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集团对金融危机回忆录的愤怒

9月15日（周一），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点45分，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的消息传出，瞬间撼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外国市场首当其冲，美国市场开盘后也在劫难逃。我、科恩、沃什和盖特纳在上午9点召开视频会议，评估市场动态。到这一天结束之际，道指暴跌504点，单日下跌点数开创了美国股市7年来的单日最大跌幅。美国国际集团的股价跌幅超过50%，两家仅存的独立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价跌幅高达八分之一。

虽然股市一如既往地成为当天晚间财经新闻的焦点，但令我们更加忧虑的是融资市场，包括回购协议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因为周一那天，这些融资市场上的借贷成本上涨了一倍。至少从短期来看，股价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太大的，但在融资市场（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获取信贷的关键渠道）恢复正常运转之前，经济面临的风险仍然很大。

周一那天，由于担心公司或金融机构违约，投资者纷纷捂住资金，不愿意放贷，而是把美国国库券视为避风港，要求的月利率甚至低到了0.21%。银行囤积现金导致联邦基金利率飙升到6%，远远超过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定的2%的利率目标。直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天上午晚些时候临时向货币市场释放700亿美元，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善。

根据预先安排，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于9月16日召开会议，但9月15日上午10点，美联储经济学家们就提前向美联储理事会做了经济展望报告。我们可以猜测周末的事情造成的影响，但现在还为时太早，具体危害程度还不清楚。下午6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奥巴马给我打了个电话，想了解一下最新消息。我对他讲，雷曼兄弟的倒闭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虽然还不确定，但很可能非常严重。他认真地倾听，并提了几个问题。他可能有些自己的看法，但没有表达出来。我们还讨论了两房的问题，我说政府接管两房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步，是必要的和积极的。我说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传递的一个最清楚的信息就是，国会需要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我们都认同这一点，但都清楚在明年1月新总统就任之前，可能什么也做不了。

雷曼兄弟的倒闭事件在周末逐渐展开之际，我们一直关注着美国国际集团，该集团的保险业务规模多达数万亿美元，遍及130个国家。上周五，该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维拉姆斯德对盖特纳说他们的现金可能很快就会耗尽。罗伯特·维拉姆斯德三个月前才加入美国国际集团，之前曾在花旗银行供职多年。该集团的几位高管曾向美联储幕僚咨询过从美联储申请贷款的可能性，他们警告说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可能很快就会遭到下调，交易对手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违约风险，将会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拿出更多的现金和担保品。

美联储对美国国际集团并不负有监管职责，但整个夏季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它。它最大的业务是销售普通的生命财产保险，在美国的业务主要是由各州负责监管。这些监管机构应该确保美国国际集团的子公司处在正常经营状态，具有为客户理赔的能力。然而，对美国国际集团诸多业务（包括在外国的业务和非保险类的业务）进行统筹管理的控股公司却不受保险监管机构的监管。因为碰巧拥有一家小型的储贷机构，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便有权监管这个庞大的控股公司。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规模小，人手不足，双方在专业能力与可用资源方面相差悬殊。虽然该集团在6月就宣布了次贷证券相关业务出现重大亏损，并聘请维拉姆斯德出任首席执行官，但直到决定雷曼兄弟命运的那个周末（9月13—14日），储蓄机构监理局一直都没有暗示过美国国际集团可能陷入了严重困境。

美国国际集团的前身是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于1919年在中国成立，创始人是施德。施德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喜欢冒险，大学没读完就辍学了。27岁时，他辞去了日本横滨一家轮船公司的职员工作，移居上海，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办公室里设立了一家综合保险商，即美亚保险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业务除了亚洲之外，还拓展到了北美、欧洲、拉美和中东。1967年，施德创立了美国国际集团控股公司，负责统筹整合这些业务。1968年，汉克·格林伯格接替施德，担任美国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一年之后，该集团上市。格林伯格出生于布朗克斯，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格林伯格17岁时离家出走，加入“二战”，曾经参加了解放达豪集中营的战斗。他的性格被描述为“强势、聪明、易怒、急躁、控制欲强以及有偏执倾向”，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将美国国际集团转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

美国国际集团对美国金融稳定构成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于常规的保险业务，而是来自于其庞大的衍生品业务。1987年，格林伯格创立了一家从事金融商品业务的子公司，名叫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AIG-FP）。虽然这个子公司从事多种金融工具的交易，但截至20世纪90年代晚期，其核心产品仍然是各种不同名称的保险。该集团的顾客包括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这些顾客向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购买保险目的是希望免于承担“债务抵押债券”违约引发的亏损。债务抵押债券以一个或多个类别且分散化的抵押债务信用为基础，重新分割投资回报和风险，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要。美国国际集团为了赚取固定支付（基本上就是保险费），同意在这些证券的亏损超过特定数量时提供赔偿。这种保险是通过名叫“信贷违约掉期”的衍生品提供给顾客的。

这看起来是双赢的安排。由于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很高，那些购买债务抵押债券保险的客户并不会要求美国国际集团持有规模庞大的准备金，以应对潜在的亏损风险。同时，向美国国际集团投保的银行等机构可以向监管机构证明自己已经取得了稳固的保障，有能力对抗自身的债务抵押债券可能出现的庞大亏损，从而可以减少自身的资本规模。美国国际集团销售债务抵押债券保险时，并没有提高自身的资本规模，因此，随着这种保险业务的规模逐渐扩大，金融体系中支持债务抵押债券的资本规模实际上是降低的。

在监管机构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一家运转良好的保险公司为了防止遭遇灾难性的亏损，往往会提高资本和准备金规模，限制对单一风险的暴露程度，并将承保的部分业务转给其他保险商（就是所谓的再保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就是一家保险销售商，但实际上其交易不受传统保险规则规范，处在不受监管的状态。它自身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此，一旦危机袭来，它是毫无防备的。

格林伯格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的衍生品交易蕴含的风险。1993年，这家子公司在一笔保险业务上栽了个大跟头，赔了1亿美元，之后，格林伯格决定撤掉这家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霍华德·邵信。据报道，格林伯格曾经对新任总裁汤姆·萨维奇说：“你们这帮人再做任何影响3A评级的事，我绝不饶你们。”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格林伯格并没有意愿或能力去限制这个子公司的冒险行为。将这个子公司拖垮的信贷违约掉期交易中，大部分都是2003年到2005年之间承接的。格林伯格在2005年3月把自己的工作都丢了，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发现了美国国际集团的会计欺诈行为，导致该集团信用评级被降低，并被罚款16亿美元，集团董事会迫使格林伯格辞职，继任者是该集团的资深经理人马丁·苏利文。再往后，格林伯格辞职时才加入美国国际集团的维拉姆斯德接替苏利文，出任首席执行官。

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承保的证券高度复杂，难以估值，这就加剧了该公司的风险。早在1998年，《财富》杂志就曾报道说：“其实，华尔街的很多人不再认真分析这家公司的情况了，因为它错综复杂，令人捉摸不透，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对该公司的信心，告诉自己格林伯格会继续创造盈利。”

维拉姆斯德出任首席执行官时，宣布打算专注于核心保险业务。如果他的计划能够落实（他曾经提出到9月会宣布详细计划），那么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以及其他奇怪的业务（比如飞机租赁业务）就能卖掉或逐渐拆分。

虽然从名义上来讲，储蓄机构监理局是美国国际集团的监管机构，但它很少关心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的透明度及其面临的风险。它在2007年7月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个公司的风险管理计划是适当的，并认为其面临的信贷风险也不大。储蓄机构监理局还指出信用评级机构为该公司承保的证券给出了很高的评级，并补充说该公司已经从2005年12月开始停止承保涉及次贷风险的交易。基于这些评估意见，该局认为自己几乎没理由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尽管美国国际集团从2005年开始已经停止承保涉及次贷风险的证券，但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削弱现有的次贷风险。

维拉姆斯德在9月13—14日的那个周末一直忙个不停。他的公司需要一大笔现金，而且这个需求非常迫切。他和纽约州负责监管保险公司的官员埃里克·迪纳罗商量着如何制订一个计划，能够让美国国际集团控股公司从其子公司那里获得200亿美元。他和他的团队还努力从弗劳尔斯公司、KKR公司（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特公司）等私募基金那里筹集资金。

如同雷曼兄弟一样，美国国际集团了解自身风险的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周六上午，科恩向我汇报说该集团觉得自己的难处只是暂时性的现金短缺，而且该集团虽然同弗劳尔斯公司和KKR公司洽谈，却不考虑出售核心资产（如旗下一家保险子公司）或寻找一位愿意投入巨额资金的合作伙伴。我担心美国国际集团不会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状况，便让科恩敦促其制订一个具体、可信的问题解决计划。我当时已经考虑到可能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但我们不太乐意这样做。我在给科恩的邮件中写道：“如果他们明确、公开地承诺会采取措施，恢复自己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那么如果有好的担保品，我还是愿意考虑给他们发放贷款。”

科恩建议我们先等一等，看看私营机构是否能拿出什么解决方案，就像保尔森和盖特纳处理雷曼兄弟倒闭案时采取的策略那样。他提到美联储最后可能有必要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短期贷款，帮助其补充现金，但他表示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结果。对此，我表示赞同。

周日，虽然雷曼兄弟正在走向崩溃，但美国国际集团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无论是美国国际集团自身，还是来自私营部门的潜在救助者，每次谈到所需资金，金额都越来越高。美国国际集团承保的证券的价值持续下跌，交易对手为了防止美国国际集团可能无法偿清债务，纷纷要求其增加担保品以求自保。此外，美国国际集团还通过一种叫作证券贷款的融资方式，利用旗下保险子公司拥有的证券作为担保品获取融资（这种做法实际上类似于在回购协议市场中借款），在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加倍下注，大规模投资于价值也在骤跌的“私营品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资金的那一方有权在通知美国国际集团仅一天后就要求其还款。随着市场对美国国际集团稳定性的忧虑逐渐攀升，很多放贷者都这么做了。周六晚上，美国国际集团似乎需要600亿美元的现金才不至于违约。但周一上午，一些人预测它需要的现金规模超过800亿美元。

同时，美国国际集团同潜在投资者的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周日上午，弗劳尔斯公司和KKR公司提出购买美国国际集团的部分业务，但遭到了该集团董事会的拒绝。随着所需资金越来越多，潜在买家的兴趣也在逐渐消退。最后，当该集团很快就资不抵债之际，其副总裁雅各布·弗伦克尔（之前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开始对科恩等人讲，他们可能需要美联储协助才能维持生机。

到了周一，对于美国国际集团引发的危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了。这个集团太大了，在金融体系中过于盘根错节，以至于其倒闭的后果虽然不好预测，但影响范围肯定非常大。由于金融市场已经陷入了混乱，一旦这家世界上最大的保险集团倒闭，对投资者信心造成的影响将难以估量。此外，保险行业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集团倒闭将严重影响公众与投资者对保险行业的信心。我真的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周一，午间刚过，保尔森在白宫记者会中否认了政府正在贷款给美国国际集团，他说：“目前在纽约进行的事情，跟政府的任何过渡性贷款无关，完全是民间部门的努力。”当时保尔森深感受挫，因为我们无力救助雷曼，又陷在反救助怒火日增和金融体系可能崩溃的两难中，仅对民间部门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抱着一线希望，但是这种结果似乎越来越不可能。

周一下午5点，美联储经济学家迈克·吉布森（后来出任美联储银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向我汇报了他和美联储其他幕僚同美国国际集团、纽约州保险监管机构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视频会议的情况。他说美国国际集团的计划在不断变化，目前已经不再提从私募基金筹资的事情了，而是希望以大杂烩式的资产（包括飞机租赁业务和滑雪胜地业务）作为担保品，从美联储获取贷款。

随着恐慌加剧，问题开始扩散到其他公司。我从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那边收到一条消息，标准普尔和惠誉将下调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信用评级。他们的报告补充说：“存款正在减少，没有人排队，也没有混乱迹象，但是存款的确在减少。”科恩报告说，他和兰迪再次跟储蓄机构监理局的约翰·赖克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谈到华盛顿互惠银行的事情对存款保险基金构成的威胁，两人继续敦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尽快卖掉华盛顿互惠银行。非金融公司也感受到压力，我听说，依赖商业票据市场筹集日常营运资金的福特汽车公司，因为担心资金问题，希望跟我们讨论，我觉得自己正在拿着手榴弹玩杂技。金融恐慌是集体丧失维系制度运作所需的信心。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找出稳定这种状况的方法，形势会急剧恶化。

周一当天，盖特纳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幕僚努力为美国国际集团寻找解决之道，一直忙到周一深夜（盖特纳的精力和长时间专注的能力总是让我深感震惊，他的新陈代谢似乎因为增压而加强。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途休息时，他会吞下几个甜甜圈，却仍然保持身材苗条）。米歇尔·史密斯曾经报告过说，盖特纳认为，救助美国国际集团行动失败的“可能性确实有几分”，因此，我们打电话给盖特纳，我们一致认为，第二天早上，他应该缺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留在纽约继续为美国国际集团努力，他的副行长克莉丝汀会代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出席会议。

周二早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我正在为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跟保尔森、盖特纳、美联储理事沃什和贝齐·杜克等人开视频会议。由于私募基金公司退出竞标，而且对美国国际集团资产的价值开展过评估的投行也没有兴趣竞标，如果说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就只有美联储的贷款了。盖特纳简要说明了一下他们半夜里制订出的救助计划，保尔森和我敦促他继续努力，尽快汇报。

视频会议开了很久，以至于我迟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去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在正常的情况下，我都会在9点准时进入会议室，今天早上我匆匆走向座位时，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因为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会议时间又过去了不少，我没有告诉大家多少事情，指出市场“持续承受非常重大的压力”，美国国际集团的情况让人越来越担心，这也是盖特纳没有出席会议的原因。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会议中，我们探讨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货币政策和雷曼兄弟倒闭的后续影响。根据之前的计划，我还请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授权我扩大美联储同其他央行的货币互换额度，因为美国与外国银行的短期利率之所以上升，一个原因就是国外缺少美元供给，扩大货币互换额度使得我们能够为外国央行供给更多美元，再由它们转贷给其国内银行，以此稳定融资市场。经过讨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扩大了我们同欧洲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现有的货币互换额度，并与英格兰银行、加拿大银行和日本银行建立新的换汇额度。

比尔·达德利做的报告指出市场形势非常严峻。道指在周一下跌将近4.5%后，周二延续了下跌态势，短期借贷成本继续快速上升。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承受的压力也在增加，它们的资金来源逐渐枯竭，其他公司不愿与它们签订衍生品交易合约，避险基金和其他重要客户担心其中一家或两家公司可能步上雷曼兄弟的后尘，纷纷把自己的账户转移到别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基金——“主要储备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就曾受雷曼兄弟倒闭影响而跌破1美元面值，从而引发投资者大量的恐慌性赎回。如果赎回大潮波及其他货币市场基金，那么这场危机无异于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货币市场基金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投资对象往往是非常安全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比如短期国库券和信用评级较高的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基金模仿银行账户，允许投资者在自己的基金账户上签发支票和转账，这些使得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以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而且每份基金的价格固定为1美元，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可以合理地预期及规避损失。很多个人投资者把一些现金投入货币基金。投资者通常会选择产品线完整的基金公司。公司、市政机构与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发现货币基金是一个存放投资资金的好地方。

“主要储备基金”由储备管理公司（Reserve Management）负责管理。该公司在1971年成立了美国首只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与很多货币基金相比，“主要储备基金”承担的风险要大得多，因此，它支付给投资者的收益也要远超平均水平，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非常大。因此，这只基金发展得很快。然而，我们后来发现该基金大约把7.85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上，现在这些商业票据已经基本上一文不值了，“主要储备基金”每股价值已经低于1美元了，用华尔街的行话来讲就是，这只基金已经“跌破面值”了，这是14年来首只跌破面值的货币市场基金。投资者不禁担心该基金止赎，纷纷开始赎回资金。到周二结束时，投资者大约赎回400亿美元的资金，几乎等于该基金价值的三分之二。随后几天里，挤兑波及其他货币市场基金，威胁整个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的稳定，危害家庭、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现金资产。随着现金流失，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都同样遭殃，无法通过卖出商业票据来取得发放薪酬与存货融资所需的资金。

但这些问题虽然严重，却不是最严重的。比尔·达德利继续说：“我们当然要先考虑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该集团虽然不是银行，却也碰到类似挤兑的问题，放贷机构和其他交易对手越来越不愿意跟该集团打交道，而那些以债务抵押债券为担保品，向该集团购买保险的公司，此刻要求更多的现金作为担保，确保该集团有能力清偿债务。我们得争分夺秒地找到解决之道，但我和达德利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剩下的议程就遭到了压缩。很多与会者看到了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迹象，也看到了通货膨胀没有略微减轻的迹象。我重申了我的观点，即我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已经陷入了衰退。讨论结束时，我们考虑到最新的市场动态，修改了之前计划好的会议声明，同时，我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

回过头来看，那个决定肯定是错误的。当初之所以做出那个选择，一部分原因就是时间太紧张，不仅会议本身的时间太紧，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判断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影响。我与科恩在前一周做了大量的工作，去说服大家同意维持利率不变。就我们当时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比较中性的路线是正确的。在那次时间被压缩的会议中，如果要改变之前这个共识，可能会引发分歧，而且当时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更好地了解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结果之前，我们最好暂时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因此，尽管一些市场参与者希望我们降息，但我并没有推动大家这么做。(www.xing528.com)

当我们在华盛顿讨论货币政策之际，盖特纳和他的团队正在纽约匆匆忙忙地起草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紧急贷款的条件。这次贷款的规模高达850亿美元，以期避免该集团崩溃。与雷曼兄弟不同的是，虽然该集团金融产品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存在严重问题，但它的保险业务运作良好，拥有很多有价值的资产，包括其在国内和国外的保险子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这些资产可以作为担保品，满足法律规定的联邦储备银行必须“得到满意的担保”的条件。然而，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提供贷款的行为，等于再次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不仅仅因为该集团是一家保险公司，而且因为担保品性质不同。与我们在危机期间提供的其他贷款不同的是，美国国际集团这笔贷款的担保品不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或其他证券，而是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子公司的价值。因此，与我们平常接受的担保品相比，美国国际集团的担保品在估值或转卖方面难度较大。但如果美国国际集团控股公司倒闭，那么它那些用作担保品的子公司的价值也就会大幅降低。美国国际集团持有的那些有销路的有价证券根本不足以为其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做担保。但我们除了提供贷款之外，看不到其他选择。

盖特纳提出的贷款条件中，贷款利率高达11.5%，而且为保障纳税人的利益不受损害，政府将获得美国国际集团80%的股权。（盖特纳曾经让一批银行家研究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条件，而他最终提出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银行家的研究结果为基础的。）

我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是合适的。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该集团的情况，其金融产品公司的衍生品头寸过于复杂，准确估值的难度很大，而且金融市场的形势极端恶劣，这么一笔贷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重大风险。显然，没有私营企业愿意承担风险。纳税人既然承担了这个风险，就应该得到足够的补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要获取该集团绝大部分的股权，就是为了让纳税人在其涅槃重生之后，可以分享盈利。

同样重要的是，苛刻的条件有助于消除救助美国国际集团，而不救助其他公司造成的不公平性，也有助于缓解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如果处于类似困境的公司的高管们认为自己能够以宽松的条件获得政府救助，那么就没有多少动力去筹集资本，降低风险，也没有多少动力去接受其他公司收购其部分资产或整个公司的请求。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美联储和财政部才向贝尔斯登和两房的股东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但无论我们怎么做，政客的反应都会十分强烈，然而我们需要表明自己已经为纳税人争取了最好的交易条件，并且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了美国国际集团及其股东从救助过程中获取的意外利益。

我的职责是把这个交易方案推销给华盛顿官方，但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销给美联储理事会。我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间隙，曾跟几位理事提了一下美国国际集团的现状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做的工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一结束，我就召集美联储理事开会。我们在开会期间，盖特纳发来了救助方案，并参加了会议。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850亿美元的贷款是否能够救助这家公司。我们认为，终极的灾难就是发放这么大一笔贷款之后，该集团却倒闭了。当然我们无法十分肯定，但是根据外部和内部的评估，我们相信，就整体而言，即使美国国际集团缺少现金，无法满足当前需求，或许也能够继续存活下去。该集团现金流失的主要根源在于旗下金融商品公司的业务和证券贷款业务。如果金融商品公司是一家独立公司，肯定无法继续存活，但据我们所知，其保险和其他多项业务的经营状况是比较良好的，美国国际集团的保单持有人遍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经营状况良好的业务的潜在价值为其获得美联储紧急贷款提供了担保。

我们的行为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我们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贷款确实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稳定，那么美国国际集团的子公司和资产就很可能保留足够的价值，我们的贷款也有可能收回；但如果金融形势持续恶化，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那么美国国际集团资产的价值也将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收回贷款的希望就会彻底破灭。我们只能期待实现更好的结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也曾经考虑过放弃美国国际集团，看看金融市场会不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趋于稳定，但考虑到眼下雷曼兄弟的倒闭引发了市场大震荡，至少我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很显然是渺茫的。美国国际集团的规模大概等于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之和，而且如同两家公司一样，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也是盘根错节的。由于混业经营的缘故，它还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交易关系，如果该集团倒下，必定会拖累更多的商业银行，在多个方面造成难以预料的混乱。首先，美国国际集团的债权方和衍生品合约交易对手的偿债能力会遭到市场质疑。其次，美国国际集团商业票据的持有者会承担亏损（之前，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持有者遭遇亏损，引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浪潮）。再次，州保险基金的现金也会被耗尽。这种基金是各州政府为了在保险公司倒闭时保护投保者的利益而设立的。（有时候，州保险基金依赖业界的事后评估，因此，现金必须直接来自其他保险公司。）各州保险基金的流失，再加上美国国际集团宣告破产后其旗下的保险子公司可能遭到各州保险业主管机构的查封，必然进一步打击市场对于其他保险公司的信心。我们或将看到保单赎回浪潮，而且其他保险公司也将出现资金短缺。美国国际集团的保险子公司还承保了退休计划中一些颇受欢迎的投资产品。最后，如果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遭到迅速抛售，必然殃及美国股市和债市，将迫使更多公司走向资不抵债的状态。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后果是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的。

我认为如果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必须给它贷款。美联储理事会一直投了赞成票，批准给它贷款。美联储5位理事一致赞同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当时的会议记录简明地道出了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理由（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段文字似乎有点轻描淡写的色彩）：理事会成员一致认为，金融市场已经脆弱不堪，如果美国国际集团无序倒闭，很可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最佳方案就是为其提供贷款，助其在债务到期时履行义务。理事会成员还同意贷款条件应该保护美国政府与纳税人的利益。

9月16日（周二）那天，各种事情似乎没完没了。美联储理事的会议刚结束，我就要赶到白宫去参加下午3点半的会议。我和保尔森之前安排了这场会议，是想向小布什总统介绍一下最新的市场动态，但其实我们谈的内容远远超出了预期。与会者还包括副总统切尼、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卢肯、证券交易委员会高级幕僚埃里克·斯瑞以及来自财政部和白宫的几位官员。白宫的那几位官员里面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他之前曾担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接替我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拉齐尔以及现任预算局局长吉姆·尼斯勒（时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我和保尔森讲话时，房间里一片寂静。总统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说我们应该做必要的事情，而他将尽力提供政治支持，并建议我们同国会谈谈。

我们同意他的提议。下午6点半，保尔森和我跟国会的几位领袖见面，包括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哈里·里德、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约翰·博纳、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以及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弗兰克穿着皱巴巴的衬衫，下摆还露在外面。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贾德·格雷格到场时身着无尾燕尾服，但没系领带。

保尔森和我做了形势介绍之后，接受大家的提问。我记得没有一位议员质疑干预的必要性。弗兰克想知道美联储从哪里找到850亿美元去给美国国际集团放贷。我认为现在不是解释银行准备金机制的时候，便对他讲：“我们有8 000亿美元。”我这里的数字指的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危机爆发之前的规模。弗兰克一脸惊愕，他不明白为什么美联储有这么多钱可以支配。我解释说，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的规定，美联储有权发放必要的贷款去阻止金融危机，我们当前就是在做这件事。

正如哈里·里德明确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独立履行好这份职责。我相信大多数与会者都明白我们是别无选择的，但我们不能期待国会公开支持我们。

在各个会议之间的空当里，我听过几次关于纽约那边最新情况的简报。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维拉姆斯德已经把由盖特纳提出，并得到美联储批准的贷款条件转达给了其董事会。保尔森让维拉姆斯德下台，接替者是埃德·利迪。埃德·利迪从1999年到2005年担任好事达保险公司（Allstate）的总裁。维拉姆斯德的任期很短，的确无法为解决美国国际集团的难题做多少工作。但我们也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悲惨局面的确需要更换一下领导者。维拉姆斯德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接受了这个决定。

面对盖特纳提出的条件，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们无不惊讶沮丧。但考虑到他们公司给自己、美联储、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制造的可怕局面，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据说，维拉姆斯德告诉他的董事会：“我们面临着两个糟糕的选择，明天早上申请破产或今晚接受美联储的交易条件。”董事会问盖特纳是否能够协商一下条件，盖特纳明确拒绝了，表示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条件，他就准备任由其集团倒闭。我强烈支持盖特纳的立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尽力了，考虑到形势，我们提出的条件是完全合理的。我很佩服盖特纳表现出来的像扑克牌高手那样的冷静，其实我们都知道防止美国国际集团崩溃是何其重要。

晚上8点是盖特纳给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规定的给出答复的最后期限。就在最后一刻即将来临之时，维拉姆斯德打电话给盖特纳说美国国际集团愿意接受这个方案，盖特纳又打电话告诉了我。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新闻稿了，在与美联储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一起讨论新闻稿之前，我再次回想了一下我们的措施。事情变得太快，慎重思考的时间太少，但我们别无选择。晚上9点，关于我们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新闻就见诸各大财经媒体了。

没有人（包括我）为美国国际集团感到同情，它的麻烦是自找的。很少达成共识的国会这次却很快团结了起来，强烈反对救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在愤怒的议员面前一遍遍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当然，国会仅仅是反映出美国的公众舆论。

此外，由于美国国际集团在之后几个季度里出现了巨额亏损，导致救助方案多次变更。最后，美国政府（包括美联储和财政部）为其注资大约1 820亿美元。我们最初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时候，我总是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情绪，用冷静客观的方式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当我了解美国国际集团的高管们多么不负责任（或者说多么无能）的时候，我简直怒不可遏。后来，我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曾经说道：“讨论美国国际集团的事情时，我很生气，摔过好几次电话。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人生气。美国国际集团做了如此可怕的押注，却要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撑它。这是绝对不公平的，但我们只能努力稳定局面，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然就要面对很大的风险，不仅美国的金融体系要遭到冲击，整个美国经济都会跟着遭殃。”

幸运的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给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资金收了回来，还有将近230亿美元的利润。这令我感到一丝慰藉，这也证明该集团的新领导者（包括接替埃德·利迪出任首席执行官的罗伯特·本默切）以及美联储和财政部在提供救助资金后派出的监督小组非常称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预措施稳定了金融体系，使得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站稳脚跟。

没想到，救助方案实施3年之后，美国国际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持有美国国际集团大量股权的投资机构施德国际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Co.）的负责人竟然起诉美国政府，理由是美国政府在救助过程中强行加注不公平的惩罚条件，索赔250亿美元。这简直是无耻至极。他罔顾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美国国际集团董事会当初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救助条件会让股东一无所有，并且自愿接受。此外，事实证明，正是得益于我们的救助，该集团才能重新盈利，股东才能重新获得该集团的控制权，而索恩柏格抵押贷款公司等数千个公司由于在危机中没有得到类似的救助，最后都倒闭了。

9月13—14日那个周末不仅决定了雷曼兄弟的命运，也决定了美国国际集团的命运，使得已经历时一年的、非常严重的危机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恐慌。由于雷曼兄弟倒闭了，而美国国际集团却得到救助，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中断过。政府是刻意决定让雷曼倒闭的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政府后来要救助美国国际集团？此外，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救助雷曼兄弟，那么后来的大部分危机是否可以避免呢？

很多人认为，雷曼兄弟原本也是可以救助过来的，就像之前的贝尔斯登和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那样，因此，任由雷曼兄弟倒闭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并没有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它之所以没有获救，是因为我们救助其他机构时采用的办法在雷曼兄弟那里行不通。和贝尔斯登不同的是，雷曼兄弟找不到收购方，没有一家稳定的公司能够为雷曼兄弟的债务提供担保，并且让市场相信雷曼兄弟最终能够存活下去。财政部不像处理两房的情况时那样拥有经过国会批准的资金，可以投下去。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不同，美国国际集团拥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美联储的庞大贷款提供担保。雷曼既没有看来合理、能够稳定自己的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担保品，可以为挽救危亡所需巨额资金做担保。根据破产清算人员2010年出示的报告，雷曼兄弟的情况很可能比最初报告的还糟糕。我们后来才知道该公司采用欺诈性的会计手段，夸大了资本与资产比率，严重高估了可以付给债权人的现金储备。最后，雷曼兄弟的债券持有者在破产案中，大约只能收回债权的27%，其他无担保债权人，大约只能收回债权的25%。据估计，债权人的损失总额接近2 000亿美元。

有些人提出在一夜之间将雷曼兄弟转变成银行控股公司，就像后来其他投行所做的那样，或许能够让雷曼兄弟得救。但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雷曼兄弟原本就可以通过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向美联储申请短期贷款，但短期贷款根本不够，因为从雷曼兄弟的亏损规模来看，它要找到一个收购方，一个长期性的大投资者，或者私营公司组成的财团。富尔德努力了几个月，一直无法吸引大投资者，在最后那个致命的周末里更是找不到。

如果在那个慌乱的周末的确存在可用的救助工具，而我们却没有想到，那真的证明我们不够聪明。但当时多达数十人在华盛顿和纽约商讨救助雷曼兄弟的事情，我、保尔森和盖特纳召集了很多会议，但从没有一个人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雷曼兄弟需要救助，却无计可施。

我明白为什么一些人断定我们是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人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当时，我们给外界营造了一种足智多谋的形象，很难想象我们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会无计可施。甚至在2008年9月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那些人当中，有些人，比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吉姆·布拉德、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和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赫尼希，都认为让雷曼兄弟倒闭是蓄意为之，而非不可避免的结局。

保尔森在那个周末以及之前一段时间宣布不会用政府资金救助雷曼兄弟，也导致外界误以为我们是刻意让雷曼兄弟倒闭的。保尔森有好几个理由这样讲，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公司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都不想被视为救助方案的代言人。这样会令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我知道这种声明背后也有一些战术性的考虑，因为我们都希望某个私营公司或某些私营公司组成的财团出面，在救助雷曼兄弟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如果私营公司知道政府最后会介入的话，就丧失了参与救助的动力和承担潜在亏损的意愿，因此，保尔森必须讲一些强硬的话。然而，事实上，保尔森的声明并不重要，因为美联储的贷款是唯一可以动用的政府资金，如果大家认为用巨额贷款救助雷曼兄弟是可行的，那么决定贷款与否的是美联储，而不是保尔森或财政部。

雷曼兄弟崩溃后，我和保尔森立即到国会参加听证会，谈到是否可能救助雷曼兄弟时，我们故意把话讲得模糊一些。我们讲的都是事实，比如，私营金融公司在雷曼兄弟事件中的准备时间要远远多于在贝尔斯登事件中的准备时间，我们打算把救助的主导权交给私营公司，但这些事实上都不是最关键的。我们之所以商定要含糊其辞，是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一旦承认自己无计可施，或将重创市场信心，从而导致那些脆弱的公司面临更大的压力。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我们当时或许应该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含糊不清的态度导致大家误以为我们原本能够救助雷曼兄弟。当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公司遭到挤兑，而我们避而不谈雷曼兄弟倒闭的原因反而让外界看不清我们的救助标准。我们当时含糊其辞，似乎暗示我们未来还有能力采取干预措施，真的提振了市场信心吗？如果我们当时承认无力救助雷曼兄弟，会对提振市场信心更有帮助吗？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们尽最大努力地救助雷曼兄弟，但我心里仍然担心它的倒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拖延倒闭的时间而已。今天，我相信自己当时的直觉是正确的。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美联储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救助大型金融公司的能力已经迅速地消耗殆尽。正如比尔·达德利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强调的那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大，势必损伤我们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政界对于美联储的“流氓行径”的容忍已经达到了极限。（曾经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作写书的安娜·施瓦茨将美联储的救助措施称为“流氓行径”）。简而言之，即便美联储当时有办法单独救助雷曼兄弟，甚至救助后来的美国国际集团，但由于权力有限，再加上缺乏政治支持，我们也肯定什么都做不了。

即便我们用尽一切可用的资源，也挽不回金融体系的颓势，亏损继续扩大，资本日益短缺，市场信心蒸发，这些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一直存在。前几年美国遭遇了好几次严重的飓风，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我觉得一连串的飓风扑向了海岸，只不过这些飓风的名字不是卡特里娜、丽塔或古斯塔夫，而是叫作美国国际集团、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等。由于缺乏可用资源，也没有政治支持，美联储怎么可能有望单独应对这么大的危机呢？就像我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周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是时候求助于国会了。如果说在不用纳税人的钱和缺乏政治支持的情况下就能应对这么严重的危机，那么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

事实表明，即便百年一遇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也不足以让很多议员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政治顾虑的束缚。虽然雷曼兄弟倒闭后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国会视而不见，还是多耗费了两周的时间，举行了两轮投票，才批准了我们为了结束危机而提出的救助方案。显然，如果没有某些大公司倒闭，如果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到拖累，国会是断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换句话讲，雷曼兄弟那样的倒闭事件很可能在所难免。

如果历史学家最后认为，救助雷曼兄弟无助于避免后来的一系列倒闭案例，无助于避免危机愈演愈烈，无助于避免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也无助于避免国会批准动用数千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那么“雷曼兄弟的崩溃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我不希望大多数人都认为雷曼兄弟的倒闭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就相信雷曼兄弟的倒闭会引发格外严重的动荡，而且为了避免这个结局，我们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我们后来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也是基于这个逻辑，但美国国际集团与雷曼兄弟的情况存在一些差异，从而使得我们之前临时推出的一些机制正好有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