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50%认为无法采取行动

9月23日（周二），陪同小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后的第四天，我和保尔森再次聚到了一起。我们的对面坐着显然十分生气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委员们。他们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抱有深深的怀疑。这个7 000亿美元的计划怎样才能起作用？普通美国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在摄像机灯光和议员犀利的眼神之下，我做了一件之前从没做过的事情：我只在当天早上匆忙地写了几个要点，然后就全凭即兴发挥了。我之前就公开表示过对这个资产购买计划的支持，并且认为我是阐明这个计划的正确人选。我将向大家解释这个计划如何能既加强金融机构，稳定金融体系，又能公平地对待纳税人。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经济学教授的岁月。

我说：“我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市场运转不下去了呢？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持有数千亿美元的复合型证券，其中包括许多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证券存在两种不同的价格。第一个价格是贱卖价格，也就是在流动性不佳的市场上抛售的价格，第二个价格是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由于这些证券错综复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又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很多证券找不到活跃的市场。因此，今天这些证券的贱卖价格可能远远低于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

我继续解释说，如果政府支付的价格介于贱卖价格与持有到期日价格之间，也就是说，价格虽然低，却比较接近卖方在正常运作市场中可能得到的价格，那么资产购买计划可以发挥作用。金融机构可以按照这种中间价格出售资产，并根据这些价格评估账面上的资产价值，以免到最后剩下的资产也损失殆尽。同时，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推动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复苏，那么由于政府支付的价格低于持有至到期日价格，就能确保收回纳税人的钱。

我认为，政府不必刻意计算这些资产的贱卖价格和持有至到期日的价格。如果政府同私营机构一同参加资产拍卖，那么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价格就会自动形成。我指出，资产购买计划的消息被透露出去之后，已经促使与次贷相关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抬升势头。这个现象充分说明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行得通。

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用这种思路去处理资产购买事宜是最合适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也赞同这个思路。但对于一些高度复杂、难以估值的证券，要确定公平、有效的拍卖方式，在理念和操作层面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在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里，参议员不停地质问我们，既提出问题，也提供建议。来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在金融问题上表现得很精明。他指出，如果资产购买计划推高了金融机构的股价，那么纳税人就应该分享利润。在听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简明地指出了保尔森没有讲到的一点，即资产购买计划应该允许政府获得金融机构的股权。里德和多德的说法表明他们不见得会反对公共部门取得银行的部分股权，但他们似乎认为这种做法的意义不是迫使银行重组，也不是为了让政府取得银行的部分股权，而是提高纳税人的收益率。在回应这些问题时，我请参议员给行政部门足够的灵活空间，可以依据情况的变化去决定如何运用这7 000亿美元。

参议员反复提到了“公平”这一主题。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恩兹问道：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不良资产可以卖给政府的小银行公平吗？很多不良贷款都是那些规模较大的银行一手造成的，我们现在要从它们那里购买不良资产，这样是不是在奖励失败者呢？实际上，很多小型银行确实持有不良资产，但恩兹指出了身陷困境的银行从这个方案中获利最大的事实，这再次印证了采取必要的救助行动与规避道德风险之间存在矛盾。几位参议员表示，无论什么金融机构，只要受益于这个计划，其高管的薪酬都应该受到限制。多德等人主张这笔救助资金不能一次性地发放，而应该分批发放，这样一来，一旦国会对结果不满意，就可以终止它。那次听证会漫长而艰辛，但我认为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场听证会的次日，即9月24日（周三），我觉得我遭遇了残酷而非同寻常的惩罚。就在这一天之内，我就要前往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和巴尼·弗兰克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参加两场残酷的听证会。此外，我还要参加两场充斥着激烈辩论的会议，一场是众议院共和党协商会议，与会者几乎囊括了众议院所有共和党议员；另一场是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会议。就在前一天上午，共和党众议员还生气地拒绝了一个包括副总统切尼、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基思·亨尼西、美联储理事沃什在内的代表团发出的呼吁。

我和保尔森尽最大努力去和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周旋，但与副总统所率领的代表团相比，我们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议员们都排着队等着向我们发火呢。他们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救助华尔街那些贪婪成性的“肥猫”是严重践踏正义的举动，无异于让普通大众给华尔街送礼。一位众议员告诉我们，他跟他的选区内那些了解实体经济的银行家、汽车经销商等人交谈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华尔街困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告诉他：“他们会看到的，肯定会的。”华尔街的形势看似距离普通大众很远，但很可能导致小企业和企业家们无法获取信贷，从而扰乱经济运行，但大部分议员对此都持有怀疑态度。我担心国会可能要等到经济受到明显、重大，甚至可能完全无法扭转的创伤时，才会果断行动。

那天，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即信贷状况恶化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我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讲：“信贷是经济的命根子。如果金融形势得不到改善，我们会看到失业率升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增速放慢，抵押品止赎现象增加……这样肯定会对工薪阶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普通大众无关”的观念。其他几个因素也导致我们的资产购买计划更加富有争议性，使得我们很难解释清楚。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低价购买资产，不会有帮助，如果提高价格，则对纳税人不公平。这种观点忽视了我的一个主张，即资产拍卖会产生一个介于贱卖价格和持有至到期日价格之间的价格。也有人针对如何设计资产拍卖提出了问题，因为我们要购买的证券很复杂，又很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对理由听来是合理的，但我们也有办法反驳。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解释了购买资产的理由，我却看不到大家达成了赞成这种方案的共识，只看到大家普遍怀疑这种方案怎么能够行得通。

当我解释资产购买计划时，还试图为行政部门争取灵活空间。我认为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国会赋予这个委员会权力，使其能够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推动必要的变革。但至于这场危机究竟会怎么演变，我自己也不清楚。因此，我争取两面开弓：既支持保尔森的策略，又设法为政府争取直接注入资本或采取其他措施的选择权。

当我和保尔森到国会山与民主党参议员开会时，他们对于财政部提出的这个资产购买计划的支持倾向似乎并不比共和党议员高多少。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希望政府少干预市场，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让市场体系自行调整，而后者则希望政府多干预市场，直接采取行动，帮助普通大众，并减少高管薪酬。

参加完最后一场会议后，我疲惫至极，心灰意冷。回到了家里，我和妻子安娜一起收看小布什总统在电视上对全美民众发表的演说。他呼吁我们果断采取行动，结束危机。我觉得这个呼吁是有效果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一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了。

9月25日（周四）早晨，市场形势改善了一点，财政部和美联储用于稳定货币市场基金的计划似乎产生了效果，优质基金的资金外流现象基本上停了下来，商业票据市场的运作情况似乎已经改善。然而，广大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仍然面临着融资挑战。

同时，小布什总统授予保尔森全权代表行政部门同国会谈判，于是，保尔森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穿梭外交。美联储的立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我们只要认真地观察市场形势的演变，并回答问题和提供建议就足够了，我们没有义务去卷入政策制定过程。我接到多名议员的来电，大多数议员都在寻找一个既能在政治上为人接受，又能把必须做的事情做好的方案。

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关键问题应该是我们如何制订最佳的资产购买计划，以及是否应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直接注入资本或其他事情上。但随着辩论越来越激烈，大部分议员似乎都不愿意或不能把握核心问题。结果，保尔森发现自己一直在和议员们谈一连串次要问题，比如限制高管薪酬、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分批拨出、协助陷入困境的房奴（这点很重要，却无法及时地终止危机，避免崩溃）、监督资产购买计划落实细节以及如何对待小银行等。

围绕高管薪酬的激辩揭示了政治需要与经济需要之间的矛盾关系。很多议员都希望限制那些从该计划中受益的机构的高管薪酬。从政治上来讲，这种主张很有吸引力，而且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议员对救助华尔街一事感到非常生气。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人就认为银行家薪酬过高，有失公平，现在这些人过度冒险的行为把经济推入了深渊，更令人觉得不公平。但实事求是地讲，如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附加条件过于沉重，那么企业很可能会尽己所能地拒绝接受救助。这样一来，实力较弱的银行也肯定不愿参与，因为在顾客和债权人眼里，参与这个计划会在这些银行身上烙下脆弱的印记。这样一来，我们的努力就会以失败而告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限制高管薪酬的做法将引发问题的高管与解决问题的高管置于同一个评价标准上了，这样有失偏颇。我们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出面，迅速重组陷入麻烦的公司。但像埃德·利迪那样愿意接受1美元年薪去经营美国国际集团的人，估计不会有很多。

因为我更多是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计划，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所以对一些事情是不闻不问的。但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同事，包括保尔森和盖特纳在内，似乎赞同我的态度。尤其是盖特纳，对一些政客那种旧约式的思维感到很不满，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事情似乎是如何施加惩罚，而不是如何规避迫在眉睫的灾难。坏人的确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但我认为，就当前情况来看，最好先救火，再追究责任。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我在华盛顿看到过很多人会佯装愤怒，但我不喜欢做这种游戏。我只是集中精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避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去谴责银行家。我之所以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其他监管机构以及国会的很多人一直没有停止过谴责，我只想以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这种低调态度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但我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然就感觉不舒服。

总统选举导致问题变得进一步复杂化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暂停选举活动，前来华盛顿，据说是为了处理危机。但危机太大，太复杂，仅仅凭借一位参议员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即便总统候选人也不行。我们担心一两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借这场危机大肆炒作，从而降低国会批准资产购买计划的可能性。

周四晚上，在麦凯恩的请求之下，小布什总统在白宫召集了一个会议，我决定还是不参加为好，我不想卷入关于立法细节的争论，这有可能危及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其他一些关键的角色都参加了会议，包括小布什总统、保尔森、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及两党在国会的领袖。他们原本有机会达成共识。两位候选人大体上赞成保尔森的计划，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两党议员都能接受的原则，比如限制高管薪酬、允许政府持有被救企业的股权等。小布什总统试图促使会议达成共识，但最后，相互攻击引发了一片混乱。选举政治和共和党人的抵制（基本上是共和党众议员的抵制）导致那次会议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民主党人除了担心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之外，还觉得这个计划是共和党政府提出的，而且相当不受欢迎，因此，很不愿意投赞成票。这场会议虽然是在麦凯恩的请求下召开的，但他似乎不愿意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资产购买计划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埃里克·坎托和其他几位共和党众议员，建议用资产保险计划取而代之，即政府收取保费，保障企业的资产不会蒙受损失。我一直都不了解这个方案的吸引力，但坎托宣称他的建议可以帮纳税人省钱。不过，最后他妥协地承认说这个保险计划不适用于最复杂的证券。而事实上，引发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恰恰就是这类证券。为这些资产提供保险需要先确定其真实的价值，然后确定一个公平的保险费。这样一来，反而比购买资产更难操作。此外，与资产购买计划不同的是，在资产保险计划之下，如果被保险的资产出现了升值，那么纳税人虽然最初支付了保费，最后也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为了争取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我们把坎托这个计划进行适度调整之后，加到了最终提交给国会的那个议案里面，不过这个保险方案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左派的议员和经济学家努力推动救助陷入困境的业主们，而不是推动救助华尔街的资产购买计划。避免不必要的抵押品止赎现象对借款者和整个经济都是有好处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且我之前也经常这样讲。但要制订一个既注重成本和效益，又不至于对那些按时还贷的业主不公的计划，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但由于金融体系在几天或者几周之后就有可能崩溃，我们需要迅速行动起来。

虽然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跟美联储保持联系，但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对我的看法似乎更有兴趣。奥巴马曾经亲自给我打过电话，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并且在7月下旬还曾经到办公室来拜访过，当时他已经在民意测验中处于领先地位了。他来的时候，我到美联储停车场迎接他，然后跟他的安保人员以及幕僚一起挤在一个小小的电梯里上楼，在会谈中，我们不仅聊了最新的市场动态，还聊了如果他当选总统会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和强化经济增长。他强调性地指出他支持美联储的政治独立性，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那天，我的行政秘书丽塔·普罗克特和其他几位行政工作人员被奥巴马吸引住了，围在我办公室门口，奥巴马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聊了几句。

与奥巴马相比，麦凯恩似乎一直坚持右派的政治立场。麦凯恩讲话坦率，做事高效，我对他印象不错。（我和妻子安娜曾经非常荣幸地陪同麦凯恩年近百岁的母亲一起在国会山观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华盛顿特区仪仗队的花式枪操表演。）麦凯恩有从军背景，因此在应对外交和军事事务上，似乎比应对经济事务更加轻松。尽管如此，他仍然意识到，在金融体系快要崩溃之际，放任自流的做派是行不通的。他这个认识体现了他的经验和智慧。但他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这场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而且目前的应对方案也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麦凯恩作为共和党的参选人，当然希望危机能够得到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共和党选民不想看到政府采取任何救助华尔街的行动，麦凯恩自然不敢违背民意。

当初，他决定暂停竞选活动来到华盛顿，肯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当时共和党国会领袖并没有对某个计划明确表示支持。白宫会议后的那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问了几个问题，表示他支持政府的提案，并对自己贸然干预这件事情引发的问题表示歉意，许诺以后会小心行事。他还把金融领域反复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比作军事领域的“简易爆炸装置”。

美联储、财政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幕僚们共同努力，设计了一个有效的资产购买计划。我密切跟踪这项工作的进展。在我的催促下，他们还从外面聘请拍卖设计方面的专家。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一些富有经验的美联储幕僚仍然担心政府是否能够像保尔森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购买足够的资产去抑制危机。美联储研究与统计部副主任戴维·威尔科克斯写信给我说：“问题是……嘴上说的往往跟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到这一周，我更加相信我们需要为银行大规模注入资本。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却越来越近了。”

周四，也就是白宫召开那场不幸的会议那一天，科恩给我转来了一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发布的新闻：摩根大通已经出价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贝尔非常高兴，因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必为摩根大通的并购行动支付任何成本，而且企业和市政府等没有受到存款保险制度保障的储户也没有蒙受任何损失。然而，这桩交易却导致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股东以及优先级债务（指在企业破产清算时，需要优先偿还的债务）持有者承担了重大损失。

虽然在正常形势下迫使优先级债务持有者承担损失是正确的、常见的做法，但当时的形势已经算不上正常形势了，再这样做就是错误之举了，将给政府处理经营失败的银行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也会导致其他银行更加难以发行新债。我和美联储的其他人，包括盖特纳和兰迪在内，都持有这种观点。之前在处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案子时，优先级债务持有者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与希拉·贝尔关系有些紧张的盖特纳对损害优先级债务持有者利益的事情感到格外忧虑，但美联储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施加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桩交易基本上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摩根大通谈下来的。摩根大通表示，如果他们必须保护华盛顿互惠银行优先级债务持有者的利益，就要取消交易。贝尔又坚决反对动用存款保险基金来保护优先级债务持有者，以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担成本。（贝尔坚持保护存款保险基金的做法值得称赞，但有时候她似乎更加在意存款保险基金，而不是整个金融体系。）为了给自己的态度寻找法律依据，她搬出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指出这部法律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在处理经营失败的银行时，要确保存款保险基金承担最小的成本。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只有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财政部全都认定这种做法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时，成本最小化原则才可暂停适用。但这个“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之前从来没有被援引过。

面对这一无可挽回的结局，储蓄机构监理局不得不低头接受，关闭了华盛顿互惠银行，让该行对优先级债务和其他债务违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取得了该银行的资产，保护了储户的利益。第二天，摩根大通为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金融业务和贷款组合支付了19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为了提升资本水平，摩根大通发行了普通股，募集了115亿美元。杰米·戴蒙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募集资本，充分体现了其银行的实力。

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让华盛顿互惠银行优先级债券持有者蒙受损失的决定是否恶化了危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贝尔却强有力地为自己的做法辩护。2010年4月，她在参议院说，这个案子顺利解决。在那年举行的另一次论坛会议中，她说：“即使这个案子曾经上过头版，也都是刊登在不明显的位置。对当时发生的其他事情来说，只能算是一件小事。”

我认为，虽然这个决定还不至于引发灾难性的影响，但很可能推动了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即美联银行的倒下。包括兰迪在内的美联储理事都认同我这个观点。

当时，美联银行的领导者是鲍勃·斯蒂尔。斯蒂尔曾供职于高盛，也曾在保尔森手下担任过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任职时间长达21个月。2008年7月，时任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肯·汤普森被解聘之后，斯蒂尔接替他出任首席执行官一职。美联银行问题的根源是评级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其资产组合中所占比例太大。在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优先级证券持有者蒙受损失后，无担保债权人开始向美联银行和其他摇摇欲坠的银行挤兑，到了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那天中午，债权人已经拒绝为美联银行的短期资金合约（商业票据融资合约以及回购协议融资合约）提供展期。

9月26日（周五）早上，我到财政部同保尔森共进早餐。其间，保尔森告诉我，他对完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逐渐觉得乐观。重要的是，在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的问题上，他持有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认为政府部门可以和私营部门共同投资，也可以利用某种形式的拍卖会来完成注资。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发邮件给盖特纳、科恩、兰迪以及戴维·威尔科克斯等高级幕僚。我在邮件中写道：“之前他非常抗拒注入资本，但今天他似乎改弦更张了，认为这种想法不错。”然而，保尔森说，他不会改变立法策略，在公开讨论中会继续强调资产购买，同时在利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时，会要求最大的灵活空间。然而我还是鼓励美联储幕僚加倍努力，找出注入公共资金的最佳方案。(www.xing528.com)

美联储理事会法律总顾问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和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布赖恩·马迪根带领我们法务部门的工作团队，分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另外一条规定。根据这条规定，尽管我们的干预举措（比如与其他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我们仍然有能力控制短期利率。2006年，国会授权美联储，对准备金存在美联储的银行支付利息。然而，这项授权由于预算的原因，定在5年后的2011年才生效。但是我们在推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立法时，要求国会批准美联储立刻对准备金付息，而且把这项要求纳入法案。

最初我们是基于技术性原因，要求对准备金付息。到了2008年，我们需要这项授权解决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紧急放款具有增加银行准备金的副作用，会导致短期利率跌破我们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造成我们丧失货币政策控制权的风险。银行拥有很多准备金时，彼此之间的拆款需求会减少，从而压低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时采用的利率，即联邦基金利率。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卖出我们拥有的国库券，抵消我们的放款对准备金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冲销”）。不过，随着我们的放款增加，到了某个时间点，这种权宜之计就不可行了，因为我们会没有国库券可卖。这时，如果没有立法行动，我们的干预措施就会受到限制，或者无法控制联邦基金利率这种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可能导致大家进一步丧失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能够对准备金付息（其他主要央行已经拥有这种权力）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银行的准备金可以毫无风险地从美联储赚取利息，那么它们就不愿意按照较低的利率相互拆借资金。因此，如果我们制定的准备金利率足够高，那么无论我们放出多少贷款，都可以防止联邦基金利率跌到太低的水平。

我跟保尔森共进早餐之后给默文·金和特里谢分别打了电话，讨论联合降息的事情。据我所知，主要央行之间从来还没有协调过这种事情。我认为联合降息可以有力地发出国际团结的信号。默文·金之前对于干预市场持有保留态度，但我这次给他打电话时，他却表示了积极支持，而且似乎比特里谢更加乐于支持我的想法。他们二人都承诺要认真考虑一下我的提议。我对科恩和盖特纳说，联合降息似乎有希望，但是可能需要进一步地游说欧洲央行。科恩回答说，他会跟两家银行的副总裁讨论这个问题，还建议把加拿大和日本纳入谈判。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不只发生在美国。自从2007年9月北岩银行遭到挤兑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都一直在忙着扑灭金融火灾。周五那天，我们听说由比利时与荷兰合资、银行和保险业务规模高达7 750亿欧元的金融巨头——富通集团陷入了绝境，原因是在债务抵押证券上投资过大，而且没有管理好并购过来的荷兰银行。

周六，科恩向我汇报说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打来了一个电话。科恩用一句话总结了卢卡斯所讲的内容：富通集团正处于一片混乱，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跨国企业荷兰国际集团已经联合曾于2007年8月宣布停止旗下次贷基金赎回、推动引发金融危机的法国巴黎银行，着手收购富通集团。但是他告诉科恩，这桩交易在周末可能无法达成，欧洲央行对于市场反应深感忧虑。

欧洲人行动之快，超出了帕帕季莫斯的预期。周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政府联合向富通集团注入了112亿多欧元（160亿美元）的资本。欧洲央行利用与美联储建立的货币互换额度，为富通集团美元资金提供美元借款。德国政府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干预行动，德国第二大商业房地产贷款机构——海波房地产控股公司（Hypo Real Estate）从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获得了大约350亿欧元（500亿美元）的担保。其他有问题的机构还包括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9月底，英国政府利用在北岩银行挤兑事件中制定的程序，对该银行实施了部分国有化改造）以及德国、爱尔兰联合设立的德普发银行（Depfa，该银行是海波房地产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后来被德国政府国有化）。到9月29日，比利时的德克夏银行（Dexia）也必须接受救助，该银行曾经为德普发银行提供过一大笔贷款。

再看看美国。美联银行的恶化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当时，作为美国第四大银行控股公司，美联银行是一个更大的金融炸弹，可能比华盛顿互惠银行和雷曼兄弟更有爆炸性。该银行的子公司持有大量没有保险的债务，包括没有保险的债券、批发市场短期资金融资和外国存款。此外，与华盛顿互惠银行不同的是，美联银行还利用子公司之外的关联企业（如证券交易商）或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发行了50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券）开展了大量的业务。

希拉·贝尔清楚地意识到了美联银行一旦崩溃可能引发的风险，希望找到一个买家，买下整个美联银行，即包括母公司、非银行类关联企业和银行类子公司。沃什已经带领了一些人去评估高盛与美联银行合并的可能性。然而，在高盛对美联银行资产负债表引发的亏损感到不安，从而导致这种选择彻底没有希望实现了。

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一家经营失败的银行同其他大银行合并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因为这会进一步加剧银行业的资源集中度，强化大银行在这个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如果被并购方资产状况过差，并购方有可能因此遭到削弱。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而且我们的选择方案迅速减少，让美联银行与其他银行合并似乎是最佳解决之道。一个值得安慰的事实是，在美国东南部，美联银行力量最强，而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力量较弱，因此，如果美联银行同其中一家或两家合并起来，并不会削弱并购方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能力。

9月27日（周六）到9月28日（周日）那个周末，我们一直忙着帮助美联银行收拾烂摊子，我们从9月28日到9月29日又进行了一场通宵达旦的谈判，参与方包括美联银行的控股公司、潜在买家以及三个监管机构，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周日早上，花旗银行（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规模大约是美联银行的2.5倍）或富国银行（当时美国第六大银行控股公司，规模大约是美联银行的四分之三）收购美联银行的前景看似不错。

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一直在为收购美联银行而努力。当时，潘迪特51岁，性格温和，文质彬彬。虽然很多监管者（尤其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那些人）对于他领导花旗银行的资质持有保留态度，但我觉得他非常精明睿智。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摩根士丹利从事证券交易，而不是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2007年12月，他在查克·普林斯遭到解聘后入主花旗。（普林斯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们还在跳舞”。）潘迪特在印度中部地区长大，16岁时来到美国，获得电气工程学领域的学位之后改读商科，后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他在花旗的使命就是推动这个病入膏肓的巨头将业务重心转移到其作为一家全球性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核心优势上来，同时处理掉不良资产，改善风险管理状况。

在并购美联银行的事情上，潘迪特的对手是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迪克·科瓦舍维奇。科瓦舍维奇性格暴躁，喜欢固执己见，在富国银行根基深厚。他的银行从业经历起步于花旗银行，后来曾担任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西北集团（Northwest Corp.）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西北集团收购了富国银行之后，更名为富国银行，并将总部迁至旧金山。他巧妙地整合了两家银行的业务，规避了那些风险最高、导致很多竞争对手陷入困境的次级房贷业务。一年前，也就是2007年6月，他把首席执行官的头衔交给了其多年的副手——约翰·斯顿夫，并打算年底完全退休。围绕收购美联银行的谈判开始的时候，距离他65岁生日就差一个月了，他决定再次出面，为富国银行敲定这桩大买卖。

科瓦舍维奇起初对这件事挺热心，但周日却决定打退堂鼓了，显然是担心美联银行的商业贷款可能引发的亏损。至于富国银行是否会重返谈判，以及（即便重返谈判）将提出什么条件，都还不明朗。于是，花旗银行可能就成了唯一的竞标者。

美联银行旗下有一家大型的银行子公司，因此，与处理雷曼兄弟时相比，政府又多了一个着力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购买这家银行的若干资产，或是为这些资产提供担保，从而提高美联银行的整体吸引力。然而，如同处理华盛顿互惠银行时一样，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次也必须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只有基于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才可放弃这条原则。如果要放弃这条原则，就需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三分之二的理事批准，需要美联储理事会三分之二的理事批准，还需要财政部部长与总统商议并获得批准。

希拉·贝尔曾经告诉我，她认为收购美联银行的协议不需要政府协助就能达成，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美联储在周日下午决定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这是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实施17年来首次援引这条原则。我们通知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时保尔森也获得了总统的批准。科恩和我游说贝尔，指出金融体系无法承受另一家大银行倒闭引发的风险，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会在谈判中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灵活空间。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在周日晚上给贝尔打了一个电话，表示白宫支持“系统性风险例外原则”。于是，第二天一大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理事会就采取行动，完成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周日那个不眠之夜里，疲惫不堪的幕僚们不停地打电话、开会。科瓦舍维奇本人亲自前往纽约的凯雷饭店，跟踪事态最新进展。花旗银行高管们的热情似乎比较高，因为美联银行拥有3 300多个分支机构和将近4 200亿美元的存款，这无异于一个稳定而廉价的资金来源，令他们垂涎欲滴。但花旗银行自身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因此，希望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限制花旗可能从美联银行继承而来的亏损。贝尔要求美联储和财政部承担部分风险。虽说我总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乐于促成交易，但是，当时我看不出美联储能帮上什么忙。由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还没有得到国会批准，财政部也拿不出钱。美联银行涉及住房抵押贷款规模约为3 120亿美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与花旗银行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花旗银行将首先承担这部分贷款可能发生的约300亿美元的损失。在未来3年里，花旗还将负担最高不超过40亿美元的相关损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承担其余资产引发的相关损失。作为回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获得了花旗银行的优先股，并且有权决定是否增持其他股票，这样一来，如果花旗银行的股价上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可以从中获利。

花旗银行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之后，表示同意收购美联银行的存款、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贝尔的幕僚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这个交易中不会赔钱，而且正式的会计报告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于是，贝尔签字批准。后来，保尔森在回忆录中指出，当他在国会努力争取7 000亿美元去救助整个金融体之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竟然同意为一家银行2 700亿美元的贷款提供保险，而且似乎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贝尔既肩负着保护存款保险基金的责任，又必须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我认为她在这两者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我向她和她的幕僚表示恭喜。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周一，美联银行卖给花旗银行的消息宣布之后，但还没有最终敲定的时候，科瓦舍维奇与富国银行突然杀了回来，高调宣布富国银行将以换股方式以151亿美元收购美联全部资产，而且更名正言顺的是，不需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担保。富国银行对美联银行的收购显然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利，因为这样一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不必再为美联银行2 700亿美元问题资产引发的损失提供担保了。富国银行之所以杀了回来，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国税局在9月30日发布的一个通知中评估了美联银行的债券损失没有预计中的大，富国银行此次可能在收购中直接获益，据分析专家预计，这一新标准将为富国银行节约250亿美元的资金。贝尔非常喜欢富国银行的提议，因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风险会降低，而且她认为富国银行实力较强，鼓励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重新谈判。

这时，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再次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贝尔一心想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而不顾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政府机构促成了美联银行与花旗银行的并购协议，现在又要反悔，恐怕有损政府机构的信誉，危及未来的谈判。我们还有一个担心，即之前花旗银行已经大力宣传并购美联银行的事情了，并宣称这有助于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旦这个并购协议被撤销，将导致市场担心花旗银行自身存在什么问题。

10月2日（周四）晚上，科恩对我说贝尔正在努力推动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的并购。她“完全不关心竞标过程的正当性”，也不关心撤销之前的交易给花旗银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得到这个消息之际，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的律师正在通宵达旦、充满热情地谈判，而花旗银行却被蒙在鼓里。沃什在接近午夜之际给我发邮件，说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斯蒂尔将在美联银行董事会批准与富国银行的并购交易后，给花旗银行打电话（贝尔可能也会打电话）。沃什写道：“预料明天早上花旗会大发雷霆，可能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这一切都是富国银行自己向美联银行提出的，而且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同意的（意思是说美联储没帮忙）。”

10月3日（周五）凌晨3点，科恩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贝尔和斯蒂尔给潘迪特打电话，潘迪特气炸了，贝尔提出了辩护，说这个交易对她的基金更有利。形势不妙啊……可能影响到早上的市场。”后来潘迪特打电话给我，发泄怒火，敦促我们阻止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的交易。这个案子跟所有银行控股公司的合并一样，需要美联储理事会的批准。他警告说，如果他们自己的交易没有完成，花旗可能陷入险境，因为市场已经认为，花旗需要美联银行的存款才能继续存活。美国前财长、现任花旗资深顾问、董事罗伯特·鲁宾也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认为花旗可以提出更好的条件，重新开展谈判。

盖特纳是花旗银行的强烈支持者。他承认富国银行开的条件比较优越，但认为此时撕毁协议将削弱政府机构作为“诚实中间人”的公信力。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武断地食言，那么美国看起来就像一个“香蕉共和国”^[1]。美联银行与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一个区别在于，美联银行是一家银行控股公司，而根据《银行控股公司法》的授权，美联储对银行控股公司的并购事宜具有管辖权，这就使得我们在美联银行并购过程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因为华盛顿互惠银行是一家储蓄机构，摩根大通银行是由货币监理署负责监管的、依照联邦法律登记注册的银行，它们之间的并购不需要美联储批准。）然而，法律规定，必须有明确的证据，才能驳回银行控股公司的合并。比如，我们必须证明这桩并购案会损害当地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或者有关银行没有履行投资当地社区的责任。然而，即便按照这些标准去审查这桩并购案，也无法找到多少有利于花旗银行、不利于富国银行的证据。真正的问题是美联银行接受富国银行提出的条件是否违反自己之前跟花旗达成的临时协议，但这是法院的事，不是美联储的事。此外，贝尔决定支持富国银行，与“成本最小化原则”是一致的，我能理解她的决定。

我们努力出面调解，希望各方相互妥协。为了安抚花旗银行，我们提出支持花旗并购美联银行在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的营业网络，富国银行则收购美联银行在美国东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营业网络，这样有利于巩固花旗的存款基础，但作为交换条件，花旗银行要同意不阻拦富国银行收购美联银行。我们的提议得到了花旗银行的认可，但其将继续起诉美联银行、富国银行及其董事，索赔超过600亿美元。10月9日，美联储理事会批准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的合并。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保证这桩并购案不会减少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等地的就业机会，相反，这桩并购案可以避免美联银行崩溃，应该有利于保护当地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全国性的经济后果。

当监管机构正在处理美联银行的谈判时，保尔森继续同国会领袖们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事情。9月29日（周一）一大清早，保尔森就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已经在凌晨1点谈妥了。保尔森在华尔街从事证券交易的经验发挥了作用。他成功顶住了一些议员的压力，从而使得这个计划的内容没有出现大幅改动。资金会分两批拨付，每批3 500亿美元。如果国会不愿拨付第二批资金，必须先通过法案，然后还要总统点头同意。如果5年后这个计划出现亏损，总统就要提出一个计划，向金融业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便弥补亏损。好几个机构负责监管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就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资金提出建议。这几个机构是：特别总检察长办公室、国会监管专家组以及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部长、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证券交易委员主席、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组成，我担任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财政部提交国会的那一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包括了参议员杰克·里德提出的建议，即允许财政部持有被救助的私营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私营公司弥补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当经济复苏、被救助公司的盈利增加、股价上扬时，财政部将出售被救助企业股权，恢复其私有股权，纳税人就能分享股利。该计划还要求财政部帮助陷入困境的业主。这个计划长达100多页，其中，财政部提出的重要内容都没有改动（比如请求国会拨付救助资金以及财政部有权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基金）。此外，这个计划还包括了批准美联储尽快对准备金付息。保尔森宣布这项立法案后，两党总统候选人都谨慎地表示支持。

同时，在周一上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视频会议上，我向各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报告美联银行的最新动态，以及为准备金付息的意义。我还要求委员会把我们跟主要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提高一倍以上，提高到6 200亿美元。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观点。这场危机对欧洲银行的冲击，似乎比对美国银行的冲击还要大。仅仅就周一来看，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 Bank Corp.）的股价就惨跌46%，德克夏银行惨跌30%，德国商业银行和德国邮政银行分别暴跌23%和24%，瑞典银行暴跌19%。我几乎想象不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更让人对经济投下“不信任票”。

但9月29日最重要的事情是国会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投票，美国民众希望我们终止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却无法说服他们相信为金融体系注入几千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正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乔恩·凯尔对我说他的选民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看法可以分为两派：“50%的人说不行，50%的人说绝对不行。”社论作者和评论作者虽然对于这个计划的一些细节不满，但大体上都支持这项计划。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写道：“这个计划不完美，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其他的方案可能要更糟糕。”

考虑到国会的两党领袖已经表示赞同，我原以为议员们投票通过是没问题的。但周一快到中午的时候，正在国会山跟踪最新动态的沃什给我发来了一封令我感到困惑不解的邮件，内容是：“供你参考，我们不愿看到的，众议院共和党票数可能不够，议长反对。”因为这句话句法有点乱，我可以肯定他写得很匆忙，但传递的信息是很明确的，即共和党支持票非常少，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一派议员希望民众认为民主党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因此不愿补足所缺票数。

沃什给我发完邮件两个小时之后，形势就很明朗了，众议院要毙掉这个议案。原定投票时间是15分钟，为了说服反对者回心转意，众议院领袖将投票时间延长到了40分钟。但最后，到下午2点10分，槌子落下的时候，反对票数仍然高达228票，赞成票数只有205票。我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视关注形势的变化，通过彭博终端了解市场反应。我感觉好像被卡车撞击了一样，股市肯定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当天，道指收跌近778点，单日下跌点数开创了美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新纪录，这个纪录至今依然保持着。用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跌幅近7%，开创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股市重开之日以来的新纪录。同时，标普指数下跌将近9%。美股单日蒸发市值1.2万亿美元。

众议院这一轮投票重创了我们为了终结危机而付出的努力。但当美国民众看到自己的401（k）退休金账户上的资金缩水时，支持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呼声又高涨了起来。清醒的国会领袖们决定再试一次，组织新一轮投票。他们为了让这个计划更有吸引力，将存款保险额度从10万美元临时提高到了25万美元（后来改成永久性的了）。10月1日（周三），参议院以74对25票的票数通过这项法案。10月3日（周五），众议院以263票赞成17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也通过了这项法案，总统当天下午就签了字。

这项法案赋予政府机构一个新的、强大的武器，美联储终于再也不用单独承担恢复金融稳定的大任了。

[1] “香蕉共和国”指那些经济结构单一、政治体制不成熟、政府公信力较弱的国家，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