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成果

从历史看，我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城乡一体的发展之中，城乡并无明显差距。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这种城乡一体状态很快被打破，开始出现“城乡背离化”。有学者指出“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13]事实上，正是在国家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政策主导下，我国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村现象日益突出。农业让渡工业、农村让渡城市，乡村渐趋隐退，完全成为城市粮食供应的保障地，成为城市化的“缓冲地”和“蓄水池”，依附于城市，为城市服务、为工业服务。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失，乡村空心化现象突显。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建设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却全面迟滞。特殊的城乡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独有的“三农”问题出现，且日趋严重。长期单一向度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不仅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4]我国“三农”问题中，最先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早在2004年，“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就曾指出：“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突出。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5]

城市和乡村，可谓客观存在的两种对立形态。自从有了城市和乡村，城乡关系就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城市和乡村如何发展？应构建何种城乡关系？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曾提出过建立城乡无差别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对立，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的概念；2005年，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商发展和共同繁荣”，明确阐述了其城乡发展的思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城乡融合”，强调要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均衡配置。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则明确了乡村要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我国城乡发展历程中，自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城镇化”，到后来“城乡统筹—城乡—体化—城乡融合”的城乡发展战略，呈现出城乡价值趋同、城乡共生发展的理念，可以看到党中央的城乡发展理念和对城乡的明确定位。(www.xing528.com)

新时代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体”走向“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有三层含义。第一，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共同组成了我国的公共文化空间^[16]。这里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共同体”，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全城乡一体，而是指“城乡发展共同体”，正是这一共同体构成了中国特色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应当是一个共同体，而不应是单一向度的发展。不应当再就乡村谈乡村，而是要从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视角来统筹谋划，通过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的全面发展、共生共荣。第二，长期的城乡失衡、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公共文化空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即便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我国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二元化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公共文化投入差距巨大，大部分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完备，尤其发达地区、发达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高配现象突出，如动辄建设数亿、数十亿的剧场，这些高投入、高成本的项目不少却运行低效。而大量基层，如县级尤其村级以及一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缺口大，文化活动十分匮乏，同时也存在政府供给与基层文化需求不匹配、资源闲置浪费等现象。因此，当前不仅亟须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公共文化空间突出的城乡失衡问题，而且要改变公共文化配套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结构失衡的现状，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第三，要加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互动。构建城乡良性互动、和而不同、协调发展的公共文化空间互动机制，实现共赢，并充分发挥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空间。同时，要注重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通过空间生产的转化，使其内化为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动力，推动乡村振兴，重塑与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乡风文明。