、欧洲央行的特里谢、英国央行的默文·金、加拿大央行的马克·卡尼以及日本央行的白川方明。

最后，在纽约时间10月8日早上7点，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瑞典央行同时宣布降息0.5个百分点。^[1]政策利率已经接近零利率的日本银行表示强烈支持。我们没有跟中国央行协调，但是中国央行也在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宣布了降息。能够导演这么复杂的一出大戏，我感觉很好。

联合降息虽然富有戏剧性，但没有解决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问题，比如市场恐慌持续存在，以及市场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日益不安。在各大央行宣布联合降息的那一天，道指一度上涨180点，但收跌189点，跌幅2%。通过这个现象，市场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即救市力度需要加大，而且是越快越好。

在我们宣布联合降息之前，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应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救助的金融公司更多，却没有制订一套全面的应对方案。德国虽然救助了海波房地产控股公司和德国工业银行（IKB），但政府一直在抱怨说救助行为存在道德风险，从而阻碍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另外，有些国家对于救助行为的溢出效应颇有怨言。爱尔兰9月29日宣布为银行存款和债务提供担保之后，英国担心爱尔兰此举会导致英国银行资金外流，便在9天后也宣布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

有些小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救助本国的大银行。比如，冰岛就是如此。冰岛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国，但它拥有三家大银行，业务遍布北欧其他国家以及英国和荷兰。到2008年10月初，这三家银行都倒闭了，股东（以本国人为主）和债券持有者（以外国人为主）蒙受巨额损失。冰岛希望像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那样与美联储建立货币互换额度，但我们拒绝了，因为冰岛的金融机构与美国的金融机构联系很少，而且退一步讲，冰岛的问题太大，仅靠货币互换是无法解决的。

10月10日（周五），一个加强全球合作的机会出现了。那天，世界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例会。这两个机构可以追溯到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两个机构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点是维持经济与金融稳定，而世界银行的重点则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举行全体会议之前，有一系列小规模的会议。周五是七国集团会议，与会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周六是规模较大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与会者除了来自主要工业国之外，还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分量日益提高，二十国集团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过，由于世界上最大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基本上都位于七大工业国，因此，我估计七国集团的会议将是比较重要的。事实表明，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参加的国际会议中，这场竟然是最重要的。

那次七国集团会议是在美国财政部现金厅（Cash Room）举行的。那个大厅有两层楼高，地上和四壁的大理石熠熠生辉，华美的天花板上镶着金边，青铜的枝形吊灯直垂而下，大厅的入口正对着财政部大门。1869年刚刚投入使用时，这个大厅是财政部同银行家及民众进行金融交易的场所，到1976年才停止使用，现在被用作举办正式会议和社交活动。为了举办七国集团会议，长条形的桌子被摆放成了正方形，座椅上面的卡片标明了各个国家与会者就座的位置，会议现场有同传服务，但美国代表团并不需要，所有讨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副手和助理们在大厅里进进出出，助手、安保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外面的走廊里来回走动。按照惯例，作为东道国的财长，保尔森会担任会议主持人。

国际会议往往容易让人产生困意，这种场合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让决策者及高级幕僚们与国际同行保持沟通。不同的会议，同样的议程，同样的陈词滥调，会后公报都是副手们提前写好的，充斥着含糊不清的、官僚主义式的措辞，目的就是要赢得一致的支持。

但这次会议的基调绝对不会让人产生困意。全球经济体系已经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风险。在场的大多数财长和央行行长都指责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放松金融监管，导致“牛仔式资本主义”肆虐地践踏整个世界？是谁的次贷危机传染了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是谁让雷曼兄弟倒闭？关于最后这一点，特里谢操着具有浓重的法国口音的英语，特别慷慨激昂地做出了论证。他还提供了一张图，表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之后国际资金市场的剧烈恶化情况。其他人附和特里谢的说法，整个会议似乎恶化到了相互指责的地步。

在全球危机中，美国自然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美国的声誉和公信力却处在低谷。当危机的影响蔓延到全球范围内，并且愈演愈烈之际，其他发达国家不再像之前那样幸灾乐祸了，而是开始愤怒。其他国家纷纷质疑美国提出危机应对建议的资格。美国算什么？有什么资格提建议？我们从七国集团的会议上听到了这种声音，在周六的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这种声音更是频繁出现。

虽然气氛紧张，但七国集团的代表还是决定同舟共济。如果大家没有达成共同应对方案，甚至连共同应对方案的框架都没达成就离开了华盛顿，那么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太大了。虽然大家在会议桌上说一些相互埋怨的话，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尊重的。我们知道只有我们才能阻止经济失血。我们打破了多年以来的会议套路，忽略了会议议程，开展了自由的、实质性的讨论。

之前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在会议召开之前的那个周三，我已经拟好了一套原则，希望能够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得到采纳。虽然这些原则都是基本的，但我相信它们体现出了之前多次平息恐慌的措施。简单地说，我希望与会官员承诺相互合作，稳定金融市场，恢复信贷流动，支撑全球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与会各国应该为本国银行提供必要的短期贷款和资本，对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实行联合监管，不再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倒闭。我希望大家能够承诺重新启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商业票据和银行间同业拆借的市场。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我把我的政策建议提交给了草拟会议公报的助手们。

我提出的一些原则与其他人提出的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在最终版的会议公报中，我最初的清单被精简为5点：

1.我们不会让更多的雷曼兄弟，也就是更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美国实施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践行了这一承诺。）

2.我们将“解冻”融资市场。（美联储的商业票据融资机制践行了这一承诺。）

3.我们将为银行注入资本，促进信贷流动。

4.我们将落实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普通储户，维持市场对银行的信心。

5.我们将重启证券化，让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信贷可以吸引投资者的资金。

与我提交的建议清单相比，七国集团这份公报的一个创新之处就体现在第四点上，这一点不在我原来的清单上，因为美国在很久之前就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但对欧洲来说就成了问题，因为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还没有全面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七国集团会议散会时，与会者的决心都恢复了。在美国，我们已经不再像雷曼兄弟倒闭之前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虽然我们动员其他国家的速度有些慢，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危机发起一场系统性的反攻了。

各国的决策者们做出承诺之后，就开始落实了。最重要的是，周日晚上，欧元区国家同意为银行注资，并提供担保，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都宣布了债务担保计划，类似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出的提议。更多的国家扩大了存款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挪威和西班牙等国家宣布购买资产。到了周一，英国基本上对两家最大的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实行了国有化。这些国家的救市计划基本上都遵循了七国集团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原则。

美国财政部针对银行资本重组计划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13日（周一）的哥伦布纪念日。这个计划被称作“资本收购计划”（Capital Purchase Program）。由于保尔森已经改变主意，因此，现在美联储和财政部在银行需要注资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也同意为此提供支持。为了避免银行认为接受注资是一种耻辱，我们希望注资方案能够吸引所有银行，而不只是一些实力较弱的银行。因为如果市场先入为主地认为接受注资是银行实力薄弱的体现，那么银行就会尽力避免接受注资，我们就无法对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资本，无法结束恐慌和刺激信贷流动。我们需要制定出既对纳税人公平，又没有太多惩罚性的条款，以免阻碍实力较强的银行接受注资。

我们还要避免让外界产生政府接管银行体系的印象，这是保尔森的一大忧虑。我们同意注资的方式是购买金融机构新发行的、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政府只是根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去限制高管薪酬，并不介入金融机构的经营过程。因为政府购买的是优先股，因此，在获得股利方面，优先于普通股的持有者。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政府还要获得金融机构的认股权证，这样一来，当金融机构的股价上涨时，纳税人能够分享股利，政府购买的优先股头3年将获得5%的股息，其后增至9%，以便刺激银行到时候用私营部门的资本取代政府的资本（我们预期私营部门的资本到时候会很充足）。

为了吸引更多的银行，包括实力较强的银行参与其中，我们需要吸引美国几家主要的银行（有人向我提到我们在2007年8月为了吸引银行申请贴现贷款时所做的努力）。在哥伦布纪念日下午，保尔森召集了9位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到他的大会议室开会。椭圆形的长会议桌一侧坐着各大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包括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富国银行的迪克·科瓦舍维奇、花旗银行的维克拉姆·潘迪特、美国银行的肯·刘易斯、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美林的约翰·赛恩以及道富银行的罗纳德·罗格以及纽约梅隆银行的鲍勃·凯利。坐在他们对面的是我、保尔森、盖特纳、希拉·贝尔和约翰·杜根。我和保尔森都表示无论实力强的银行还是实力弱的银行，参与都很重要。贝尔对这些首席执行官讲了一些与银行债务担保有关的事情，盖特纳评估了注资规模，表示最多只占每家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3%。保尔森要求这些首席执行官承诺接受这笔资本，必要时可以跟他们的董事会商量。

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立即在一张纸上快速写下了接受注资的同意书，将其推向了会议桌的另一侧。富国银行的迪克·科瓦舍维奇一如既往地性情急躁，表示自己的银行不需要注资，但最后答应跟董事会商量一番。花旗银行的维克拉姆·潘迪特说这种注资的价格是低廉的，银行应该乐于接受。美国银行的肯·刘易斯敦促大家不要纠缠于细节问题，而是应该顾及银行体系的整体利益。最后，所有银行都接受了政府建议的1 250亿美元资本金额，也就是资本收购计划最初承诺的2 500亿美元的一半。之后不久将宣布巨额亏损的美林虽然已经安排好了要由美国银行并购，还是接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注资。

来自欧洲的消息和美国注资计划让股市欣喜不已。周一，道指收涨936点，涨至9 387点（涨幅11%），收复了前一周的部分失地（前一周跌去1 874点），从百分比来看，创造了76年以来单日最大涨幅纪录。

周二早上，我、保尔森和贝尔在财政部现金厅参加记者招待会。保尔森描述了“资本收购计划”。资产收购还在研究中，但实施的时间会推迟。贝尔介绍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扩大保险范围以及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况。最后，我详细说明了美联储的商业票据融资机制，表示我们要在两周后的10月27日开始购买商业票据。

虽然我们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实现稳定，但由于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应对举措，我们终于形成了一套连贯、强大的应对策略。

[1] 其他国家在降息后的基准利率分别是：欧洲央行3.75%，英国央行4.5%，加拿大央行2.5%，瑞典央行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