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集团救助方案：经济学家和同事们持批评态度

9月17日（周三），各大报纸的头版都报道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新闻，而且这条消息的排版方式与宣战新闻常用的排版方式一模一样。政治界和媒体界试图借助传统智慧去解读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最初的反应对我们是不利的。周一和周二，大部分社论作者和经济学家都支持让雷曼兄弟倒闭，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原则的决定，因此，很多人认为我们后来决定救助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反常态的表现，而没有认识到这是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的不同反应。

对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事情，即便那些通常倾向于支持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都持有批评态度。曾经担任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主管，而且与我合写过论文的经济学家文森特·莱因哈特说：“政府跟雷曼兄弟公司划清了界线，现在却把这条线上的一部分抹掉了。”曾经与我合写过论文、后来受聘于英格兰银行的鸽派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撰文指出：“这是很坏的消息，也开创了一个令人感到混乱的先例。美国国际集团资本和流动性流失几个月了，头脑清楚的人都可以逃出去。”我熟识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曾任里士满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的马文·古德弗兰德批评美联储说：“你们没有任何规则，你们是在游戏中途制定规则。”我知道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些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的反应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们很难说服国会、媒体和大众。我认识或者合作过的人，比如莱因哈特、波森和古德弗兰德，似乎不愿对我们做出无过错推定，这让我觉得难过。

政客们一如既往地试图做到两面讨好。一方面，很多政客知道救助方案非常不受欢迎，所以就绞尽脑汁地利用（并强化）一个观点，即财政部和美联储把华尔街的利益置于大众利益之前。参议员吉姆·邦宁非常不恰当地将美联储比作委内瑞拉的独裁统治者查韦斯。道琼斯通讯社的一篇报道很好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气氛：“在这个流行政治攻击的大选季里，国会山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似乎至少有一天是扔掉斧头、摒弃前嫌的，但他们正好把斧头扔到伯南克身上。”另一方面，一些思考问题比较周全的议员，比如巴尼·弗兰克，意识到自己以后可能也会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因此，他们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是比较慎重的。但弗兰克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忍不住要取笑我们一番，在那周稍后的听证会上，提议把9月15日（周一），也就是雷曼倒闭之后、美国国际集团获得救助之前的一个日子，定为“自由市场纪念日”，说“全国对自由市场的承诺只维持了周一那一天”。

在金融领域，短期融资市场几乎停滞了。银行捂住资金，不愿放贷，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所谓的优质货币市场基金的撤资速度更快。这类基金主要投资于投资级公司证券，如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从这类基金撤出的资金主要流向了仅仅投资于国库券和其他被视为超级安全的政府债券。从9月10日到10月1日的3周内，优质货币市场基金撤出4 390亿美元，其中，3 620亿美元流向了仅仅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基金，这种规模的资金转移确实是空前的。

9月17日，我早上7点左右就到办公室了。我先根据很久之前的安排，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康尼·麦克共进早餐。康尼是费城运动家队（Philadelphia Athletics）的著名经理人康尼·麦克的曾孙（但两人的名字是一样的）。之后，我把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最新情况通报给了美联储内部和外部的同事们。上午9点45分，我在科恩、沃什和盖特纳的陪同下，与加拿大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和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谈话。他们都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在雷曼兄弟崩溃之后，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国际集团走向倒闭。他们也都认为，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另一家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大型金融公司走向倒闭。我表示很有信心，认为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方案肯定会行得通。

雷曼兄弟的崩溃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濒于崩溃重创了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央行行长们纷纷提高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规模，以平抑市场恐慌。我们还集体确认，要在周四欧洲市场开盘之际，一起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周二通过的扩大外汇交换额度的决定。我对其他国家的央行行长们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我这样讲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发自肺腑之言。我们都清楚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的责任，也知道政界和媒体界已经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下了“地雷阵”。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们密切合作，而不是单枪匹马地去战斗，就能更加有效地应对挑战。

与各国央行行长通完电话之后，我在米歇尔·史密斯的建议之下，通过视频会议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做了一个简单汇报。从一大早开始，各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就一直缠着米歇尔，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行长们个个都垂头丧气，他们一直饱受媒体的轰炸，而且储备银行的理事们也不断给他们打电话，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因此，这些行长们都想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应。我向他们解释了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贷款的条件和理由。盖特纳和达德利也发表了评论，并回答了一些问题。我说我很难揣测小布什总统的反应。大多数人似乎都能认识到特殊的情况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但有些人却对美联储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行动表示忧虑，因为这一行动似乎与之前拒绝救助雷曼兄弟的态度截然相反，因此，他们担心反对美联储的政治攻击可能会不断加剧。

因为美联储理事会有权决定是否动用《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紧急贷款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先斩后奏，等把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事情搞定，再将细节通知总统。这是完全合适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在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总是觉得我们在危机期间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我想让更多的同事参与进来，征求有用的建议，并获得更大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危机演变迅速，事态过于紧急，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以至于没有时间广泛协商，集思广益。

吃完午饭之后，我在米歇尔的请求下，接听了几位记者的电话，如果我们想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就必须把我们的声音传递出去。一般情况下，我会与经常采访美联储的那些专线记者们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乔恩·希尔森拉特、《经济学人》的格雷格·伊普、《金融时报》的克里希纳·古哈、《华盛顿邮报》的尼尔·欧文、彭博社的约翰·贝里、CNBC的史蒂夫·莱斯曼以及《纽约时报》的埃德·安德鲁斯。我知道这些更加专业的记者能够最好地理解并解释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他媒体会跟进他们的报道。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记者必然会不折不扣地相信我们当面告诉他们的话。《华尔街日报》编辑、专栏作家戴维·韦塞尔告诉我，如果专线记者的工作干得不错，那么当他们被调整到其他采访路线时，之前经常接受他们采访的官员们都会松一口气。在我过去这么多年里接触的记者中，有些人非常符合韦塞尔所说的标准。但整体而言，我觉得专线记者的报道通常还算客观公道，只不过那些不常采访美联储的记者们由于消息不灵通，往往有可能发出不客观或不准确的报道。

整个周三，我们一直特别密切地关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独立的投资银行就剩这两家了。它们受到了市场的严密监视和高度猜疑。虽然这两家公司的实力较强，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比较健康，但它们也要像其他公司那样每天寻找资金，以便为自己持有的证券资产融资，并满足贷款者提出的担保品要求。然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到，如果放贷者、顾客与交易对手怀疑一个公司的稳定性，那么他们就不愿意为这个公司放款。因此，如果市场对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信心继续下降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之前的挤兑浪潮再度发生在其中一家或两家身上。

这两家公司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高盛是由马库斯·戈德曼于1869年在曼哈顿下城创立的。马库斯是从巴伐利亚移民到美国的犹太裔，其父亲从事养牛贩牛的生意。1882年，他的女婿塞缪尔·萨克斯加入了进来。进入新世纪之后，该公司继续蓬勃发展，但在1929年股市崩盘后几乎倒闭，却在西德尼·温伯格的领导下恢复了元气。这名辍学生在16岁进入高盛，最初是一名清洁工。

长期以来，高盛一直与政府维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批评者将高盛戏称为“政府盛”（Government Sachs）。西德尼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心腹，而且有报道指出，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这两位总统在任命财政部部长时，就曾听从西德尼的建议。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财长鲍勃·鲁宾曾经是高盛的高管，保尔森也是如此。在央行圈里，马里奥·德拉吉（曾任意大利银行行长，后任欧洲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曾任加拿大银行行长，后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比尔·达德利（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市场交易部门主管，后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都是“高盛校友”（即高盛的前雇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亨斯勒也曾供职于高盛。鉴于高盛与政界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人们担心高盛会对政府施加不适当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退一步讲，我们不能一边期待政府监管人员不得具有在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工作的经历，一边期待他们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责，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我只能说与我合作过的“高盛校友”们不仅为他们的工作岗位带来了专业知识和经验，还非常热衷于促进公共利益。

高盛现任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与我一样，都是同一时间在哈佛大学读的本科，但我跟他并不熟识。后来，他从哈佛大学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做了几年律师，然后由于偶然的机会加入了高盛，在伦敦担任贵重金属业务员。他成长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廉租房区，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邮件分拣员，母亲是一家防盗铃公司的接待员。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见过布兰克费恩几面，跟他讨论过与高盛有关的问题，听取他对市场和经济的看法。他非常聪明，我发现他对市场发展的远见特别有用。虽然如此，我还是刻意避免和华尔街的任何公司建立密切关系。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考虑到美联储对它们肩负着管理职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受到金融圈里十分常见的集体思维的影响。

摩根士丹利原是J·P·摩根公司中的投资部门，1933年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公司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业务（发放贷款）与投资银行业务（承销股票与债券），摩根士丹利于是作为一家投资银行于1935年9月5日在纽约成立，而J·P·摩根则转为一家纯商业银行。摩根士丹利的名称是由亨利·摩根与合作伙伴哈罗德·士丹利的姓氏合并在一起构成的。这家新公司很快变成了华尔街上的一家精英公司。1997年，它偏离了传统业务，同零售经纪商添惠证券投资公司合并，在此过程中取得“发现卡”（Discover credit card）业务的经营权。不过，摩根士丹利仍然从事证券承销与交易业务。虽然它在网络泡沫化后，获利恢复的速度比其他公司来得缓慢，但是它在1998年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证券公司。经过一连串的权力斗争，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高管的约翰·麦克于2005年出任首席执行官。

约翰·麦克来自于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是家中第六个儿子，他们家族原来的姓氏是麦科霍尔。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穆尔斯维尔镇长大，他父亲在当地经营杂货店，他靠着足球奖学金上了杜克大学。业界认为他是积极进取、魅力十足的人物。他在危机发生前通过从事高风险业务和大借外债的方式提高了摩根士丹利的盈利水平。美联储理事沃什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摩根士丹利，他密切关注着这家公司，从而让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它的发展动态。

与此同时，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麻烦也到了一个危急关头。该银行已经垂死挣扎了好几个月，但储蓄机构监理局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之间的分歧拖延了问题的解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一直推动华盛顿互惠银行卖掉自己，却遭到了储蓄机构监理局的持续抵制，因为储蓄机构监理局相信该银行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经营下去。摩根大通银行似乎是最可靠的买主，但是另外好几家公司也表示有兴趣。到周末，谈判似乎就能结束了。

此外，我们接到的关于美联银行的报告也令人忧心。该银行的业绩已经连续多年表现不佳。6月，该行董事会解聘了首席执行官肯·汤普森。汤普森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市，非常精明，爱好社交，高中时期曾是明星运动员，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该银行度过的。他在34年之前加入了该银行的前身——第一联合银行（First Union Corp.）。我是在他加入联邦咨询委员会之后认识他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考虑问题周到，但他犯了许多同行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即推动自己的银行进军高风险的房贷业务。2006年，美联银行出资250亿美元收购黄金西部金融公司（Golden West Financial Corporation），继承了一个主要由评级较低的住房抵押贷款构成的投资组合。黄金西部金融公司曾经努力推广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这种贷款方案的首付金额非常低，但最初的优惠利率结束、利率浮动到正常的市场利率之后，贷款余额非但不会减少，还会与日俱增，从而加剧违约风险。美联银行收购黄金西部金融公司，与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美联银行也曾大力拓展商业不动产和建设融资，但是现在亏损规模和资产减记规模却不断增加，美联银行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自己没有存款保险的资金日益减少。

扑了一场又一场火之后，我逐渐感到了疲倦。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危机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求助国会，动用纳税人的资金。那个周末讨论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案子时，我在视频会议上已经提到这一点，周三晚上，我跟保尔森、盖特纳、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等人召开视频会议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救火这件事，不能由美联储独自承担，因为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发现很多大型的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存在严重的风险。为了阻止危机，规避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必须获得必要的权力、财力和民主合法性。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国会。

保尔森最初没有表态，因为他知道如果要做这件事，那么他和他的团队就不得不走在前面，先把立法建议案制定出来，然后推销给国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救助华尔街的事情已经触怒了很多选民和政客，而且普通大众还没有充分感受到华尔街动荡造成的影响。不过，虽然改进立法这件事情推动起来比较难，但其他选择似乎更糟糕。到周四上午，保尔森终于得出了与我们一样的结论，即如果没有国会的帮助，我们根本没有希望遏制这场危机。因此，他同意寻求国会的帮助，改进现有立法法规。

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希望禁止卖空金融股。如同雷曼兄弟倒台时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那样，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也在抱怨卖空行为威胁其公司的稳定性。考克斯认为，如果禁止卖空，就能帮助那些承受压力的公司消除一大威胁因素。

保尔森似乎乐于支持考克斯的建议，但我持有怀疑态度，毕竟，卖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确定资产价格的一种途径，当交易者对一家公司持有乐观态度时，就会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反之，如果持有悲观态度，则会卖空该公司的股票。有时候，空头就像金融海洋里的鲨鱼，依靠掠夺最弱小的公司大发横财。在正常情况下，卖空交易能够让股价从整体上反映出市场对于一个公司的看法，有利于维护金融生态的健康。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的金融生态根本不是处于正常状态。我想好好考虑一下禁止卖空是否真的合理。在那次视频会议上，我很高兴地听到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正在认真地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洽谈第二笔投资（2007年12月已经有过一笔了），同时还在和中国的一家银行洽谈投资事宜。募集资本是摩根士丹利恢复市场信心的最佳方式。

9月18日（周四）也是一个艰难的日子，但事实表明，那天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吉利的兆头是，我的那一天是从肠胃科医生的办公室开始的。他怀疑我肚子不舒服是因为我近来承受的压力太大。令我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一位名叫查克·布拉豪什的白宫经济顾问给我转来了统计天才比尔·詹姆斯写给我的一封信。比尔在信中写道：“告诉伯南克坚持住，市场形势不会继续变差了，只会越来越好。”

美联储同其他几大央行扩大货币互换额度的消息宣布之后，我把几次互换额度的上限加在一起算了算，结果就是，美联储要提供将近2 500亿美元的资金，以稳定全球美元融资市场。

那天早上和半个下午，我一直忙着跟财政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打电话，考克斯再度提议禁止卖空金融股。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公司的股价面临的压力似乎一直在增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卖空交易。我虽然还持有一定的质疑，但没有表达反对意见。考克斯把这个想法带回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进一步研究。

我们详细讨论了货币市场基金的问题。当时，即便一些最大的、最著名的货币基金都面临着资金严重外流的情况。这种挤兑可能对经济带来巨大伤害，不只是因为这样会加剧市场恐慌，还因为很多大公司依赖货币市场基金购买商业票据。货币基金资金的收缩会削弱通用电气或福特汽车之类的公司为日常运营寻求融资的能力。我们已经听说只有评级最高的公司能够销售商业票据，而且即便这种票据的到期日也只有一两天而已。同时，在商业票据市场吃到闭门羹（或担心吃到闭门羹）的公司，转而动用自己在银行的信用额度，导致现金短缺的银行面临更大的压力，从而更不愿意借款给其他客户。金融动荡的影响范围已经逐渐明朗化，对非金融领域、生产活动和就业水平的威胁已经显现了出来。

我们需要阻止市场“失血”。美联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曾经研究过一种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资金的新工具，满足它们清偿投资者的需要。但是这种工具在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都相当复杂。我们不能直接给货币基金提供贷款，而是先以优惠条款贷款给银行，条件是它们要向货币基金购买流动性比较低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这样就可以把资金投注到货币基金，也不违犯美联储不能直接向货币基金购买证券的法律限制。

那天早上，跟保尔森通话的时候，他还提出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这有些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如果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者们认为自己的资金是安全的，就没有理由去挤兑了。我认为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外汇平准基金首创于大萧条时期，目的是让财政部在外汇市场上有效地管理美元汇率。（例如，如果财政部想要抑制美元价值快速上涨，就会卖出美元，买进欧元或日元，从而增加美元的市场供应量。如果财政部要减缓美元价值的跌势，就可以卖出欧元或日元，买进美元，从而减少美元的市场供应量。）之前，美国财政部曾经动用过外汇平准基金，只是间接地管理了美元汇率。最引人关注的一次发生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5年，拉里·萨默斯和鲍勃·鲁宾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动用外汇平准基金，为墨西哥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协助墨西哥政府遏制比索价值暴跌趋势。

作为很多欧洲银行获取美元融资的一个主要渠道，货币市场基金持有很多外国资产。在这种情况下，阻止货币基金面临的挤兑风潮应该有助于稳定美元价值的观点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此外，保尔森的计划可能不会真正涉及支出或贷款，如果这种救助方案能够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挤兑应该会停止，外汇平准基金也不会有丝毫的流失。财政部甚至还能因为这个方案获利，因为货币市场基金要为这种保险支付保险费。

我们继续讨论应该向国会提出什么请求。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致认为，危机已经变得过于严重，如果没有国会的拨款，美联储和财政部已经无力应对了。但如果国会同意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配置这笔资金呢？从历史上看，政府通常会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把资金注入那些能够生存下去的银行，即所谓“好银行”，从而遏制银行业危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把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注册的分支机构，即所谓的“坏银行，把原本的问题资产变为优良资产，把问题银行变成“好银行”。如此一来，坏银行就能分开融资，然后慢慢处理掉评级较低的贷款。我倾向于赞同这种方法。要恢复银行体系的偿债能力，向投资者和公众提供担保，促进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这种方法似乎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直接的。

我们暂且不提把公有资本注入金融机构是否符合经济逻辑，保尔森还有一些较为严肃的考虑。他担心政府入股银行看起来像搞社会主义一样，或者像救助银行一样，这样一来，从政治角度来看，就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尤其是，他相信众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肯定不会接受政府接管银行的方案。如果把一个注定会遭到否决的方案提交给国会，只会毁灭市场信心。他还担心，政府注资的方案会导致现有的银行股东陷入恐慌，担心政府注资会是国有化（政府完全接管银行）的第一步，从而导致自己的股权遭到稀释，甚至会完全蒸发掉。我们对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股东的严厉态度对于银行股东而言，丝毫没有安抚效果。一旦他们恐慌地抛售银行股票，那么银行股价必然下跌，从而导致银行再也不可能从私营部门获取融资了。最后，保尔森（如同我们所有人一样）担心那些遭到部分国有化或完全国有化的银行将很难重新恢复私营地位，而且很难重新实现盈利。

保尔森提议用国会拨款从银行购买不良资产（实际上是针对整个银行体系实施好银行/坏银行策略），这样做不但可以把不良资产从银行体系中剥离出去，也可以为留在银行账簿中的类似资产提供支撑，这种支撑会让银行更容易向投资者募集资本。他这个想法起源于财政部幕僚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标题是“击碎玻璃：银行资本重组计划”。这份计划就像是封闭在玻璃后面的救火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把玻璃击碎，取出来灭火。从4月开始，这份计划就悄悄流传，其中虽然讨论了好几种稳定银行的计划，但重点放在通过拍卖方式向金融机构买进5 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聘请专业资产管理人，管理买下来的证券，最后转售给民间投资者，目标是为纳税人赚到最高的投资回报率。(www.xing528.com)

这份计划是有用的，却缺少细节，尤其是关于政府如何确定购买哪些资产以及用多少钱购买等问题，细节更少。这份计划开始流传之后，美联储经济学家比较深入地考虑过几种资产购买计划，他们担心购买资产的做法会很复杂，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拟订和实施。他们在过去的金融危机中，也找不到可以模仿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银行危机中，瑞典政府采取的措施经常被视为成功政策的典范，瑞典政府在危机期间，曾经购买不良资产，但同时也为银行注入新资本。

不过，我了解保尔森为什么喜欢这种方法，而且我认为，因为保尔森是负责说服国会采取行动的人，他的看法值得特别受到重视。如果说，我在华盛顿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如果经济方案在政治上不可行，不管支持这种方案的理由多么完美无瑕，都不可能过关。此外，如果购买资产可以像我相信的那样推高不良资产的价格，那么整个制度就会间接重建资本。最重要的是，保尔森向我保证说，他在拟定购买资产的授权范围时，会让政府拥有购买银行股权的权限（如果事实证明这是最好的做法的话），也就等于直接注入政府资金（我比较喜欢的做法）。

计划制订好之后，下一步是将其推销给其他有关机构和人士。下午3点30分，保尔森、考克斯和我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再度跟总统开会，白宫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幕僚也参加了会议，沃什陪着我出席。每个人都到场后，总统从椭圆形办公室走进来，坐在长桌一边中间他常坐的位置上，与会人士已经根据印好的名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当确定总统认识每一个人。桌上不必放名牌，但礼节还是得讲究。保尔森、考克斯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总统的正对面。

我和保尔森向小布什总统介绍了一下最新的市场动态，包括货币市场基金遭到挤兑的事情。我们强调迫切需要在经济遭受了更大的创伤之前控制住危机。根据保尔森的请求，我重复讲了一下我的判断，即美联储掌握的资金快要耗尽了，无力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遭到的挤兑，要全面应对危机，请求国会拨款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然后，我们分析了财政部和美联储提出的恢复市场对货币基金信心的方案，还评估了克里斯·考克斯提出的禁止卖空的建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谈到了保尔森提的利用国会拨款购买不良资产的建议。

不到三天的时间，我们第二次去见小布什总统，请求他支持我们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采取激进的、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作为一位强烈倾向于让市场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对我们提出的选项肯定不满意。他也知道干预市场的方案很难得到他自己的政党的支持。但他表现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75年前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意我们暂时干预市场，认为短期的干预是为了自由市场的长远发展。他再一次表示完全支持我们。我们都很感激。于是，国会就成了我们的下一站。

我回到办公室后，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打了个电话，问她能否安排我、保尔森、考克斯在那天晚上见一见国会的领袖们。她表示会尽量安排。下午6点，参议员奥巴马打来了电话。我解释了我们的策略，他答应尽可能给予支持。总统大选再过6周多就要举行，对于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而言，金融市场和国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对美联储来说，情况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推动国会拿出一个不受党派分歧影响的解决方案。对美联储来说，这种情况很棘手，我们需要跟行政部门密切合作，推动超越两党隔阂的法案。

每个周四下午，美联储都会发布资产负债表报告。这种报告内容似乎很无聊，不会引起什么关注，但此时，由于这份报告能够透露出我们提供了多少贷款，从而具有了新闻价值，格外引人关注。这个周四，我们的报告反映出金融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我们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为证券经纪商提供的资金从一周前的0美元激增到了这周的600亿美元，开创了历史纪录。（一周后，“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提供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 060亿美元。）与此同时，银行通过贴现窗口获取的资金规模比前一周多出了100亿美元，增加到了335亿美元。接下来的一周里，贴现窗口的贷款规模上升到将近400亿美元，这个规模都快赶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一天的455亿美元了。

那天下午，距7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我、保尔森和考克斯来到了国会大厦H230房间。这是一间小会议室，距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非常近。我们围着实木会议桌的一侧就座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坐在桌子的另一侧。其他议员，包括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大概12个人）围着会议桌坐了下来。保尔森先说了几句话，然后请我详细地阐述了我们面临的风险。

我没有提前准备讲话稿。由于没有会议记录，我不记得我说的每一件事情了，但与会者后来向媒体透露了我讲的一些内容。我当时想表达的内容就是：绝对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我说，我们面临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它可能发生在几天之后，而不是几周之后。我完全相信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我认为在场的人也能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会议室里非常安静。

然后，我谈到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后果，包括对整个国家和选民的影响。这时，我努力表达一种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谨慎的观点。我不想让人指责我在夸大其词或试图引发恐慌。虽然我拿失业率一度攀升到25%峰值的大萧条时期做类比，我还提到了日本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虽然不算多么严重，依然引发了深度的经济衰退。我说，根据这些经验，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预期到经济必将大幅衰退。股市和其他资产价格必将进一步大幅下降，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6%升到8%或9%，通用汽车等大型非金融公司可能继金融公司之后走向破产倒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那一番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我发出的警告十分可怕，但我还是低估了潜在的损害。至少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我们缺乏充分的依据去评估这场危机的后果，但根据我的学术研究以及我读过的历史资料来判断，影响可能很大，甚至是灾难性的。我记得当时我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我相信，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中精力、深思熟虑、有条不紊地采取应对举措。我们需要获取并维持议员们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我们有一套可行的方案。

议员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需要多少钱？这些钱怎么用？救助金融公司时，是否附带一些条件，并限制经理人的薪资？如何帮助那些受到危机创伤的业主们以及其他无辜者？行政部门什么时候提出立法建议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尽量逐一作答。保尔森提到利用国会拨款购买不良资产，但没有提供细节。接近9点的时候，会议才结束。我偷偷地溜了出去，没有遭到记者跟踪，因为国会的领袖们当时很健谈，所以我才能轻易地溜走。

虽然负面消息很多，但我离开会议室时仍然有一种受到鼓舞的感觉。我告诉米歇尔·史密斯，我看到大家正在就未来的行动达成共识。因为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政府要采取全面应对危机的方案，市场也得到了鼓励，道指收涨410点。

9月19日（周五）早上7点30分，美联储理事会开会。我已经解释过财政部打算使用外汇平准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保障。但是我们还相信鼓励银行向货币基金购买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计划也有助于遏制挤兑风潮，因此，我们批准了这个计划。货币基金可以利用收到的现金应付挤兑，从而不必到下跌的市场上贱卖商业票据或其他资产。这样一来，我们美联储再一次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只不过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是以间接方式操作的。由于一些最大的基金总部位于波士顿，我们就让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罗森格伦主持落实这个计划。

同时，瑞典、挪威、丹麦和澳大利亚的央行都要求跟我们建立货币互换额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授权由我、科恩和盖特纳组成的委员会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批准了这些国家的请求，并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做了汇报。关于细节上的谈判工作，我们交给了比尔·达德利和他的团队去负责落实。与此同时，达德利还要忙着监督市场，协助监督多个贷款计划的落实情况，并落实美联储的市场操作方案，以推动联邦基金利率趋近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的2%的目标。我对科恩说：“达德利忙得像独臂贴壁纸的工人一样。”事实上，我们都觉得自己也像独臂贴壁纸一样，科幻小说作者雷伊·卡明斯说过一句话：“时间不会让一切事情同时发生。”过去一个月内，我觉得时间没有尽到这个职责。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在白宫的玫瑰园里，小布什总统公开发表讲话，为救助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辩护。我、保尔森和考克斯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还提到美联储通过提供贷款和协调其他央行“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注入亟须的流动性”。

他说：“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阻止个别公司的问题蔓延到更大范围。但这些措施还不够，因为它们没有消除我们市场不稳定性背后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抵押贷款相关资产。现在，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这类资产失去了价值，抑制了信贷流动。”然后，他描述了我们之前在罗斯福厅已经讨论过的计划。

市场喜欢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短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前已经跌到了“二战”后的低谷，此时却急剧上涨。从周四晚间到周五晚间，期限为三个月的国库券利率从0.07%暴涨到0.92%。这是个好消息，表示交易者正在踊跃卖出超级安全的国库券，换取其他资产。与此同时，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下降，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出速度放缓。股市上涨逾3%，道指只比一周前（也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那个周末）的水平低了不到1%。从禁止卖空指令受益的金融股暴涨约11%。我们还宣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会购买两房发行的短期债券，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周五，我们买了80亿美元的国库券和债券，促使其利率下降幅度高达0.6%。普遍积极的反应表明市场对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面应对危机的计划感到放心，无论这个计划的具体组成部分是什么。

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向记者、其他国家央行和国会解释总统之前提到的救助方案。国会议员的反应是很难解读的，但我可以判断出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的确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华尔街，而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稳定经济的关键举措。

我还跟一些幕僚和美联储理事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设计好保尔森所提出的不良资产购买计划。财政部提供的细节很少，我们想弄明白不同方法之间的优缺点。回顾历史，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类比对象是“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该公司是美国政府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储贷危机而专门成立的资产处置机构，成功重组了数百家问题储贷机构的资产。但“重组信托公司”和保尔森的计划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即在储贷危机中，当一家储贷机构倒闭后，其资产自动划归给了重组信托公司，因此，该公司不必考虑该为这些资产付出多少钱，而保尔森的计划是向还有偿付能力的机构购买资产。但究竟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价格呢？

这个问题将成为资产购置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政府应该支付当前的市场价格呢，还是别的价格呢？如果政府支付当前低迷的市场价格（假设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还能够确定市场价格的话），那么该计划对于恢复银行偿付能力的作用可能很小，而且从法定会计准则来看，所有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被迫按照政府的价格减记资产，这样做会恶化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个结局有悖于我们的初衷。但另一方面，政府支付的价格可以高于当前市场的价格，例如按照市场状况较为正常时的价格购买。作为有耐心的投资者，政府可以等到价值更能反映长期回报率的时候。这样必然对银行产生积极作用。但如果政府必须付出高于当前行情的价格，那么在出售资产时可能蒙受亏损，这对纳税人公平吗？在未来的几周里，美联储和财政部还将详细分析如何举行贷款拍卖会和评估资产价值，但如何设定最合适的资产价格依然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迫切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再加上我们面临的难题又错综复杂，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感觉筋疲力尽。那一周，很多高级幕僚都工作到深夜。我们知道自己做出的抉择至关重要。但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我们，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朗在其博客中写道：“伯南克和保尔森都在集中精力于避免犯下我们在1929年所犯的错误……他们想犯自己的、原创的错误。”

周五晚上，我从美联储监管人员那里听到高盛想把自己的法律地位从证券公司改为银行控股公司。顾名思义，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个或更多的银行。高盛旗下有一家小型的存款机构，总部位于犹他州，是所谓的“工业贷款公司”。工业贷款公司可以快速转变成银行，从而使高盛符合银行控股公司的最低条件。这种法律地位的变化，只有一种影响，即高盛的监管机构从证券交易委员会变成了美联储。高盛的高管认为，只要美联储宣布将监督他们的活动，就可以降低短期资金遭到挤兑的风险。但媒体报道高盛此举的动机时出现了偏差，说高盛这样做是为了更加便于获得美联储的贷款。这种报道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高盛旗下的经纪交易机构早就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获取美联储的贷款，高盛没必要为了获取美联储贷款而改变公司的法律地位。

周日，美联储理事会批准了高盛的申请，也批准摩根士丹利的类似申请。摩根士丹利也非常担心自己的资金是否稳定。我们决定批准变更法律地位之后，变更就立即生效了。在同样的会议上，美联储理事会还批准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美林这三家机构位于伦敦的经纪交易分公司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获取贷款，而不必把伦敦的担保品转移到纽约。这些步骤缓解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融资压力。我看到的证据表明，至少在这两个公司，危机体现了恐慌的自我应验性质，即投资者拒绝房贷，交易对手拒绝交易，完全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也会这样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法律地位的更改，雷曼兄弟的倒闭，以及贝尔斯登和美林遭到并购，促使独立投行的时代突然终结了。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并没有把稳定融资渠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更改法律地位上，它们还在物色新的战略投资者。过了一周，高盛宣布获得了沃伦·巴菲特50亿美元的投资。

巴菲特富有智慧，虽然坐拥巨额财富，却非常谦逊，素有“奥马哈先知”之称。他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我都捉摸不透。他的父亲曾在国会工作，所以巴菲特早期的一些事业是在华盛顿开创的。根据巴菲特自己的讲述，他在少年时就整合了好几份报纸的送报纸路线，把其他报童变成了他最早的一批员工。在整个危机期间以及危机过后，巴菲特都一直支持美联储，提振美联储的政治声望，也让我备受鼓舞。我认为，巴菲特对我们的支持是基于他个人对我们的尊重，但他肯定也能意识到如果自己支持了处于困境的决策人员，将有助于改善市场情绪，对经济有好处，从而也有利于他自己的投资。巴菲特在市场形势特别严峻的时刻投资高盛，的确是对美国经济投下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信任票，大大降低了高盛面临的压力，也间接降低了摩根士丹利面临的压力。他的投资条件对自己十分有利，也为他的股东创造了相当优异的回报率。

摩根史丹利同中国的交易最后没有敲定。但10月中旬，日本最大的金融集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宣布要向摩根士丹利投资90亿美元。签署文件之前，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要求财长保尔森承诺将来美国政府不会侵蚀日本在摩根士丹利的股权，保尔森同意了。日本人投资摩根士丹利，加上先前巴菲特投资高盛，减少了我们对它们（以及对市场）的担忧。

因为周日还要举行会议，周末对于美联储（和财政部）已经形同虚设。我有一张国民队球赛的票，是在周日下午，但我不得不和保尔森一起到参议员鲍勃·科克里的办公室里，和6名共和党参议员开会。我们解释了财政部的建议和可能的选择。这次讨论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向来对美联储不满的参议员吉姆·邦宁发表了一番批评意见之后离开了。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美联储实行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监管不力，才导致了这场危机，因此，不能指望美联储去解决危机。

早在周五晚上，财政部就给国会的领袖们送去了一份3页的立法建议概要。保尔森请求国会拨款7 000亿美元，用于购买问题资产。这个数字是武断的，大得令人惊愕，但保尔森指出，暂且不提商业不动产和建设融资等跟不动产有关的贷款余额，仅仅同大约11万亿美元的房贷余额相比，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小的。由于危机过于严重，我们也必须采取相应程度的应对举措。另一方面，这7 000亿美元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政府支出，而是用于购买金融资产。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政府最终会卖掉这些资产，所投资金就能大部分或全部收回。

议员们对于财政部的提议感到万分惊愕。根据保尔森本人的说法，他的初衷是将那3页建议作为讨论的提纲，细节内容由国会去补充。但很多议员却错误地认为，保尔森是想通过这个以立法草案形式写成的简短建议书向国会申请基本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保尔森的初衷，也讲不通。对我们而言，这算是一个不好的开端。这一提议后来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