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回忆录：格雷格·曼昆的行动与回顾

2005年初，格雷格·曼昆宣布辞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返回哈佛大学任教。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他。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有兴趣继任这个职务。

对于一位具有政策偏向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已算是华盛顿特区最有趣的工作之一了，更不用提担任主席一职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是白宫内部的经济咨询机构。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两名委员组成。委员会主席也称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这三名成员都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委员会另外有大约20名幕僚，主要是经济学家，都是临时离开大学、美联储或其他政府机构来任职的。也有一些本科生或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

通常来讲，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为政府提供客观的经济建议，但与美联储这种严格无党派倾向的机构相比，该委员会的政治倾向肯定要强一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如果表现出政治倾向，则很容易陷入困境。曼昆自己就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短暂的争议，因为他在公开讲话中以赞扬的口吻评价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称这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新方式”。我不得不考虑我在这个岗位上是否会有舒适感。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时间不长，白宫的人在考虑我的政治倾向之际，并没有开展什么复杂的测试，他们只是问我是否注册了共和党选民，问我如何跟小布什总统聊我在教育委员会工作的经历。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在社会问题上持有开明态度，在财政和国防问题上较为保守，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倾向于依靠市场的力量。任何一位典型的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阅读过格林斯潘导师安·兰德的著作，但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自由放任的思想。我之前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必须在尊重个人权利与支持家庭、社区和其他机构之间寻求平衡，改善社会价值观，增进公共利益。我认为我比较赞同小布什总统提出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却又认可自由市场”的观点。我知道，如同效力于任何政府一样，我将不得不与白宫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即便我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也要这么做。但如果我效力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话，就能亲眼目睹经济政策的出炉过程，看看理想化的经济分析遭遇华盛顿的混乱政治时会出现怎样一番情景。此外，如果总统能够再次赢得选举，我还有望参与新的政策倡议。

当时，两个孩子都出去上大学了（女儿阿莉莎正在安纳波利斯市的圣约翰大学念书），我妻子安娜也想换个环境。我们就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山东面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安娜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国家大教堂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总共请了三年的假期，如果我在第三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接受了这个新职位的话，就意味着我必须辞去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只有14年），再加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努力博得总统的青睐，就工作安全感而言，可以说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我就是很渴望在白宫工作。

获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之后，我就不再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了，以避免我这个新职位对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产生什么影响。我以美联储理事的身份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是在2005年3月22日，那次会议上，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75%。2005年5月25日，我到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他们举行的听证会。6月21日，我终于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在曼昆离职到我正式获得确认这段时间，哈维·罗森暂时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维·罗森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同事，在曼昆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哈维曾经是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他是一位喜欢安静的学者，似乎很受白宫的欢迎。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兆头。在他离职前的一个派对上，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和两个成年的孩子。他说：“民意测验专家们说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投票给了共和党人，我这一家就是这个结论的完美体现。”当时在场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卡尔·罗夫听了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担任主席一职，还有两个委员的空缺需要找人填补。经过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加里·布兰克的商议，我发现了两个非常合适的候选人：一个是凯瑟琳·拜克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另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马修·斯劳特，专注于研究贸易和全球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位多面手式的人才。我们还从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招募了一批经济学家作为访问学者。幸运的是，长期工作人员还是很稳定的，不需要另外招聘，其中一位是史蒂夫·布劳恩，他曾经是美联储的一位职员，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宏观经济预测就是他一手负责的。

之前很多年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这座大楼建于19世纪，采用的是法兰西帝国的建筑风格，气势颇为恢宏，最早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曾在此办公，后来被改造成多个部门的办公大楼，现在主要由白宫幕僚使用。从我那个天花板很高的办公室望出去，可以直接俯瞰白宫西翼的入口。不幸的是，由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要进行大规模翻修，我的很多下属不得不搬到了一个街区之外的一座平淡无奇的办公楼里，那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我想尽量离白宫西翼近一点，就没有搬过去，但又想与下属们保持密切联系，于是，不得不经常在白宫和临时办公点之间来回奔波。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扁平化组织，无论职衔是什么，无论资历深浅，所有人都配合得很密切。我有时会和几位研究助理一起写政策备忘录，完成的速度比在美联储时还要快。虽然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我们研究的问题却十分广泛，其中有些问题只是与经济具有部分联系，比如移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写出内容深刻、引用翔实的备忘录。我们还随时跟踪经济数据和经济新闻，每天为白宫提供最新的经济动态。我们送往白宫西翼的所有材料，我都要亲自检查一遍。我知道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学术语会遭到忽略，便竭力采用简单明了的措辞把问题讲清楚。作为主席，我每天早上7点半都要代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到白宫的罗斯福厅参加幕僚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安迪·卡德和副主任卡尔·罗夫。罗夫在会上总是称我为“数据医生”，但这个叫法没有流行开，其他人也不这么称呼我。罗夫还通常会让我总结一下最新的经济动态，因此，我每天早上7点就要到办公室，查阅一下前一个夜间发生的新闻。我和我的下属通常工作到很晚，晚饭都是从附近的“赛百味”叫外卖。

白宫讨论经济政策的会议是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阿尔·哈伯德负责组织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克林顿政府时期设立的，有点类似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助白宫处理外交政策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和国内政策委员会（负责协助白宫处理教育等非经济类的国内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搜集各个行政部门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解决不同看法之间的分歧，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很多人觉得阿尔·哈伯德与2001—2003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格伦·哈伯德有亲属关系，实则不然，他们并不存在亲属关系。阿尔·哈伯德身材瘦长，精力充沛，笑声十分洪亮，颇具个人特色。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非常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每当他有什么弄不明白的时候，他往往非常愿意承认，涉及经济领域的专业问题时，他通常会听从我的建议。每当开会探讨经济问题，他总是会给我所代表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留出一个发表评论的机会。

我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亲近，却还算友好。他曾邀请我去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只邀请过我这一次）。那天气温高达100华氏度（38摄氏度左右），他邀请我跑步，我婉拒了。我会定期到椭圆形办公室（通常每周一次）向总统和副总统汇报工作，同时在场的还有其他8到10个高级幕僚。小布什总统学习新事物的速度很快，提的问题也很好，如果有人讲的内容很基础，或者很无聊，总统不会掩饰自己不耐烦的情绪。有时候，他本人或者副总统在会议结束后还会提出一些问题，请哈伯德或哈伯德的副手基思·亨尼西转达给我。

白宫的“士气”很好。小布什很信赖自己的下属，包括一个内部的小圈子，有些下属在他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就跟着他。不仅如此，即便对于后来加入他那个班底、跟他相处时间较短的人（像我这样），他也给予了充分支持。他经常告诉我们，能在白宫工作是一份殊荣，我们每天都应该谨记这一点。他会突然造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握手和交谈。

众所周知，小布什喜欢开玩笑。他很讲究穿着礼仪。有一次，我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做陈述，他向我走来，掀了一下我的裤腿。当时，我穿着一身深黑色西装，但袜子是棕黄色的，似乎不太协调。这是我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多年形成的习惯。小布什一脸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这是白宫，我们有着装标准。”他问我：“你从哪里买的那双袜子？

和你的衣服太不搭配了。”考虑到小布什总统正在努力促使政府形成保守的消费习惯，我回答道：“我是在GAP服装连锁店买的，10美元4双。”他听了后，点了点头，面无表情，我继续做陈述。第二天，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了另一个会议。总统进来时，副总统切尼以及经济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穿着棕黄色袜子。总统试图假装他没有注意到，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笑起来。这起恶作剧的策划者是基思·亨尼西。

且不论白宫的士气如何，那段日子的确是不太好过。小布什总统提出的一部分倡议，包括几份贸易协议，得到了落实。他与国会谈妥了一份资金规模非常大的公路建设融资法案。他还为最终改革房利美和房地美做好了一些重要的前期准备工作。然而，他关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提议无果而终，全面改革移民制度也没有了下文。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新奥尔良市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导致1 800多人丧生。灾害过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投入了很多时间研究重建方案，努力为这座城市制订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较为合理的重建方案。杜克大学能源经济学家理查德·纽厄尔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关于炼油厂、输油管道、汽油运输和短缺情况的信息。在美国有线电视频道（C-SPAN）的电话访谈节目中，与观众一起探讨政府关于重建新奥尔良市的规划方案。我过于注重讨论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救助当地经济的各种策略，结果，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观众评论说：“你知道吗，我认为你太关注数字，而忘记了受灾的人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永远不要忘记数字背后的人。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我偶尔也会到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做证，对经济政策问题发表讲话，并会见记者。然而，白宫只是偶尔让我到电视上露个脸，从来不让我参与政治活动。我不确定这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发言人（到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做节目的那次经历表明了这一点），还是因为他们知道未来总统可能考虑让我接替格林斯潘，所以才不想让我披上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

每次我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房价快速上涨都是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房价会如何演变，所以我避免公开预测房价走势。我曾经提到，在房价上涨过程中，至少一部分原因在于民众收入增加、房贷利率较低等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但房产，如同其他资产一样，不能无限期地产生异常高的回报。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曾偶尔在内部和外部的讨论中提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与房价急剧下降相比，涨速放缓或适度下跌的情况更有可能。不过，在史蒂夫·布劳恩的帮助下，我分析了房价大幅下跌和房产净值的减少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我和史蒂夫在椭圆形办公室提出的结论认为，房价下跌或将影响家庭支出，会引发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类似于2001年那次为期8个月的经济衰退，也有可能比那次衰退严重一点。但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房价下跌（以及由此产生的抵押贷款拖欠问题）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我获得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之后，一时间猜测四起，大家都在猜我是否会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任期于2006年1月结束之后成为继任人选。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曾经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的垫脚石。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这个职务，伯恩斯曾经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担任这个职务。当我最终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文章中将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期限称为“史上最长的面试”。但当我考虑前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己未来出任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林德问及我成为美联储主席的前景时，我抱着一副不予重视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被任命的可能“也许只有5%”。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得美联储主席的职位而开展任何活动，也从未与小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比如，1999年，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举行的一场总统初选辩论中被问道：“如果你担任总统期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幸去世，你会怎么办？”麦凯恩的回答是，他会想办法把他撑起来，让他端坐在椅子上，替他戴上墨镜，摆放在办公室里，希望没有人发现有什么不对劲。麦凯恩这句回答足以表明格林斯潘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2006年，格林斯潘已经80岁了，依然思维敏捷，积极活跃。如果可以的话，我猜测小布什肯定会重新任命他的。但法律规定，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一个完整任期为14年。格林斯潘最初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承接了前任保罗·沃尔克尚未结束的任期，他自己作为美联储理事的14年完整任期是从1992年2月1日到2006年1月31日。这就意味着他在2006年1月之后就失去了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法定资格，因此也就无资格连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时间超过了18年，仅仅比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创下的最高纪录少4个月。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在1951年4月2日到1970年1月31日之间担任美联储主席。

小布什总统成立了一个由副总统切尼为首的委员会，负责推荐格林斯潘的继任者。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尔·哈伯德、安迪·卡德和白宫人事主管莉莎·赖特。我知道他们审议的一些人选。记者们以及一些竞猜网站纷纷猜测我、马丁·费尔德斯坦和格伦·哈伯德是主要的竞争者。费尔德斯坦在哈佛大学开设经济学导论课程，学术生涯十分杰出，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那时，他表示担心里根的减税政策会造成预算赤字，这个观点与里根政府时任财政部部长唐·里甘等人的观点产生了冲突。有传言说，虽然那次冲突过去了20多年，但仍然会降低费尔德斯坦胜出的机会。我以为格伦·哈伯德是最有可能胜出的人选。他在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后重返学术界，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他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也很密切，曾经帮助小布什设计标志性的减税方案。他在共和党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活跃。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相关经历似乎主要是我在美联储的短暂任职履历，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关于货币和金融问题的文章，发表过相关的讲话。费尔德斯坦和哈伯德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财政政策方面，而不是货币政策方面。

2005年9月，这个委员会邀请我到副总统办公室参加一个面试。我先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大厅里坐了一会儿，等待被叫进去，虽然有点不耐烦，但仍然佯装阅读《华尔街日报》。我记得当时大厅里人来人往，我心里还犯嘀咕，觉得这样不利于保持面试的神秘氛围啊。我被叫过去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约20分钟。面试本身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主要是谈一谈我的经验和资历。我说，如果我不选择美联储主席，我很乐意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只要小布什总统要我。几周过去了，没有消息，我确信我肯定要继续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了。有一天，安迪·卡德让我在白宫幕僚会议召开之前去找他，聊5分钟。我觉得我之前的预感肯定要被证实了。相反，卡德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联储主席。我请他给我几个小时去考虑考虑，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打算接受这个职务。

我一离开卡德的办公室，就给安娜打电话。她喜极而泣，但又说：“哦，不，我就担心这会成为现实。”安娜比我更清楚这个职务对于我们二人的精力、情感和体力将提出多么高的要求。但她会支持我，我将永远感激。在接下来的8年里，我们家里频繁发生的一个对话就是安娜批评某个记者或官员把一切都搞错了，而我又极不协调地向她解释对方并不是完全错了。

2005年10月24日，小布什总统、格林斯潘和我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记者们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安娜、乔尔、阿莉莎已经在里面坐好了，但几乎被记者和他们的相机、麦克风挡住了。小布什总统宣布了提名。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感谢小布什总统和格林斯潘主席，格林斯潘赞扬我“为卓越的经济决策创立了新标准”。我暗示性地提到，我希望实行通胀目标制，增加美联储运作的透明度，并且表示在格林斯潘时期不断演变的货币政策最佳实践将得到进一步改进，我还表示要让格林斯潘的政策保持连续性，这将是我的一个优先任务。这就等于含蓄地承诺将延续格林斯潘在2004年6月开始实施的逐步提高利率的政策。

整个活动的持续时间不到8分钟。

获得提名之后，我再次经历了漫长的审查过程。这次审查内容更加广泛，联邦调查局都参与了进去。2005年11月15日，我再次前往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参加提名听证会。这是三年半里面第四次到那里参加听证会了。我受到了热情接待，基本上都对我担任美联储主席表示了支持，只有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议院众所周知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容淡定，直到格林斯潘任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006年1月31日，才就我继任美联储主席一事举行了确认投票会。

第二天，即2006年2月1日，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会议室，我宣誓就职，成为第14位美联储主席。宣誓仪式的主持者是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罗杰·弗格森，同时还有其他几位理事和职员在场。2月6日，美联储在埃克尔斯大楼的中庭为我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宣誓就职仪式。小布什是第二位踏进美联储大门的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7年，埃克尔斯大楼落成典礼上，罗斯福来到了美联储。

正式宣誓之后，我把我的书籍和文件搬到了天花板非常高的美联储主席办公室里，办公室天花板的中间位置悬挂着一个非常优雅的枝形吊灯。有一天早上在例会开始之前，美联储高级顾问林恩·福克斯组织了几个美联储职员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一双棕黄色的袜子，就像之前我和基思·亨尼西在小布什总统面前策划的恶作剧一样。我的办公桌是19世纪的古董，是已故的美联储理事约翰·拉韦尔捐赠的。桌上摆放着电脑、彭博终端和电视，把我围在了中间，那感觉仿佛坐在飞机驾驶舱一样。墙壁上的内置书柜构成了我的小型图书馆，许多书是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里搬过来的，其中一本是沃尔特·白芝浩所著的《伦巴第街》。办公室一端的壁炉前摆放着美国国旗和美联储的鹰旗。站在两个高大的窗户前，可以眺望到国家广场上修剪整齐的草坪。壁炉旁边有一扇门，门内是接待区，丽塔·普罗克特正在里面整理文件。

与我的前任不同的是，我打算使用电子邮件与同事沟通。为了避免信息泄露，我需要一个笔名。美联储的信息技术专家安迪·杰斯特建议我用爱德华·坎斯（Edward Quince）这个名字。“坎斯”这个词是他在一个软件盒子上看到的，他觉得“爱德华”的发音听起来比较顺耳。我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采用这个名字开通了一个电子邮箱账户，和同事进行电子邮件交流时就使用这个名字。后来，美联储在电话簿中把这个名字列入了安全团队。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我的笔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当美联储根据国会或《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不得不公开我的邮件时，就会把这个笔名删掉。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我要解决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是提高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在宣誓就职之前，我就曾与高级工作人员会面，讨论我们的应急计划。“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罗杰·弗格森和唐纳德·科恩的带领下，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大大提高了危机管理能力。我决心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我要求下属每天向我报告主要金融公司的最新动态。我把这些资料保存在钥匙环上的闪存盘里。

我曾经提出过美联储应该撰写金融稳定性报告，为了落实这个想法，我组建了一个由高级职员构成的委员会，定期向美联储理事会汇报金融系统的潜在问题。以蒂姆·盖特纳为首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但由于美联储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有限，最终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从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这个职务开始，我就比较注重做一些政治方面的工作。我在美联储法务办公室主管温·汉布利的协助下，开始邀请国会的一些主要成员到美联储共进早餐或午餐。我们首先邀请的是对美联储行使监督权的几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委员会包括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但我们的邀请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两党的人都会邀请。我正式宣誓仅仅两周之后，便举行了第一次聚餐，邀请的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他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人。我还频繁到这些委员会成员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们，或者在私下场合向整个委员会发表一些简短讲话。通过这些交际活动，我对国会内部正在进行的辩论有了很多了解，尤其是对预算和金融监管问题的了解，并且更加熟悉立法过程。

与国会建立关系需要下一番功夫，但我与白宫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会定期与总统、副总统以及白宫的顾问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小餐厅共进午餐。我还遵循格林斯潘时期形成的惯例，每周都会与财政部部长共进早餐或午餐。我刚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时任财政部部长是约翰·斯诺。此人富有幽默感，直率豪爽，在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前，曾经是一家铁路公司的领导者。此外，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每月都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人共进一次午餐。我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劳动经济学家爱德华·拉齐尔继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我偶尔还会见一见白宫的人，比如阿尔·哈伯德和基思·亨尼西。阿尔·哈伯德卸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这个职务由基思·亨尼西继任。我还会邀请我的“邻居”——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共进午餐。之所以称她为“邻居”，是因为她所在的国务院办公楼就在美联储的办公楼旁边。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以及都服务于小布什政府。

我就任美联储主席初期，除了与其他部门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优先工作，就是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我就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是默文·金。2006年3月底的一天，我和他愉快地共进了午餐。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认识他了，因为1983年，我们以访问学者身份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期间，共用一间办公室。那时，我们都是资历尚浅的大学教师，根本没想到自己未来竟然要负责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之一。2006年4月，我在华盛顿分别单独会见了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和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当时，他们到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春季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联储之间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

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参加国际会议上，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央行行长的会议。我们每年有6次机会前往国际清算银行参加成员国会议。（美联储主席与副主席一般会轮流参会。）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巴塞尔，创办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处理“一战”后德国的支付赔偿以及与其有关的清算等业务问题。后来，随着强迫德国支付赔偿的初衷逐渐无法实现，该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并接受委托或作为代理人办理国际清算业务等，也为多国央行行长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先开一天的会议，探讨全球经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等问题，然后一起去国际清算银行的餐厅吃晚餐。饭菜都是精心烹制的，有4道菜（每道菜都专门配有红酒），晚餐时间很长，我们一边吃，一边坦率地交谈。经过一代代的发展，各国的央行行长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俱乐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我终于跻身其中了。

当我没有与财政部部长、国会成员或外国官员共进午餐时，我就在美联储的自助餐厅吃饭，端着盘子排队，打完饭，找个空位坐下来。这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习惯是一样的。虽然我已经是主席了，但我仍然认为继续倾听各级下属的心声是很重要的。至于锻炼，我每周去几次美联储的健身房，用室内划船机锻炼一下，或者负重训练，或者练习一下投篮。篮球场是从一个壁球馆改造过来的，最多只能容纳二对二的比赛。这种锻炼方式与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重返美联储后，与美联储公共关系部门主管米歇尔·史密斯有了再次合作的机会。我之前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就曾与她有过共事的经历。她来自得克萨斯州，富有魅力，曾经先后为三位财政部部长和两位美联储主席提供咨询服务。三位财长分别是劳埃德·本特森（米歇尔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提供的）、罗伯特·鲁宾和拉里·萨默斯，两位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和我了。她非常善于处理媒体关系，是这方面的老手。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她还担任美联储办公室主任一职，帮我管理日程和公开露面方面的事情。她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她很清楚某个理事对于某个任务的完成情况是否满意，也清楚某个员工是否遇到了什么难处。我想了解这些信息时，总是依靠她来告知我。

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一年里，我和米歇尔安排了很多公开演讲，还安排了对12个地区储备银行的访问事宜，但2006年12月，我本应该访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却不得不取消，前往中国参加一个经济峰会。2006年2月24日，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对众多教师和学生发表演讲，这是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发表的第一个演讲。为了增强我作为通胀斗士的公信力，也为了驳斥把我称为“直升机”的无稽之谈，我把讲话重点放到了低通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这个话题对于一位央行行长而言还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我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所做的那样，我继续花费大量时间准备讲话稿。在央行的业务中，讲话稿不仅仅是关于政策的，也是政策工具，但由于时间比较有限，很多时候我会更多地依赖下属帮我完成初稿和修订工作。

我宣誓就职仅仅两周之后，就要给国会准备“半年度证词”。美联储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厚厚一大摞简报材料，内容涉及美联储方方面面的职责。我知道肯定有人提出与美联储职责无关的问题，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可能有点棘手。于是，我便召集了一些下属开会，共同讨论潜在的答案。华盛顿决策者在参加听证会之前，往往会通过“谋杀委员会”的方式为参加听证会做准备。所谓“谋杀委员会”（murder board），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听证会，由美联储的工作人员扮演国会议员，而要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政策制定者就在这种模拟场景中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针对各种刁钻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我不喜欢这样的“表演”，而是更喜欢直截了当的对话。在之前与国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国会议员们经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意图诱导你赞同他们喜欢的某个政策提议。由于很多人都是律师出身，因此，难免会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提出纷繁多样的问题，但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对你的答案怀有好奇心。(www.xing528.com)

2001年，格林斯潘似乎就在国会听证会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当时即将上台的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减税方案，而格林斯潘似乎隐含地表达了支持观点，并且表示减税比积累巨额预算盈余更为可取（当时，人们普遍预测会出现巨额预算盈余）。虽然本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格林斯潘还不至于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的很多具体提案，但他在那次听证会上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声誉。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之前跟我见面聊天的时候，提到格林斯潘支持减税方案的事情，似乎还有强烈的不满。他向我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即我不应该插手财政方面的事务。

但我无法在忽视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理智地讨论经济问题，因此，我决定以非常宽泛的措辞去探讨财政问题。比如，我强调指出，有必要在税收和支出之间实现合理平衡，但同时表示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则取决于国会和政府。在谈到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时，我有时会引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法则”，即政府预算赤字就是收入减去支出的结果为负数的情况。有时候，某些国会议员会说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减少赤字可以并行不悖，但这从数学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

在任命我为美联储主席的过程中，小布什政府显然更为关注我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背景，而选择性地忽视了我在银行监管方面资历欠缺的问题。虽然美联储的银行监管部门汇集了经验丰富的理事们，但我仍然认真对待我的工作职责，要求美联储银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定期为我提供信息简报。我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在刚担任美联储主席那段时间里，曾经专门见过一些银行监管者讨论行业最新动态，其中包括当时担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代理主席的马丁·格伦伯格。^[1]

要做好美联储主席这份工作，无论别人为你提出多少建议都是不够的，关键是自己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有时候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曾有一次，我和格林斯潘在美联储餐厅内共进早餐时，问他是否有什么建议要提给我。他板着脸，不动声色，但眼神闪烁，告诉我在与正式来访的客人吃饭时，最好坐在能看到钟表的地方，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打住了。我和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共进晚餐时，他给我提了一条更加直截了当的建议：“别把事情弄砸了！”这是他对手下雇员最常讲的话。

2006年2月14日那次听证会是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国会听证会。前一天夜里，我睡得不好，醒了好几回。虽然我在接下来的8年里要参加数十次听证会，但我总是不喜欢这种事情。听证会有时变成了耐力比赛，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不间断地集中注意力。在参加听证会前的几个小时内，我什么都不敢喝。我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样就不必请求中途休息了。令人压力更大的是，我在作答时需要谨小慎微，注意措辞，因为我的答案不仅需要经过面前那些国会议员的推敲，还要经过媒体、市场和公众的解读。得益于当过大学教授的经历，我在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镇定，因为在对方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之后，我都会把对方想象成经济学系的学生，把我自己想象成老师，这样一来，即便对方提出的问题背后有一些恶意，或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往往也能将其忽略掉，从而心平气和地作答。

在那次听证会上，我传递了一个总体乐观的信息。2005年，美国经济增幅超过了3%，这是一个健康有力的速度，而且失业率降低到了5%以下。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06年和2007年继续保持健康的增长态势，通货膨胀仍然处在控制之下。因为经济发展显然不需要货币政策方面的帮助，我们便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在年内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上都加息0.25个百分点。2006年3月那次加息之前，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4.5%。

虽然当时美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我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的现象，而且其他一些行业的增速似乎也会放缓。我说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我警告说，鉴于房价和房地产建设在过去的几年中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趋势，它们的降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们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会如何演变，但我承诺美联储会给予密切关注。

我以美联储主席身份参加的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被安排到了2006年3月27—28日。那次会议是两天，而不是一天。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会议都是一天，这就意味着真正开会的时间其实只有4个小时，以便能够赶在下午2点15分准时发表会议声明。在格林斯潘时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只有在1月和6月才会召开为期两天的例会，多出来的一天让美联储职员就某一个特殊议题进行汇报。我想增加为期两天的会议，以便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问题。我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单独会面时曾经提到过这一点。一开始，我们同意将为期两天的例会数量增加一倍，即从每年2次增加到4次（每年总共有8次会议）。

我还对开会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以便实现我的一个目标：弱化美联储对美联储主席的顺从意识，明确告诉大家，货币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美联储主席一个人手中。在经济前景讨论环节，我先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阐述一下自己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谈我自己的看法，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我倾听和考虑了他们的看法。在之后的政策审议环节，我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不是第一个发言。格林斯潘之前也是这么做的。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他人意见造成不必要的压制。美联储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深刻的组织，我想让大家明白，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广泛的分析和辩论。

我之前还是一名学者时，就一直重视坦率的讨论，这样可以让新想法浮现出来，然后进行彻底的审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鼓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自发地开展更多交流。他们之前习惯于在开会期间阅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我向大家介绍了学术会议中一个常见的习惯：与会者可以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举起双手，希望主持人能够立即发现自己，以便获得提出简短问题或评论的机会。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双手干预”。有些人对这种方法不以为然，而有些人的确会尝试这么做。我有时候还会让同事们就某一句评论进行详细阐述。这些建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的讨论却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变得自由顺畅。毕竟，让19个人在一起讨论问题，人数太多了。

我为了努力消除美联储主席的个人影响力而付出的努力的确有了点效果。有一件小事可以表明这一点。2006年秋天，我女儿阿莉莎回到了学校，一位朋友问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阿莉莎回答道：“哦，其实，我爸是美联储主席。”那位同学顿时蒙了，回应说：“你爸是格林斯潘？!”

2005年8月，爱德华·格拉姆利克辞职。2006年1月，格林斯潘卸任。至此，美联储理事会的7个成员只剩下了5个，分别是：罗杰·弗格森（美联储副主席）、苏珊·比斯、马克·奥尔森、唐纳德·科恩和我自己。2006年6月，弗格森与奥尔森也离开了美联储。弗格森最后去了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担任首席执行官。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主要为美国的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管理退休基金。奥尔森辞职后去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担任主席一职。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安然公司会计丑闻曝光之后为了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人员的监督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机构。2007年，苏珊·比斯退休了，虽然在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职务，但她选择回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居住。

2006年，白宫提名了三位新理事。在此过程中，白宫一直与我保持密切磋商。对此，我感到很高兴，而且我对于总统提名的人选也很满意。我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内，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助手凯文·沃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兰迪·克罗兹纳也加入了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理事。到了9月，曾经一同与我撰写文章的里克·米什金也就任美联储理事。

我在白宫工作期间曾经与凯文·沃什有过共事经历。当时，他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协助处理银行业与金融业的问题。在进入白宫之前，他曾在一家投行——摩根士丹利从事合并和收购业务。2006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之际，他还不到36岁，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他的年轻招来了一些批评者，其中包括美联储的前副主席普雷斯顿·马丁，但事实表明，他的政治经验、市场经验以及在华尔街的众多人脉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兰迪·克罗兹纳的学术兴趣集中在银行业和金融业。和我一样，他也对经济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包括大萧条那段历史。我加入美联储之前就认识他，一同参加过多个学术会议。苏珊退休之后，他就成了美联储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负责人。

里克·米什金精力充沛，富有幽默感，偶尔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人们的想象中，工作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人应该是老成持重的银行家，但他却算得上这种形象的对立面。我曾经与他有过合作经历，知道他对货币和金融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也有很强的信念。我期待他是我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个盟友，将会与我一道推动美联储实行通胀目标制。

最后一项变动是，白宫根据我的建议，提名唐纳德·科恩担任美联储副主席。三年半之前，我和他同一天加入美联储，现在，我们将要共同领导这个机构。

尽管2006年增加了三个新成员，但随着苏珊的离开，美联储理事会只有五名理事。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参议院对于提名人选的例行阻挠，美联储在之后的三年半里不得不在只有五名理事的情况下运作。

2006年3月，我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参加了第一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我和我的同事都是乐观的。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是好消息。房地产建设浪潮的消退和房价的趋稳会挤出一些泡沫，使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降低通胀风险。我们一致投票赞成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提高到4.75%。这是美联储连续15次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

但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可能会面临一点困难。根据我们的评估，当时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非常接近于正常水平了，但经济似乎仍然存在过热迹象，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我们开始有些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了。更多加息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似乎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结束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了。

然后，我犯了一个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实际上算两个错误。我想为美联储增添一些灵活性，摆脱从2004年6月开始的“每次货币政策会议加息0.25个百分点”的传统模式，在一两次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为我们评估经济前景腾出更多的时间。这似乎挺合理的。2006年4月27日，我在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参加一个听证会时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我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可能决定在一次或更多会议上不采取行动，以便腾出更多时间去获取关于经济前景的信息。”我还补充道：“当然，在某个特定的会议上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并不排除在随后的会议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我传递的这个消息似乎非常清晰。我只是说我们“在未来某个时间”的会议上可能不会提高利率，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评估形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下一个会议上不提高利率，也不意味着紧缩政策就结束了。我原以为市场能够正确地理解我的本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市场想当然地认为我这番证词必定蕴含着某个重大信息，以至于从每一个音节着手加以深刻分析。市场断定我这番证词无异于宣布立即结束加息，迅速做出了剧烈反应，导致较长期利率迅速下降，股市迅速上扬。这种错误理解让我很沮丧，因为鉴于当时的经济态势，我认为至少再加一次息可能是合理的。

接下来的周六晚上，我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参加了白宫记者协会举办的晚宴。出席者多达几千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是华盛顿社交日历上最宏大、最炫目的媒体晚宴之一。我真的不喜欢参加这类活动。晚宴的初衷是让华盛顿的记者与官员们开展社交，互动一下，放松一下，但如今已经变成了嘈杂的狂欢和名人的秀场。为了应酬，你不得不周旋于餐桌之间，自始至终噪声不绝于耳。我在担任美联储理事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这个晚宴，雷·查尔斯的现场演唱根本听不清，而那竟然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演出，因此，我对这种活动深感绝望。但我还是决定赴宴。格林斯潘之前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我认为这种晚宴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让我见到其他一些赴宴者。

那个周末，在晚宴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招待会上，我遇到了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一位当红主持人，名叫玛丽亚·巴蒂罗姆。她跟我讲市场将我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上的证词视为加息政策终止的信号。我当时心想我们的对话不会被记录下来，便告诉她说市场参与者无法正确理解我的本意，这令我很沮丧。没想到，这居然成了我的第二个错误。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办公桌上那台彭博终端的显示器上，股市突然下挫。我一时陷入了困惑，但很快就明白了个中缘由。玛丽亚·巴蒂罗姆把她和我的对话报道出去了，尤其是我对于证词被误解的担忧。市场便立即做出了反应。

接踵而至的便是一波批评浪潮，接下来5月那次国会听证会上，参议员吉姆·邦宁也对我提出了批评。美联储理事会办公室主任米歇尔·史密斯和我的妻子安娜通过她们自己的方式帮我减少负面影响，但我感觉很不好。我的失误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暂性的，我也认为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创伤，但我一直在努力塑造我的公信力，就像具有传奇色彩的格林斯潘所做的那样。我当时觉得这个错误会对我的公信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等到那阵子暴风雨过去之后，我总结了这次的重大教训，明白了我说的话具有何等的能量。

几年之后，我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之前，又见到了玛丽亚·巴蒂罗姆。她向我道歉。我真诚地告诉她，与其说是她的错误，不如说是我的错误。

最终，我们在2006年又加息两次，分别是5月和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5.25%。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建设增速放缓。我们在会议声明中指出，房地产市场放缓速度可能会加快。但如同之前一样，我们仍然认为一个逐渐放缓的房地产市场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加均衡和稳定的增长。

与此同时，失业率仍然维持在5%以下，通胀率略有提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通胀率升高反映出了油价上涨，美联储内部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是，油价上涨对通胀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然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许多人担心通胀可能会愈演愈烈，因此一致支持加息。到了6月，我们在会议声明中表示“一些通胀风险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尚未决定是结束紧缩政策，还是继续提高利率。这个决定将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尤其是取决于通胀的持续时间。

接下来8月的那次例会上，是我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决策压力。我们掌握的数据和商业新闻报道都表明，即使不考虑能源价格波动，通胀压力依然在不断积聚。我们没有设定官方的通胀目标，但当时最新的数据表明物价涨幅超过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很多成员认可的范围，即2%或稍低一些。同时，工资涨幅加速，这虽然有利于工人，却意味着公司将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可能会提高产品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很多成员支持加息，或者至少在会议声明中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向市场暗示未来可能会加息。

但当时美联储已经连续17次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了。我征求了唐纳德·科恩、蒂姆·盖特纳和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之后，决定暂停加息。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未来加息的可能性，但同时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会议声明中释放强烈信号。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房地产建设活动增速持续下降。我们不知道房地产市场收缩的速度有多快，也不知道房价下跌可能会对业主的家庭支出产生多少影响。但我知道利率变动对经济的全面影响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我们之前已经逐步提高了利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加息足以平息通货膨胀。我建议我们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并在会议声明中明确指出“一些通胀压力继续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里面，绝大部分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唯一的例外是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夫·莱克尔，他一贯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里面的鹰派成员。

2006年那个夏天，暂停加息并不是唯一一个轰动性的经济事件。7月，亨利·保尔森就任财长，继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之后，成为小布什政府的第三位财长。他身材伟岸，很有运动员的气质，他的一个小拇指受过伤，总是以奇怪的角度呈弯曲状。他在达特茅斯大学学习期间，曾经是美国常春藤盟校最佳橄榄球球手之一，还赢得了“铁锤”的绰号。他几乎完全谢顶了，金丝框眼镜后面，双目炯炯有神。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习惯。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保尔森曾供职于白宫，但其绝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投行高盛集团度过的，最后几年还担任过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作为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的一个优势就是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很感兴趣，也很了解。在担任美国财长期间，他与中国官员建立了一个半年一次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我也经常参加。尽管保尔森在高盛赚了好几亿美元，但他和他的妻子温迪令人非常钦佩的一点是生活节俭，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投入到了赏鸟和其他亲近自然的活动。保尔森是一位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不抽烟，也不喝酒。

小布什总统选择的前两位财长都是工业领域的大亨，但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如果选择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可能更为合适。毕竟，财政部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涉及金融和财政政策，如果不是长期从事金融业务的首席执行官，恐怕很难对这方面有很好的了解。

我和保尔森继续每周共进一次早餐，我们都喜欢燕麦。尽管我们的背景与个性存在巨大差异，但我们很谈得来。保尔森作为一个精明的金融从业者，具有丰富的“街头智慧”^[2]。我们的相聚，也是严谨的学术精神与街头智慧的相聚。

[1] 马丁先后两次担任代理主席，期限分别是从2005年11月16日到2006年6月26日，以及从2011年7月9日到2012年11月15日。——译者注

[2] 街头智慧指一个人懂得如何与社会融合，并且默契配合得恰到好处，熟悉都市生活方式和世态，具有巧妙的生存能力，知道如何把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