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的成果

从21世纪初至今，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从2002年提出“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2006年提出“抓好基层文化建设、加大力度改善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发展历程，国家“三农”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伴随着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经历了“村落公共空间—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过程。

在国内学术界，研究乡村社会重构，讨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并非新命题。我国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问题，如吴理财和李世敏（2009）^[19]分析农村公共文化陷落和衰败颓势，指出正是农村传统文化中“公共性”的消解导致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提出“嵌入论”和市场化是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的现实出路。马永强（2011）^[20]提出，可通过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的改造和利用，培育和建构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和载体，实现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重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探讨重构路径。

（一）借鉴西方理论，提出重构路径

傅才武和侯雪言（2016）^[21]借鉴场景理论，构建了由物理空间、活动空间、机制空间三个主维度和十五个次维度组成的农村公共空间分析框架，其中物理空间主维度包括空间类型、设施设备、空间距离、辐射范围、人流量五个次维度，活动空间主维度包括活动类型、活动场次、参与人次、群众满意度、社会反响五个次维度，制度空间主维度包括财政保障、社会参与、队伍建设、法律法规、绩效评价五个次维度。刘亚玲（2018）^[22]从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制度空间分析乡村传统文化场域嵌入的方法路径，认为在物理空间场域，要重构乡村生态空间、注重传统文化工程、培育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在虚拟空间场域，要注重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工程与乡村有限广播等虚拟空间，为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便捷的时空载体；在制度场域，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三个要素分析了国家层面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性框架。张培奇和胡惠林（2018）^[23]、张理（2020）^[24]从乡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乡村公共文化制度空间三个方面提出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路径选择，认为要打造科学、人性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整顿改革传统节庆活动、关注民众参与、积极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疏仁华（2019）^[25]从现实空间、生活空间与制度空间三个方面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的空间结构，指出在现实空间应注重“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生活空间要坚持以农村居民为中心，以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为导向；在制度空间要加强宣传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互联网意识。王智洋（2020）^[26]从神俗性公共文化空间、日常性公共文化空间、政治性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大众文化秩序的恢复与更新方面提出重构路径，认为要具体从社会结构中个体文化关联互动的重塑、文化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革新、文化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开发三个方面恢复与更新大众文化秩序。

（二）针对具象空间，提出重构路径

傅才武和许启彤（2017）^[27]以文化站为代表，提出推进基层文化机构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分类改革策略，确立以结构性改革方案解决体制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施“办、转、买”分类的改革策略。胡小武（2017）^[28]分析了公益型书院建构乡村文化资本的路径，同时认为公益型书院开启了城市资本与知本的“双下乡”模式。王子舟（2016）^[29]分析了民间图书馆的建设，认为民间图书馆的建设要继续走“民办官助”的发展道路，通过“微整形”“跨界组合”拓展新形态、新功能，运用新技术提升民间图书馆的质量。张祝平（2016）^[30]、黄梦航（2018）^[31]、余永林（2019）^[32]分别从乡约乡建、运作模式和变迁历程等方面来启示文化礼堂的建设，认为要以传承创新为原则，兼顾大小传统，嵌入型和本土性相结合，制定增量改革策略和开放的制度体系。贺一松等（2019）^[33]从政府引导机制、民间自治机制、传统功能的发展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建设村落祠堂的具体措施。汪圣和田秀娟（2019）^[34]运用SWOT分析模型提出基层文化机构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事业的相关策略矩阵，具体包括拓展型策略（SO）、扭转型策略（WO）、多元化策略（ST）和防御型策略（WT）。萧子扬和叶锦涛（2020）^[35]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来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路径。张东华和高芮（2020）^[36]提出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公共档案馆文化场域建构路径——“数字化十文化引导”“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化+文化供给”“数字化+文化治理”。还有针对某一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如包鑫（2020）^[37]提出从建设数据基础设施、培育乡村主体、实现知识共建共享、多主体协同等方面助力虚拟文化记忆空间建设。(www.xing528.com)

（三）基于参与视角，提出重构路径

陈波和侯雪言（2017）^[38]针对如何建设和完善公共文化空间以提高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从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整合公共文化资源、关注文化表达、构建文化数据库等方面提高文化参与率。陈波和丁程（2018）^[39]基于场景理论的方法和实地考察结果提出优化农民文化参与的建议：要正视内生性文化空间和外生性文化空间、私人文化参与和公共文化参与之间的关系；培育内生性公共文化资源，加强对农村传统公共文化场景的保护和利用；避免以行政手段直接进行文化配送。耿达（2019）^[40]从扎根乡土、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功能转型、民众参与等角度提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思路和启示。

此外，有部分学者从多主体协同视角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具体路径，如陈波（2018）^[41]，耿达（2019）^[42]，刘玉堂和高睿霞（2020）^[43]，关琮严和李彬（2020）^[44]，认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国家、社会、市场等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从政府角度来看，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发挥对市场和农民的鼓励引导作用；从社会角度看，要提升农民在乡村文化领域的参与度，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从农民角度来看，要有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

整体来看，多数学者根据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类型，或针对某一类、某一种具体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展对策与路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集中、研究方法多元的特点，研究成果呈系统化、理论化趋势。其中，以傅才武、陈波为代表的学者重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以多角度、理论化的思路尝试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框架，他们的观点被不少学者引用。例如，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空间维度的设计，陈波和李婷婷（2015）^[45]提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利用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生活的公共场所，以及人们能够参与其中享受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活动”。傅才武和侯雪言（2016）^[46]提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一个既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又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在内的整体性概念。同时，其借鉴亨利·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概念，结合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实际情况，设定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三个维度——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机制空间。这一观点也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成为国内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使用最广泛的三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